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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5月17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还强调“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明确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确立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三个重要资源之一，可见中华传统文化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从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到治国理政思想，体现出了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文化之道。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当代治国理政的不竭资源。
一、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念符合当代治国理政精神气质要求当前，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深层次矛盾和问题不断呈现，各类风险和挑战不断增多。
因此，提高改革决策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为重要。
面对更高的要求、迎接更大的挑战，我们要有勇于创新、敢为天下先的精神，要有迎难而上、锐意进取的精神，要有真抓实干、落地见效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理念恰好与之相契合。
“日新之谓盛德”与创新思维。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往往存在一种认识上的误区，认为传统文化是保守的、主张一成不变。
其实不然，遍观传统文化经典，“日新”思想、“变通趋时”“见几而作”理念无处不在。
《周易·系辞传》云：“盛德大业至矣哉，富有之谓大业。
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为易。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天地自然在昼夜运转着、变化着、更新着，人必须采取同步的动态结构，才能达到与整个自然和宇宙相同一，这才是“与天地参”，即人的身心、社会群体与天地自然的同一，亦即“天人合一”。
这种“同一”或“合一”，不是静态的存在，而是动态的进行，此即“日新之谓盛德”。
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各种规模的动乱和战争从未停歇。
几乎每一个王朝和国家都是在战争与动乱中建立，又在战争与动乱中被推翻。
然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却不断得到强化和维护。
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凝聚力也在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一个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能在种种内忧外患中延续数千年之久，其主要原因是历代君王和思想家们善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治国之策，以缓解内外矛盾，巩固统治地位，维护国家统一。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主要面临着三个威胁：第一，内部阶级矛盾，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再到太平天国起义，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是世界历史之罕见的，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刘邦项羽起义、东汉黄巾军起义、宋朝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朝时期的太平天国起义。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第二，外部民族矛盾，即中原华夏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
自秦朝建立以后，中原汉族政权就始终与周边少数民族存在着对立和冲突。
当内地中央政府实力强大，民族关系就好。
若是中央政府实力衰弱，民族矛盾就为激发，甚至于导致中原政权的崩溃。
比如宋朝被元朝取代，明朝被清朝取代。
第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即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
从西汉开始到北宋，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的斗争都比较激烈。
汉朝实行分封制，封国不断强大最终酿成七国之乱。
唐朝的藩镇有充分的自主权。
政治上可以自行任免官吏；经济上可以不向中央交赋税；军事上拥有强悍武装，军队不听中央调动。
