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与大乘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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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杜甫的佛缘本文是关于杜甫的文学文章,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诗人杜甫的佛缘是什么呢?大家清楚吗?下面来看看!杜甫(公元712~770)字子美,原籍湖北襄阳,迁居河南巩县。
杜甫早年研习儒学,二十岁时开始漫游吴越齐赵,过了十年左右裘怀清狂的生活。
三十五岁以后到长安求官,不第。
后两次献赋,为皇帝赏识,但没有得到官职,在长安困居十年,生活艰辛。
四十四岁他当上了左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
这年,安史之乱起,杜甫流亡了一段时期,又被俘拘留长安。
757年,由长安奔凤翔,肃宗李亨给他左拾遗的职位,未几,贬华州司户参军。
四十八岁以后,他弃官入蜀,漂泊西南,一度挂着检校工部员外郎的职衔,曾于成都营建草堂,但并未久居五十七岁离蜀,漂流湖湘。
五十九岁病死于湘水舟中。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诗人,一生仕途不顺,生活坎坷。
他以严肃的态度,经历了唐朝由全盛突然崩坏的大变动。
以深沉的心感受了人民离乱中的痛苦和渴望,把这些熔铸成不朽的诗篇,他的诗是苦难中人民的心声,被称为“诗史”,而杜甫则被尊为“诗圣”,全唐诗收其诗1445首,有《杜工部集》。
杜甫秉具殊胜的佛缘,其一生倾心于佛教。
喜游寺访僧,求法参禅,曾到五台山研习佛法,与京师大云寺主赞上人交契极深,杜甫诗中有关佛寺的题诗及谈禅说佛的诗作,约有数十篇之多。
诗人杜甫在崇儒之时,也虔诚礼佛,他的佛诗也蕴含般若思想,杜甫的诗现实主义的情感很突出,但在尘世生活的困苦、烦恼中,也时常萌发出世的感情。
杜甫极倾心于禅宗。
《秋日夔府咏怀》诗中有句云:“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
“双峰”指禅宗四祖道信所居之湖北黄梅双峰寺。
“七祖禅”指北宗七祖普寂的禅法。
这二句诗表达了诗人对北宗禅的崇仰。
杜甫写有多首佛诗,现作一赏析。
其一《游龙门奉先寺》:已从招提游,更宿招提境。
阴壑生虚籁,月林散清影。
天阙象纬逼,云卧衣裳冷。
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
诗中的“龙门”指洛阳的龙门石窟,奉先寺为唐代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的石窟。
杜甫的儒家与佛家信仰一般人只知道杜甫是一位儒生,怀抱济世救民、民胞物与的情怀。
可是,鲜少为人所知的是,杜甫暮年对佛教颇为向往,也有所涉略。
本文拟从杜甫儒家与佛家信仰着手,看其精神上的信仰依归。
杜甫生平述略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唐睿宗先天元年,卒于代宗大历五年,得年五十九岁。
郡望杜陵(今陕西西安西南),祖籍襄阳(今湖北襄樊),出生地是巩县(今河南巩义)瑶湾村。
十三世祖杜预是晋代名将,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封“当阳县侯”。
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文章四友”之一,官至膳部员外郎。
父亲杜闲曾任兖州(今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
〈進雕赋表〉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
”奉儒守官的家庭,对杜甫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影响甚钜,故作品时常流露人溺己溺、人饥己饥的博爱精神。
早慧的杜甫七岁便能作诗,〈壮游〉:“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
