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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楚辞通释及研究情况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简介王夫之是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出生于1619年，1692去世，祖籍衡州。
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和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晚晴三大启蒙思想家。
王夫之出生在书香门第，父亲是在朝官员，他小时候开始是在兄长王介之教育下学习，后来父亲辞官回家后又在其父亲的教育下学习。
他的学问非常好，从小就喜欢读书，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考中秀才。
但是在中举的道路上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前两次虽然人们都佩服他的学问，但是他却没有考中举人，直到崇祯十五年的时候才与他的兄长同时考中举人。
王夫之生活的年代正是崇祯年间，当时的时局比较混乱，各地农民起义爆发，清朝军队也在关外虎视眈眈。
张献忠率农民军攻克衡阳以后曾将招王夫之和他的兄长一起前往为谋士，但是他们两个没有去，而是躲避了。
当李自成攻陷北京城以后，王夫之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悲痛，甚至到了好几天不吃饭的地步。
之后清朝军队进入中原，王夫之投身到了抗击清朝军队的事业中，但是最终还是被清朝军队消灭了。
之后王夫之回到家乡隐居，在这里他发誓不剃发，终其一生也没有剃发。
在这里他开始了自己的著述，将自己的学问和思想进行总结，写出了诸多对后世影响很大的巨作，他的思想从此影响社会，最终在七十九岁那年完成了自己最后一部著作之后去世，时年七十九岁。
明清思想家王夫之传王夫之是我国明末清初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尤其是他的思想，直到现在还有很深的研究价值。
萧萐父、许苏民两位学者编著的《王夫之评传》是研究王夫之的重要史学资料。
在这本评传中，主要研究了王夫之的几个方面。
首先是他的哲学思想，其次是他的史学思想，然后是道德伦理思想和政治经济思想，最后研究的是王夫之的宗教思想、文艺美学思想，这都是王夫之的思想精华。
对于王夫之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他的哲学成就，他在哲学上的观点具有极强的批判性。
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反对禁欲主义，提出了天理就在人欲之中的观点。
王夫之的“克念”之道与历史意识王夫之（1889-1973）是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和思想家，他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功不可没，而他的“克念”之道与历史意识更是其独特的思想贡献。
本文将探讨王夫之的“克念”之道及其历史意识，并对其思想进行分析和评价。
王夫之是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他提出的“克念”之道是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对当代社会的回应。
在他看来，“克念”即是要克服执念、思想定势，摆脱传统思维模式的束缚，以开放的心态去理解和面对世界。
这一思想在当时的中国，对于摆脱封建迷信、传统观念以及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提出了重要的思想启示。
在王夫之的历史意识中，历史被视为一种生命之光，一种可以启迪人心、指引人行的智慧。
他认为，了解历史就是了解人性，只有通过对历史的深入思考和反思，才能更好地认识和把握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
他对历史的理解也是深刻的，他认为历史是一种在不断演变中的生命，要在历史的潮流中去思考问题、寻找答案，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充实自己。
王夫之的“克念”之道与历史意识在当时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克念”之道提出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在遭遇的困境和挑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他对历史的强调和理解，使更多的人认识到历史对于现实生活的重要性和意义。
他的思想也启示人们要保持谦逊的心态，不断学习、反思和进步，以更加积极地对待自己所处的时代。
王夫之的“克念”之道与历史意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他的思想虽然在当时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在实践中遭遇了一定的阻力，因为一些人难以真正理解并运用他的思想。
他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理解虽然深刻，但是在真正的历史研究中，还需要更多的实证和研究方法的运用。
他的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并不被普遍接受和理解，因此难以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展开。
王夫之的“克念”之道与历史意识是他独特的思想贡献，对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和社会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王夫之对理学的创新总结
王夫是一位深受尊敬的名古屋大学历史系教授，他在理学史和现代日本思想史研究领域都有非常杰出的贡献。
大量的研究表明，王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代日本社会理论的突破性发展，他在传统的理学及其社会实践中寻求改变和创新，从而使它变得更加现代化。
首先，王夫对理学概念的建构和改造发挥了重要作用。
他结合当今西方社会研究的理论框架，重新审视了中国儒家的传统理学思想，丰富了“多元文化”的思想形式。
他把儒家的智性和现代西方的社会学理论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多元的理念，无论政治理论还是实践都能够接受。
其次，王夫提出了“理性主义”的思想，他将关注点从传统的哲学理论上转移到建立一种基于尊重理性和演化过程的社会关系观。
