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名士看“名教”“自然”

魏晋玄学的繁兴-----用道家自然净化儒家名教的思想主旨用道家自然净化儒家名教的思想主旨玄学思潮的中心议题是名教与自然之辩，而所谓本末、有无、体用、心性、宗意和才性等等概念范畴都是对这一论题的展开或深化。

抹讨名教与自然之辩，有助于把握玄学思想的精神实质。

魏晋时期，与“名教”相对应的所谓“自然”，有这样几重含义：其一，指宇宙万物的本体或万物非人为的本然状态，自然而然；其二，指无目的、无意识的自然情感；其三，指必然、命运。

汉代以后，所谓“名教”，主要指维护宗法等级制度的伦理道德，即礼教。

其以“三纲五常”为核心，汉末蔡邕在论议宗庙之礼时即曾云：“夫君臣父子，名教之本也。

故尊卑永固，而不踰名教。

”（28）南朝郑鲜（先）之亦曰：“名教大极，忠孝而已。

”（29）“名教”的功能或特征是“以名为教”，即把宗法等级制度及与之相应的伦理通德观念立为名份、名目、名号、名节，如举贤良方正、茂才孝廉，设《五经》博士、置弟子员等。

，以政治手段来推动道德教化。

颜之推《颜氏家训·名实》说：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余价，亦犹蝉壳蜕皮，兽远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对曰：“劝也。

劝其立名，则获其实。

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

……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情而致其善尔。

”然而，汉代统治者推崇名教，行“以名为教”的道德教化，其结果造成的却是如上所述的名实脱节的伦理失范、道德危机的状况。

这就引起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辩。

玄学名士们认为，道德危机是由于“矜名”、“尚名”使然，故提出以“不言之教”取代“以名为教”。

王弼谓：“以无为而居，以不言为教，以恬淡为味，治之极也。

”（30）“不言之教行，何为而不威如？”（31）向秀、郭象云：“道之所以流荡者，矜名故也；知之所以横出者，争善故也。

”（32）“绝学去教，而归于自然之意也”，“任其自行，斯不言之教也”。

魏晋玄学中的名教与自然问题研究作者：李雪姣来源：《文教资料》2012年第32期摘要：魏晋玄学是魏晋时期形成的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

玄学家们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宇宙本体以及社会人生的思考与认识。

在玄学所讨论的问题之中，名教与自然问题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甚至有研究者将其定为魏晋玄学研究的中心。

但在对待名教与自然的态度上，王弼、嵇康、裴頠、郭象等主要玄学人物都各有所异。

此文将打破以时间贯穿观点的方式，从文献入手，论述魏晋玄学中名教与自然问题的概念范畴、各自的发展状况以及归宿、地位等问题，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把握名教与自然问题。

关键词：魏晋玄学名教自然发展一、引言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来看，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

”[1]（P498）作为新兴思潮，魏晋玄学正是在这样一个时期中形成。

对于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晋书·阮籍传》）的时代，为了明哲保身，人们流于清谈，“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晋书·阮籍传》），成为玄学的前身。

时代动乱在很大程度上又意味着对意识形态束缚的减少，于是人们不再局限于汉代儒家经学研究，道家清淡无为思想因此而被重新发掘。

同时，人们也不再迷信汉代那考证繁琐、甚于谶纬的经学，转而寻找另外一种可以作为精神寄托的思想。

此外，何晏、王弼、阮籍、嵇康、裴頠、郭象等人，关注社会现实，希望通过论著提出提出对宇宙人生的看法，或为政治原则寻找理论依据。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文学独立并进行自觉创造的时代中，产生了魏晋玄学这种后起于经学，具有高度思辨性的哲学。

根据余敦康先生的《魏晋玄学史》，魏晋玄学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时期，正始玄学为第一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玄学；竹林玄学为第二期，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自然论玄学；西晋元康玄学为第三期，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玄学和以郭象为代表的独化论玄学；第四个时期为东晋佛玄合流思潮，以张湛和僧肇为代表。

浅析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自然审美观在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审美主体精神结构中，山水审美意识占有重要的位置。

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自觉和成熟，其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扩展，是魏晋以来的社会审美文化活动和审美主体精神发展与审美风尚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不但积极地推动了当时的文艺创作之发展，对丰富魏晋南北朝文学、美学思想起到了异常突出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山水审美文化的发展更是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本文具体分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审美观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炉火纯青之境的原因和表现形态。

标签：魏晋南北朝；自然；山水；审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文化、文学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鲁迅称之为“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文学的自觉时代”。

