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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王元化□陈礼荣书案上那座双联像框中装嵌的父母小照，伴随着这位八旬老人不惮劳苦地投身于中国文化重建的事业第一次拜望王元化先生，是在戊寅年金秋十月的一个晚上。
因是见故乡来人，先生见面就问起公安、监利一带的灾民生活安顿情况。
戊寅年盛夏长江的一场大水，让先生为桑梓父老的安危悬心牵挂多时。
当听说所有灾民都已搬下大堤，住进帐篷或简易住宅时，他似还忧心忡忡地说：“要抓紧水毁民宅重建和修复，要不冬天一到，这帐篷中怎么安身呐！”不经意间，先生在谈话中流露出一口纯正的湖北乡音，令人惊诧。
事实上他在湖北生活的时间很短，未满周岁即随母亲北上京华，住进了父亲当时执教的清华园。
在清华园南院，王元化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并在清华附属的成志小学接受启蒙教育，所以他将书斋命名为“沪上清园”，近年来相继出版的三部重要学术专著，也分别题签为《清园论学集》、《清园夜读》、《清园近思录》。
王元化之所以珍惜这段时期的生活，还因为在他二十岁以前的人生历程中，在清华园的一段生活，是家人团聚、天伦共享的最平和、最安宁的日子。
１９２７年，国民政府派罗家伦主持清华大学，父亲王芳荃因抵制“政训”教育，愤而辞职，远走关外任教于东北大学。
其后，国难旋踵而至，战祸连年，一家人天各一方，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由此，他格外眷恋他儿时生活的这一处乐园。
王元化先生说，他在祖籍地沙市没有生活过一天，之所以能说一口道地的家乡话，是因为自幼父母在家总要求孩子们以家乡话对答。
正是基于这种浓郁的故土情怀，所以王元化成年之后最常用的一方藏书印，印文即为“江陵王氏函雨藏书印”（旧时沙市为江陵县所辖的一个商埠城镇）。
王元化的父亲和外祖父都是早期接受西方教育，自幼生长在这样一个宗教气氛很浓的新式家庭中，他同时接受了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熏染和陶冶。
西方文明的理性思辨和东方文明的德行操守，都对他的人格形成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正是在那座嵌有他父母小照的双联像框前，我见到他正在研读中的一本《社会契约论》。
【比较文学】王元化比较文学综合研究法(共９946字）一、“饱含着方人的智慧卓见”ﻭﻭ学者王元化也被推重为“时代的思者"①。
虽然作为学者或思想者,王元化都难以完全纳入“比较文学”论域，后者却可能是感触前者独特风貌的一个有效视角，而前者也可能为后者“气派"的启示。
就王元化学术方面而言，一位前辈文艺学者将之梳理概括为八个方面后写道：“20世纪上半叶，出了不少学术，如、、陈寅恪、、、等"。
而及至2１世纪，“王元化作为一代学术的意义和价值,似乎还不曾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和揭示"②.在以后的“比较文学”学科领域中，著名文学研究者钱林森《缅怀远去的智者———王元化先生与〈跨文化对话二三事》中写道：“国际双语论丛《跨文化对话》自19９８年创刊至今，已迈过10年历程了。
……不久前离世的王元化先生,他为《跨文化对话》留下的思考和文字，更值得我们珍惜、怀念”③。
王元化被推重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代表作是1979年出版的《文心雕龙创作论》。
该书在全国首届(1979～1９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获“荣誉奖”④。
学者赵毅衡当年评论：“一九七九年或许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进入‘自觉期’的一年：钱钟书《旧文四篇》、《管锥篇》前四卷、杨绛《春泥集》、范存忠《文学语文集》、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这些解放后出版物中中西比较文学内容最集中的书籍,都出现于一九七九年.”①季羡林先生在更早的1９81年写道:“应该把文艺理论同的文艺理论比较一下，进行深入的探讨，一定能把文艺理论的许多术语用明确的科学语言表达出来.做到这一点真是功德无量。
ﻭﻭ你在这方面着了先鞭。