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之间，长年战乱严重地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阻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中国古代治国之道在中国封建社会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各种规模的动乱和战争从未停歇。
几乎每一个王朝和国家都是在战争与动乱中建立，又在战争与动乱中被推翻。
然而，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却不断得到强化和维护。
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和凝聚力也在不断加强，逐步形成一个以汉文化为中心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之所以能在种种内忧外患中延续数千年之久，其主要原因是历代君王和思想家们善于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之上，制定并实施有效的治国之策，以缓解内外矛盾，巩固统治地位，维护国家统一。
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主要面临着三个威胁：第一，内部阶级矛盾，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尖锐对立。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贯穿于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从陈胜吴广到李自成再到太平天国起义，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是世界历史之罕见的，对中国古代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刘邦项羽起义、东汉黄巾军起义、宋朝方腊起义、元末农民起义、明末李自成起义和清朝时期的太平天国起义。
每一次农民起义，都动摇了封建社会的基础，推动了历史的进程。
第二，外部民族矛盾，即中原华夏民族与边疆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
自秦朝建立以后，中原汉族政权就始终与周边少数民族存在着对立和冲突。
当内地中央政府实力强大，民族关系就好。
若是中央政府实力衰弱，民族矛盾就为激发，甚至于导致中原政权的崩溃。
比如宋朝被元朝取代，明朝被清朝取代。
第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即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权力斗争。
从西汉开始到北宋，中央政权与地方势力的斗争都比较激烈。
汉朝实行分封制，封国不断强大最终酿成七国之乱。
唐朝的藩镇有充分的自主权。
政治上可以自行任免官吏；经济上可以不向中央交赋税；军事上拥有强悍武装，军队不听中央调动。
藩镇之间，藩镇与中央之间，长年战乱严重地削弱了唐朝的统治力量，阻碍了各地经济、文化的交流，生产遭受严重破坏，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
“长治久安”：儒家的治道摘要：“大同”和“无讼”是儒家所追求的法律理想，但现实社会中的儒学，却不能绝对排斥法律刑罚的作用，“宽猛相济”代表了儒家对待德礼和政刑的立场。
以德治、礼治、人治所构成的儒家治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也是历代王朝实现长治久安理想的基础和关键。
关键词：儒家；法律理想；长治久安；治道儒家学说能够脱颖于春秋战国时的百家学说，而成为其后封建社会的官学，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点便是其有高远的理想，它是追求长治久安的。
一、“大同”和“无讼”——儒家的法律理想孔子作春秋便是要拨乱世而反之正。
乱便意味着秩序的丧失，这在儒家看来是最糟糕的事情。
儒家的理想乃是耍建立各种关系和谐而不紊乱的“大同社会”。
《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女有归。
货恶其弃子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
”在儒家这个理想的大同社会中，没有法律刑罚的地位。
因为他们认为长治久安的社会应当是和谐的，而法律刑罚本身就是对和谐的破坏。
所以虽然不得已而用之，但最终是要将其废除的，或者是置而不用，这便反映为儒家的“无讼”理想。
孔子的话传诵千古，他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1]焦循在《使无讼解》一文中说：“致知在格物，格物者旁通情也，情与情相通，则自不争，所以使无讼者，在此而己。
听讼者以法，法愈密而争愈起，理愈明而讼愈繁。
……天下人皆能挈矩，皆能恕，尚何讼之有？”今人多对此种思想深致不满，认为这妨碍了中国法律和社会的进步。
但这实在是脱离中国传统社会的特定情境而以西方法律理论对其进行衡量得出的片面结论。
本文认为，“无讼”、“息讼”的思想或者理想对中国传统社会的长期稳定是起了重要的正面作用的。
首先，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除极少数人外，社会上的大多数人流动性很小，所相与往还的人基本是固定的。
传统中国的治理概论在中国传统治理文化中，儒家主张“以德治国”的治理文化，构建了社会稳定的礼治秩序，强调了德治教化的治理模式。
道家更加强调“道法自然”的治理思想，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从自然哲学影响到政治哲学，强调统治者更应遵循自然规律，主张无为政治。