”由于超强的记忆力和在文学才能方面的出众,十四五岁即受到文坛名士的称许。
杜甫曾在青年时代历经数次漫游。
20岁游历吴越,24岁回到洛阳,举進士不第。
隔年赴兖州省亲,故东游齐赵,30岁回到洛阳成婚。
33岁在洛阳遇到“赐金放还”的李白,二人同游梁、宋,在宋遇见高适,登高纵酒、谈诗论文、骑射游宴,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
天宝五年(746年)回到长安。
次年,玄宗下诏广求天下“通一艺者诣京师”,李林甫操纵科考,上表玄宗说“野无遗贤”。
再次落第的杜甫短暂回到偃师,后又长居长安,献赋上书,干谒求官。
〈進三大礼赋表〉:“卖药都市,寄食友朋。
”〈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十年的困守长安,可谓历尽心酸。
四十岁献〈三大礼赋〉后得到玄宗的赏识,但直到四十四岁,才补上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
安史之乱(755-763)后,杜甫落入叛军之手,被押解到长安。
其后更饱尝艰辛,奔赴肃宗的行在─凤翔。
才被任命为左拾遗不到两个月,就因疏救房棺而得罪肃宗,于乾元元年(758)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第26卷第2期2019年4月东莞理工学院学报JOURNALOFDONGGUANUNIVERSITYOFTECHNOLOGYVol.26No.2Apr.2019㊀收稿日期:2018-12-20㊀基金项目:亳州学院2017年校级项目 诗意写作中的 自然 以魏晋文学为例 (BKR2017Z01)ꎻ亳州学院2018年市级项目 亳文化在新时期的社会价值研究 (A2018039)ꎮ㊀作者简介:王小燕(1989 )ꎬ女ꎬ安徽阜阳人ꎬ助教ꎬ硕士ꎬ主要从事写作学研究ꎮ杜甫山水田园诗的佛禅思想王小燕(亳州学院㊀中文与传媒系ꎬ安徽亳州㊀236800)㊀㊀摘要:杜甫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ꎬ他以书写唐代的社会现实与人民生活的苦难而著称ꎬ其诗作具有 诗史 的审美价值ꎮ在杜甫的诸多诗作中ꎬ也有不少山水田园诗ꎬ虽然没有其现实主义的诗作影响大ꎬ但也具有其特有的审美价值ꎮ杜甫的山水田园诗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佛禅思想的影响ꎬ本文以文学与美学的双重视角深入系统研究其创作的山水田园诗的佛禅特色与影响ꎮ关键词:杜甫ꎻ山水田园诗ꎻ佛禅ꎻ意象ꎻ意境中图分类号:I207 22㊀㊀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9-0312(2019)02-0052-04㊀㊀被尊称为诗圣的杜甫一直都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ꎬ但主要集中于对杜甫现实主义诗作的研究ꎬ其诗作与佛教的关系鲜有论及ꎮ杜甫虽不以山水田园诗著称ꎬ但他的这类诗作被誉为 山水诸作ꎬ则前后当无复作者矣 [1]ꎬ表明其山水田园诗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ꎮ本文系统阐释杜甫佛禅思想的来源ꎬ研究其山水田园诗与佛教的联系ꎬ以加深我们对杜甫的认识与理解ꎮ一㊁杜甫佛禅思想的来源杜甫生长于三教融合㊁佛道盛行的盛唐时期ꎬ当时受宗教(道教㊁佛教等)思想的影响很大ꎬ其诗歌中援引化用了很多佛教术语㊁佛典故事㊁佛禅意象等ꎬ其佛禅思想造诣深厚ꎮ杜甫佛禅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ꎬ首先ꎬ时代环境的影响是其必然的客观因素ꎮ其次ꎬ家庭的熏陶使杜甫从幼时就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ꎮ最后ꎬ杜甫从政后的坎坷经历导致其选择步入空门ꎮ诸多方面的影响促成了杜甫具有深厚佛禅思想ꎬ其诗作中呈现出鲜明㊁深刻的佛禅意蕴ꎮ(一)时代的影响唐朝是我国佛教发展的重要时期ꎬ此时儒学日渐衰微ꎬ佛教盛行ꎮ唐朝的君主大多尊奉佛教ꎬ佛教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与推崇ꎮ在唐代ꎬ禅宗发展鼎盛ꎬ该宗派的宗旨可简要地概括为:教外别传ꎬ不立文字ꎬ直指人心ꎬ见性成佛