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履蹒跚 1949——1982 年中国大陆的西方史学史研究

当代外国文学外国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一九四九-二o o九)谢天振田全金自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国起,外国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一直是令中国文坛高度重视的一个关注点。

六十年来,外国文论在中国的译介不仅对新中国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且还极大地影响甚至改变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走向乃至文化价值观。

回顾这六十年来我们国家对外国文论的译介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它明显地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从建国初期至/文革0结束的第一阶段、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末的第二阶段和自九十年代至今的第三阶段。

如果说,第一阶段我们可命之为/苏俄文论独领风骚0阶段的话,那么第二阶段我们也许可命之为/西方文论渐成热点0阶段,而第三阶段则可命名为/外国文论译介全面繁荣0阶段。

下面我们根据外国文论在中国的译介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对其译介情况进行梳理,并探讨不同历史阶段我国外国文论译介的基本特点,及其对中国文论乃至整个学界的影响、意义和价值。

一、一九四九-一九七六:苏俄文论独领风骚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的外国文论译介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特别是以苏联文论为主,包括列宁、斯大林和高尔基的著作、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文件、苏共中央的决议和日丹诺夫讲话等。

与此同时,对欧美古典文论虽也有所译介,但也是以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下文简称别车杜)的现实主义批评理论为主要译介对象。