法家主张“以法治国”，更加突出法律的重要性，不主张把国家治理完全寄托在圣贤的道德示范和百姓的道德自觉方面。
总体而言，中国传统国家治理在治理形态和治理模式上融合了各家思想尤其是儒法两家治理智慧，并形成了“德主刑辅”为主导的治理文化。
这种“德主刑辅”治理模式本质上塑造了“礼法融合”的治理文化，一方面重视发挥“礼文化”的教化作用，涵养人心；一方面又突出“法文化”的制约作用，扬善惩恶，两者相辅相成，构筑了中国传统的礼法融合文化。
中国传统礼法文化作为仁政王道追求的治国哲学，对政治价值确认和社会风气的引导产生着根本的作用。
总体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这就是：倡导了“德主刑辅、为政以德”的德政观，倡导了“以善养人、使民有耻”的教化观，倡导了“亲亲尊尊、重义轻利”的情义观，以及倡导了“重在调解、无讼息讼”的法律观。
“德主刑辅、为政以德”的德政观在礼法关系中，德教的地位明显高于刑罚，“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明确“以德为主”，先德后刑。
道德也成为法律评价的准绳，“礼法”也被称之为“德法”，刑罚的适用一般都要建立在礼义的价值标准之上，因此，法律实际上是从属于道德的。
在实际运作中，历代王朝往往都要在开国之初修订礼制，以纲常名教的道德要求稳定社会秩序，并且通过修改礼制使其社会化，通过道德教化、风俗习惯等力求发生政教风化的实际影响。
“德主刑辅”的治理模式实际上使道德法律化、法律儒家化了，这也是传统礼法文化的重要特征。
在历史上，“经义决狱”和“引经注律”是促使道德法律化和法律儒家化的主要手段，儒家伦理的主导地位得到确立，使儒家经义逐渐法典化。
“德主刑辅、为政以德”的德政观其本质上要求两点，一是主张德政治理天下，二是为政者要有德。
方朝晖：中国文化中的治道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 1921-2008）认为，中国人公共领域真正信得过的并不是公共权威，而是自己的私人关系，一个在政府没有私人关系的人会感到孤立无助。
他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日本人虽同样重视和依赖关系，但他们公开地承认关系（on-giri），明确提倡将这种关系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
而在中国，私人关系一直被执政者视为公共利益的敌人，认为对党、国忠诚的人就不会拉关系。
然而，这不等于私人关系就不发挥作用，相反人人仍时刻争相利用它为己服务。
为了达到私人需要，人们拼命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甚至瓦解公共权威，毁坏正式制度。
（Lucian W.Pye,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ss.: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p.190-191, 291-299）正因如此，白鲁恂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公共立场与私人关系、国家利益与小团体利益之间的对立和消长，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公私矛盾”。
公私矛盾实际上就是文化心理学上常常讲到的“自己人”（in-group）与“外人”（out-group）的区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帮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倾向。
此外，这种矛盾还在政治上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在官场上表现为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的矛盾，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君子与小人的矛盾。
国家是公，社会团体是私；中央是公，地方是私；唯贤是公，唯亲是私；君子公正公平，小人自私自利。
在我看来，上述中国文化的一系列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特征所导致的。
这是因为，中国人倾向于在自己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安全感和人生价值；由于一个人不可能与所有人感情同样深，他们对不同人的方式也自然发生呈现费孝通所谓“差序格局”的方式。
中国古代儒家德志仁政治国之道的主要内容和现代价值中国古代儒家德治、仁政、治国之道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以德治国：儒家认为道德是政治的基础，主张以德治理国家。
他们认为君主应以身作则，以自己的道德风范来影响和感化百姓，使百姓能够自觉遵守道德规范，从而达到维护社会秩序和治理国家的目的。
2.仁爱思想：儒家认为“仁者爱人”，政治上主张以仁爱为中心，以爱人之心来对待百姓和治理国家。
强调君主要关心百姓疾苦，重视民生，推行“民本”政策，以实现社会和谐与国家安定。
3.礼乐制度：儒家认为礼乐制度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主张以礼乐教化百姓，使百姓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和礼仪制度。
同时，儒家也强调“和”的理念，主张在礼乐教化中寻求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和谐与平衡。
4.义利之辨：儒家认为追求利益是人之常情，但是应当区分“义”与“利”，以义为先、以义制利。