这说明这时代的仁人志士已把艺术视为自己的生命，像对待生命一样地爱惜它，而且乐此不疲。

审美意识及审美经验已有了很高的程度，尤其是对自然的审美已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势，为历代所不能及。

在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审美主体精神结构中，山水审美意识占有重要的位置。

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自觉和成熟，其文化内涵的进一步扩展，是魏晋以来的社会审美文化活动和审美主体精神发展与审美风尚演变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其不但积极地推动了当时的文艺创作之发展，对丰富魏晋南北朝文学、美学思想起到了异常突出的作用，而且对后世山水审美文化的发展更是产生了积极而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环境和人文氛围的影响下，传统的山水审美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一个飞跃性发展阶段。

对于当时的文人士大夫而言，自然山水是一座精神家园。

一、自然能“畅神”——“神之所畅，孰有先焉”我国第一篇正式山水画论就是宗炳的《画山水序》。

文中宗炳阐述了山水画之所以能使人精神得而超脱于尘浊之外，是因为感通于画上的山水之神，只有如此，才能起到“观道”的作用。

[1]山水画的创作实际上就是抒写意境的一个过程。

而当你把山水看得有神，把自然看得有灵性时，你的精神必然感到无比愉悦。

就像宗炳所说的“神之所畅，孰有先焉。

在“竹林七贤”中，嵇康“高情远趣，率然玄远”，“博综伎艺，丝竹特妙”，同时，“直性狭中，多所不堪”，“刚肠疾恶，遇事便发”，这注定了他“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特殊品性，也注定了他“临当就命，顾影索琴”的悲剧人生。

嵇康，一个“目送飞鸿，手挥五弦”的名士，在“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的混沌时代，既“抗心希古，任其所尚”，又“志在守朴，养素全真”，他放浪形骸，借以逃避祸端；曲折为文，借以发泄不满。

他那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中，有着遗世的傲骨；他那曲折幽深的山谷中，有着超然的玄远；他那悲怆苍凉的《广陵散》中，有着千古的遗音和决绝。

一切无声无息地沉静在历史中，造化自然，羽化仙登。

魏晋的名士以极其的浪漫主义和强烈的怀疑精神，反抗着前代一切因袭的、传统的、偏颇的制度。

他们立足于内心世界的真知卓见以极其的自由精神和独立人格，破坏着当时一切功利的、虚伪的、人为的道德。

他们用自然无为的老庄哲学，守护着自己的真谛，寻找人生的归宿，走完毕生的路途。

他们外在上，或许放浪形骸，逃避祸端，或许曲折为文，发泄不满，或许调和儒道，容迹而已。

但是，他们内在上，体现了一个时代的觉醒，一个时代的风骨，独立于天地，横绝于太空，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而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犹如天龙卷风，在天风浪浪，云海苍苍的寰宇之间，吞吐大荒，遗世惊俗。

“嵇康，卧龙也，不可起。

公无忧天下，顾以康为虑耳。

”《晋书?嵇康传》所记钟会谗陷嵇康的话，无论可信与不可信，均足见嵇康在当时的影响。

《与山巨源绝交书》“非汤武而薄周孔”，“有必不堪者七，堪不可者二”，惊世骇俗与旧说相对；《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六经纷错，百家繁炽，荣利之途，故奔骛而不觉”，师心遣论与六经相抗；《太师箴》“宰割天下，以奉其私”，《管蔡论》“管蔡怀疑，未为不贤”，锋颖精密与王朝相横。

因此，钟会对晋文帝再进言，“今皇道开明，四海风靡，边鄙无诡随之民，街巷无异口之议。

浅析名教与自然03100414 张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探究的基本问题，要弄明白两者之间的关系，首先得明白“名教”与“自然”究竟是什么？名教与自然是魏晋玄学中的一对范畴，名教，原指儒家“因名设教”的那一套宗法等级制度和伦理观念，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

自然，主要指天道自然，认为天是自然之天，天地的运转，万物的生化,都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

名教和自然观念产生于先秦。

孔子主张正名，强调礼治；老子主张天道自然，提倡无为。

孔子、老子被后世看做"贵名教"与"明自然"的宗师，所以说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也可以说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儒学与道学之间的关系。

魏晋时期，由于思想家的哲学倾向和政治见解不同，"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成为一个争辩的问题，当时的文人学士对于这个问题主要有三种观念：一、正始玄学时期——何晏、王弼的“名教出于自然”（儒道调和）汉魏之际，伴随着“儒学独尊”局面的结束，“名教”已呈现着一副破败的景象。