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ꎬ佛禅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更加深入ꎮ受佛教思想影响的唐代作家数不胜数ꎬ如李白㊁房玄龄㊁白居易㊁颜真卿㊁柳宗元㊁李商隐㊁裴休等ꎮ这些著名的人物都有虔诚的佛教信仰ꎬ在他们的创作中都有明显的佛禅思想ꎮ杜甫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ꎬ受到唐朝佛教思想盛行的影响ꎬ而且他和上述的许多人都有交往ꎬ有的甚至是莫逆之交ꎬ如与其交往甚厚的房琯㊁王维等都是对禅理深有体悟的人ꎮ杜甫生活的社会环境中禅宗的影响巨大ꎬ他受到濡染也是自然的ꎮ杜甫曾寓居两京(洛阳㊁长安)ꎬ此时接触到了北宗和南宗的禅法ꎬ在两京时期的诗作中有所体现ꎮ开元年间杜甫曾有过吴越之游ꎬ晚年在江南时期ꎬ正是石头希迁在湖南传法的繁盛期ꎮ杜甫在湖南时ꎬ游历过长沙岳麓山道林寺及衡岳ꎬ这些经历使杜甫在禅学方面受到了很大的影响ꎮ正如孙昌武所说: 禅普及到生活ꎬ作用到文人们的思想感情ꎬ必然在文学创作ꎬ特别是在表现人的精神世界的诗歌中反映出来ꎮ [2]杜甫一生的思想状况与创作特点是基于儒ꎬ访于道ꎬ亲于佛ꎬ三家思想的相互补充ꎬ造就了杜甫的博大情怀与诗歌创作的辉煌成就ꎮ杜甫的人生命运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ꎬ杜甫的创作特色也与这个时代密不可分ꎮ第2期王小燕:杜甫山水田园诗的佛禅思想53㊀(二)家庭的熏陶杜甫母亲早亡ꎬ父亲杜闲长期在外做官ꎬ他自小在姑母家长大ꎬ杜甫的佛教思想便主要受其姑母的影响ꎮ姑母常年吃斋念佛ꎬ精通佛经ꎬ其虔心奉佛的佛教理念对儿时的杜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ꎮ姑母的慈悲情怀对杜甫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ꎬ在杜甫的诗作中呈现出对底层人民的同情ꎬ对民间疾苦的慈悲之心ꎮ另外ꎬ杜甫自小阅读姑母家的大量佛教典籍ꎬ这也促使杜甫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自己对佛理的认识ꎬ他虔诚对待佛教思想ꎬ晚年尤其倾心佛法ꎮ(三)个人发展经历的影响杜甫在青壮年时期便立志仕途ꎬ复杂的现实状况使他的求官之路屡屡受挫ꎬ直到四十四岁ꎬ杜甫才开始真正的仕宦生涯ꎬ然而重重困难之下ꎬ残酷的现实使他的仕途理想彻底幻灭ꎮ在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对比之下ꎬ杜甫对社会与人生有了新的想法ꎬ他开始思考清净澄明的本心ꎬ回看复杂的社会现实ꎬ了解真实的民间疾苦ꎬ也使他于儒家思想之外ꎬ走近佛家思想ꎬ求得心灵的自由与和平的净土ꎮ杜诗中具有佛禅思想的山水田园诗主要就体现在两个时期:第一ꎬ安史之乱时杜甫在长安为官时的创作ꎻ第二ꎬ杜甫深居于草堂时的创作ꎮ安史之乱期间ꎬ杜甫与崇尚佛教的王维㊁崔兴宗为友ꎬ受到他们的影响ꎮ作有«奉赠王中允维»«九日蓝田崔氏庄»«崔氏东山草堂»等诗作ꎮ安史之乱发生后ꎬ杜甫辗转来到当时较为安宁的成都ꎮ诗人此时的生活相对清苦ꎬ但是总算安定下来ꎮ诗人创建了属于自己的诗意性的草堂ꎮ杜甫在草堂生活了三年多的时间ꎬ在稳定而静谧的田园生活环境下ꎬ杜甫创作了很多和他曾经风格不同的山水田园诗ꎮ生命苦痛的灼刺ꎬ乱世行难的体悟ꎬ是杜甫不停歇地寻找慰藉和解脱的原因ꎬ也成为他问心内证㊁修行见道的契机ꎮ在命途多舛的人生经历中ꎬ杜甫对现实愈加失望ꎬ转而从佛禅思想中寻求心灵的安慰ꎮ杜甫晚年频频游寺访僧并时有皈依之想ꎬ残酷的现实促使他走进佛教ꎬ把佛教教义当作支持自己的精神力量ꎮ杜甫始终与战乱㊁灾荒相纠结ꎬ在仕途与生计的困顿中ꎬ他走近了佛教ꎬ创作了一系列体现佛教思想的诗歌ꎮ杜甫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ꎮ他多次称自己为腐儒 ꎬ他也深受坚持礼教ꎬ坚持对政治理想实现的追求给他带来的个性束缚ꎬ可他终究也不肯压制㊁放弃自己的个性ꎮ而在理想与抱负实现无望的失望中ꎬ在责任与义务不堪担当的重压下ꎬ当矛盾冲突激烈到无法忍受时ꎬ杜甫也在寻求一种解脱与超脱ꎮ在这个过程中ꎬ他找到了禅宗作为自己释放个性㊁息除精神矛盾的天地ꎬ在杜甫的诗歌中便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学禅入禅之作ꎬ尤以山水田园诗最为明显ꎮ二㊁杜甫山水田园诗的佛禅特色唐代是佛教兴盛的重要时期ꎬ社会上的文人雅士形成了习禅的风气ꎬ因此以佛理㊁佛语㊁佛典入诗的作品甚多ꎮ袁行霈«诗与禅»一文指出: 诗和禅都需敏锐的内心体验ꎬ都重视启示和象喻ꎬ都追求言外之意ꎬ这使他们有互相沟通的可能ꎮ [3]以儒㊁道著称的杜甫也有习禅之举ꎬ杜甫的山水田园诗细致入微地描绘大自然之美ꎬ意境和谐ꎬ蕴含丰富ꎬ诗与禅相互融合ꎬ在艺术及内涵上都有独到之处ꎮ(一)简约生趣的意象杜甫山水田园诗中对意象的运用丰富而独特ꎬ其中有很多表现佛禅意味的意象ꎬ营造出宁静㊁深远的意境ꎮ1.