一九四九年,上海群益出版社重版了苏联学者顾尔希坦的5论文学中的人民性6(戈宝权译,一九四七年首版于香港海洋书屋)。

同年,北平1北京2天下图书公司也出版了该书,书名改为5文学的人民性6,并于一九五o年、一九五一年连续重版。

一九五o年,马克思的5艺术的真实6出版。

接着,一九五一年北京的文艺翻译出版社出版了5作家与生活)))第二届全苏青年作家会议论文集6 (刘辽逸译),其中收入了苏联作家法捷耶夫、爱伦堡等人的文章。

以上著述的翻译出版,拉开了新中国译介外国文论的帷幕,同时也标志着新中国的外国文论译介明确走上了以马克思主义文论、特别是以苏联文论为主要译介对象的道路。

筚路蓝缕,泽被后人孙越生国外中国学研究之回顾唐磊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前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已故的孙越生先生①,是新时期国外中国学研究领域的开拓者和重要奠基人,其主编和撰稿的‘国外中国研究“(集刊)‘国外研究中国丛书“‘美国中国学手册“‘俄苏中国学手册“‘世界中国学家名录“和‘欧洲中国学“等论著早已成为国外中国学领域必备的参考资料㊂他对国外中国学的理论研究也胜义迭出,在汉学与中国学的名义考辨㊁国外中国学整体发展趋势和美㊁俄(苏)中国学学术史分期等许多问题上提出了独到的见解㊂本文将(仅)从情报搜集㊁理论研究和学术思想等方面回顾孙越生先生国外中国学研究的业绩㊂一筚路蓝缕:开发国外中国研究情报资源文化大革命 后期(1973年),在各地 五七干校 劳动改造的①孙越生先生1925年2月生于浙江绍兴,1948 1954年间,先后毕业于厦门大学经济学系㊁河北正定华北大学㊁北京俄文专修学校, 文化大革命 前历任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助教㊁政务院中央财经委员会编译室编辑㊁国务院外国专家工作局翻译和编辑㊂1958年10月调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学部学术资料研究室(后改为情报研究所)㊂ 文化大革命 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今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基础资料组副组长㊁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副主任㊁主任,1979年被聘为副研究员,1986年被聘为研究员㊂此外,他还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片正研评议组成员㊁国家教委出国访问学者评议专家等学术职务㊂1997年11月病逝于北京㊂42/学科发展篇老学部 (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㊁原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成员陆续回到北京,中断了多年的科研活动慢慢开始恢复㊂1975年,学部在原情报研究室(1961年更名为学术资料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情报研究所,孙越生建议成立国外中国学研究室,专门从事国外中国学(汉学)研究情报的搜集和再研究,而这一构想更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情报研究室向中科院党组和中宣部提交的研究规划,该规划已经将 各国研究汉学的情况 作为其重点发展的科研方向之一㊂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在院所领导的支持下随即成立并展开科研活动,孙先生与同事叶文雄商议应从系统介绍国外中国学这一综合性学科开始㊂在孙先生的带领下,该室很快就有了最初一批成果:最早是商务印书馆1977年4 6月出版的三期内部资料‘国外中国研究“(1 3),从1978年,该资料集又更名为‘外国研究中国“,至1980年止共出版四集㊂①这些资料集的内容着重介绍国外有关 中国学 的背景材料,如研究机构㊁学术队伍㊁会议㊁论著㊁基本概况和动向,由于长期与西方学术界的隔绝,资料集也重视收录总体反映国外中国研究状况的文章,此外,也偶尔收录一些重要的国外中国研究论文㊂根据编选情况,可以判断孙先生当时有意识地侧重国外对当代中国研究信息的搜集和整理,这也显示出他心目中的 中国学 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 汉学 ㊂不过,这类性质的资料集很快就遇到发展瓶颈㊂改革开放之初,久被屏蔽的国内学术界都如饥似渴㊁千方百计地求取信息,各种学术信息也像洪水泻闸般涌入,其需求和供应都增长极快,而半年一期㊁容量不大且各国各领域都取一勺饮的资料集明显不能适应学界的需求㊂孙越生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并随即着手策划分国别㊁更深细的信息搜集㊂为此,他邀请具有相关积累的中青年学者冯蒸㊁严绍璗进行专题资料搜集,冯蒸进行国外西藏研究概况的整理,严先生负责搜集日本中国学者的相关资料,孙先生自己则带领室内同志集中对美㊁苏两个当时的超级大国的中国学研究进行摸底㊂据严绍璗先生回忆: 大约在1977年的年底,他(按指孙越生)开始筹划 国外研究中国丛书 的编撰,由此而开启后代各类 中国学①第一集由商务印书馆作为内部资料出版,从第二集起改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但仍作为内部资料未广发行,即便如此,印数也达到1.8万册㊂(汉学) 丛书之先河㊂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近代文化运动,完全没有为 Sinology 这一学术准备最起码的材料㊂当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的时候,他们的手边竟然没有最基本的学术资料㊂孙越生先生关于编撰和出版日本㊁苏联和美国三国的中国学具有基础性的连续资料的想法,实在是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学术思维㊂ ①于是,几年内便相继有了‘国外研究中国丛书“中的‘国外西藏研究概况“(冯蒸,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㊁‘日本的中国学家“(上下册,严绍璗,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㊁‘美国中国学手册“(孙越生主编,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㊁‘俄苏中国学手册“(上下册,孙越生主编,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四部共计225万字,如果再加上孙先生组织情报所同仁与北京图书馆共同主编的‘国外研究中国书目索引“(198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则不到十年间经孙先生主持开发的国外中国学基础信息资料多达300万字㊂除北京大学在1979年开始编纂了四集‘国外中国古文化研究情况“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从1980年开始编辑‘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至1995年停刊,共出27辑)外,从七十年代后期到八十年代末之前,有关国外中国学的学术信息基本出自孙先生领导的国外中国学研究室㊂1980年代末,两套大型翻译丛书即王元化主编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海外汉学丛书 和刘东主编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开始陆续出版,标志着国内大规模译介国外中国研究成果的开始,中国学(汉学)得到学界更多的关注和更加深入的了解㊂以孙越生先生的学识和能力,也完全可以组织出版类似的丛书,但他没有选择热闹,反而坚持寂寞且枯燥的信息工作,努力拓展和深化国外中国学基础资料的整理㊂从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他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合作,又编著了‘世界中国学家名录“(1994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同时组织 情报所 (已更名文献信息中心)同仁对‘美国中国学手册“进行增订(增订本,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并编写规模庞大的‘欧洲中国学“㊂‘欧洲中国学“收录法国㊁英国㊁荷兰㊁德国㊁52筚路蓝缕,泽被后人 / ①严绍璗:‘汉学研究在中国的历程 北京大学20世纪国际中国学研究文库 总序“,载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八辑,中华书局2004年版㊂。

（三）有关专著1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二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2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四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年3 古奇：《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4 郭圣铭：《西方史学史概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5 宋瑞芝等：《西方史学史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6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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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东方学者关于西方史学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262张广达：《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263韩震，董立河:《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264于沛：《史学思潮和社会思潮: 关于史学社会价值的理论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265何兆武：《历史与历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7 年266李孝迁：《西方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年267郑智鸿：《雅克·勒高夫的法式新史学》，台北唐山出版社, 2007年268彼得·伯克:《法国史学革命: 年鉴学派，1929-1989》，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269崔艳红：《古战争: 拜占庭历史学家普罗柯比《战记》研究》，时事出版社，2006年270帕拉蕾丝-伯克：《新史学: 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71徐波：《文艺复兴时期法国民族史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272易兰：《兰克史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年273杜维运：《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274杜维运：《变动世界中的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75汪荣祖：《史学九章》，三联书店，2006年276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277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台北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 2006年278王笛：《新史学＆多元对话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279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280林芊：《历史理性与理性史学: 伏尔泰史学思想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年281陈新：《西方历史叙述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年282海登·怀特：《元史学: 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像》，译林出版社, 2004年283李勇：《鲁滨逊新史学派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年284梅雪芹：《环境史学与环境问题》，人民出版社，2004年285赖建诚：《布劳代尔的史学解析》，台北县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4年286张广智，陈恒：《口述史学》，台北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年287艾伦·阿克塞尔罗德：《历史学家箴言录》，海南出版社, 2003年。

