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倡“教授治校”更要营造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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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与革新梅贻琦教授治校理念之于现代大学冯美玲(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重庆!400715)[摘!要]!在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梅贻琦先生是一位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他的教授治校理念以学术自由为根基,发扬吾从众的民主作风,很好地维护了大学的学术权力,使当时的清华大学名誉天下。
职能日趋复杂的现代大学在坚守教授治校内涵与精神的同时,更应该结合现代大学的特点,赋予新的内容,以期这一管理模式能够提高决策的民主化水平,形成现代大学治理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
[关键词]!梅贻琦;教授治校;现代大学[中图分类号]!G40-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277-(2010)03-0043-03!!教授治校理念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三大支柱之一,梅贻琦从1931年至1948年执掌清华大学期间,把教授治校理念贯彻始终,创造了清华的黄金时期,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
教授治校管理理念在清华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与实践,梅贻琦倡导为政不在言多,顾力行何如耳,身教重于言教,成功建立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领导体制,使当时的水木清华名誉天下。
21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跨越式发展使大学走出象牙塔进入错综复杂的社会网络,特别是在全球化、网络化、经济行政体制等挑战和考验面前,现代大学怎样既坚守梅贻琦先生教授治校的真正内涵,把这种民主管理模式传承发扬,又结合现代大学的特点,因时制宜,赋予教授治校以新的内涵,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一、梅贻琦教授治校管理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实践!!(一)梅贻琦教授治校的历史背景梅贻琦的功绩不在于首倡教授治校,而在于身体力行。
在出任清华校长期间成功践行了由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组成的行政领导体制,赋予了教授治校真正地位,使这一民主管理模式强化完善。
清华大学前身清华学堂是一所留美预备学校,属学部与外交部共管,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清华校长屡屡更迭,由于这些校长自身政治色彩浓厚,实行个人独断专权,压制民主,与清华历来的自由主义传统相悖,这些校长任期短的只有三个月,多数不到一年,有的还没有上任就被师生拒绝。
高等学校书院教育模式下的学生管理初探【摘要】书院制的教育模式作为新的高校学生管理模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主要介绍了中国古代书院制和现代书院制的发展历程和优点,并讨论了书院制的教育模式对我国高校教育改革的帮助,积极吸取宝贵的经验更好地解决目前教育遇到的问题,从而实现教育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教育改革书院文化学生培养【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08-0053-02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教育体现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潜力,也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富强程度。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和国家对教育的重视密不可分。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中国共产党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为教育的改革和前进方向进一步做出指引。
教育和科学发展观的关系主要表现在:(1)教育发展状况展示了一个国家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性发展的程度;(2)中国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也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正确指导下才能得到解决。
我国教育的非科学发展性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得比较明显,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主要有三点:(1)教育对象范围从原来的精英教育转变为现在的大众教育;(2)传统教育注重对学生的知识传授,而当今社会更重视学校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3)高校对学生的管理需要从原来的制度管理转变为道德和法律相结合的管理。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书院制的管理模式进入大家的视野,本文重点讨论了如何制定符合我国当前国情的书院教育模式。
一中国古代书院制的发展与特点1.古代书院的发展书院,是我国古代教育制度有别于官学的另一种教育系统,它萌芽于唐末,兴盛于宋、明,是私人或官府所设的聚徒讲授、研究学问的场所,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是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和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明代有无锡的“东林书院”。