王夫提出的“理性主义”提出了一种基于人类正义和自由的理论，关注社会公平和自由的可能性，支持新的包容性的社会经济政策。
最后，王夫在日本理学史研究中出现了“实用理性”的思想。
与传统的理论不同，他把重点放在实用和社会行动之间，强调智力活动和社会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
他以德文理论为基础，称之为“历史视角”，以满足日本社会变迁中出现的挑战和有限资源构建对社会有利的理论模型，这种思想以智力总结、理论论证和实践应用的方式进行发展，从而使日本的理学改革得以实现。
总的来说，王夫的理论成果对当代日本社会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他以多元理论的方式，重新定义了日本理学，深刻加强了传统哲学理论与现代社会理论间的联系，从而为日本社会思想体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王夫的理念不仅丰富了中国传统理学的内涵，还也改变了公众对传统道德的看法，推动了实用性思想的形成，使得日本社会理学焕发出大量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与讨论。
总结王夫之的思想主张王夫之（385年-433年），字世法，南北朝时期南朝宋的政治家、文学家。
他是南朝宋初期著名的士人，以文才和政治才能闻名于世。
其思想主张涵盖了政治、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王夫之的政治主张体现了他对国家治理的深刻思考和理解。
他主张重视礼教，认为以礼教作为国家的基本准则是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的关键。
他将礼义看作是一种道德原则，应该贯彻于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
他强调儒家的伦理道德，主张君主应以身作则，具备德行才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和尊重。
其次，王夫之在教育领域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
他主张将教育作为国家的基本建设，应该重视培养人才。
他主张将儒家经典作为教育的核心内容，通过传授经典中的道德伦理和知识智慧，培养学生的品德修养和才干。
他注重教育的实践性，主张通过实践活动培养学生的能力和创造力，并提倡学以致用。
此外，王夫之的文化主张反映了他对文化传承和创新的思考。
他主张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扬。
他认为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精神，具有独特的价值。
他提倡对经典文化的研究和推广，希望通过学习古代文化的精髓，培养后代对文化的理解和传承。
同时，他也主张文化的创新，认为文化应该与时俱进，与社会的变革相适应。
总的来说，王夫之的思想主张体现了他对国家治理、教育和文化的思考和贡献。
他主张政治的稳定性和纲常性，认为社会应该建立在道德和理性的基础之上。
他注重教育的实践性和个体能力的培养，主张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
他既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又主张文化的创新和活力。
这些思想主张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后世也起到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然而，尽管王夫之的思想主张有其独特的特点和价值，但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例如，他过于强调礼教的作用，对个体的自由和创造性发展有一定的限制。
他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但对于外来文化的包容和融合相对较少。
此外，他的政治主张也存在一些理论上的不足，具体落实上也面临一定的困难。
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历史借鉴思想的特点从《读通鉴论》看王夫之历史借鉴思想的特点有以召乱而乱，则诟厉其恶；言已终，卷已掩，好恶之情已竭，颓然若忘，临事而仍用其故心，闻见虽多，辨证虽详，亦程子所谓‘玩物丧志’也。
”[3]（卷末，《叙论四》之二）显然，这里借解释司马光“资治”二字的深意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读史并非仅仅止于知道历史上的善恶美丑并感慨一番而已，关键的是要从中取资而反思，“临事而仍用其故心”当所深戒。
第二，他从正反两方面阐述了从历史中求鉴这一主观意愿的重要作用。
他举诸多历史事实证明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如：“君以柔嘉为则，而汉元帝失制以酿乱；臣以戆直为忠，而刘栖楚碎首以藏奸。
攘夷复中原，大义也，而梁武以败；含怒杀将帅，危道也，而周主以兴。
”凡此，说明了这样的道理：历史情境是复杂多变的，同样的原则和行事方式可能会有迥异的结局。
可见，历史“无不可为治之资者，无不可为乱之媒”。
而要避乱求得“治之所资者，一心而已矣”。
王夫之深刻地阐释道：“以心驭政，则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资；而善取资者，变通以成乎可久。
设身于古之时势，为己之所躬逢；研虑于古之谋为，为己之所身任。
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为之忧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为之斟酌，而今之兴利以除害者在矣。
”[3]（卷末，《叙论四》之二）联系起来看，这里有三层意思，一是历史实践主体的意愿（所谓“心”者）是从历史中求得借鉴的重要前提。
二是将这种求鉴的意愿用于指导政事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宜民”并“成乎可久”之功。
三是指出了将这种主观意愿落到实处的具体路径，可用“设身处地”以蔽之，既是心态和方法，也可视为对认识主体的修养要求。
第三，他从认识论上注意到了历史何以能为当世之借鉴的问题，并进一步强调认识主体的主观动机（也包含修养）。
从过往历史中获得现实借鉴，这一点在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历史家的认知中是不成问题的前提存在[4]，颇不同于西方古典文明的认知。
合古成纯,别开生面——王夫之唯物主义思想探究姓名：王前院系：日语学号：160120270年级：16级班级：13班目录目录目录 (2)前言 (3)正文 (4)一．世界的本原 (4)二．气的永恒性 (4)三．理与气 (5)四．道与器 (5)五．“形”与“神” (6)六．“名”与“实” (6)七．“文”与“质” (6)参考文献 (8)前言王夫之生于明朝万历四十七（1619）年，卒于清朝康熙三十一（1692）年。