他们主张政治上应当遵循道义原则，关注国家长远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避免因个人私利而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
现代价值方面，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仁政、治国之道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例如：1.以德治国：现代社会应当注重道德建设，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培养公民的良好品德和道德风尚，以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
2.仁爱思想：现代社会应当关注弱势群体的权益和福祉，加强社会福利和救助体系建设，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同时，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也应当注重员工的情感需求和福利待遇，营造良好的工作氛围和企业形象。
3.礼乐制度：现代社会应当注重礼仪文明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公民的文明素养和礼仪风范。
在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领域，都应当注重礼仪教育和实践，营造文明礼貌的社会氛围。
4.义利之辨：现代社会应当注重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避免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和行为。
在商业经营、政治治理、学术研究等领域，都应当遵循道义原则和社会公共利益，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中国古代儒家的德治、仁政、治国之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
法治与德治漫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道文化中国-中国网 时间： 2012-01-12 13:27 责任编辑: 任子鹏在国学热的浪潮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学。
不仅名家学者们发表鸿篇高论，普通的国学爱好者也有着自己独到睿智的见解。
文化中国国学馆愿为这些国学爱好者们提供一方讲坛，让他们表达自己的观点，发出自己的声音。
——编者按中国的国家历史自夏起至今已四千余年，历朝历代为了实现社会秩序稳定化，各有各的治国方针，但总体看来不外四种方式：神治、德治、人治和法治。
对一个现代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缺一便不可为。
一、神治和人治：所谓神治，以神为国家信仰的治国之道；所谓人治，以统治者为国家信仰的治国之道。
神治世界，大约位于三皇五帝以巫主政时代；人治世界，是儒家学说倡导的一种的治国理论，占据二千余年封建统治。
神治和人治之道已被历史和现实摈弃，此文不再“复辟”。
二、中国法治理论的起源：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既强调君主专制，更强调完善法治，“缘法而治”，以法治国。
法家认为，法治具有传统礼治无法比拟的公正性，法是国家颁布的准则，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公”利，具有公开、客观、公正的特点和效果。
法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公元前536年（郑简公三十年）三月，郑国执政子产命令把郑国的法律条文铸到鼎上，公布于众，令国民周知这是国家常用的法律。
战国时期，魏国李悝总结春秋以来各诸候国立法经验，著有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系统的封建法律，是谓《法经》。
三、孔子单一德治实践的失败及老子对道德的总结：1、《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去曹適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
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
孔子去。
弟子曰：‘可以速矣。
’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离开曹国来到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讲习礼仪。
宋国的司马桓魋想加害孔子，就把那大树给砍了。
孔子只好离去，弟子说：“我们该快一点走！”孔子说：“上天既然赋了道德使命给我，桓魋他又能把我怎样？”2、《论语》：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说：“如果有人用我来治理国家，我一年就可以有个样子，三年的话功业会大有成效。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
中国传统处世之道涵盖了丰富的哲学、伦理和智慧，这些思想体系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以下是一些中国传统处世之道的重要方面：
1.仁爱之道：儒家思想强调仁爱，即对他人的关心和体谅。
仁者
尽心竭力地为他人谋福利，强调家庭、社会和国家的和谐。