明、清时期,书院就十分普及了,但多为习举业而设。
到了清末,书院改名为学堂。
如何在新的网络舆论环境中,用好话语权、争取主动权,提升高校舆论引导力,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高校要在舆论引导过程中占据主动地位,就要充分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
“舆论领袖”最早由拉扎斯菲尔德等人提出。
拉扎斯菲尔德认为,在传播过程中,常有少数人是消息和影响的重要来源,这部分人频繁接触媒体,比一般人更留心媒体信息,对有关事情有更多的了解,他们在网上发表信息和表达看法,在网络舆论表达中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这些人就是“舆论领袖”。
[3]对于高校这个特定的环境来说,应有意识的关注、引导和培养两类“舆论领袖”:一是学生群体中的领袖人物,这类群体正在接受良好的高度教育,对事物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独特的观察视角。
同时,他们本身就是学生的身份,他们的观点更贴近大学生的真实想法和感受,更具代表性,更能反映当代大学生的主流价值观,因此,在学生中有着很强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高校的网络文化管理人员以及思想教育工作者应该多与学生群体中的“舆论领袖”接触,定期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所想所思,从中发现问题,及时做出相应的预案,以免发生舆情危机而措手不及。
同时,在与学生“舆论领袖”接触的过程中,对其不正确的思想观念进行辅导纠正,并引导他们通过自身的影响力灌输给身边的同学,从而达到舆论引导的效果。
二是高校的专家学者。
这类人在自己的领域有着很深的造诣,分析问题更加冷静、客观、透彻,遇到问题能独辟蹊径,有着非同常人的敏锐视角。
高校大师资源丰富,几乎各个领域都有相关的专家学者,然而在引导校园舆论方面,其所发挥的作用却甚少。
多数情况下,大学生对某些话题感兴趣,想探其究竟,可受自身学识、阅历等限制,很难得到理性的评价和答案。
高校的网络文化管理人员以及思想教育工作者应整合这方面的资源,以学生们喜爱的方式,通过网上发表评论文章、新闻跟帖、博客等,让大学生更多地听到大师们的声音,在他们的带领下,感受高校文化的魅力,塑造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四、结语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事业始终保持快速发展势头,全国各地都在认真落实“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以推进网络文化的蓬勃发展,高校作为繁荣文化的主流阵地更应该以构建完善的服务体系为契机,大力发展校园网络文化,为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事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大学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建设制度大学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建设是一项重要的任务,对于培养高素质人才和提升学校的学术声誉具有重要意义。
在大学校园中,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制度是必不可少的。
本文将从文化建设和学术氛围建设两个方面分别探讨相关制度的重要性和具体的实施方法。
一、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对于大学校园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
学校应该制定一系列的制度来规范和引导校园文化建设。
具体制度包括:1.1 校园文化价值观制度校园文化价值观制度是指明校园文化建设的方向和目标的重要制度。
学校应该明确校园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如自由、民主、平等、包容等,通过制度的宣传和培训,引导全体师生遵守,并将之融入到学校的日常管理和教育教学中。
1.2 校园文化活动制度校园文化活动制度是为了丰富校园文化生活,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而设立的。
学校应该制定一系列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并明确规定学生参与的方式和要求。
例如,学术讲座、文学沙龙、艺术展览等,既能满足学生的需求,又能促进他们的综合发展。
1.3 校园文化保护制度校园文化保护制度是指保护和传承校园文化的重要制度。
学校应该注重对校园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和保护,建立相应的档案和管理机构,保证校园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二、学术氛围建设制度学术氛围是大学校园的灵魂所在,为了提升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学校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学术氛围建设制度。
具体制度包括:2.1 学术交流制度学术交流是促进学者之间思想碰撞和合作的重要途径。
学校应该制定一套完善的学术交流制度,包括学术报告、学术研讨会等形式,为师生提供广泛的学术交流平台,鼓励他们积极参与。
2.2 学术道德制度学术道德是学术研究的基石,学校应该制定一系列学术道德制度,如严禁抄袭、伪造数据等不端行为,引导教师和学生崇尚学术诚信,提高学术水平。
2.3 科研支撑制度科研支撑制度是为了提升学校的科研实力和创新能力而设立的。
学校应该提供必要的科研经费和资源,并建立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引导教师积极参与科研活动,提高学校的科研水平。
教育发展研究2012.9视点对于大学教授而言,治学就是做学问,治校就是学校管理。
这两个概念不同,内涵有别,本是显而易见的问题。
可是,一切往往又都是发展变化的。
近来,有关教育工作的一些正式文件或领导讲话中,都不时提到“教授治学”的改革意图,“教授治学”甚至被作为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探索的新主张。
那么,“教授治学”到底何意?教授治校的观念为什么就销声匿迹了,其在今天是否还有现实意义?一、教授治学的认识误区教授本来就应该治学,为什么还要反复再提“教授治学”,是否意味着现在的教授没有做学问?显然,现代大学制度意义上的“教授治学”,试图为教授“赋权”,即学术治理之“治”。