”②王元化另一部代表作《思辨随笔》于１99５年获第二届国家图书奖.著名翻译家萧乾先生在《〈思辨随笔〉不可不读》中写道:“这里论述的真是从中至外，从古至今：从孔子、刘勰到、,从莎士比亚到普希金，没有冗长引句，更不见老生常谈，全是作者的思绪和心得。
思想者的使命—王元化晚年访问记文丨澄海王元化有李慎之，南有王元化”之说，我 -J L i在2003年才耳闻，这一年，李慎之先生逝世。
此后我零散听过一些学界的故事，不免感叹知人论世何其难。
而思想界的风雨苍 黄与尘世间的人心变幻，有些并不能在字里行 间读到。
2006年春天，王元化出版了《人物•书 话•纪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此书 是在《人和书》（兰州大学出版社2〇〇3年版）的基础上增改而成的。
新书增加了 30多年前王 元化的两篇重要文章《韩非论》和《龚自珍 论》，而反复读一些文章，对王元化的读书、交游、思考也有更为立体的理解。
我早就听王元化的学生辈说，先生身体 欠佳，甚少见客。
不想在吴中杰教授的热情介 绍下，王元化先生爽快地答应一起聊聊天。
多 年前的一日，我随吴中杰教授夫妇到王元化先 生所住的上海庆余别g i方问，但见王先生躺在 卧室床上，午睡后需要吸氧，他先请吴中杰夫 妇进卧室坐在床边谈天。
此情此景，让我想起 当年王元化向熊十力问学的旧事：一次王去访 问熊，熊正在沐浴，王坐在外间，可熊仍坚持 要王进去，赤身坐在澡盆里和王谈话。
等待中，我在客厅环顾四周，墙上有王 元化父亲王芳荃的一幅书法，桌上一张瓷盘上 则有王元化和太太张可的画像。
约一小时后，王先生从卧室中走出，他深深致歉，说自己视 力不大好，读书要靠别人代读，写文章回信也要口述。
我提起钱穆先生晚年患眼疾后口述的 著作《晚学盲言》，王元化忙道：“我不敢跟他 相比。
陈寅恪先生晚年眼睛也不大好，人家是 很有才气的人，文章是涌出来的，我的文章则 是改出来的。
”王元化取出两本书让我们观看。
一本是 翻译成日文的“王元化著作集”中的《文心雕 龙讲疏》，谈到日本学者冈村繁用蝇头小字认 真校改译稿的治学之风，他颇为欣赏；另一本 是《王元化画传》，其中一张照片是1981年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的合影，和王元化 同时受聘的，有王力、王瑶、王起、吕叔湘、钱锺书、钟敬文、朱东润等学界名家。
思想独立精神自由——记忆中的王元化先生罗银胜王元化(右)与本文作者交谈因为写作《顾准传》的因缘，通过知名学者、顾准胞弟陈敏之先生介绍，我认识了顾准的许多老战友、老同事、老部下，如骆耕漠、徐雪寒、吴敬琏、赵人伟、董辅礽等，元化先生也在其中。
在与这些老同志接触过程中，我了解到许多顾准生前身后的感人往事。
在上海“孤岛”时期，元化先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接受中共上海文委领导，当时的文委书记是孙冶方，顾准是副书记，他曾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吸取地下党文委的奶汁长大的。
”通过多年的研究，我觉得，最能引起思想界重视的是那些曾被打压的学者，因为这些学者顶着巨大的压力，积极进行学术探索，对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独特贡献，他们是思想界的普罗米修斯，从历史、从异域取思想火种给中国。
顾准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
在这方面，王元化先生对顾准的解读撩人肺腑。
他在评述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时直呈:“我要说这是我近年来所读到的一本最好的著作:作者才气横溢，见解深邃，知识渊博，令人为之折服。
许多问题一经作者提出，你就再也无法摆脱掉。
它们促使你思考，促使你去反省并检验由于习惯惰性一直扎根在你头脑深处的既定看法。
”顾准为获得这些思想学术成果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两次被戴上右派帽子。
正是这样的代价使他成为先觉者，登上当代思想学术巅峰。
对此，王元化语气沉重地说，顾准“这个在困难中迎着压力而不屈服的硬汉子，却具有一副富于人性的柔肠。
像他这样一个珍视家庭亲情的人，一旦因为说出了浅人庸人所不懂的真理，就被置于万劫不复之地，而且不是由于他的过错，也不是由于妻子儿女的过错，却必须去承受妻离子散的人间悲剧，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酷刑!它比肉体上的痛苦和折磨更为可怕”。