雨ꎮ雨能体现佛理ꎬ其一源于蒙润万物ꎬ其二因其平等众生ꎮ«坛经»中说: 譬如雨水ꎬ不从无有ꎬ元是龙能兴致ꎬ令一切众生ꎬ一切草木ꎬ有情无情ꎬ悉皆蒙润ꎮ百川众流ꎬ都入大海ꎬ合为一体ꎮ众生般若之智ꎬ亦复如是ꎮ [4] 雨 在佛教思想中有着特殊的佛理意义ꎬ杜诗中充分体现了雨的佛禅意蕴ꎮ杜甫的诗歌中对 雨 这一意象运用较多ꎬ诗人对雨抒发情感ꎬ或喜或苦ꎬ而在这些诗歌中有一部分则是具有佛禅意味的 雨 意象ꎬ体现出诗人深刻的佛禅思想ꎮ 雨 带双关ꎬ是对佛典的灵活化用ꎬ蕴含着诗人独特的佛教体验ꎮ如«大云寺赞公房四首»其二 雨泻暮檐竹ꎬ风吹春井芹ꎮ天阴对图画ꎬ最觉润龙鳞ꎮ 这里所描绘的 雨泻檐竹 雨润龙鳞 ꎬ既指春日之雨ꎬ也暗指赞公法雨甘霖ꎬ滋润心田ꎮ佛经中把 雨 比喻为法雨ꎬ意在说明佛法普及众生如甘露雨水ꎮ又如«谒文公上方»一诗以 吾师雨花外ꎬ不下十年余 ꎬ这一诗句以 雨花 为载体ꎬ赞扬文公佛法修养高深ꎮ 雨花 一词遍及佛经ꎬ意为从天而降的各种宝花ꎬ不仅说明佛土庄严壮丽ꎬ也蕴含赞叹之意ꎮ54㊀东莞理工学院学报2019年杜甫禅诗中的 雨 意象表明了诗人的创作深受佛教思想的影响ꎬ诗人在创作中表现出对佛学义理的深刻领悟ꎮ2.钟声意象ꎮ 唐代钟声正沿着艺术化禅思化的道路前进ꎮ唐代的钟声绝大部分是写于深山古刹ꎬ笼罩着浓重的佛理禅思ꎮ钟声的梵思禅意构成了唐诗钟声的显著特色ꎮ [5]杜甫的诗作中有多处描写寺院佛家钟声ꎬ蕴含意味深长的佛理思想ꎮ杜甫的诗作«游奉先龙门寺»中 欲觉闻晨钟ꎬ令人发深省 呈现出了发人深省的钟声意象ꎬ表现出清凉澄澈的佛禅意趣ꎮ再如«秦州杂诗 十二»ꎬ杜甫借景抒情ꎬ化景语为情思ꎬ在前四句写景的基础上ꎬ诗人将视线转向秋花危石ꎬ夕阳卧钟ꎮ诗人看到在危石下绽开的秋花ꎬ在夕阳下废弃的古钟ꎬ荒凉无人的古寺ꎬ不由得产生忧伤之情ꎬ发出 俯仰悲身世 的感叹ꎮ撞钟㊁鸣钟㊁晨钟㊁暮钟㊁残钟㊁卧钟ꎬ皆以无言之言的钟声ꎬ渲染佛寺清净幽静㊁宁静自由的精神世界ꎬ钟声响处ꎬ万籁俱寂ꎬ人与俗世疏远了ꎬ却与宇宙万有融为一体ꎮ杜甫山水田园诗中对于钟声意象的运用ꎬ显现了诗人非同一般的佛学造诣ꎮ(二)空寂静幽的意境佛教主张 一切智清净 [6]ꎬ推崇静修ꎬ强调人的内心澄明ꎮ杜甫受到禅宗 东山法门 的影响ꎬ追求内在的守心ꎮ佛教通常表现为空寂静幽的审美意境ꎬ杜甫在创作中将佛禅思想的审美旨趣融入其中ꎬ书写出具有佛禅意蕴的山水田园诗ꎮ«秦州杂诗二十首 其二»中选取苔藓古门㊁丹青空殿㊁叶露滴垂㊁云渡溪水等意象ꎬ描绘出荒芜幽静的城北禅寺ꎬ表现出佛家的清净主题ꎮ杜甫扪心自问 愁时独向东 ꎬ表达了对人间疾苦的悲世之音ꎮ«秦州杂诗二十首 十二»中选取老树空庭㊁清渠传邑㊁秋花危石㊁晚影卧钟等意象ꎬ描绘出南郭禅寺的一片空幽静寂ꎬ体现出佛家的清净主题ꎮ诗人 俯仰悲身世 ꎬ于山寺幽静中发出悲世之音ꎮ佛禅思想对诗歌的影响深远ꎬ如严羽所说: 空中之音ꎬ相中之色ꎬ水中之月ꎬ镜中之象ꎬ而有神奇幽秘ꎬ思致微妙ꎬ悠远空灵的表现ꎮ [7]杜诗中的山水田园诗在自然风景的书写中表现出蕴蓄深厚而又余味深长的佛禅意味ꎬ诗人以佛语㊁佛理入诗ꎬ书写出空寂静幽的意境之美ꎮ(三)无住㊁无著的处世态度无住㊁无著主张不要追忆过去的事ꎬ不要顾虑未来的事ꎬ顺其自然ꎬ随缘发展ꎮ杜甫崇尚佛禅思想中人对本心与本性的追求ꎬ而这个本心与本性的特征便是无住㊁无著ꎮ杜甫以这种无住无著的方式看取世事ꎬ于是就有了别样的一种处事方式ꎮ如«江亭»中的名句: 水流心不竞ꎬ云在意俱迟ꎮ 