例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40条明确提出,“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教授在教学、学术研究和学校管理中的作用。
”其中的“教授治学”显然是一种大学管理的制度安排,是教授治校意义上的参与学校管理。
因此,在大学制度管理方面所谈论的教授治学,难免给人以鱼目混珠、一种文字游戏之感。
细查源头,“教授治学”的说法还是大有来头的。
早在民国期间,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之后就颁布了“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学生读书三原则”。
[1]此语的政治背景,无非是希望学者埋头治学、不问政治,以便于当时社会的稳定。
时至今日,依然不敢让教授参与治校,还是希望他们埋头治学,这显然背离国人追求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当然,现代大学制度设计上坚持“教授治学”的人或许有自己的辩解,诸如此“学”并非学问,乃学术之事务,提倡教授治学,体现了教授们的学术权力。
然而,这种认识却隐藏着另一个更大的误区,那就是对于学术权力的狭义化。
当前中国大学管理普遍存在的一个误区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二分。
首先承认,中国大学能够认可学术权力,是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成就,是学术的进步。
但是,如果高校管理停留在行政与学术的二分认识上则是十分僵化的,这也未必是当初人们呼吁学术权力的本意。
大学教授的演讲:如何打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如何打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大学教授是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他们除了在教学上精湛独到之外,更要承担起推动学术研究发展的重任。
但是,现实中有一些情况让人担忧,比如学术不端、抄袭现象的频发,以及对学术文化的忽视等等,这些都严重威胁着学术的发展和创新。
因此,大学教授需要更多地关注如何打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使得学术文化能够充满活力和创造力。
教授们应该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规范意识。
很多学生刚进入大学还缺乏对学术规范的基本了解和意识。
因此,教授们应该在课堂上加强学术规范教育,引导学生养成正确的学风和作风。
比如,告诫学生自己的研究成果必须是原创性的,禁止抄袭和剽窃。
同时,应该提醒学生注意引用他人的知识产权,正确注明出处和参考文献,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
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够为学术文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大学教授需要激发学术研究的热情和创造力。
学术研究是一项需要创造力和激情的工作。
教授们应该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学术资源和平台,鼓励他们自由探索、开拓进取。
此外,教授们可以通过组织学术研究小组、邀请国内外专家学者讲座、搭建学术交流平台等方式,增强学生的学术背景和视野,激发学生的探索欲和好奇心,让学生在学术研究中得到成长和发展。
另外,大学教授也可以通过培育学术合作伙伴和协力推进学术创新。
在现今的信息时代,跨学科和国际化的学术合作越来越受到重视。
因此,教授们应该积极参与学术合作项目,并邀请同行学者协助自己的学术研究。
这不仅有利于学术成果的丰富和创新,也能够促进学术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增强学术研究的影响力和国际都市时代特色。
大学教授应该注重学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学术文化是学术发展的灵魂,也是大学教授最为珍视的财富。
因此,教授们应该传承和发扬学术文化,鼓励学生尊重和继承学术传统,促进学术创新和进步。
这样,才能够使学术文化在学界得到充分的发扬和发展。
总之,大学教授是学术事业的中坚力量,他们应该注重如何打造一个良好的学术氛围和文化环境,关注学生的学术规范意识、激发学术研究的热情和创造力、培养学术合作伙伴和推进学术创新、传承和发扬学术文化等问题。
众所周知蔡元培的办学方针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个字,一方面他聘请了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沈伊默等一批新文化运动的健将,一方面北大教师中又包括了一些学术上有造诣但政治上保守(甚至主张君主制)的学者,如辜鸿铭、刘师培、黄侃等等。
他认为大学就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应该广揽人才,容纳各种学术、思想,让其自由发展。
他聘用辜、刘等是因为他们的学问可为人师,是尊重讲学自由和一切学术讨论的自由。
筹安会发起人刘师培在北大讲《三礼》、《尚书》、训诂,从没宣讲一句帝制;辜鸿铭拖着长辫教英诗,也从未利用讲台讲复辟帝制。
他曾对攻击刘、辜的学生说"我希望你们学辜先生的英文和刘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去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在中国这个自古以来习惯专制、好同恶异的社会里,蔡先生这种容纳异己的民主作风,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开创了一代新风。
他的北大是兼容并包的北大,各种思想、各种声音都可以并存,是一个多元、开放、宽容、民主的大学,超越了单纯的党派观念和“革命棋子” 的狭隘性,不仅造就了傅斯年、罗家伦,也培养了高君宇、张国焘等人。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蔡元培先生重塑了北大,也重塑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在他眼里,“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
所以他用人不分信仰、党派、学术见解,他主持下的北大因此能超越当时的军阀政权之外、各种社会势力之外。