我在进行顾准研究时，曾经多次向先生请教，印象中元化先生对顾准的感情笃厚，推动了国内思想界对于顾准研究的深入。
在我与王元化先生接触当中，感到他有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底色，正直善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
启蒙先贤王元化作者：王果来源：《上海采风月刊》2016年第01期元化先生是我尊敬的良师益友。
我们同属“胡风冤案”的受害者。
劫后余生，时相过从近三十年。
在之前的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担任黄炎培秘书，对黄老与中共地下党合办的《展望》周刊，颇为熟悉。
一九四八年秋，元化受命中共地下组织安排，到《展望》主持编务，得到黄炎培的支持。
而我当时已告别黄炎培秘书岗位，去了山东和苏北老区，与元化失之交臂。
一九五五年“胡风冤案”发难前的岁月里，我对元化仅夙仰其名，无缘晤叙其人。
说明这一点，意在表白我对所谓“胡风集团”及“胡风分子”戴帽穿靴的异议。
就我看来，当年被“胡风冤案”株连者大都基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契合，这种契合程度有深有浅，时间有长有短，把思想的契合宣判为“集团和分子”，那是党同伐异的需要和欲加之罪的方便。
一九五五年“胡风冤案”发难二十五年后即八十年代初，“当高贵的神祗渐行渐远/我们从地窖返回人间”（诗人木斧致王果），“胡风本人的彻底平反分三次实现：第一次撤销‘反革命’，保留‘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宗派主义’和‘政治历史问题’；第二次撤销‘政治历史问题’；第三次认为胡风文艺思想未经讨论，不宜作结论，又认为在现代文学史上，宗派问题复杂，不止一方有，亦不宜列入结论。
至此，整个胡风事件才宣告结束，不过这已是他逝世以后的事了”（《胡风：三十万言书》。
绿原：《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
这才是真正的盖棺论定。
历史的步伐古往今来都是这样迂回曲折过来的吗？我又想到元化先生喜爱的南宋诗人杨万里，想到他另首与《桂源铺》审美意象上同一类型的七绝：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一九七九年夏季，我从西北囚地来到阔别二十余年的上海，谋求平反。
斯时才与元化相识。
大约由于“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一见如故。
嗣后几十年的近距离过从，受益良多，包括感悟和感动。
元化复出后勤于著述立说，每出版新书必题名落款惠赠。
12让贤士和智者结交，他们就会相互学习彼此的长处。
王元化是《文心雕龙》的研究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他不仅是一位享有盛誉的学者，也是一个擅长交际、朋友广泛的人。
王元化晚年助手蓝云曾这样描写他的交友：“先生家里的客厅并不大，但它的大门总是敞开的，络绎不绝地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人们。
这里是一个学术思想、文化艺术交流的‘大沙龙’，也是一个各界人士云集的‘小社会’。
”那么，王元化到底结交了哪些朋友？又有着什么样的交际智慧呢？谦逊为人王元化比钱锺书小10岁，两人曾一同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文学评议组成员，在一起工作多日，最后拍照留念时，王元化觉得自己是组里年龄最小的，就站在后面，没想到钱锺书一把将他拉到前排自己的身边。
当时，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和钱锺书的《管锥编》，双双荣膺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
后来社会上有人赞誉他们为“北钱南王”。
《南京日报》副刊部编辑吴崇明专门找王元化作电话采访，王元化明确对他说：“此说不妥，钱先生是前辈，学贯中西，融汇古今，博闻强记，令人佩服。
我只是做了一点学术工作的晚辈，决不好这么提。
学术界要反对浮夸之风，提倡老一辈学人的踏实严谨。
”钱锺书去世后，王元化追思道：“钱先生去世，意味着一代学人的终结。
”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足见王元化对钱锺书是十分尊敬的。
卑己尊人是传统美德。