王夫之一生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
在被清朝统治的四十多年时间里，王夫之为寻求民族复兴，寄希望于未来，从多角度总结时代思想。
王夫之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从多角度论证自己的唯物主义思想，将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推向高峰。
正文王夫之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观念意识和规律法则等都从属于物质，不能离开物质独立存在。
王夫之从多个领域论证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把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推向高峰。
○1一．世界的本原首先，关于世界本原的问题，王夫之继承了张载“太虚无形，气之本体”（《正蒙·太和》○2）的思想，创造性的提出“太虚一实”（《礼记章句》○3）的观点指出宇宙是由气构成的物质性实体。
他肯定宇宙间充满了气，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物质。
而世间的气又有两种，一种是阴阳未分的太和之气，有实体却没有形态；另一种是凝聚成万物万象的有可见形态的气。
因此，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无论有形无形，都是实在的气构成的，气凝聚在一起就形成物体的形象，人们就认为这是“有”，是存在；气分散开来，形体就隐藏起来了，人们就认为这是“无”，是虚无。
实际上，无论气凝聚还是分散，人们都不能看见，他都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无”，这就否定了那些虚无为本的哲学，从根本上论证了世界的物质性。
二．气的永恒性其次，王夫之还论证了气的永恒性，“气有变异而无生灭”，他不承认物质有生灭，只认为物质有往来、屈伸等，而这些过程只是气的变异。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王夫之，这位在明清之际闪耀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家，其哲学思想犹如一座深邃的宝库，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独到的见解。
王夫之对于世界的本原有着深刻的思考。
他主张“气一元论”，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基本物质。
气充满着整个宇宙，没有无气的虚空。
这种观点与传统的将精神或理念视为世界本原的学说截然不同，强调了物质的基础性和实在性。
在王夫之看来，气不仅是存在的基础，而且气的运动变化构成了万物的生成和发展。
在认识论方面，王夫之强调了“行先知后”的观点。
他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只有通过实际的行动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
这一观点打破了长期以来重知轻行的传统观念，突出了实践的重要性。
他指出，人们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知识和理论思考上，而必须投身于实际的活动中，通过亲身经历和观察来积累经验、获取知识。
例如，一个人想要学会游泳，仅仅阅读关于游泳的书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亲自下水尝试，才能真正掌握游泳的技巧。
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也极具价值。
他认识到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矛盾运动的过程，矛盾双方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转化。
他说：“天下有截然分析而必相对待之物乎？求之于天地，无有此也；求之于万物，无有此也；反而求之于心，抑未谂其必然也。
”这表明他看到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和相互依存关系。
他还认为，事物的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在一定条件下，量变的积累会引发质变，推动事物向新的阶段发展。
王夫之在人性论方面也有独特的看法。
他反对将人性视为先天注定、一成不变的观点。
他认为人性是在后天的环境和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人的品德和才能并非天生就有，而是通过教育、学习和自我修养不断培养和完善的。
这为人们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塑造良好的品德和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夫之的历史观同样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堆积。
他强调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虽然其中会有曲折和反复，但总体趋势是向前的。
王夫之（船山先生）思想夫之一生著述共达100余种，400多卷，体系浩大，内容广博，在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各方面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发挥宋代哲学家张载的“气”一元论观点，认为世界是以“气”为物质始基而构成的，并由此出发，坚持“道”（规律）必须依存于“器”（客观事物），一旦“器”变，“道”也就必定变化。
这是一种唯物的自然观，王船山的另一个重要哲学观点是宇宙间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变动，动是绝对的。
他提出天地万物“变化日新”的见解，认为一旦事物不动，就必趋腐败，“守其故物而不能日新，虽其未肖，亦而死”。
不但自然界如此，社会历史的发展也是如此，总的趋势是“世益降，物益备”，即一代胜过一代，即使是被人们美化为理想社会的远古“三代”，实际上也远不及现今之世。
因为历史是发展的，时代是变化的，所以王夫之赞成随历史的变化而进行社会变革，他强调：“三代之法，不可挟以为名，治后世之天下。
”思是古代好的法令制度，不一定对现今适用，必须针对实际情况加以变更，在知行关系上，王夫之提出知行统一的观点。
他说：“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必矣。
