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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午马年去了，辛未羊年来了。
亲爱的读者，当我们称颂"三羊开泰"之际，当我们互祝吉祥如意之时，您是否想到，我们正处在一个意味深长的历史交替点上？12年一个"轮回"。
回首往事，上一个羊年--1979年，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开创中国改革新纪元的一年。
谁能忘记，当我们党吹响改革第一声号角之时，刚刚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华夏大地，疮痍满目，百废待举。
那时节，衣袋里藏着欠债单走上前线的农家子弟，何止一个"梁三喜"？抡起18磅大锤敲敲打打造机械的，又何止一个汽车工业？12年春风秋雨，12年改革开放，今天，当我们步入又一个羊年之际，我们已经胜利地实现了四化的第一步战略目标，基本解决了几千年来缠绕着亿万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
抚今忆昔，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富民的惟一道路，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而到下一个羊年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跨进了21世纪，实现了小康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已成为十几亿中国人民的生活写照。
跨进辛未羊年，我们的改革步伐，无疑要比前一个12年更快，我们的开放幅度，无疑要比前一个12年更大！60年一个"甲子"。
我们回顾历史，前一个辛未羊年--1931年，正是旧中国苦难深重的岁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蹂躏中华大地，饱蘸着中国人民多少血泪和屈辱，腐败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至今记忆犹新；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真理，在今昔历史的对比中，又是多么地明晰深刻！我们展望未来，下一个辛未羊年--2051年，又恰是社会主义的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光辉时刻。
我们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4000美元，这将使我们这个十几亿人口的大国，综合国力走在世界前列。
从根本上说来，当今生产力的大发展，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吸引力，才能大大加强科学社会主义的说服力，中国达到中等发达水平，这将是中国人民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
22 | 中国报道 2012年2月 总第96期文章对辛未羊年作出前溯后瞻，提出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交替点上。
这些话今天读来也许平淡无奇，但在20年前却让人眼球一亮。
因为当时的报纸几乎都在集中火力抨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已经有19个月没有人用这种口吻谈论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了。
Copyright©博看网 . All Rights Reserved.CHINA REPORT | 23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
80年代上海的开放，虽然成绩很大，但是步子还不够快，胆子还不够大，这与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不够解放有着直接关系。
从开放初期国际饭店楼顶首次闪亮外商广告而引出的“风波”，到80年代后期虹桥开发区向外商批租土地带来的“抱怨”；从近几年来实行“一个图章对外”中的反反复复，到至今一些同志在引进外资时的目光短浅，都说明我们在开放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
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个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趑趄不前，难成大事。
（摘自1991年3月22日《解放日报》）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
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
理论前沿南方论刊·2019年第7期关于《南方谈话》范式创新的思考崔猛（中央民族大学 北京 １０００８１）【摘要】《南方谈话》是对改革开放的新诠释与再表态，解决了改革的全局性、根本性和方向性问题，具有独创性特征。
这一独创性谈话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
研究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需依托马克思唯物主义，导入库恩的范式转换理论，从理论范式创新和实践张力的视角，探讨谈话的缘由、内在逻辑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实践张力，对于“范式创新”及“范式转换”的运用及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为“内生”主体自觉力量具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南方谈话》；范式转换；理论创新；实践张力1992年，邓小平到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考察并开展会谈。
而后中央对其谈话要点进行分析与整合，形成了内容丰富的《南方谈话》。
这一文件凸显其独创性，为中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范式与思想资源。
“范式”原指语法中的词语形式变化的规则，扩展为模式、范例含义。
