鲁迅人学思想论纲李新宇作为中国现代启蒙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作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奠基者和现代文化的立法者，鲁迅对中国现代化历史最伟大的贡献是他的人学思想。
因此，不准确地把握鲁迅的人学思想体系，就不能正确地理解鲁迅。
然而，关于鲁迅的人学思想，多年来却一直缺少深入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甚至被作为鲁迅思想的局限而加以否定或遮蔽。
在世纪末的中国，由于各种新潮后学的冲击，鲁迅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人学思想更成了一个过时的神话。
可喜的是，在寂寞的边缘，却有一些学人对这一课题开始给予空前热切的关注。
受师长和友人的鼓励，我试图进入这一课题以自己的目光对其进行考察和梳理。
本文仅就鲁迅人学思想的文化生成、内部结构和历史命运三个方面作简要论述。
鲁迅人学思想的文化生成毫无疑问，人是鲁迅思想的核心，立人是鲁迅思想的逻辑起点和最终价值指向。
他从1907年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立人”的命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几十年如一日，都为这一目标而奋斗着。
其间虽然也有彷徨，但彷徨过后却是更执著的坚守。
他以卓越而独特的文化实践建构了自己的人学思想体系。
正是这一人学思想体系成为他卓然不群的标志，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话语的核心和中国文化现代性的最根本的特征。
然而，鲁迅的人学思想有一个生成的过程。
在其生成过程的不同阶段，融汇着不同的思想资源，吸纳着不同的文化因素。
因此，要准确地把握鲁迅思想，就必须对这个过程进行认真的清理。
这种清理不仅是为了寻找其知识谱系和思想源流，而且可以进一步认识他对各种思想资源的取舍和淘汰，从而真正确认他最后择定并持久坚守的基点和核心。
１.日本留学时期：人学思想的初建考察鲁迅人学思想的生成可以一直追溯到南京时期对进化论的接受，但是，鲁迅人学思想的自觉建构毫无疑问是日本留学时期开始的。
正是在那个时期，鲁迅提出了他的立人思想，也正是在那个时期，鲁迅开始思考中国人的国民性问题。
作为一种成果标志，就是《摩罗诗力说》和《文化偏至论》等文章的发表。
考察那一时期中国思想界的状况，可以明确地看到，当时思想界的热点是政治的变革，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正在积极地准备以武装斗争的方式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而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仍然梦想着走君主立宪的道路。
不同的认识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政治革命进入新的高潮。
但是，鲁迅关心的已经不是变法维新或排满革命的问题，也不是君主立宪或民主共和的问题，而是启蒙立人。
因为在鲁迅看来，“欧美之强，根抵在人”，中国之衰，根抵也在人。
只要国民性不变，中国人即使身体强壮，也不过是杀头示众的材料；即使掌握了先进的武器，也只能去欺压弱小；即使进行政治革命，也不过是在同样的舞台上重复演出一场陈旧的历史剧。
因此，振兴国家和民族的关键不在坚船利炮，也不在变法维新或者暴力革命，而在于启蒙立人。
考察鲁迅1907年前后的立人思想，我们很容易发现它与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内在联系。
尽管鲁迅没有谈过他与梁启超在思想上的承继关系，但他的立人思想毫无疑问是从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发展而来的，梁氏的“新民说”是鲁迅“立人说”的起点。
在鲁迅建立自己的人学思想的世纪初，无情的事实已经宣告了以儒家文化、专制政治和小农经济相互适应而构成的中国文明的失败。
中华民族正面临着如何摆脱困境和寻找出路的问题。
在鲁迅之前，严复、梁启超等人都已思考过启蒙新民的问题。
严复认为强国需要标本并治，最重要的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
（1）梁启超认为只有新民，才能保证政治维新的胜利，才有新制度和新国家。
（2）而且，他们已经触及人的自由这一现代社会变迁的根本问题。
严复在《辟韩》中就曾以“天赋人权”的学说张扬自由思想，鼓吹“民之自由，天之所界也。
”他已经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富强与人的自由意志之间的联系，感觉到了自由对于历史进步的重大意义。
康有为也曾经以托古改制的形式偷运过西方的自由观念，赞美“人人自立，不复待人”的独立人格。
（3）在维新派思想家中，梁启超对中国文化的思考是比较全面的，也是比较深刻的。
他发现中国的灾难并非因为中国人对自己本土文化的背叛，而是恰恰由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权威的迷信，在于失掉了个人思想的自由和个性的自由发挥。
因此，他承认社会进步的首要的条件是人格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承认中国数千年之腐败，其根源皆自奴隶性来，而且知道不拔除奴隶之根性，中国就不能立于世界万国之间。
这一切都与鲁迅《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中的见解非常相似。
立国先立人的思路显示了两代思想家之间的继承关系。
可以说，正是在中国已经获得初步传播的西方近代人学思想为鲁迅人学思想提供的基础。
而这一基础更多的不是直接来源于西方思想家，而是来源于维新派思想家这一中介。
然而，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在梁启超们那里，人的问题只是国家和民族命运问题的一个子课题，关于人的思考只是关于国家和民族问题的思考的一种副产品。
开出“新民”药方的目的仍然是医治国家和民族衰弱之疾。
他们还没有能够获得人的价值立场，所以，他们虽然看到了破除奴隶性和个人自由对于新民的重要，却对自由抱有非常警惕的态度：“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与我不适何！……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
”（4）梁启超由此而走向了“开明专制论”。
他反对民主共和而主张君主立宪，理由并不是西方现代政治制度不好，而是它不适合中国国情。
在这一点上，梁启超与他的前后反对派都是一样的国情论者。
他们关于改革的思考是在认可中国既有国情的前提下进行的，是在承认既有基本国情的合理性和不可更改性的前提下进行的。