”就是说“行”是“知”的基础，不“行”就得不到“知”。
所以“知者非真知，力行而知之真。
”从这重“行”出发，王夫之认为一切学问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用。
显然，这是对湖湘学派务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在政治思想上，王夫之接受了程朱理学中关天“礼”的阐述，坚持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主张“尊其尊，卑其卑，位其位。
”但另一方面，王船山又反对绝对君权，如果君言不为“天下之公”，以一己私利而获罪天下百姓，就必须革除他的君位。
虽然王夫之所持行的还是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但他能在明清之际提出限制绝对君权，就已是难能可贵了。
王夫之身处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因而思想中民族意识极为强烈，他特别强调夷夏之别，把它提到“古今之通义”的程度，认为君位“可禅可改革，但绝不能落入“夷类”之手。
于是，王夫之把几千年来传统的大汉族中心观发挥到了极至。
王夫之哲学思想探析王夫（461371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自他之后，很多思想家也加入了王夫的思想，扩大了它的影响力。
王夫的思想主要围绕着社会、政治、政治秩序、道德和价值体系展开，以及倡导个人自由、自立和完整性。
王夫的思想以上论和中庸哲学为基础，致力于打破封建社会的陋习和固化的道德准则，恢复自然和公正的处理规则，改造原有的社会机构，实现本质上的思想自由和自由行为。
首先，王夫在思想上反对封建社会，提出“民主政治”的概念，强调民众参与政治，主张以法治、人民主权为基础的“大民本位”。
他认为，政治制度应该协调政府和民众，实行“宽容”和“包容”的政策，保障人民的权利。
王夫还从政治实践的角度把“责任”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倡导政府在判断问题、行事的过程中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和责任的原则。
其次，王夫认为，道德义务是个体行为的根本准则。
他赞成“非牺牲礼仪”、“仁义礼仪”和“慈悲无私”的道德标准，并要求仁义礼节要远比牺牲更有效，慈悲无私精神要汇入个体的行为。
但他也反对封建社会道德的“牺牲”和“自私”，认为这些行为会破坏和谐社会秩序。
最后，王夫从价值体系的角度倡导“自由”、“自立”和“完整性”的价值取向，认为个体应该展示自我意识，自立自强，追求完整性并自觉遵守规则和道德准则，而不是被他人摆布。
总之，王夫的思想融合了儒家传统精神和政治思想，他间接地鼓励古代社会对自由和公正的追求，为社会解放思想和实践奠定了一个强有力的基础。
他的思想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发展影响深远，今天仍然有着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深入研究王夫的哲学思想，不仅是探索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是为了揭示中国社会政治变革过程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以期研究中国古代思想文化，把握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和方向。
王夫之的“克念”之道与历史意识王夫之被誉为中国历史学界的泰斗，他的学术贡献深远而广泛。
王夫之在历史思想上提出了“克念”之道，并强调历史意识的重要性，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夫之认为，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时要“克念”，即除去自己的成见、偏见和情感，客观地对待历史事件和人物。
他强调历史学家要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历史，不能被个人情感所左右，因为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应该以严谨的态度去研究历史。
这种“克念”之道，成为了王夫之历史研究的核心理念，也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历史学家和学术界。
在王夫之看来，历史学家要具备正确的历史意识，这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历史是客观存在的。
历史并不是人们任意可以操控和改变的，历史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学家应该以客观的态度去对待历史。
第二，历史是连续不断的。
历史事件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每个历史事件都是前因后果的结果，不同的历史事件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和影响。
历史学家要以宏观的视角去研究历史，把握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
历史是多元的。
历史的发展是多元的，没有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历史上的不同事件和人物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贡献，历史学家要以包容的心态去对待历史，不应该以片面的观点去评价历史。
王夫之的“克念”之道与历史意识的提出，对中国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夫之的“克念”之道强调了历史学家应该客观对待历史，这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指导，使得历史研究更加科学和严谨。
王夫之的历史意识理念强调了历史的客观存在、历史的连续性和历史的多元性，为后来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方法支持。
王夫之的学术观点影响了一大批的历史学家，他们在历史研究中秉承着“克念”之道和正确的历史意识，推动了中国历史学界的发展。
王夫之的“克念”之道与历史意识还为当今社会提供了启示。
在当今社会，人们在面对历史时也要以正确的态度去对待历史，不能被个人情感所左右，应该尊重历史事实，承认历史的客观存在和客观规律，不应该随意篡改历史，更不能否定历史。
《从《宋论》看王夫之的史论》篇一一、引言王夫之是中国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他的史论以其独特、深入的见解著称于世。