面对“北钱南王”的赞誉，王元化没有心安理得地领受，而是公开推拒，并以仰望的姿态赞扬他人。
现在有些人喜欢“傍名”、给自己“贴标签”，借名上位，与王元化相比，这些人应该感到汗颜。
一个人不管取得多大的成就，都要善于放低自己，不慕赞誉，不争名利，要有“甘拜下风”的姿态，多欣赏别人的精彩，这样才能赢得别人更大的尊敬与好感。
善于补过王元化到了晚年，由于治病打针有副作用，身体里的激素失衡，导致他的脾气变得急躁，时有爆发的时候。
但王元化为人处世的难得之处在于，事后意识到自己过分了，会自我反思，有所补救。
有一次，一个常来常往的晚辈在王元化的书房里打了几个电话，声音干扰了他写信，他忍不住发了一通火，让这个晚辈立即走人。
初心丨王元化：为思想而生的知识人老编注：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
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到1989年，是凝聚改革开放共识的黄金时代。
本号特辟“初心”栏目，邀约追忆改开年代初期的文图稿件，以此向那些阳光明媚的日子致敬，向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的每一个里程碑事件致敬，向曾经勇立改革开放潮头的每一个弄潮人致敬。
人物简介王元化，1920年生于湖北武昌，卒于2008年。
1935年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党组成员、上海文艺工作委员会文学处处长、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副社长等职。
1955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批判，1981年平反昭雪。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成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是一位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学者、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是中国1949年以来学术界的标志性领军人物之一。
2008年5月9日22时40分，88岁的王元化先生走了。
2006年，在持续大半年的采访中，不止一个先生近旁的人告诉我，元化先生活过百岁没有问题。
这样的心愿里，含着多少对于这位卓越的知识分子的热爱和敬意！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王元化生于1920年，在清华园内度过童年。
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国务院学术委员、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等。
但终其一生，他的角色都是知识人。
年轻的王元化临终前，他嘱托弟子胡晓明从下面这段话中“做点删节，用三四行字，写在学馆门口的石头上”(王元化学馆，是华东师范大学从去年12月起开始筹建的)——“这种知识人的特征是这样的：他们精力充沛，思想活跃，永远有着讨论不完的问题。
他们敢言，从不谨言谨行，从不习惯于陈规陋习，该批评就批评，该反对就反对，但是他们却并不自命为‘战士’或‘先知’。
生活在一个道德标准和文化意义渐渐崩解失坠的时代，他们通常喜新而不厌旧，既召唤着变化的精魂、又时时流露出对旧日的好东西的一分留恋。
他们对思想的事物十分敏感，对于经验世界和现实政治的事务却往往不太在意；沉思的心灵生活其实才是他们最为珍视的。
他们是那种为思想、为观念而生的人，而不是靠观念谋生的人。
”“这段文字，比较能够概括他这个人。
”胡晓明说。
贯穿王元化一生的思想主线是“自由”，他最看重的学术品质是“思辨”。
这从他晚年最爱读陈寅恪的书，两次用“思辨”作为著作名可见一斑。
2004年在《思辨随笔》日译本序中，他说，“‘思辨’一词并非取其现代涵意，而用其拉丁语源Speclum(镜子)之意，以说明语言反映潜在于物质世界的实质。
我觉得这比《礼记》中所谓学问思辨的‘慎思之’、‘明辨之’的释义更为惬洽。
我用‘思辨’为书名，不过是表示我在思想辨析方面企图发掘较深层次的某些意蕴而已。
”王元化一生都在思辨中。
“1980年代中期，发生了一些很微妙的变化。
他那时的思想，可以找1984-86年间发表的好几篇文章来看。