他有大胸襟、大气魄,是大手笔,前无古人,后尚无来者。
如果把北大看作中国民主的摇篮,蔡先生则是中国民主的奠基者,他一生最为伟大的功绩正是给北大这一民主摇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点五四运动以来20世纪的编年史已经可以作出充分的证明。
他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其中新潮社、国民社等在五四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学生社团都产生于1918年下半年,得到了他这位校长的支持。
为培养学术自由精神和自治能力,他批准每月由北大的经费中拨出二千元来给傅斯年、罗家伦他们的新潮社办《新潮》杂志(当时北大每月的全部经费不过四万元),并由学校负责印刷发行。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题库(吉林大学)第一篇: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题库(吉林大学)1.导语也成前言、导言,通常在学位论文或篇幅较长的论文中出现,导语应明确交待该领域的学术史,不能闭门造、车自说自话。
下列哪个选项不属于导语基本要素A.研究方法B.研究的价值C.研究的计划D.研究所用材料的来源2.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发现,38.6%的科技工作者自认为对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缺乏足够了解,49.6%的科技工作者表示自己没有系统的了解和学习过科研道德和学术规范。
这种现象所反映出在科学道德和学风问题中应该()A.坚持教育引导B.加强制度规范C.强化监督约束D.坚持自我反省3.引文应当是作者在撰写论著时确实参考或引用过的文献,如果为了给人一种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研究基础扎实的印象,而故意在论著中加入大量实际没有参考或引用过的、或者与本文论题根本不相干的文献,做不相关引用、无效引用。
这种行为属于A.过度他引B.不当自引C.模糊引注D.著而不引4.在合作研究中,故意隐瞒应共享的信息,不提供相关数据和资源等。
根据相关加强科研规范的措施和意见,这种行为违反了科研人员须遵守科研规范中的()A.诚实原则B.公开原则C.公正原则D.尊重知识产权5.1964年,新疆的一位年轻人郝天护给时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钱学森写信,指出钱学森近期发表的一边力学论文中有一处需要商榷,钱学森当时在力学界已是绝对权威,但收到来信后,不仅亲笔回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更鼓励郝天护将自己的观点写成文章,并推荐发表在《力学学报上》,这体现出钱学森作为一名合格科技工作者的()A.严谨作风B.诚信品行C.责任意识D.人文素养6.解决科学道德和学风问题,关键在于抓好教育、制度和监督三个环节教育是(),制度是()监督是(),惩防结合、标本兼治。
A.基础关键保障B.基础保障关键C.核心手段保证D.手段保证核心7.科研规范是基于科研道德和科学共同体共识的,具有稳定性、连续性的规制和安排,因而具有文化的意义,要求研究者自觉遵守和共同维护。
提倡“教授治校”更要营造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
作者:王继学
2007年4月,当浙大光华法学院挂牌成立时,舆论称这是中国内地唯一真正能做到“教授治校”的院校。
如今3年将过,这个被称为试图远离教育行政化,回归教育和学术本来面目和应有机制的改革究竟如何呢?(4月12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事实上,光华法学院的改革实验一直伴随着争议和反对声。
何况,在现行的法制框架内,光华法学院毕竟没有脱离“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的高校管理体制。
在光华法学院党委书记费英勤看来,所谓“教授治校”完全是媒体的误导,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授治校”,与去行政化更不是一回事。
出人意料的还有,在2009年初,孙笑侠就向浙大请辞法学院院长,当年8月获批准。
不仅如此,2009年8月,30名光华法学院老师联名给浙大学校领导写信,公开指责光华法学院3年来改革是失败的,导致学院在全国法学院的排名急剧下滑。
另外,笔者还注意到,与3年前光华法学院高调登场相比,如今无论是院方还是浙大校方都不愿谈论这场当初轰轰烈烈的“特区”实验,并希望媒体淡化。
所有这一切,似乎都在向人们昭示,浙大光华法学院试图远离教育行政化,回归教育和学术本来面目和应有机制的改革之路,走的并不怎么顺畅。
那么,中国的高校教育改革是否真的山穷水尽、穷途末路了?
由此想到,在世界科技历史上,有个著名的“哥本哈根精神”。
“哥本哈根精神”是20世纪初丹麦的著名科学家玻尔所倡导的“平等、自由讨论和相互紧密地合作的浓厚的学术气氛”。
“哥本哈根精神”的特点,是在学术讨论中充分发扬科学、民主精神,在那里没有权威与无名小辈之分,充满着平等、自由的讨论;在那里没有盲目的随声附和或为私利而互贬互捧;更不存在强词夺理、相互攻击的现象,处处都是在追求真理的征途上互相争辩而又互相合作。
“哥本哈根精神”不仅让一所当时并不十分著名的哥本哈根大学,在20世纪初的短短十几年里,出了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且还让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成为“物理学界的朝拜圣地”,以至于到过这所大学进修和合作,后来回到本国创造发明而获得诺贝尔奖的,还有十几人。
在“教授治校”方面,早就有学者指出,“教授治校”要有其独特的生存土壤。
特别在我国现行高等教育的法律框架内,高教去行政化,不是单纯的“教授治校”就可以药到病除的。
就目前来说,中国就算实行“教授治校”也难“有力回天”,更何况还不可能实现“教授治校”。
所以,当前中国的大学要想走出泥淖,所要做的不是幻想“教授治校”,而是怎么营造高校民主与自由的学术氛围,让高校里的行政权力在民主与自由学术氛围中,逐渐隐退或者不被强调,让科学、民主、平等、自由、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得到张扬和发挥。
在这方面,“哥本哈根精神”或许更值得我们借鉴。
正因如此,笔者认为,与其明知不可而为之,硬要突破现行高教法律的框架去提倡“教授治校”,还不如顺从现行法律要求,在现行法律框架内去努力营造民主自由的学术氛围,或许这还是一个净化高校学术环境,尽量摆脱教育行政化不良影响的权宜之计。
(本文将发表在明天的民主与法制时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