本文将着重分析其著作《宋论》，从中探究其史论思想及其所体现出的价值与意义。
二、《宋论》的背景与内容《宋论》是王夫之对宋代历史进行深入研究的成果，他以独特的视角和思考方式，系统地论述了宋朝的历史、文化和社会背景。
全书旨在挖掘历史的真实面目，以及从历史中提炼出对现实社会的启示。
三、王夫之的史论思想王夫之的史论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注重历史实证。
王夫之在《宋论》中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注重实证，以史实为依据，以事实说话。
他反对主观臆断和凭空臆想，认为只有通过深入挖掘历史资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2. 强调历史规律。
王夫之认为，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规律，这些规律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和历史的本质。
他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这些规律，并以此为指导，对历史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解读。
3. 关注社会现实。
王夫之的史论思想并非仅仅停留在历史层面，他更关注的是社会现实。
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为现实服务，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借鉴和启示。
因此，他的史论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四、《宋论》中体现的史论价值《宋论》作为王夫之史论思想的代表作品，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对历史的深刻洞察力。
《宋论》通过系统的论述和深入的分析，展示了王夫之对宋代历史的深刻洞察力。
他能够从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找出本质的东西，揭示历史的真实面目。
2. 对现实的启示作用。
《宋论》不仅是对宋代历史的总结和反思，更是对现实社会的启示和借鉴。
王夫之通过研究宋代历史，提炼出对现实社会有价值的经验和教训，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
3. 独特的思考方式。
王夫之的史论思想具有独特的思考方式，他既注重实证又强调规律，既关注历史又关注现实。
这种思考方式使他的史论思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五、结论通过对《宋论》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王夫之的史论思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史料及解析】王夫之的唯物思想人民版教材是“民末清初思想活跃”，而人教版教材是“明末清初活跃的儒家思想”，两个版本的教材对于明末清初思想活跃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人民版教材在学习过程中很容易造成“活跃的”是资产阶级思想这个假象，其实明末清初思想就是再活跃，它也是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所以相比较而言毫无疑问人教版的教材措词更加准确。
首先王夫之的思想仍然属于儒家思想的范畴，王夫之的成就还是要特别突出他的唯物思想。
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号姜斋，湖南衡阳人。
1643年，农民起义军势力不断壮大，张献忠曾邀他参加农民军，他拒绝了。
1644年，清兵入关，不断往南推进，王夫之和友人管嗣裘一起在衡山起兵抗清。
兵败，逃到广东肇庆，效力于南明桂王政权，对桂王政权里许多人结党争权的现象深表不满。
不久，他见大势已去，辞职还乡，长期住在湖南湘西苗瑶山区。
他隐居在衡山石船山麓，努力著述，人称船山先生。
著作现存《船山遗书》288卷，还有一部分已经散失了。
代表作有《张子正蒙注》《周易外传》《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黄书》《噩梦》和《读通鉴论》等。
王夫之发展了古代朴素的唯物思想。
他认为：“尽天地之间，无不是气，即无不是理也”，“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即物质是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也是普遍存在于物质本身的；又说：“气者，理之依也”，这里的“理”是指精神，即精神是依赖于物质的，由物质产生的，离开物质，精神就不存在。
王夫之还研究了认识论反映论的一系列问题。
他认为客观事物是可以认识的，而认识则来源于实践—“纾”（这里的“纾”，指的是个人的实践）。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是对我国古代朴素唯物思想的一个总结，并且把它推向新的高峰，在我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
王夫之哲学思想探析在西方哲学史上，王夫之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的作品在当时对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影响，被称为“辩证法的奠基人”。
他出生于古希腊的一个城邦，他的哲学思想是他在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的思想的继承者，他的思想也已经证明了其重要性。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他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思想、统一思想、以及唯物与无主论思想。
一、王夫之的辩证法思想王夫之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历史哲学家之一，他把辩证法作为他的基本理论，从而形成了辩证法的学说。
辩证法强调了两个概念：一个是万事万物是相关连的，另一个是万物之间是有限的，无论万事万物如何变化，它们都是相关联的。
这意味着，辩证法也在强调“过渡”的概念，即人们必须根据万事万物的内在关系，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和解释。
王夫之还把辩证法推广到哲学领域，强调要从多角度观察事物，并以客观的眼光去分析和思考。
二、孔子思想王夫之也受到孔子的影响，他深受孔子的哲学观念，其中包括“仁义礼智”等等。
他强调要用立场中立的态度来处理问题，以达成最合适的结果。