在他看来，必须经过十年开明专制之后，才可以实行民主制度。
之所以如此，是为了避免各种纷乱。
“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
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
”（5）他的“新民”即为“开民智”所用，一旦自由和人权有可能成为“取乱之道”，他就不会赞同了。
在梁启超那里，新民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是“国”而不是“民”，更不是单数的“人”，所以，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安定是不惜牺牲人的自由权利的。
在鲁迅思想中，我们却感觉到一种明显的不同。
面对当时中国的现实，他的结论是：“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
”（6）“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
”考察其目的指向，虽然仍是“角逐列国是务”，是为了“邦国”之“兴起”。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中从目的“溢出”的现象：他从梁启超的思想出发，沿着为强国而寻求真理的路径走来，却常常游离本来之目的而直奔个人自由的主题。
他衷情于人的自由和个性，处处为人的自由个性而辩护，为个性的自由而呐喊。
他抨击中国人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出现的两种选择：一是“辁才小慧之徒，于是竞言武事……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一是一些人“诚痛乎外侮迭来，不可终日，自既荒陋，则不得已，姑拾他人之余绪，思纠大群以抗御，而又飞扬其性，善能攘扰，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
”他充分注意到了个人自由的意义和价值，把“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作为当务之急，努力鼓吹个人自由，张扬人格独立和个性的尊严。
他赞美那个曾经宣布“我是国家的死敌”的斯蒂纳尔，对其思想津津乐道：“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执持。
惟此自性，即造物主。
惟有此我，本属自由；既本有矣，而更外求也，是曰矛盾。
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
故苟有外力来破，则无间出于寡人，或出于众庶，皆专制也。
”“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也。
”他赞美克尔凯郭尔，赞美易卜生，也都是为其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强调。
是否尊重人的价值和个体生命的自由，这是近代以来文化思想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一切现代思考都是以此为中心的，一切现代性努力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否则，无论披上怎样的伪装，都无法掩盖其中世纪的本质暴露。
虽然二十世纪欧洲思想也相当混乱，但是，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形成并经过思想启蒙运动基本确立的人学传统却绐终是无法摧毁的主流。
借助西方的人权观念，在对中国文化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理性认识的基础上，鲁迅看到了中国人精神上缺乏个性发展的合法性、现实中缺乏个体存在的合法性、因而人的个性被伦理吞没的悲剧现实。
敌视权力和束缚，反抗压迫和奴役，渴望独立和解放，早已是青年鲁迅内心深处的倾向。
因此，当他面对尼采等西方的“偶像破坏者”的时候，不仅心向往之，而且找到了自己朦胧思想的语言表达，丰富和完成着自己的思想。
尼采那样惊世骇俗地宣布：上帝死了，从此我们自己就是上帝。
鲁迅不信上帝，但是，却能够由此意识到中国人应该从纲常名教和各种奴役关系中解放出来，使自己成为自己的主人。
鲁迅对尼采的认同正是那种自己做自己的上帝而决不做他人奴隶的个性主义。
这是1907年前后鲁迅的一种思想状况。
他从国家出发，以强国的公船运载着个人的自由。
他从国家目的走向立人，但一旦发现了个人自由之后，却立即受到了人权的强烈吸引。
此时的鲁迅处于作为目的的“人”与“国”之间的矛盾中。
这个矛盾证明着他一腿仍然处于梁启超的新民学说之中，而另一腿却已经跨出。
他与梁启超的思想有了分歧：梁启超们认为，为了国家的稳定可以不要个人的权利和自由；鲁迅认为，为了国家的富强必须首先张扬个性，给个人以自由。
为了个人的权力，鲁迅反对专制独裁，同时也反对“众治”。
应该申明的是，他所反对的“众治”并不仅仅是借人民的名义而行的“众治”，而是包括在真正意义上的多数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政治。
因此可以说，1907年的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民主主义者。
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这是鲁迅思想中真正的有可争议之处。
独裁的专制制度与民主的众治是对立的，所以，中国的统治者是不会乐于接受众治观念的。
鲁迅对众治的批判和否定表现着许多与专制主义传统维护者相似的面貌。
但需要注意的是，他们的出发点是根本不相同的。
旧的统治者反对众治，是因为这种新的政治模式如果成为改革的目标，就会动摇他们的独裁专制；梁启超反对从治，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享受自由的资格，担心议会政治会带来秩序的混乱；孙中山反对众治，是因为担心它会使国人进一步成为一盘散沙，难以在他的统一指挥下形成政治革命的合力……他们的出发点都是群体。
鲁迅之所以反对众治这一现代政治模式，却是因为担心众治的多数原则不能保证个人自由，担心党同伐异、“以众虐独”、“以众陵寡”、以“庸众”扼杀英哲和天才。
他不能容忍的是群体以多数的优势对少数个人权利的剥夺。
站在人的价值的立场上，他反抗君主专制对个人的压迫，也反抗民众对个人的压迫。
关于鲁迅的个人主义思想，一个重要的来源是不能忽视的。
鲁迅的个人主义并非完全直接来自尼采等人，而是受着章太炎思想的影响。
章太炎对留日时期的鲁迅思想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正是章太炎的思想强化着鲁迅思想的个人主义，同时也给鲁迅思想带来了各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