表现出诗人的平静与闲适ꎬ体现出生命的自由自在㊁淡然物外ꎮ杜甫运用自然意象营造出清净澄明的禅境ꎬ诗意与禅意的完美结合ꎬ取境自然ꎬ形意相融ꎮ又如诗歌«后游»书写竹繁花茂的修觉寺ꎬ诗人此次再游仍是那么叶绿花红ꎬ老花谢过ꎬ新花开放ꎬ没有伤感ꎬ没有憾恨ꎬ无数瞬息开谢的花朵打扮出一个热烈的春天ꎮ而一个春天过去ꎬ将会有另一个春天ꎬ生命就处在不停息的生灭之中ꎮ再如«岳麓山道林二寺行»这首诗对山寺的描写不仅清逸秀丽ꎬ而且气势浩大ꎮ使人注意的是ꎬ此诗将寺院与环境之间㊁佛性与万法之间㊁人与自然之间写得融会贯通ꎮ这首诗写的不仅是宗教的境界ꎬ它还有现实生活的内容:这里田土膏腴㊁风俗淳古㊁百姓安居乐业ꎬ这样自由自在走过一生就是无住㊁无著的境界ꎬ这是杜甫将禅学境界与现实理想相结合所创造的一个乐园ꎮ杜甫在这样的山水田园景观中忘记了尘世的烦忧ꎬ心灵得到释然ꎮ杜甫将实现儒家的社会政治理想作为自己的使命ꎬ可又苦于无法实现ꎬ受清净禅境的影响ꎬ向往自由㊁随心ꎬ可又摆脱不了残酷的现实ꎮ杜甫就这样带着儒家思想体系本身的矛盾㊁儒学传统与现实的矛盾㊁禅学与儒学的矛盾走完了他的一生ꎮ禅学不仅给杜甫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ꎬ而且使杜甫在禅宗中找到了一片精神解放的乐土ꎮ杜甫创作的山水田园诗充分体现了他的解脱与超脱ꎬ实现了其心灵的自由与清净ꎮ三㊁杜甫山水田园诗的佛禅意义人类在大自然中陶冶情操㊁抒发情感㊁荡涤灵魂ꎮ诗人以山水田园诗的创作为心灵的栖居之地ꎬ抒发对大自然的热爱ꎬ表达对安静㊁澄明的自然境界的向往ꎮ杜甫创作了诸多山水田园诗ꎬ表现出了其特有的审美意蕴与佛禅旨趣ꎮ第2期王小燕:杜甫山水田园诗的佛禅思想55㊀被尊称为 诗圣 的杜甫一生以诗歌见长ꎬ佛教思想对其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ꎮ杜甫信奉佛教ꎬ在其诗歌内容㊁创作风格中有明显的体现ꎮ杜甫虽然不以山水田园诗名世ꎬ但是其山水田园诗的佳作也具有很高的审美意蕴ꎬ杜甫的山水田园诗创作不仅对后世的诗歌创作具有指导意义ꎬ而且其表现出来的佛禅思想也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ꎬ对我国的诗歌美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ꎮ杜甫的山水田园诗展现自然㊁田园㊁山水及禅寺所在的幽静之境界ꎬ这是他追求内心宁静的寓所ꎮ葛兆光在«禅宗与中国文化»中说: 这种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心的适意人生哲理ꎬ使中国士大夫的审美情趣趋向于清㊁幽㊁寒㊁静ꎮ自然适意㊁不加修饰㊁浑然天成㊁平淡幽远的闲适之情ꎬ乃是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ꎮ无论在唐㊁宋人的诗㊁词中ꎬ还是在元㊁明㊁清的绘画中ꎬ我们都可以领略到ꎮ [8]在杜甫的山水田园诗中ꎬ自然景物都变成演说佛法的依据ꎬ闪耀出禅光佛影ꎬ呈现出清幽闲适的意境之美ꎬ诗禅交融ꎬ使读者味诗如品醇酒佳酿ꎬ余味无穷ꎮ在宁静的山水田园背后ꎬ体现了诗人深厚的佛禅思想ꎬ蕴藏着诗人澄明而丰富的心灵境界ꎮ杜甫远离了朝廷ꎬ也疏远了他的社会责任与义务ꎬ他带着一种解脱的轻松ꎬ释放着自己压抑的个性ꎬ在禅宗中找到了一片精神解放的乐土ꎮ中国文学史上ꎬ诗禅共命的思想由来已久ꎮ佛教思想在唐代盛行ꎬ杜甫受其影响ꎬ创作出许多优秀的诗作ꎮ杜甫的山水田园诗展现了大自然的美丽画卷ꎬ蕴含了宁静㊁空灵的佛禅思想ꎬ诗歌中融入禅语㊁禅理与禅意ꎬ营造了更为丰富而深远的诗境ꎮ宗白华曾经说: 文学艺术是实现 美 的ꎮ文艺从它左邻获得深厚热情的灌溉ꎬ文学艺术和宗教携手了数千年ꎬ世界最伟大的建筑雕塑和音乐多是宗教的ꎮ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也基于伟大的宗教热情ꎮ [9]在我国古代的诗歌创作中ꎬ杜甫便是基于伟大的宗教热情创作出一流文学作品的诗人ꎮ杜甫在山水田园诗作中ꎬ将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相融合ꎬ将自然美景与佛禅意趣相融合ꎬ创造出空灵静美的诗歌境界ꎮ参考文献[1]㊀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ꎬ1979:727.[2]㊀孙昌武.禅思与诗情[M].北京:中华书局ꎬ1997:170.[3]㊀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ꎬ1989:111.[4]㊀慧能.坛经[M].北京:中华书局ꎬ2010:101.[5]㊀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化的原型批评[M].北京:东方出版社ꎬ1996:239.[6]㊀佛陀耶舍.长阿含经(卷三)[M].竺佛念ꎬ译.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ꎬ1999:5.[7]㊀严羽.沧浪诗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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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Fu and Buddhism