王夫之认为，不要把一切事情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处理，而应该尽量用理性的思考来解决问题。
只有把“仁义礼智”的思想融入辩证法中，才能获得更好的结果。
三、统一思想王夫之认为，所有活着的东西都是有一定规律的，这就是他的“统一理念”。
他认为，任何一件事情都是有起有终的，一切都是遵循这个规律。
他也强调了客观性，认为人们要摆脱偏见，以客观的态度去评价事物，并通过探讨之间的联系，从而推断出结论。
四、唯物与无主论思想王夫之也提出了唯物主义和无主论的思想。
他认为，世界的运动都是有规律的，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物质的转变。
他的“唯物论”意味着所有的事物都是由物质形成的，没有任何非物质的参与。
而他的“无主论”则提出，这种转变是自动发生的，并不是由任何主宰而起的。
因此，王夫之的思想给我们提供了更客观的思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探索世界的变化和规律。
本文从介绍王夫之哲学思想出发，详细介绍了他的辩证法思想、孔子思想、统一思想以及唯物与无主论思想，然后阐明了他思想的重要性。
王夫之的思想总结王夫之（1131年-1203年），字伯安，号伯安居士，南宋开封府开封县（今河南省开封市）人，是南宋时期著名的儒家学者和文化名流。
王夫之可谓学富五车，通诸子百家之说，其学问涉及经、史、子、集、古，尤以《周易》为重。
他在思想上主张天人合一、心学为本，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后人称为“理学南宗”之首。
王夫之的思想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一、天人合一、心学为本：王夫之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
他认为天理与人心是相互依存的，人心是天理的具体表现。
他说：“故道尊天，道尊一物之意；道尊一物，言人之性情；天有气，气从物生；物有性，性从心来；心有存思致知之意，心之生，道之情也。
”可见，他认为道、天、人、物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和依存关系。
在修身养性的道路上，他主张以心学为基础，认为心是人的根本，只有修心养性，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二、治学重实践、强调实证：王夫之主张治学要实事求是、注重实证。
他在研究经史文献时，不仅依赖于书本知识，更加注重实地考察和实际经验，力求真实可信的实证。
他强调必须通过实际的观察和实证，才能认识事物的真相和本质。
他说：“古人所言，必须选择实证，观察其实事，而加以思维比对，然后才能达到真正的信仰。
”三、推崇周易、强调象数：王夫之在儒家经典中尤其推崇《周易》。
他认为《周易》是一部博大精深、具有辩证思维方法的经典之作，它通过象数之言，揭示了宇宙万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
他认为通过周易的学习可以达到对天地万物的理解，对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
四、注重教育、倡导儒学复兴：王夫之十分重视教育的重要性，并倡导儒学的复兴。
他强调儒学教育要关注人的心灵和性情的培养，注重学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他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认为教育应该体现个性差异，注重培养创造力和创新能力，培养社会公民责任感，致力于培养有道德情操、有文化修养的人才。
王夫之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后来的理学发展奠定了基础，对中国儒学的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王夫之诗学研究的问题及反思》摘要：在利用其诗论文本时，只注重“论”而忽视“选”和“评”，无法避免“割裂”式的研究，《唐诗评选》中没有绝句，并不是所谓的“不符合他的审美标准”“尊古抑唐”，而是《唐诗评选》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三卷亡佚了，分别是：四言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四库全书》本所收王夫之的著作有《周易稗疏》（附考异）《尚书稗疏》《诗经稗疏》（附考异·叶韵辨）《春秋稗疏》《尚书引义》《春秋家说》，皆是“稗疏”“考异”类摘要：上世纪以来，王夫之诗学的研究不断趋于广泛和深入，也出现了不少不容忽视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其诗学著述疏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不了解其流传和存佚的情况，以致在谈到后世影响时陷入了想当然的境地；在利用其诗论文本时，只注重“论”而忽视“选”和“评”，无法避免“割裂”式的研究；用普遍性的概念强制阐释其诗学的范畴，忽视了其历史语境；在评价王夫之诗学的历史价值时，缺乏切中肯綮的批评。
上述问题的产生，其根本原因皆在于研究者缺乏“了解之同情”。
关键词：问题；文献流传；著述体例；意境；“了解之同情”王夫之是中国古典诗学的集大成者，其诗学著述卷帙繁多，体系庞大，在后世流传过程中，传承、流布和亡佚的情况十分复杂；他又兼哲学家、史学家、批评家、诗人多重身份，其诗学与整个学术体系及创作实践有很深关系。
这对于任何一位研究者来讲，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加之研究者自身的疏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少问题。
现就其中较为普遍的问题，举例予以评述和分析。
一、疏于文献的考察凡是严谨的学术研究，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文献考察。
尚永亮撰文认为：古典文学研究大致分为文献学、文艺学、文化学、人学、哲学五个层面，他说：“诸如文献的辑佚、整理、考证、辨伪，作家行迹、作品系年等基本史实的考察、爬梳，辞书、书录、年谱等工具书的编纂，大都属于此一层面。
这是文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如同地基深固，建造于其上的房屋才能坚实，才能持久。
”①在王夫之诗学的研究中，由于某些论者缺乏对文献的考察，仅仅依靠纯思辨的方式进行演绎和推理，陷入了臆测或者想当然的境地。
评价王夫之关于明清社会秩序变动的观点王夫之，这个名字啊，大家或许不是特别熟悉，但一提到明清社会的变动，王夫之可算是个“重量级”人物了。
他的很多观点，不仅深刻，而且充满了对当时社会的独到见解。
特别是关于明清之际，社会秩序的动荡和变革，王夫之有不少精彩的看法。
你知道吧，王夫之不光是个学者，他还是个直言不讳的人，敢说敢写，他看待社会变动的眼光，真的是很独特，也很有个性。