跨过1949:二十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作者：冯筱才来源：《社会科学》2012年第05期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作者简介：冯筱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上海 200062）20世纪，中国之巨变有目共睹，但是，这场巨变如何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有何意义？对于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之思考有何借鉴？这些问题至今仍鲜有答案。

因此，将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置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中，通过扎实研究，深入思考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可能是新一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任务。

就中国大陆当下研究现状来说，能从某个角度切入对二十世纪历史作整体考察的学术成果较为少见。

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与研究者难以跨越惯常的时间分期或历史分期有关。

例如，1949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眼里，便经常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边界。

从“革命史观”出发，1949年象征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崭新阶段。

政权的更替，不仅意味着统治体系的全面革新，也暗示着两段截然不同的新旧历史。

在较早时期，一些研究者从“政治正确”的立场出发，认为原来社会体系里种种不适宜的事物与现象，在新的社会中正在被清扫一空。

他们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历史时，便自然就会将1949年视为一个乾坤大挪移的按钮，不习惯把许多问题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中做整体考察。

这种历史分期意识，反映在中国史专业分工上，便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多以1949年为研究时段的下限。

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在一些历史学人的眼里，常常不属于规范学术研究的范围。

此前专门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亦主要集中于一些官方研究机构，其工作主要在总结1949年后中共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不大会去探究1949年前后历史的异同，更惶论在对二十世纪作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贯通性理解。

历史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则主要聚焦于1978年之后的30年，此前的历史鲜人问津，是故，其研究结论多半缺乏确实的历史维度。

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全面回顾和深入探讨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

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和学术环境的不断开放，英国史研究在中国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英国史研究，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增加，而且在研究内容、方法和视角上也呈现出新的特点。

本文将首先梳理改革开放初期至今的英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分析各个阶段的研究重点和变化趋势。

接着，本文将重点关注改革开放以来英国史研究的主要成果，包括重要著作、论文和学术会议的发表，以及在这些研究中提出的新观点和新方法。

本文还将探讨改革开放以来英国史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在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情况。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英国史研究的回顾和总结，本文旨在揭示这一时期英国史研究的主要特点和趋势，评估其在中国学术界的贡献和影响，并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

本文也期望通过这一研究，能够促进中英两国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推动英国史研究在中国的发展。

二、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0年）的英国史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大门逐渐向世界敞开，学术研究也开始逐渐摆脱过去的束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这一时期，英国史研究在中国逐渐复苏并展现出了新的活力。

随着中英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解读英国历史。

在这一阶段，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英国工业革命、英国政治制度、英国经济发展等方面。

学者们试图通过对这些领域的深入研究，来揭示英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与教训，为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提供借鉴和参考。

与此同时，研究方法也开始逐渐多元化。

学者们不再仅仅依赖于传统的文献研究，而是开始尝试运用计量史学、口述历史、比较史学等新的研究方法，从而更加全面、深入地揭示英国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改革开放初期的英国史研究还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中国学者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国际同行进行深入的探讨与合作，这不仅推动了中国英国史研究水平的提升，也为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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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和回响于沛今天, 我们已经站在 21 世纪的门槛上, 回顾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道路, 可以清楚地看到封建史学的衰败, 并被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所代替, 马克思主义史学得到迅速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 外国史学理论的引入、传播, 引起积极的回响, 中外史学的撞击、交流和融汇, 始终贯穿其间, 成为影响中国史学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动因之一。

本文拟就这一过程的各主要阶段的基本内容, 及这些内容所反映出的某些规律性现象作一初步探讨。

一20 世纪初, 梁启超作为中国新史学思潮的旗手, 针对封建史学的弊病发起“为史界辟一新天地”的“史界革命”他的《中国史叙论》 ( 1901 年) 和《新史学》 ( 1902 。