首先是黄巾起义的冲击，黄巾起义军所到之处，孔庙被砸，神探被毁，其领袖张角又利用道教经籍《太平经》中的某些教义，以“太平军”的形式动员和组织农民起义，在宣传鬼神迷信的同时，也反映了农民某些平等要求和反抗封建剥削的呼声，这与作为封建等级观念的“名教”是直接对立的。

其次，封建统治阶级在生活上纵欲享乐，挥霍无度，极端腐朽。

他们已然丧失了儒家仁政、德治的旨意，并且违背了名教强调重义轻利的伦理信条，但为满足他们本性的挥霍，又必然视名教礼仪为一种束缚。

这种对于名教的两面态度加剧了“名教”与“自然”的矛盾，导致“名教”陷入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加上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门阀士族统治集团需要重整名教，建立“名教”与“自然”的新的关系。

鉴于两汉经学以神学目的论为“名教”作论证导致的失败，门阀士族开始离弃神学化的儒学转向道家，以老庄的“自然之道”作为“名教”制度的新的理论根据，来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挽救“名教”的危机，满足他们那两重人格的政治需要，魏晋玄学也由此应运而生。

2021年3月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Mar.2021第 39 卷第2 期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Hainan University V〇l.39 No.2人的觉醒魏晋天人视域下的名教与自然关系及其嬗变曾嘉(南京大学哲学系，江苏南京210023)[摘要]自然与名教关系是魏晋玄学的核心问题之一，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

两者关系在历经了“名教本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即自然”之正反合式的三重发展之后,臻于圆融，而这条路径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观念实相贯通。

魏晋天人视域下的名教与自然关系及其嬗变，应是魏晋玄学研究之不可或缺的视角，这个视角使此一问题的探讨，既彰显了中国哲学的特色，又具有了后现代的价值。

[关键词]天人;名教：自然；玄学[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4-1710(2021)02-0126-09与以基督教为背景的西方哲学侧重于辨说神人关系不同，中国哲学始终关注自然与人，恒论天人 关系。

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老子“道法自然”，中国哲学从孕育之初开始，作为主宰的“神”即是缺位 的。

这种“神”的缺位，其积极面是“人”的觉醒，消极面则是人的“越位”。

这种觉醒与越位之间的折冲与 转换，在魏晋时期尤为凸显。

先秦哲学的无神论倾向是作为“类”的人的觉醒，而魏晋玄学则是作为“个 体”的人的觉醒。

这种觉醒固然是可贵的，但是如果没有超越层面的赋命、提升与制衡，那么“觉醒”极 易导致“失格”，乃至沦丧。

这个超越的层面，在中国哲学的话语中即是“天”。

在中国哲学叙事中，天与 人是一贯的、合一的。

天人合一背景下的“人的觉醒”，在魏晋时期就表现为名教与自然之关系及其 嬗变。

一、天人视域及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兴起天人关系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论题之一，在儒道二家有着本体论的意味。

二家皆欲贯通天道与性 命，故都本天道以明人事，将“天人合一”悬为人生与政治之鹄的。

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生观一、嵇康崇尚自然人生观形成的原因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颇具特色的一个时代，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魏晋时代造就了一批与众不同的文人，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竹林七贤”，他们倘徉在山水之间，用手中的笔，手中的琴，表达了自己向往自然的心志。

七贤之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嵇康，他崇尚自然，具有清高脱俗、慷慨任气的人格美，因而成为“竹林七贤”领袖之一。

嵇康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所谓“任自然”就是让人的本性得到自由伸展，而将伦理纲常放在一个从属的位置上。

嵇康早年丧父，家境贫困，但仍励志勤学，文学、玄学、音乐等无不精通。

他娶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曾任中散大夫，史称“嵇中散”。

司马昭曾想拉拢嵇康，但嵇康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倾向皇室一边，对于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因此颇招忌恨。

司马昭的心腹钟会想结交嵇康，受到冷遇，从此结下仇隙。

嵇康的友人吕安被其兄诬以不孝，嵇康出面为吕安辩护，钟会即劝司马昭乘机除掉吕、嵇。

《晋书》记载“康将刑于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为师，弗许。

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年四十。

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帝寻悟而恨焉。

”史称“康早孤，有奇才，远迈不群。

身长七尺八寸。

美词气，有风仪，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饰，人以为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