王夫之对明清社会秩序变动的看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认为，社会的变动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说白了，就是那些历史的大风大浪，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某个外部因素触发的，但实际上，背后早就有了潜在的积累。
就像你买的一个二手手机，外面看没啥问题，可拆开来一看，电池可能早就不行了。
社会也是这样，看似平静，实际上早就埋下了变化的伏笔。
特别是到了明清交替的时刻，社会的种种矛盾、问题其实早就不止一次埋下种子。
就比如在明朝末期，政治，官员贪污，民众生活困苦，百姓的怨气已如滚滚洪流，简直就是火山爆发前的那一股积压的能量。
到了清朝建立后，虽然表面上看是“政权更替”，但这背后，却是整个社会秩序的一次大洗牌，影响深远。
王夫之看到这一切，像个明眼人，看得既透彻又有些无奈。
王夫之也认为，社会变动不是简单的“谁赢谁输”的问题，而是更深层次的“文化与思想的碰撞”。
大家想啊，明清之交，士族和地主阶层的思想、文化是逐步交织、碰撞的。
明朝的文化相对比较开放，思想上也有一些改革和创新，尤其是儒家思想已经有了不少批判性思考。
但一旦清朝建立，尤其是满洲人统治南方以后，那股“强势文化”就来劲了。
你可以想象，一群穿着旗袍的“新老板”突然进了你的老店铺，开始改规则，想必心里多少有点不适应。
王夫之看得出来，虽然清朝的统治者在政治上相对稳定，但他们对文化和思想的压制，特别是对汉文化的压制，实际上埋下了很多矛盾的种子。
王夫之非常强调“道德”对社会秩序的影响。
他觉得社会变动的背后，往往不是单纯的政治斗争，而是道德失衡和价值观的偏差。
史学研究专题“评王夫之思想”查检记为了要了解“评王夫之思想”这个史学研究专题的较全面的有关资料和至今人们对此专题的研究状况，为我研究和评价王夫之思想做准，我利用历史文献目录，索引工具书作了以下的查检。
一研究历史人物的思想时，应尽量了解人物的生平事迹。
因此我查检了以下两部工具书：（一）《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出版）此书收词于传说中的原始时代，下讫1911年辛亥革命，共收词目67154条，通过姓氏笔画“王”，我查检到“王夫之”这一条目，获得了有关王夫之的生平事迹概况：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湖南衡阳人，字而家，号董斋。
明崇祯举人。
清兵南下，曾于衡山举兵抵抗。
失败后走桂林，任南明桂王行人司行人。
既知事不可为，归衡阳，于石船山筑土窒，备尝艰辛，杜门著述，学者因称“船山先生”。
学识渊博，思想深遂，自成体系。
批判佛家、老庄的“万法唯心”、“有生于死”，以及程朱陆王的“理在气先”、“心外无物”。
提出“虚空皆气”、“理在气中”、“天下唯器而已”、“无其器则无其道”，肯定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认为气是一切变化的实体，规律不能离开客观事物本身而独立存在，认识是主观和客观的认识作用，指出客观现象不依赖认识而独立存在，认识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只在感觉器官（形）、思维活动（神）与客观事物（物）相结合，才会有认识。
认为物质是运动的，变化的，并且“静即含动，动不含静”，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
又将这种运动变化的观点运用于社会历史，肯定人类历史不断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一生著述宏厚，有《周易外传》、《尚书引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老子衍》、《庄子鉴论》、《宋论》及《董斋诗文集》等，后人辑为〈〈船山遗书〉〉。
（二）我还查检了《中国历代人名大辞典》（张之，沈起炜，刘德重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9年第一版），发现没有《中国历史大辞典》来得好。
（三）《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谢巍编撰，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此书收录1983年之前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及文物保单位所庋中国历代人物年谱，兼收海外及私人所藏年谱，并钩辑历代文献所著之平谱。
通过谱主姓名索引，我获得了十种关于王夫之年谱的资料。
①刘毓崧《王船山先生年谱二卷》②罗正钧《王船山年谱》③王之春《王船山公年谱前编一卷后编一卷》④王永祥《船山年谱一卷》⑤张西堂《王船山年表》⑥刘茂华《王夫之学术思想系年》⑦湖南省博物馆《王船山年表》⑧湖南中山图书馆《王船山著作年表》⑨刘志坚《王夫之年表》⑩阙名编年谱，李世典绘图《王船山先生行迹图附年谱一卷》。
优点是收集比较全面，而且对所收年谱进行考证，便于读者参考、查访。
不足之处在于此书只起到索引的作用，并没有所查找人物年谱的具体内容。
二为了了解王夫之的著作及其流传状况，我查检了以下工具书：（一）《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哈佛燕家学社引得编纂处编，中华书局出版社1960年影印本）此书目索引分为三册，把包括《汉书艺文志》等十五种书目和为清代禁毁书所编的五部书目合在一起，编成索引，通过书前的笔画索引查检到王夫之著述52种：如《王夫之语录》、《周易稗疏》、《周易内传》、《周易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外传》、《书经稗疏》、《尚书引义》、《诗经稗疏》、《诗广传》、《礼记章句》、《春秋左氏传博记》、《春秋左氏续传博记》、《春秋稗疏》、《春秋家说》、《春秋世论》、《四书训义》、《读四书大全说》、《四书稗疏》、《说文广义》、《永历宝录》、《莲峰志》、《宋论》、《黄书》、《老子衍》、《庄子通》、《董斋文集》、《识小录》、《俟解》、《噩梦》、《诗锋》、《船山鼓棹》、《船山自定稿》、《王夫之》等等。
优点在于检索方便,书前有笔画索引,利用此索引可查得某人有过某部著作,以及某部著作在中国历代得书目中是否曾有著录。
（二）黄宗羲是明末清初的，因此我还查检了《明史艺文志》（清张廷玉等修），这本书里没有记载。
（三）《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清艺文志为章钰等编，补编为武作成编，1982年4月中华书局）由前面所查的《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我查到此书所收录的书目有40部。
其中34部都被《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所收录。
此外还有《南南外记》、《董斋诗话》、《四书笺解》、《庄子解》、《诗集》、〈〈诗经〉〉六部。