作者: 孙昌武[1]
作者机构: [1]南开大学中文系,天津300071
出版物刊名: 东方论坛:青岛大学学报
页码: 42-46页
主题词: 佛教;禅宗;信仰心态;艺术思维;美学趣味
摘要:在学界,人们普遍认为杜甫在诗歌创作中是贯彻儒家'诗教'的典型,而忽视了他在创作中多方面地受到佛教滋养的实际,即使有人注意到佛教对其创作的影响,但也未展开专门而具体的研究.杜甫一生与佛教特别是禅宗有很深的交涉,其给杜甫的思想和创作增添的新鲜内容,给他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美学趣味带来的重要影响.佛教思想不仅成为他儒家用世之道的补充,也成为他困顿时的安慰.。
从杜甫的诗看杜甫与佛教之关系
赵玉娟
【期刊名称】《杜甫研究学刊》
【年(卷),期】1993()4
【摘要】唐代大诗人杜甫(公元712-770年),一生漫游各地,耳闻目赌,自身遭遇,悲欢愉戚,形诸篇什,作诗一千四百多首,达到了唐代诗歌艺术上的高峰。
从杜甫众多的诗作中,我们不难发现,杜甫曾与佛教有过相当深厚的因缘。
其表现在游寺、作诗、交友、信仰等许多方面,不象有人对此加以否认,或仅仅根据一二首诗来谈他的佛教信仰那么简单。
【总页数】8页(P41-48)
【作者】赵玉娟
【作者单位】不详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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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与大乘佛法作者:张轶男来源:《北方论丛》2014年第01期[摘要]杜甫早年即修习禅宗法门,晚年亦“不落旁门小乘”。
杜甫的生命意识与人性关怀,深契大乘义学度己度人、悲智双修的精神主张。
中国大乘佛法所确立的积极人生的落脚点,转身回向的实践精神,与根植在杜甫头脑中的“民胞物与”的儒家思想不谋而合。
综观杜甫一生,始终以一个精神探索者的身份,汲取佛禅智慧,一为“己”求心灵慰藉;一为“群”寻救世良方。
[关键词]杜甫;大乘佛法;儒家;道家;实相涅槃[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4)01-0000-05杜甫的人民性、家国意识以及关注现实的精神,在很大程度上使他成为一个凝聚着稳定意义的文化符号。
不可否认,儒家思想贯穿杜甫终生,且占有重要地位,诗人史笔与儒家“诗圣”固得其主流。
不过,若认定“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1](p.2426),则其继往开来的诗艺来源似乎单薄,因“儒生气象,一毫不得著诗;儒者语言,一字不可入诗”[2](p.91);而其精深的思想和博大的情怀亦缺乏足够的支撑,“因为这样狭隘的理解,既不能对杜甫作出恰当的评价,也不能说明那个时代的思想对杜甫的影响,更不能说明杜诗怎样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现实”[3](p.120)。
事实上,生长于三教融合、佛道盛行的盛唐时期,作为一名才学慧力特出的优秀诗人,杜甫深受道教、佛教,尤其大乘佛教思想的影响,是不争的事实。
在“一系列富有宗教意味”[4](p.127)的禅诗中,援引化用大量的佛典故事、佛经术语、佛禅意象,诗人亦屡以史上高僧作比,并有追随之意,杜诗有云:“似得庐山路,真随慧远游”[5]( p.930),“献花何日许门徒”[5](p.1801),“隐居欲就庐山远”[5](p.1935)。
而诗人自言其早年即“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5](p.1713),晚年更“落帆追宿昔,衣褐向真诠”[5](p.1713),可见其佛学颇有根底。
凡此,皆透露其与大乘关系的种种消息。
杜甫与佛教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以前鲜有论及。