学不师受，博览无不该通，好《老》、《庄》。

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

常修养性服食之事，弹琴咏诗，自足于怀。

”年轻时代的嵇康，十分注意学识与品德的修养，与之交往的，也大都是志气相投的所谓“名士”。

《世说新语》描述嵇康说：“萧萧肃肃，爽朗清举。

”，“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

‘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名教自然之辩摘要：自然名教关系，是魏晋玄学讨论的极其重要的一个命题。

名教自然之辩与有无之辩、才性之辩、言意之辩并列为魏晋玄学中的四对最重要的哲学命题。

名教自然之辩，是魏晋玄学的基本问题所在。

就整体言，玄学思潮的发展方向，总的趋势是一步地调和名教与自然的矛盾，使之合为一体。

具体而言，是沿着王弼（儒道调和）——嵇康（儒道对立）——郭象（儒道合一）这一路向行进的制约这一行程的直接动因是魏晋时期政治上的剧烈变动带来的现实需要。

关键词：自然；名教；名教出于自然；越名教而任自然；名教即自然；独化名教观念与自然观念，不是魏晋时期开始提出的，圣人（孔子）贵名教，老庄明自然，由来久矣。

时至汉代，有其是东汉时期，这两种观点都有了新的发展，并展开了激烈的争辩。

魏晋玄学家的历史使命就是将名教与自然两种相互对立的思想结合起来，为世人提供伦理价值根据。

探求名教与自然之辩的产生原因、发展进程以及内在实质，不仅对于了解魏晋玄学，而且对于了解思想发展的一般规律，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名教自然关系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环境名教自然关系的产生根源在于汉代后期出现的名教危机。

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本来为先秦诸子之一的儒学逐渐意识形态化，成为社会统治思想。

儒学对社会的统治，在当时是以经学的形式出现的。

统治者利用政治权威，导之以利禄之途，大力提倡经学。

至东汉，经学发展到顶峰，政治和学术完全合一，统治者以名教治天下，将经学统治从学术、政治延伸到思想道德伦理的深度。

因此与提倡经学相应的就是大力奖励名节。

儒学道德价值观念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据统治地位，成为人们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即以名教治天下。

所谓以名教治天下，也就是以儒家伦理纲常立名分，建立官职，设置制度，以为名器。

朝廷以名目取人，实际是用辅之以利禄之途的名誉为手段，从正面引导社会风气，推行教化。

平心而论，这种构想无可厚非。

汉代尊儒之初名教的推行有其深厚的思想学术基础，即经学在社会中广泛深入的研习；也有其价值文化思想，即早期儒学“微言大义”之存在。

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论嵇康的自然主义哲学思想嵇康（223—263年），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县）人，三国时期曹魏著名文学家、音乐家、思想家，“竹林七贤”之一。

嵇康“少有俊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

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

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

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三国志·魏书·嵇康传》裴松之注）。

由于一个偶然的机遇，他娶了曹操曾孙女长乐亭主为妻，进入上流阶层，并曾担任中散大夫。

但也因为如此，使他在政治立场上与篡权的司马氏集团相敌对，对司马氏采取不合作态度，颇招忌恨。

最后在司马昭的心腹钟会的陷害下，死于司马氏之手。

嵇康的作品以诗歌和散文为主，其中比较集中反映他的哲学思想的有《声无哀乐论》《养生论》《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和《与山巨源绝交书》等。

他的作品被收录在后人整理的《嵇中散集》或《嵇康集》中。

1.“名教”与“自然”“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是嵇康哲学的核心主题。

“名教”指的是社会的等级名分、伦理仪则、道德法规、制度典范等等的统称；“自然”则是指人的本初状态或自然本性，同时也指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

魏晋玄学家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格外重视。

王弼从道家的自然哲学的立场出发调和二者，主张“名教本于自然”，以“自然”为“无”、为本；以“名教”为末、为用，强调名教应该顺应人的自然本性。

阮籍则以“大人先生”的形象喻示了自然对名教的突破。

但是，直到嵇康这里，才明确地把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哲学的主题，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

在嵇康生活的时代，儒家名教思想及其所宣扬的忠、孝、节、义等规范已经逐渐被篡权的司马氏集团所利用，成为他们维护统治、钳制人心的有效工具。

嵇康对这种现象深恶痛绝，决心从根子上动摇司马氏的说教。

同时，由于深受道家思想影响、追求精神自由独立，嵇康从思想上也不愿意接受名教的规范。

所以，他将名教和自然对立起来，认为名教是违背自然本性的，是对大道的凌迟：及至人不存，大道凌迟，乃始作文墨，以传其意，区别群物，使有类族；造立仁义，以婴其心；制其名分，以检其外；劝学讲文，以神其教。