2.道德经与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提倡“无为而治”，主张顺应自然、
宽容随和、保持平衡。
《道德经》中的理念强调谦逊、淡泊名利，
追求心灵的宁静。
3.中庸之道：中庸思想源自《中庸》一书，主张适度、平衡、不
偏不倚的处事态度。
中庸之道追求心灵的宁静和情绪的平和。
4.孟子的性善观：孟子认为人性本善，强调培养良好的品德和道
德。
通过修养和教育，人们可以发挥出内在的善良天性。
5.忍让与谦虚：传统文化中重视忍让、谦逊和礼仪。
谦虚使人避
免争斗和矛盾，而忍让则表现出对他人的尊重。
6.养生之术：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养生之术，包括饮食、起居、精
神调养等方面的方法。
中医理念认为身体和心灵的健康是整体
的，需要平衡。
7.孝道：孝道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对父母的尊敬、
孝敬和照顾。
孝道被认为是道德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8.义和礼的重要性：传统文化强调义和礼的价值，即在行为中体
现正义和社会礼仪，以维护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这些传统处世之道构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对中国人的生活和社会交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思想在不同历史时期和地区有着不同的强调和解释。
古代中国的道家思想与政治理念古代中国，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特别重要的时期。
这个时期，人们的思想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这个变革时期，道家思想也逐渐形成并影响了后世。
道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也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首先，道家思想强调“无为而治”。
道家的创始人老子认为，不做过多的干涉和干预，让事物自然而然地发展，才是最好的管理方式。
这种思想与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观念截然不同。
在道家的眼里，太过于干预和控制只会导致混乱和不稳定。
相反，如果政府能够放手让事物自然发展，社会将会自行调控。
这种理念与传统的统治者的理念不相符，因为它要求政府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放弃过多的干预。
与此相对应的是，道家思想强调个体的内在修炼和高尚道德品质的培养。
在道家看来，人们应该通过内省和反思，寻找到心灵的平静和身心的和谐。
这种修炼包括对自己的思维，情感和行为进行全面的调整和改进，以达到与大道相合的状态。
在政治上，个体的自我修炼与统治者的孤悬而不支的权力要求和统治道德规范形成鲜明对比。
同时，这种内在修炼也强调了政府的谦卑和谨慎，以免过多地干涉和控制。
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中，也出现了一些道家思想被运用的例子。
比如，孔子的“退而求其次”的思想，就与道家的强调“守平而治”的理念相近。
孔子认为，掌握权力的人应该谨慎和克制，善于调整自己的步伐以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并以此来取得最大的效果。
这种思想不仅适用于政治领域，也适用于其他方面。
它所表达的是一种谦虚和实际的态度，与道家强调的谦逊与无为而治的原则相符。
道家思想对古代中国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尽管实行的程度因时代和不同的统治者而有所差异。
但是一些基本的道家原则和观念，例如无为而治，个体修炼和谦逊，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和社会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结起来，古代中国的道家思想与政治理念有着密切的关系。
无为而治的原则与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观念截然不同，强调政府放手让事物自然发展。
中国文化中的治道●方朝晖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 1921-2008）认为，中国人公共领域真正信得过的并不是公共权威，而是自己的私人关系，一个在政府没有私人关系的人会感到孤立无助。
他认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日本人虽同样重视和依赖关系，但他们公开地承认关系（on-giri），明确提倡将这种关系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
而在中国，私人关系一直被执政者视为公共利益的敌人，认为对党、国忠诚的人就不会拉关系。
然而，这不等于私人关系就不发挥作用，相反人人仍时刻争相利用它为己服务。
为了达到私人需要，人们拼命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甚至瓦解公共权威，毁坏正式制度。
（Lucian W. Pye, Asian Power and Politics, th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90-191, 291-299）正因如此，白鲁恂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公共立场与私人关系、国家利益与小团体利益之间的对立和消长，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典型的“公私矛盾”。