年) 等著作振聋发聩, 尖锐地批判封建史学, 明确提出了资产阶级史学和资产阶级史学家的任务。

中国史学开始脱离 2000 余年来的传统, 揭开了近代中国史学发展的序幕。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 近代新史学思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它的出现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 同时应着重指出的是, 反映了当时西方史学进步潮流内核的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 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史学理论较之西方一般历史学著作引入中国稍晚, 而且在 20 世纪初主要是通过社会学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的。

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学中的社会进化理论。

这是 19 世纪后半期西方用进化论解释社会变迁和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的实证主义思潮, 在我国引起的直接反响。

这批译成中文的著作大抵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西方学者的著1 4 5 ?历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作, 如马君武译《斯宾塞社会学原理》 ( 1903 年) ①、赵兰生译《斯宾塞干涉论》 ( 1903 ) 年) 、吴建常从日文本转译美国吉丁斯著《社会学提纲》 ( 即《社会学原理》等。

西方史学史教学大纲徐松岩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2004年3月修订西方史学史《西方史学史》课程简介史学史是历史学科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它以历史学自身为研究对象，其主要任务是探寻历史学科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规律，揭示它的未来发展方向。

西方史学史，是高等学校历史专业的一门不可或缺的必修课。

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们（主要是历代历史学家）对历史所作出的种种思考，从而在西方历史学发展的长河中，疏凿源流，辨证因果，探求原委，以寻取历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

学习西方史学史，对于历史学科的自身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可以说，要构建、发展当代中国新史学，一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与时俱进，及时吸收外国史学的优秀研究成果，二是积极开掘、发展祖国的传统史学。

我们需要以科学的眼光与求真的精神，审视包括西方史学在内的一切优秀史学遗产，借以滋润自己，推动国内历史学的发展。

这里主要要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源远流长西方史学史，大致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古典史学，亦即古代希腊罗马史学。

从神话和史诗的史学萌芽时代开始，至公元5世纪古典文化的终结，西方古典史学经历了1000多年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形成了对后世影响巨大而深远的许多优良传统。

2．中世史学。

从公元5世纪开始，西方史学又经历了一次重大转折，至14世纪初的文艺复兴运动，其间古典史学的传统中断了。

脱胎于犹太史学的基督教神学史观，制约和束缚着欧洲史学，史学的发展相对迟缓和落后。

3．近代史学。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西方史学自14世纪初开始加快了发展进程，它伴随着人文主义史学、理性主义史学、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及其后实证主义史学等行程，至19世纪中后期，已经日趋成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4、现代史学。

大体上，它就相当于20世纪西方新史学的不断成长壮大，它日益冲击着传统史学，并最终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过程。

二是学习和研究西方史学史，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1978-1998)张广智【内容提要】本文对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1978-1998)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回顾与总结，文章从重评、译介、开拓与深化等几个方面揭示了这二十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并进而指出这是近百年来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最为令人注目的历史时期。

其间在西方史学的引进中，虽然也有失误，但从总体上看，西方史学的输入对促进中国历史学的现代化仍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事实还表明，为了发展我国的史学，我们必须继续引进西方史学，对此，也不能离开中国历史学家的主体意识。

【关键词】西方/史学史近二十年来，即从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至今，学术研究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革而不断前行，西方史学史的研究亦然。

回顾二十年西方史学史的研究情况，大体说来，可分为三个阶段：1.1978至1983年为复苏阶段，其主要工作是拨乱反正，重新评估西方史学。

事实上，重评工作也贯穿在引进与深入研究西方史学的过程之中；2.1983至1990年是引进西方史学最为活跃的时期，因而大规模的译介与移植西方各种新史学是本阶段的显著特征；3.1990年至今，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追随九十年代由激情昂扬、宽泛高疏转向理性思辩、凝重缜密的整个学术走向，在逐渐消退“西学热”中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心理的同时，西方史学史的研究工作也逐渐趋向深入。

宏观地看，从1978年迄今的这二十年的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堪称为近百年最令人瞩目的历史时期，为了发展我国的史学史事业，我们需要对这一“中阶段”内的西方史学史研究作点“检讨”。

拙文分列几点，试作归纳，但恐难以周全，不当之处势所难免，诚望读者赐正。

一、重评：正确认识与对待西方史学1976年10月“四人帮”的垮台，特别是从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的政策，为我国学术研究的发展营造了一种如沐春风的时代氛围和客观环境，也揭开了西方史学史研究的新的篇章。