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内容提要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思潮的主题。

关于此，汤用彤、陈寅恪、唐长孺、牟宗三、余英时和庞朴等方家均有专题研究。

这里，笔者试图把名教与自然之辨拆解为名实、情礼、古今、天人四个理论层面，逐一解读。

本文除了不可避免地要涉诸儒道关系外，立论的主旨则在于揭示名教与自然之辨的基本论域、内在理路及其所由产生的历史语境。

颠倒的社会塑造了颠倒的人格。

生当魏晋乱世的玄学名士，他们对名教的矛盾心态和人格行为的不统一，有着真切的历史内涵。

我们不应无视而是应该充分揭示这种真实的矛盾——矛盾的真实，并由此来完整地把握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思想意味。

从何晏、王弼到嵇康、阮籍，再到向秀、郭象，这是玄学思想发展的“三部曲”，名教与自然之辨在这三段中也展现为一种逻辑递进关系。

然而，这种逻辑演进并不明显，而玄学家们对名教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又多有重叠之处。

而且，由于名教与自然范畴的歧义性以及名教与自然之辨在玄学思想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实乃涉诸语言、人性、社会和宇宙等诸多方面。

由是，本文选择了共时性的结构性的话语分析，同时尽可能兼顾历史性的说明。

玄学家的名教与自然之辨以及由此衍生的一些议题，多是当代哲学关注的理论问题，玄学家以其对这些问题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丰富了人类思想的宝库，给后人以宝贵的启迪。

（一）引言魏晋之际，经学式微，玄风振起。

玄学名士们清谈雅论，旷达风流，煽起了一股颇具异端色彩的思想潮流。

作为魏晋时期的思想主潮，玄学当然不是无主题变奏，或无主题的变相说法所谓多主题。

那么，玄学的思想主题是什么呢?应该说是名教与自然之辨。

名教与自然之辨是玄学对魏晋社会的时代课题的理论解答，是玄学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终点，规定与凸显了玄学思潮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品位。

当然，名教与自然概念其来有自，在先秦时代即已形成。

但是，把二者的关系自觉而明确地作为理论探讨的中心议题的，当是魏晋玄学。

与中国传统思想上其他概念术语一样，名教与自然这对范畴也具有模糊性与歧义性。

魏晋玄学之自然与名教学术思想,与时消息。

随着门阀士族的兴起,以玄学为代表的新的哲学思想迅速流行。

在注重章句注疏的两汉经学日趋繁琐的时候,玄学提出的“得意忘言”,将士大夫从繁琐的考据中解放出来,不再拘泥于文字表面的意思,而就是注重文本内在的精神世界;在思想上,玄学通过重新阐释《老子》,《庄子》,《周易》等经典,辨析“有”,“无”等哲学概念,揭露名教礼法的虚伪,追求思想的自由与个性的发挥。

玄学,又称“形而上学”,就是用纯思辨的方法来阐述对经验之外的各种问题的瞧法。

玄学的基本特征就是“儒道兼综”,其中心议题就是通过“有无”,“本末”,“体用”,“一多”等关系的四边推理,来论证自然与名教的统一。

这里的“名教”就是指社会秩序与维护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而“自然”则就是指支配自然界变化的那种与谐的自然规律。

玄学从正始年间王弼,何晏调与儒道,到竹林七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发展到东晋,又回归到了名教即自然。

这不就是历史的简单重复,而就是文化发展的螺旋上升。

下面就具体来谈谈玄学在不同时期的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魏晋时期,“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成为人们研究与思考的主题。

门阀士族地主阶级迫于实践与理论的需要,一方面,她们接过老庄自然无为的思想,用来打破两汉以来封建礼教的拘束,以为她们所代表的门阀士族阶级的放荡纵欲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

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她们对于封建伦理规范,又不能采取完全漠视的态度。

因此,她们不得不对“名教”与“自然”给以新的理解与论证,不得不致力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的探讨。

从而出现了魏晋玄学的“名教”与“自然”之辨。

魏晋时期,第一个力图从理论上说明“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就是夏侯玄。

她说:“天地以自然运,圣人以自然用,自然者,道也,道本无名,故老氏强为之名”(张湛:《列子·仲尼》)。

视“自然”为“道”,为“体”,“名教”为“用”,这种用“体”“用”关系去说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开了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理解“名教”与“自然”关系的先河,标志着对“自然”与“名教”关系探讨的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