公私矛盾实际上就是文化心理学上常常讲到的“自己人”（in-group）与“外人”（out-group）的区分，体现了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帮派主义、小团体主义倾向。
此外，这种矛盾还在政治上表现为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在官场上表现为任人唯亲与任人唯贤的矛盾，在人际关系上表现为君子与小人的矛盾。
国家是公，社会团体是私；中央是公，地方是私；唯贤是公，唯亲是私；君子公正公平，小人自私自利。
在我看来，上述中国文化的一系列内在矛盾，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特征所导致的。
这是因为，中国人倾向于在自己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寻找自己的安全感和人生价值；由于一个人不可能与所有人感情同样深，他们对不同人的方式也自然发生呈现费孝通所谓“差序格局”的方式。
中国文化中的“公私矛盾”可以说正是这种层级化的人际关系所决定的：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我”是私，“集体”是公，于是有了初步的公私对立；当两个人关系亲近时，形成默契和共识，把他们与“外人”区别开来，于是有了属于两个人的“小私”，这是私的进一步发展；当两个人出于血缘、地缘、出身、身份、背景或需要等共同因素结成小团体时，就是“帮派”，古人也称为“同党”，帮派或同党代表了一种新型的“私”，与外人形成张力；当地方官员与他们共同的上级（比如中央）发生利益冲突、需要共同来面对时，就形成所谓的“地方主义”。
地方主义也是与国家相对立的“私”。
中国文化的关系本位特征及其所衍生出来的上述一系列矛盾，为我们打开了通向中国文化习性世界的通道，有助于我们揭示中国文化中的“治道”。
牟宗三先生曾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治道”与“政道”的区分。
政道就是政体，治道就是治理之道。
近代以来中国人把过多的精力用于研究政体，而忽略了“治道”的重要性。
只有搞清了中国文化中的治道，才能真正认识中国文化的出路。
下面我将说明，以人情和面子为机制的关系文化，如何决定了中国文化中的治道。
不同文化面对的内在矛盾不同，由此构成不同文化的逻辑不同，“治道”则是由文化自身逻辑决定的对症药方。
下面，我以白鲁恂的研究为基础来总结中国文化中的治道：1）德性权威白鲁恂多次提到亚洲文化特别是东亚“以德治国”的现象（rule by virtuous men, or rule by moral example）。
以德治国指任用有德之人。
可以发现，以德治国才是比较好的解决上述公私矛盾的办法之一。
所谓“有德之人”，在儒家学说中就是君子或圣贤，而君子或圣贤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人格高尚，不以私废公、不损公肥私，所以是化解公私矛盾、解决任人唯亲、阻止小人政治的最重要力量。
在中国文化中有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现象，只有那些有德之人，才能让人们从内心深处服从于他。
这代表德性在中国文化中的强大权威。
白鲁恂分析了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二战后独立以来，曾经真心尝试全面接受西方式政治体制，特别是通过大选、议会、法治、政党等制度的引入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
然而，他们的实践最终了导致暴乱、军事政变、独裁统治等可怕的后果。
原因是什么呢？用白氏的话说，这是因为亚洲人心目中的权威/权力概念与西方人不同。
因为许多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出来的官员“无德”，民众心理不服，所以造反就有了强大的民意基础。
白氏认为，亚洲人真正在心理接受的权威/权力模式是家长式的德性权威，我想这也适合于中国。
不要小看以德治国。
从《尚书》开始，中国文化中以德治国的倾向即已十分明显。
千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强调“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授有德则国安”（《管子•牧民》）。
可以说，中国文化中有效的权威概念决定了以德治国或贤能政治的必要性。
在一个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本质力量的社会中，人是最有决定性的力量，如何保证品德才能最优的人掌权成为头等大事。
“关系本位”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与人相互影响深刻，在上位的人对他人的示范作用特别大；只有上面的人正了，整个社会才会进行良性循环。
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孟子云：“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2）礼大于法台湾学者黄光国指出，中国文化中人与人关系整合的机制是“人情”和“面子”。
所以，中国人天生对于非人化、冷冰冰、没有人情味的制度与规则缺乏热情和信念，这导致对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从制度上约束的最好方式不是通过“法”，而是通过“礼”。
因为礼是人情化的（“缘人情而制礼”，《史记•礼书》）。