”曾是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王元化秘书、现任上海社科院副研究员的陆晓文告诉记者。
1955年的“胡风事件”，1960年代的“文革”冲击，1980年代的卷入周扬撰写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文章公案，以及主编《新启蒙》杂志期间的种种遭遇……王元化“思想上的几次反思”有历史背景和个人际遇的双重动因。
左起：顾骧、周扬、王若水、王元化、周扬秘书小丁。
1980年代他们参与周扬的人道主义异化文章写作直到2008年年初身在病榻之上，他都没有停止过这种思辨。
在1月19日与前来探望的学者林毓生的谈话中，他提到对于鲁迅和毛泽东诸多接近之处的思考所得，并认为“这些没有人很好地研究过”，“如果这段删掉了，那整篇谈话录就没有发表的意义了”。
1995年，王元化先生在赠送给胡晓明的一部著作上，钤上“临风挥翰”闲章。
“我心里的‘临风挥翰’，基本上是古代名士诗酒风流的生活形态。
可是先生的题签却特别这样说明：临风挥翰四字，乃复制家藏永铁所刻闲章，其意取自板桥题画竹石诗：‘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他教会我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看问题”王元化对后辈问学的要求是：精研学问，不赶时髦，“为学不作媚时语”。
陆晓文回忆被组织上安排担任王元化秘书、与王元化初次正式会面的情形。
“他问我，可知道名家？我说是春秋诸子百家之一。
他说，你还行。
”胡晓明记得考王元化博士生时的面试。
“就是到他家里，问我读点什么书。
然后王先生拿出大段大段的古文要我翻译。
那些古文就是当场把注释摆在旁边，梳理成白话文都很难。
那些中古时代的古汉语，每一个语段都包含着很多典故在里面，更何况是没有任何注释的。
我读完硕士教了几年书，正好看过这些文章，否则肯定是作不出来的。
”王元化对后辈的提携为学术圈人所共知——1980年代，高尔泰的《论美》出版。
在当时《读书》杂志编辑董秀玉的建议下，他给王元化先生寄了书。
“回信长达6页，批评极其中肯。
指出了许多具体错误，某个概念不明确，某个提法不周延，甚至错字别字。
没有应酬性的赞美，但很鼓励我的探索。
还问及身世，有一种对命运的关切。
我很感动，也很敬佩，从此开始通信。
”适逢美学热，《论美》销势正旺。
“先生提醒我，忽冷忽热，是不成熟的社会的特征，当不得思想价值的量度。
”“他不光是对我如此，对别的青年也是一样。
每看到可取的文章，必欣欣然逢人便说。
即使作者是边远省份籍籍无名的小人物，也总要找到下落，去信鼓励帮助。
陕西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尤西林，得到一帧他的亲笔书法：‘健笔凌云’。
”高尔泰反问：“除了王元化先生，有谁肯说？”他的客厅，当年曾留下多少青年学人的身影！除了5位正式招进门的弟子，赵坚、俞吾金、萧功秦、高建国、朱学勤、许纪霖、夏中义、李天纲……来来去去。
“王先生当年和我讲杜甫的诗歌里面有一种重要的品质就是沉郁：生命的厚重、哀伤，一点一点地传达出来。
他讲文风沉郁，方是中国文章的极品。
他不喜欢那种油滑的畅快的东西。
他认为鲁迅的文风能够体现沉郁二字，他到今天还可以背诵大段大段的鲁迅的原文。
他说年轻人读鲁迅的文章应该慢读，反复地读。
”胡晓明说。
“我陪他参加过深圳大学举办的全国中西文化比较研讨会，会上云集了当时国内外的一些顶尖学者，像汤一介、庞朴、杜维明等，我听他与学者谈话，比他与我对话更能学到东西。
他教会我用历史和文化的眼光去看问题、去思考，直到现在。
”陆晓文说。
接触过王先生的人都能用一些词语概括他的个性，譬如李子云(文学评论家，曾任夏衍秘书)用“飙”，钱谷融说“专注”，陆晓文说“灵敏、率性”……先生许多次提到自己的“楚人性格”，但他生命中真正能够无条件领受他的这种性格的，也许只有母亲桂月华、妻子张可、三姐桂碧清。
(在今年4月的一次探访中，胡晓明看到王先生睡着了，“旁边是先生的碧清姐，93岁的老人，也安静地睡着了。
”) 母亲1986年过世；张可1979年突然中风，逝于2006年。
“先生为师母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常常就坐在师母身边陪她，这样他觉得心安。
他每天都去看她，或者通过儿子、保姆问她的情况，有时说着说着他会眼睛红起来。
”胡晓明对于先生如此的深情，印象很深。
此后经常帮助王元化整理文稿的蓝云女士则说：“先生总是说，我这里虽然很热闹，但是我很孤独。
开始我没有很在意。
他说张可阿姨我跟她说什么她已经听不懂了，他说我不寂寞，但是我很孤独。