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则使用“范式”（paradigm）一词，“我选择这个术语，意欲提示出某些实际科学实践的公认范例——它们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和仪器在一起——为特定的连贯的科学研究的传统提供模型”[1]，即一种公认模型，从事同一特殊领域研究的学者所持有的共同的信念。
但是范式不是用来重复构造一些事物，“象惯例法中一个公认的判例一样，范式是一种在新的或更严格的条件下有待进一步澄清和明确的对象”[2]，即指在一个科学共同体中，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依据范式对实践中的时代问题进行辨别，看其是否可以纳入现有范式范围并“解谜”。
同时理论本身也存在“测量成为不可能”的缺陷，在这些约束条件下还需发展，路径只能选择范式转换。
[3]而范式转换的载体便是理论根据实践而发生的转变，即理论创新。
如果把范式转换中理论之间的关系及理论创新比喻为山峰的话，当我们站在某一“理论山峰”回望时，会发现起点低山依稀可见，但高山依旧存在，我们需以现有理论山峰为起点，去登更高的山峰，这便是范式转换。
朱镕基上海施政南方周末/2003年/03月/06日/第012版/“皇甫平”事件本报记者刘建平朱强谢春雷马凌实习生徐璇 “辛未羊年,对于上海来说,应当是一个‘改革年’。
历史和现实已经反复证明,‘何以解忧,惟有改革’。
改革开放是我们须臾不可分离的法宝,改革开放是上海摆脱困境,求得振兴的惟一出路。
”这是1991年2月15日、农历大年初一刊登在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头版评论里的一句话。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其主要作者是时任该报党委书记兼副总编的周瑞金。
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篇评论。
仅仅半个多月后,系列评论的第二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又出现在该报第一版;紧接着3月22日、4月22日第三、四篇《扩大开放的意识要强一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分别见诸报端。
海内外政治嗅觉敏锐的观察家们才注意到这组系列评论的作者“皇甫平”这个名字,才真正意识到其中蕴含的价值及分量。
而这组后来被称为“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作者及组织者正是周瑞金,而支持者正是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
1991年北京的一些报刊仍然在努力鼓动改革开放要问一问姓“社”还是姓“资”,气氛沉闷。
而这组评论“从锐意推进改革开放,到破除‘新的思想僵滞’──姓‘社’姓‘资’;从发展市场经济,到如何选人用人,形成了一个掀动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完整系列”,也打破了思想理论界的沉闷局面。
当1992年2月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发表之后,人们才明白,原来他1991年在上海过春节期间就发表过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谈话。
对于姓“社”姓“资”的问题,他说,“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就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小平同志还特地在上海新锦江饭店旋转餐厅听取有关浦东开发的汇报,发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谈话。
他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我们党还要讲几十年。
光我一个人讲还不够,我们党要讲话,要讲几十年。
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旨与小平同志的有关谈话其实是一脉相承。
回望改革开放以来三次大争论作者：叶介甫来源：《红岩春秋》2014年第04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的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的一次伟大革命，这场革命史无前例，但与之伴随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自1978年以来，围绕改革主题有过三次大的争论：第一次争论是20世纪70年代末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第二次争论是围绕市场化改革主题展开的争论；第三次争论是始于2004年的国有企业改革所引起的新一轮争论。
回顾这三次争论，使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第一次大争论：“两个凡是”还是改革开放？1977年2月7日，经华国锋批准，“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
“两报一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这三家报刊的联合社论是当时最高宣传权威。
社论一出来，大家就知道这是中央最新工作方针。
此次发表的社论提出这样一个号召：“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这就是“两个凡是”。
而针对“两个凡是”，有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这篇文章先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
第二天，《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
第三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转载。
文章发表之后，遭到不少上层人士强烈指责。
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支持。
5月30日，邓小平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可见思想僵化。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
会上，围绕真理标准讨论问题，又展开了长时间激烈交锋。
辩论的结果是，“两个凡是”失败了，“实践标准”获得肯定。