古代注家对此多是评点式的只言片语,缺少系统的理性论述,对杜甫的思想,人们几乎一致认为是儒家思想,甚至“过分拘泥于封建道德,尤其是过分强调杜甫的忠君爱国思想”[6](p.133)。
70年代以来的杜甫思想研究,较之古代杜诗学研究有显著创新,但主流亦不出古代儒家诗教研究范畴。
1978年,吕澂发表《杜甫的佛教信仰》一文,就诗人与佛教的关系作了简括论述。
此后,国内学者亦有从“杜甫与禅学”、“杜诗与禅意”等角度切入,阐释杜甫杜诗与佛禅的关系。
本文在比对多家杜诗注本的基础上,综合前辈成果,希望通过进一步论证,探清杜甫与大乘佛教及禅宗的因缘纠葛。
一、“不落旁门小乘”杜甫早年即“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更有“余亦师粲可”[5](p.247)、“本自依迦叶”[5](p.1714)、“永愿坐长夏,将衰栖大乘”[5](p.1024)等表述,可知诗人早年即修习禅宗法门,晚年亦“不落旁门小乘”[5](p.1713),“本自”、“宿昔”等语,传达出向佛之心日久。
治杜学者凡留意此处者,多热心考辨其所依禅宗何宗,争议焦点主要在“七祖”何指。
对此,古今学者意见有三。
清代注杜大家钱谦益、仇兆鳌、杨伦等认为,杜甫主于南宗,“七祖”即神会。
盖达摩门下辗转相传,至五祖弘忍而下,有南能北秀之分,二宗弟子各立其师为第六祖,北宗尊神秀弟子普寂为七祖,南宗尊惠能弟子菏泽为七祖。
钱注详考“七祖”为菏泽神会,并断定“公与右丞、房相,皆归心于曹溪”[7](p.522)。
仇注、杨伦等评家亦皆谓老杜“主于南宗”[8](p.806),现代学者胡适亦持此说[9](p.185)。
浦起龙以“七祖”为南岳怀让[10](p.774)。
当代学者,比如吕澂、陈允吉、孙昌武等人则认为,杜甫主于北宗禅,“七祖”当指北宗普寂。
吕澂认为,杜甫早年信仰禅学北宗,晚年转而皈依净土 [11](p.40)。
陈允吉指出,杜甫“早年就受到佛教思想的熏染陶冶,而在开元、天宝间盛行于中原京洛的北宗禅学,给予他的影响尤其显著,因此论杜甫的禅学信仰,毫无疑问应该属于北宗”[12](p.327)。
孙昌武认为,尽管当时南北宗的界限并不那么明显,然“普寂的…七祖‟地位似已稳定……这里当是称普寂为…七祖‟”[13](p.78)。
三说各有所见。
神会、怀让、普寂皆与杜甫同时先后人,时人或以普寂、神会为“七祖”,唯浦氏以“求七祖,即是依马祖”[10](p.774),似不足为征。
那么,“七祖”竟属何人?试以唐文、唐诗考证。
李邕《嵩岳寺碑》曰:“达摩菩萨传法子可,可付于璨,璨受于信,信恣于忍,忍遗于秀,秀钟于今和尚寂”[14]( p.310),此以神秀弟子普寂为“七祖”。
严挺之给神秀弟子义福做碑,其碑有文亦曰:“禅师法轮始自天竺达摩,大教东派三百余年,独称东山学门也。
自可、璨、信、忍,至大通,递相印属。
大通之传付者,河东普寂与禅师二人,即东山继德七代于兹矣”[14]( p.490),此以神秀弟子普寂、义福为“七祖”传人。
刘长卿《送勤照和尚往睢阳赴太守请》一诗有曰:“燃灯传七祖,杖锡为诸侯”[15](p.1123),诗中所言“七祖”,当指普寂。
睢阳太守为唐代名臣裴宽[16](pp.4489-4490),他笃信佛教,是普寂的在家弟子,普寂于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圆寂时,裴宽执弟子礼[17](p.199)。
刘禹锡《送宗密上人归南山草堂寺》曰:“自从七祖传心印,不要三乘入便门”[18](p.404),“七祖”无疑指神会。
因宗密推崇神会,自谓:“禅遇南宗,教逢圆觉”[19](p.105)。
以上诗文可见,“七祖如今未有人”[15]( p.806),而禅宗“七祖”于佛教史上也是一个未决的公案。
六祖惠能灭度前谓弟子曰:“法即付了……衣不合传”[20](p.103),史载:“天宝四载方定两宗”[19](p.103),杜甫晚年之际,“七祖”仍分说不已。
至贞元十二年(796年),神会被敕定为“七祖”时,杜甫已经去世26年了。
故纠缠于“七祖”何人,最多不过见仁见智之说。
既然如此,杜甫倾心南北何宗亦不得而知,惟“东山法门”,指包括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两代禅师在内的禅宗是确信无疑的看法。
“双峰寺”即道信、弘忍弘法所在;杜甫所师“粲可”,即二祖慧可与三祖僧璨;所依“迦叶”,即中国禅宗初祖,亦为释迦牟尼灵山法会密付正法眼藏者;所缚“禅寂”,当指修持禅定,一心归寂之法。
无论是神会、怀让,还是普寂,皆是禅宗法脉,“见其为禅宗也”[5](p.992)。