由于对校疏忽，书目偶有遗漏，并间有错乱。
（四）《中国丛书综录》（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订本）此书收录丛书2797种，均系古典文献，分装三册。
通过第三册的《子目著者索引》，我在第二册《子目分类目录》中找到关于王夫之的著述共有10种。
它们是〈〈船山经义〉〉、〈〈董斋诗分体集〉〉、〈〈董斋诗编稿〉〉、〈〈洞庭秋诗〉〉、〈〈雁字诗〉〉、〈〈傲体诗〉〉、〈〈董斋诗胜稿〉〉、〈〈忆得〉〉、《王船山集书校堪记》、〈〈荻馀集〉〉。
优点收录详备，利用索引可以查到某部古籍包括在哪几部丛书中，以及某作者有哪些著作被收在丛书中。
第一册后附《全国主要图书馆收藏情况表》可以了解丛书分别藏在哪些图书馆。
但此书所著录之丛书文献仍有些脱误，可参阅阳海清编撰的《中国丛书综录补正》。
三为了了解至今为止人们对“评王夫之思想”这一专题的确定状况，我查检了以下目录和索引：（一）《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第一版）此书收录了从1900年至1978年国内所发表的有关明代历史的论文和著作目录。
（包括近三十年台湾、香港所发表有关明代历史的中文论文和著作目录及我国学者在外国中文刊物发表的部分论文目录）。
论文方面共179篇，其中思想文化类158篇，人物类21篇，如：王之春〈〈王船山先行师述原文〉〉（船山学报1915年11月4期）；张西堂《船山思想之体系》（《文哲月刊》1937年1月1卷10期）；曹伯言〈〈王船山历史研究〉〉（历史研究1965年5期）。
著作方面共3篇，其中思想文化共2部，人物类共1部，如张西堂〈〈王船山学谱〉〉（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1月湖南湖北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陈忠成〈〈王船山研究〉〉（台北撰者印行油印本1975年期）优点是收录全面，易于检索，所收论文目录按篇名，著译者，报刊杂志名称，出版时间、卷数和期数著录；著作目录按书名，著译者，出版时间和出版社者名称著录。
（二）《清史论文索引》（1903—1981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合编，中华书局1984年第1版）此书收录了本世纪初至1981年6月约80年羊我国报刊，论文集上发表的有关清中（截止于鸦片战争前后）论文，书评，通讯报道，史料等篇目，其中包括1949年10月以来台湾省，香港发表的有关篇目。
我查检到了关于研究王夫之的资料423篇，其中人物传记类下有79篇；学术文化类有344篇，其中重要文章如：崔继锋〈〈王夫之反复古倒退〉〉（河南日报1974年12月）；陈忠成〈〈王船山论习与性〉〉（孔孟学报1976年9月）；曾昭旭〈〈王船山之生平〉〉（高雄师院学报1977年1月）优点在于收录全面,凡属于台湾省,香港发表的论文篇目,在其报刊和论文集名称前,分别以两种不同的符号注明,容易检索。
（三）《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此书收录1900—1980年中国人著译的古代史和近代史著作12400余种，包括部分通俗读物。
全书分上下两编。
在上篇的中国史类人物传记小类下，有3种关于研究王夫之的著作；在下篇的学术思想史类，我找到部，如：李世典〈〈王船山先生行迹图〉〉（长沙影印本1933年）；周中民〈〈王船山〉〉（湖南人民出版社1963年）；张西堂〈〈明王船山先生夫之年表〉〉（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优点在于所收录史学书目时限长，范围广，条目多，便于查阅；不足之处是条目的编排有些零乱，且没有简短提要，故无法了解其书的内容等具体情况。
（四）〈〈中国史学论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华书局分列于1979、1980、1995年出版）此书收录了从1949*年十月到1976年12月国内（包括台湾省、香港等地区）出版的报纸、杂志和论文集中所发表的史学论文篇目、论书分三册。
通过通过姓氏笔画“王”我查到研究王夫之的论文共18篇，在人物传记类下有7篇，学术思想类共11篇，重要的如，张西堂《船山思想之体系》（《文哲月刊》1937年1月1卷10期），黄巩〈〈黄书大正篇演义〉〉（船山学报1935年第6期），王之春〈〈船山先生年谱〉〉（1915第11期—1937年第三期）（五）光盘检索：我通过上网检索《人大书报资料目录索引》（1950—2003），查找1950—2003年有关王夫之研究的情况，输入任意词“王夫之”，“王船山”，查询结果论文分别为654篇、489篇。
这些文章主要从史学思想、反封建的民主思想、哲学思想、文学思想、经济思想等方面对黄宗羲思想进行研究。
如：袁良义〈〈论王夫之的历史进化论思想〉〉（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3第1期）；唐明邦〈〈王船山史迹访问记〉〉（光明日报1962年第10期）；冯友兰〈〈王夫之的唯物主义哲学和辩证思想〉〉（北京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61年第3期）优点是检索便捷，提供论文著录的简要项目，但并没有提供文章的具体内容，且费用较高。
四为了了解王夫之思想与明清思想史的横向联系以及与中国思想通史的纵向联系，我查检了以下书目和索引：（一）《八十年来史学书目》（1900—198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全书分上下两编。
在下编的学术思想史类的一般论著（附经学）小类下，我找到493部（其中经学有326部）关于中国学术思想史的著作。
其中重要的如：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市东大图书公司出版，1977年版）；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上册，1980年版，下册1981年版）。
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在宋至清小类下，关于这一时期学术思想有127部著作，其中有关明清思想重要著作如：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中华书局1954年版）；杨廷福《明末三大思想家》（上海四联出版社，1955年版）；陈安仁《明代学术思想》（长沙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此书的收录范围及优缺点见上文。
（二）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书目索引本索引提供福师大图书馆书目馆藏信息。
通过输入主题词“学术思想”，我查检到16部关于中国学术思想的著作。
重要的如：陈祖武《清初学术思辨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东方出版社1996年重印）；许苏民等〈〈明清启蒙学术流变〉〉（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