”今年4月，远在美国的林同奇先生在致胡晓明的电话中说：“我与元化先生是差不多年纪的人，他的思想非常可贵，我非常理解他，能懂得他这些思考的人，已经不多了。
”每一位卓越的长者逝去，难免有人痛挽“最后一位XXX去了”。
然而追索逝者的师承关系，便可以清晰地看到文化与思想的香火是在如何地传衍，感觉到其间绵绵不绝的力量。
具体到王元化先生，往上追溯，可以见到王芳荃(王元化的父亲)、汪公严(为王元化讲授《离骚》、《文心雕龙》和《文赋》)、任善铭(为其讲授《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韦卓民、熊十力(王元化曾为其抄书，传为美谈)诸先生的影子，而王元化影响过的后辈，更是为数众多。
先生去了，先生的思想和精神的力量仍在运行。
王元化是有深刻现实关怀的思想家林毓生口述李宗陶采访整理元化先生是政治家，或者说政治思想家。
他是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思想资源。
不单是一般的读者，就是国家领导人也应该参考他的思想从2006年2月15日到达杭州、在中国美术学院任客座教授，至与记者见面的4月14日，林毓生已赴沪探望王元化4次。
每次在一起讨论学问和问题3天，同住庆余别墅。
林毓生有一头绸缎般的白发，穿一双圆口黑布鞋。
我第一次见元化先生是1991年2月，在美国夏威夷东西文化中心开的一个学术会议(“文化与社会：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反思”)上。
大陆、台湾、海外都有学者去。
一般学术会议要求讲英文，这个会很有意思，要求都用中文讲。
在这之前，我们辩论过。
我写过一本研究“五四”的书，叫《中国意识的危机》，从写作到出版，10年心血。
这本书是用英文写的，1986年译成中文，1988年又出了修订本。
我是带着关心中国问题的心情写的，谈的是“五四”时期整体主义的反传统思想。
国内有很多意见，有同意的，也有反对的，元化先生就属于反对的一派。
《人民日报》海外版发了他一篇很长的书评，两个整版，分两天刊登。
我当时在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做为期两年的研究，文章刊出第二天，有人拿报纸给我看，说林先生有个人批评你，写得很长。
我看了，觉得有误解。
我的书主要是谈“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整体主义的反传统的意识形态。
但是人脑是很复杂的，譬如有情感的部分，有理智的部分，有情感理智掺杂在一起的部分，所以我认为，在这些知识分子头脑中非意识形态的部分里，存在一种肯定传统的思想。
我的书，讲的就是意识形态反传统的部分与非意识形态肯定传统的部分的冲突，讲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内在矛盾。
这个分析是很复杂的，但国内读者把我的分析简化成：我认为，“五四”时期的大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领导的反传统运动是一个要整体打倒传统的运动，等等。
我那时候不认识元化先生，所以写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反驳，根据报上的地址，寄到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部，但没人理我，呵呵。
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有几个人帮我侧面向编辑问过，他们说，这个不能发表。
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
开会时，我见到了元化先生。
他是我的前辈，我就到他房间去拜访他，呵，一见如故，一见如故。
谈了四个多钟头，从晚上7点半一直到午夜12点，谈了很多。
为什么有缘？就是一见之后，元化先生觉得我可以信任，我也觉得他可以信任。
人和人之间的信任是很玄妙的东西，先于你头脑的分析，也许仅仅是对方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给你一种直觉。
对方是哪一类人，可否信任，这就是人身上的一种气。
王先生身上，“五四”以来爱国知识分子的气很重。
他从十几岁开始，就有一种自觉，要把我们的国家弄得好一点儿。
我们谈了很多很多东西，交换了一些思想上、生活经历上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