唐代八大佛教宗派中,禅宗兴盛,北宗神秀与南宗神会先后领众,受当时朝廷的尊崇,而禅宗简洁的宗风,亦深受文人士大夫及国民的信奉和喜爱,“天下禅人都纷纷自附于…东山法门‟”[9](p.173)。
以杜甫博古爱今的诗学主张及其读书万卷、转益多师的才学慧力推断,诗人兼收并蓄,对佛教的态度或不囿于宗派,亦在情理之中。
何况,唐初的佛门宗派尚未那么界限分明,“且都带着些调和的色彩”[21](p.335),“当时佛教徒心目中,彼此之间的分别,倒不如用唐代人自己的名称…法师‟、…律师‟和…禅师‟来得清楚”[22](p.43)。
故而,孙昌武指出:“许双峰”“求七祖”,“只是表示自己对禅宗的信仰,没有轩轾哪一宗派的用意”[13](p.78)。
杜甫虽不是以一个宗教信徒的心态亲近佛禅,却始终以一个精神探索者的身份汲取其智慧,晚年自语:“将衰栖大乘”,一语道断,见其“不落旁门小乘”也。
佛教以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为三乘方便说法,最终三乘归一,“但以大乘而度脱之”[23](p.265)。
大乘即指菩萨乘,“其实践与所依据之理论都较声闻乘、缘觉乘更广大,所以称为…大乘‟”[24](p.78)。
大小乘的主要区别在于:一是“在宗教实践上,大乘以成佛为目的,而小乘则以达到阿罗汉为究竟”[24](p.73);二是在理论上,大乘对法空的理解更透彻,认为一切皆空,法亦幻有。
故大乘不执着于佛法与出世,提出有余涅槃,更具悲心与慧力。
我国佛教之传承,自汉晋佛法东渐以来,一直是大乘佛教统领天下。
从典籍传译看,“几乎一有译经,就有了大乘经典”[24](p.75);从学说研究看,由于大乘般若学说与道家学说具有相似性,使般若一经传入汉地,即引起了人们的极兴趣,其深刻影响涉及到思想、伦理和文艺创作等生活领域;从宗派教义看,至杜甫生活的盛中唐时代,在中土成长起来的主要宗派都依大乘经典完成了教义学说的构建,并尊印度大乘学者龙树为传法祖师。
龙树所创大乘学说,对中国佛教各宗均产生深刻影响,其中尤以中道观、八不缘起及实相涅槃为著。
考杜集诸诗,其与大乘佛教的关系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杜甫禅诗纯熟化用佛典故事、佛经术语者不可凡举,所涉释典,主要集中在《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楞严经》、《大般涅槃经》等大乘佛教经典中。
比如,“三车”、“白牛车”、“穷子”等喻,是鲜明的法华意象;“香厨”、“妙香”、“众香”等语,让人想到著名的维摩故事;“不住天”、“不住心”是《维摩》《金刚》要义;“布金”、“布地”、“祇树园”、“给孤园”、“赖独园”、“雪山”、“杯渡”、“虚空”、“无生”、“多罗树”、“诸天”、“欢喜”、“檀施”、“金银佛”、“传灯”、“业白”等皆广涉佛典。
此外,诗人对佛教术语的准确使用(比如,称僧人为“上人”、“大师”、“锡杖”、“飞锡”,称僧寺为“上方”、“招提”、“兰若”、“水精域”,称佛教为“象教”、“妙教”,称释迦牟尼为“前佛”、“世尊”等),也可窥其佛学素养。
而诗人笔下每每流露出对史上高僧如慧远、汤休、支遁、慧可、僧璨等僧的崇敬与向往,晚年经常自语:“安禅”、“经行”、“依止老宿”、“回看不住心”[5]( p.990)、“老夫贪佛日,随意宿僧房”[5](p.764)等,可知诗人对佛教义旨、佛门圣地、佛教高僧的赞叹之情与亲近之意。
综观杜诗佛禅意象,或直接援佛入诗,比如,“不住”、“无生”、“虚空”等,起到传递大乘义理的作用;或以象取意,如“雨”、“月”、“珠”、“灯”等,将佛理融入佛“象”中,与诗意浑然一体,为诗歌以生动的意象隐托难以形求之佛理,提供了有益启示。
二是诗人深受大乘义学思想的影响,并有渐次精进的过程。
早年习禅游寺,与诗僧交往,乃随缘任运,无心为之。
味其早期禅诗,诸如《游龙门奉先寺》、《巳上人茅斋》、《夜听许十一诵诗》等,多禅理而少禅悟,所谓:“余亦师粲可,身犹缚禅寂”。
中年学佛,求“第一义”、“看不住心”,表现了“性空幻有”之般若空性思想,如川蜀间诗作《上牛头寺》、《望牛头寺》、《上兜率寺》、《望兜率寺》等,是有意近禅、尽享禅悦之作,然此时似仍为般若空观所缚。
晚年佛学修养更高一筹,诗歌境界也更加空明澄彻,如夔州后诗《秋日夔府咏怀》、《岳麓山道林二寺行》,对大乘佛法的体悟深入超然,进入到大乘义学的更高层次——大乘中道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