邓小平在会议闭幕式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他说，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2023年我国对外开放取得的成绩一、新一轮扩大开放取得实质性进展1.1 实施更加积极的开放战略，主动扩大开放领域和层次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致力于扩大开放。
2023年，我国进一步加快了在货物商品、服务、投资、金融等方面的开放步伐，新增对外开放合作项目。
1.2 扩大市场准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为进一步吸引外资、提升外商投资的活力，我国在2023年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开放举措，缩减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降低资本金比例，取消外资进入领域限制等，使得外商投资环境更加优化。
1.3 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在2023年，我国加强了与各国的贸易合作，积极推动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与落实，推动建设自贸试验区等措施，使得进出口贸易更加顺畅。
二、新一轮扩大开放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实质性利益2.1 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增长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提升了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
由于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经济在2023年保持了较好的增长态势。
2.2 对外开放带来国际技术和管理经验开放带来了国际优质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引入，推动了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
2.3 对外开放促进了国际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使得国际间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更加便利，推动了全球经济的繁荣与发展。
三、新一轮扩大开放对我国标准体系建设的影响3.1 提高了标准体系的国际化水平我国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吸收国际先进标准，对外开放促进了我国标准体系的国际化水平，提高了我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
3.2 推动了标准体系的优化升级开放促进了国内标准体系的优化升级，提高了我国的产品和服务质量，为我国的制造业升级和转型升级提供了更有力的支撑。
四、新一轮扩大开放对我国文化交流的提升4.1 加强了文化产品输出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促进了我国文化产品的输出，增加了我国在国际市场的影响力。
4.2 推动了国际间文化交流与合作我国的对外开放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使得我国的文化更加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国，推动了文化的多元化交流。
解”》解的评论扩大开放的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市场这一呼唤继续深化改革，这也成中国系列评论的主，曾先后任《解放日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周瑞金“真理标准”讨论后，。
获知邓小平同志讲话内容上世纪90年代前后，国际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事业出现了严重曲折；国内也发生了一些风波，加上经济体制中一些深层次矛盾的暴露，中国的改革和发展遇到了一些困难。
在这一背景下，有人将国内的波动归咎于改革开放，出现了“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争论。
周瑞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此时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重要关头：是继续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反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一个现实课题前几次过春节不同观企业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讲话革开放还要讲会有不同意见党要讲话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
”周瑞金当时在一位上海市委领导家里，。
“中国到底是往前走搞改革开放，还是往后退回到阶级斗争，这是很关键的历史关口。
小平同志的讲话材料让我很激动，这激发了我撰写评论文章传播这一谈话精神的想法。
”周瑞金说。
“当时市委领导给我看这个材料，没让我做记录，也没有布置写文章，我想就是为了让我了解情况，以便把握宣传口径。
我看后的第一感觉是，邓小平同志对改革开放的强调更进一步了、更迫切了。
”周瑞金凭着长期从事党报工作养成的政治敏感和责任心，决心要宣传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新思想。
周瑞金“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主要组织者和撰稿者之一，曾先后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人民日报》副总编辑40周瑞金请了评周瑞金提议，皇，做改革开放》、，我把准备在大年初一发表的新春言论由，皇这并不用我们闽当时的奉记者表示。
中国正处在改革开放新历史雄辩地证明，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人民美好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