礼也可以理解为一种软性的制度，它的最大特点是以人情、风俗为基础，以人们在心理上广泛认可为特点。
中国文化之所以走上了一条“礼大于法”的道路，与其注重人情的关系概念有关。
礼的另一巨大特点是公开承认人与人关系的层级化或差序化特点，并因人、因事、因地制宜加以处理，不象法律那样机械、一刀切。
《礼记•曲礼》：“礼从宜，使从俗。
”准确地说，“礼”来源于人与人之间不成文的行为规矩。
礼与法不同：违背了礼可能被人嘲笑、批评，但不一定会受到硬性的制裁，而违法则必定可受硬性制裁。
法律的权威来自于国家机关，而礼的权威来自于舆论，特别是地方社会或私人生活圈内的舆论，未必与国家权威有关。
法律可以随时制定、随时废除；而礼却不能随时制定或废除；礼作为一种规矩，一旦形成，就在人心中具有强大的惯性力量，比法律的影响力要更加根深蒂固。
所以，礼与法作为对人的约束，各有特点，各有优劣。
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论语•为政》）这表达了中国人对于法与礼完全不同的评价：法不过是消极的防范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需要德和礼。
然而在西方文化中，这种判断未必同样有意义。
因为在西方近代社会，民法作为基层社会最基本的约束力量早已深入人心，它实际上就是在社会生活中比礼更加强大得多的力量。
法在西方社会决不仅仅是消极的防范机制，而是代表一种积极有效的整合力量。
许烺光先生曾将法在西方人心目中的作用与上帝相比，指出西方人相信“人的世界”一定要通过“非人或超人的力量”来支配。
用希腊哲学家的话来说，具体的个人好比无规则的、有限的“质料”，只有超越时空的理念/形式才能支配他们。
3）社会风气以人与人的关系为本位的中国文化，由于不把彼岸的神或其他更加高级的存在作为其终极目标，使得人对人的模仿或攀比成为最常见的现象。
一个人在得知跟自己有某种共同背景（比如同学，同事，同乡，同龄，同行……）的人获得一种份外的利益时，可能在第一时间内感到心理不平衡。
人与人的相互嫉妒或攀比，导致中国社会中容易流行各种风气，不同时代、不同地方、不同单位、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等等内部都可能流行各自的风气。
有校风、党风、学风，有单位风气、行业风气、社会风气，词语中有风气、风潮、风靡、风尚、风传、风闻、风俗、风声、风味、风行、风范、风向、风流，有闻风而动、蔚然成风、风言风语、风声鹤唳、风云变色、风起云涌，有中国风、亚洲风、世界风、西北风、龙卷风、五月风、四季风、都市风、文明风，还有儒风、仙风、正风、妖风、歪风……。
此外，还有各种“热”，什么出国热、下海热、参军热、京剧热、读书热、国学热……据说“风车轮流转”，风气若干年一变。
风气在中国社会中的力量无比强大。
一旦某种行为流行成风，再强大的制度罗网也可以被它撕破。
比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主张放权让利，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动全社会都富起来。
但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成为官方榜样后，立即在全社会掀起了一股“一切向钱看”的风气。
从地方政府到学校，从政府部门到新闻媒体，都纷纷利用职权搞起了创收，其中多数行为都是违法的。
于是，整个社会的风气从过去追求政治理想、注意意识形态，转变到了追求经济利益、注重物质享受。
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再也不受政府的左右。
恰恰相反，它瓦解着政府的权威，破坏着法律的信誉，败坏着社会的道德。
这时政府无论制定什么防范措施，都无法阻止坑蒙拐骗、假冒伪劣，恰如董仲舒在两千多年前在上给汉武帝的策论中所言：“法出而奸生，令下而榨起。
”（《汉书•董仲舒传》）历史再次给我们上演了一曲好戏，不接受古人几千年前所讲的教训，历史自然会重演。
儒家认为，好的政治应当以“风化”为基础。
《毛诗序》有云：风，风也，教也。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可以发现，古人十分重视引导和改变社会风气来建设理想社会，因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际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
”（《论语•颜渊》）另一个事实是，风气代表的是人心的普遍取向。
历史一再证明：中国社会治理中最重要也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是动员强大的人心资源，形成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意气奋发、斗志昂扬的局面，即孟子所谓“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孟子•梁惠王上》）。
而当这个社会涣散的时候，必定首先表现为人心的涣散。
在中国文化中，政府能否有效地动员人心的资源，是衡量其行政效率高下的最重要的标志。
4）政教不分白鲁恂指出，中国文化中的政治具有“反政治”（anti-politics）的特点，因为它没有把精确、具体的效能放在首位，而是过多地意识形态化。
政治人物们把比较多的精力用于论证一些仅具象征意义的符号上面。
我认为这说明中国人比较多地注重心理上的满足，也说明精神、思想因素在中国人的集体生活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分量。
中国人做事之前，需要先在思想上形成共识，在精神上进行凝聚，在心理上达成默契。
这些在其他文化中不能说没有，但是对于崇拜形式化原则的西方人来说，这类做法有时会被当成是浪费时间，或舍本逐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