的情发表了第文章阐述了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新思想中最重要这篇文章是由我出题再由我改定系列评论中最重要的一篇解放思想要进入新境界改革开放要开拓新思路，经济建设要开创新局面并指出当时改革的新思路在于理直气壮地发展市场经济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这篇文章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提出要解放思想如果我们仍然囿于“那就只能错失良机。
“皇甫平”事件始末作者：周瑞金来源：《领导文萃》2009年第08期在“皇甫平事件”的前前后后，江泽民对于“要问姓社姓资”高度关注，邓小平则用冷静观察、思考来表明态度。
许多论者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声，这并不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
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闽南话的念法，与“奉”字谐音。
这个“甫”，不念“浦”，而读“辅”。
我选这个甫，就是取辅佐的意思。
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含义。
而皇甫又是中国的一个复姓，人们看起来比较自然。
皇甫平评论的背景并不复杂。
“皇甫平”文章引起争论，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特定历史背景下发生的。
大家知道，东欧发生剧变，国内有些人认为，东欧事件是“改革引起”的，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疑问和诘难，对每一项改革开放的措施都要“问一问是姓社还是姓资”。
有“理论家”公然在报上提出：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还是资本主义的改革？用“姓社姓资”来提问，这就要对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予以重新评价。
当然，他们要问，也一直在问，这都可以。
关键在于，他们“问一问姓社姓资” 的核心，就是要彻底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开放事业。
当时他们讲得最多最激烈的，是反对和平演变，是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对改革开放则是进行“姓社姓资”的诘难。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的确面临着一个“向何处去”的现实课题。
十四大以前反和平演变的呼声很高，中央党校举办了第三次党建研讨班，被人称为“反和平演变班”，是背着当时党校校长办的，还不让上海的领导参加。
他们提出要成立反和平演变领导小组，要下发反和平演变的座谈纪要。
这些都遭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拒绝和抵制。
而他们当时讨论谁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这就是当时中国严峻的政治局面。
舆论界的暗喻也出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
一时间，经济特区被指责为“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被指责为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被指责为瓦解公有制经济，引进外资被指责为甘愿做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
皇甫平：扩大开放意识要更强些
当前的上海，正站在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起点上。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的问题，比任何时候都紧迫地放在我们面前。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真正认识上海在90年代的历史方位和战略地位。
如果说前一个10年，上海人更多的是惊羡于深圳、厦门等地的开放奇迹，那么进入90年代，上海已与其他四个经济特区一样，站到了我国开放的最前列。
350平方公里的浦东新区，正以我国最大经济开发区的独特步伐走向世界；上海集保税区、经济开发区、沿海开放城市、开放地带四个开放层次于一身，形成了配套齐全的开放新格局。
邓小平同志对90年代上海的开放寄予厚望，上海要把改革开放的旗帜举得更高，浦东开发要更快更好更大胆，这是90年代赋予上海的历史重任。
没有这样一种意识，我们就不可能具有敢冒风险、敢为天下先的开放胆魄，就不可能面对挑战，抓住时机，在进取、开拓和竞争中大步走向世界。
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就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抛弃任何一种保守、僵滞、封闭的观念，形成与一个先进的国际城市相称的开放型软环境。
80年代上海的开放，虽然成绩很大，但是步子还不够快，胆子还不够大，这与我们一些同志思想不够解放有着直接关系。
从开放初期国际饭店楼顶首次闪亮外商广告而引出的“风波”，到80年代后期虹桥开发区向外商批租土地带来的“抱怨”；从近几年来实行“一个图章对外”中的反反复复，到至今一些同志在引进外资时的目光短浅，都说明我们在开放问题上需要有一个新的思想解放。
90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要有一个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于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入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又如允许外国人在浦东设银行，并且在外滩建金融街(000402,股吧)，以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之雄风，对于这类敢为天下先的探索，如果我们还是陷在“新上海还是旧上海”的迷惘之中，那也只能趑趄不前，难成大事。
这里，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澄清一些疑虑和误解。
“这样开放下去，会不会损害民族工业？”在国营企业集中的上海，有这种担心可以理解。
对于某些盲目引进、重复引进的现象，我们应当予以注意；然而10多年的开放实践已经证明，要保护民族工业，采取关起门来的办法，只能适得其反，惟有大胆开放，引进外资外技，吸收先进管理方式，经受国际市场考验，大大提高竞争能力、经营水平和企业素质，才能利于改造和振兴民族工业，在开放中真正保护民族工业。
为什么新兴的厦门收录机产业、深圳自行车行业和内蒙古毛纺业，能迅速赶上或超过号称老牌冠军的上海同行？为什么上海的汽车工业，能在短短几年中结束挥汗抡锤敲敲打打的历史，迅速接近世界水平？答案就在于开放，在于主动引进、消化。
应当指出的是，有些同志将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等，排除在我国国民经济的范畴之外，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将它们的产品一概视为“洋货”，这其实是对民族工业一种狭隘的理解。
随着对外开放，我国经济格局正向外向型转换，民族工业的概念早已扩展，外商投资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组成成份之一，法律明确规定了它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人的地位。
因此不能将外商投资企业与民族工业对立起来，更不能把这些企业的产品当作“洋货”来抵制，这也是一种观念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是创造良好投资环境的一种“软件”。
总之，封闭陷于落后，开放导致兴旺，这是我国40多年经济发展史的基本结论。
“这样开放下去，钱不是落到外国人腰包里去了？”在一些似乎“精明”的同志里头，存在这种担忧。
不错，外国企业家来投资、经商，当然为着要赚钱。
但是，开放是双向的，吸引外商投资是互利的，它有利于弥补我们的资金、外汇不足，加强国民经济薄弱环节建设，推动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同时引进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
一句话，有利于增强我国力。
既然如此，我们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就要有长远的眼光和深谋远虑的韬略。
有的项目，即使我们暂时少赚钱，甚至不赚钱，也要让利于一时，得益于长远。
我们不是说要创造良好的投资
环境么？如果不给人家甜头和实惠，还谈得上什么“吸引力”呢？又遑论引鸟筑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陷在眼前一时一事甚至蝇头小利的得失上拔不出来。
那种以小失大、求近效而舍远利的算盘，看上去“精明”，其实并不聪明。
开放要加快步伐，引进要抱几个“大金娃娃”，不改变这种得失观，不拿出一点长远目光和大将风度怎么行？
“这样开放下去，不是又成了''冒险家的乐园''么？”确实，扩大开放，会有更多的外商来上海做生意；吸引外资，会有一些外国资本家到外资企业当老板；允许外国人设银行、办商业，又会有不少“洋人”搬进高楼大厦坐写字间……于是有些人担心新上海与旧上海“差不多”了。
这种只看表面不看本质的方法，是不对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政权掌握在人民手里，新上海的开放格局决非旧上海的租界，哪有什么列强逞凶、炮舰横行？哪有什么领事裁判权、治外法权等等？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平等互利经商投资。
这种万商云集的景况，是我们主动开放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国际城市的形成发展必备的条件，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什么可惶惶然呢？对于引进的同时带来的一些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应当保持清醒头脑。
引进的过程，本身就是鉴别良莠，取舍精华糟粕的过程。
我们吸取的是国外先进的管理方式，对于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则坚决抵制；我们在我国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对来华外国人自身的生活方式不必多加干涉，但是对于不符合我国国情、败坏我国社会风气的东西，例如什么六合彩、陪酒女、赌博业等等，则坚决不开口子。
进一步扩大开放，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全社会的免疫功能，使干部和群众真正经得起开放的考验。
所以担心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上海会变成“冒险家的乐园”也是不必要的。
扩大开放，说到底也是深化改革。
任何改革，都不能不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任何开放，都不可能不引起内部体制的改革和思想的解放。
因此，开放意识和改革意识融汇贯通，密不可分，我们要以改革的精神来扩大开放。
我们现在有的扩大开放措施，本身就是深化改革的内容，例如允许外国人来开设银行，本身就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形成国际化金融体系的突破；又如允许外国人来经营房地产，也是推进住房商品化，形成健全的房地产市场的一部分。
有的扩大开放措施，则将从深层推动体制的改革，例如更大规模引进外资，必然要求从管理体制改革着手，改变法制不完备、执法不严格和某些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互相推诿扯皮的状况，极大地改善投资软环境；又如扩大外贸，就要求深化外贸体制改革，营造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工贸结合，联合统一对外的外贸经营新体制；再如引进外资改造国营企业，也必然推动国营企业管理方式和体制的转换。
而扩大开放的步子，更将给我们带来大量的新思路、新意识，从深层次、全方位引起思想的进一步解放，观念的进一步更新，社会心态的进一步调整。
很显然，在90年代新形势下，在没有强烈的开放意识，成为有没有深层的改革意识的重要试金石，增强扩大开放意识，实质也是改革意识的再教育、再深化。
肩负着“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界”重任的我们这一代上海人，要以强烈的开放意识，写下上海发展史上最辉煌的一页！
(原载1991年3月22日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