20世纪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已取得显著的进步，特别是近20年来的成果令人瞩目，如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先有《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宏著的问世⑴，继有《马克思主义史学新探》那样有开创性的作品出版⑵，更有史学理论（包括历史理论与历史学自身理论）等方面的诸多论著的发表，在此不容一一赘举。

回顾与总结20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是为了未来。

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正是以上一个世纪的发展为其基础与起点的。

放眼当代国际史坛，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又深深地察觉到，我们的成绩与我们所要担负的任务还是不相称的。

对中国的史学理论研究工作者而言，正如瞿林东教授最近撰文所说的，“历史学的理论研究任重道远”⑶。

是的，任重道远，对还处于相对薄弱的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更是如此了。

在这里，本文仅就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谈三个方面的关系问题，现提出来，以祈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第一，关于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

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西方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之间的关系，是史学理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它无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西方史学的发展都是不可偏废的。

追溯近50年来中国的现当代史学史，我们在如何正确处理与西方史学的关系问题上，有过不少教训，或一概排斥、视为“异端”，或盲目信从、奉若神明。

这两种错误的偏向最终使我们吃了亏，在建设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进程中，走了弯路，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曲折与坎坷教训了我们，那就是对西方史学理论既要排除民族主义的狭隘眼光，又要摈弃顶礼膜拜的崇洋心态。

因此，确立一种正常的、健康的文化心态，对于开拓与深化21世纪中国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蒋大椿教授在谈及21世纪我国史学理论研究的基本特征和发展态势时，作出这样的推断；“不断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及其支配下的史学理论和历史学，有能力和潜力居于我国史坛的主导地位。

”又说，21世纪史学理论的多元多样化也是难以避免的，“多元多样化是指不同历史观支配下的多样化。

2023届广东省揭阳市高三一模语文试题（含答案）一、非连续性文本阅读（2023·广东揭阳·统考一模）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千里迢迢，远涉重洋来到这北美胜地丹佛，接受应用人类学会给我的马林诺斯基纪念奖，我的心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寻常的欣慰和感激。

我师事马林诺斯基教授为时不久，只有两年。

我就教于他的门下实有内在的原因，首要的原因是我学习社会人类学的动机。

我在《乡土中国》导言中有过一段自白。

当时作为一个30年代的中国青年，处于民族和国家存亡绝续的关头，很容易意识到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密切关系，而觉悟到不解决民族和国家的前途问题，就谈不到个人的出路，当时像我一样的青年人，开始认识到必须对中国社会有清楚的理解，因而要求摸索出一条科学地研究中国社会的道路。

我早年所追求的就是用社会科学知识来改造人类社会，就是跑出书斋，甚至抛开书本，走入农村、城镇等社区，通过实地观察和体验社会生活来了解中国社会。

但是通过实地观察体验得到的许多资料怎样去整理、分析、解释以达到认识中国社会的目的呢？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找到了马林诺斯基教授的门上。

在他的指导下，我把去英国前在家乡一个农村里所记下的调查资料，整理和编写成《中国农民生活》这本书。

人民中国建立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怎样迅速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问题。

我于是投身到民族的研究工作中。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放后，各族人民一致要求实现民族平等。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里要有各民族的代表，民族聚居区要建立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可以使用各自的语言文字，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也受到合理的尊重……要落实这些措施，许多具体的情况必须要搞清楚。

比如，中国究竟有哪些民族？各有多少人？分布在什么地方？另外，我所参与的研究工作是跟人民的要求和政府工作的开展相适应的。

各民族为了改变落后面貌、发展经济和文化，要求进行必要的社会改革，而这些改革必须从他们当时的发展阶段出发，由他们本民族人民自愿进行。

二十世纪西方史学的中国声音作者：张广智来源：《探索与争鸣》2013年第07期摘要中国学者对20世纪西方史学的研究，已不再沉默，特别自1978年以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可喜的是，近十年来，我国青年学者研究现当代西方史学的论著相继出版，更是一种“中国好声音”。

他们以自己的话语，有力地回应了国际史学界。

中国史学走向世界，在与世界史学互动中前行，这是我国史学界多年来的夙愿和梦想。

这个未来的目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会在中国从“史学大国”走向“史学强国”的进程中实现。

在这一进程中，我国青年史学家更应当拿出能体现中国史学特色的优秀成果，成为中外（西）史学交流的急先锋，在重绘世界史学地图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是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20世纪西方史学青年学者中国史学梦作者张广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433）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外史学交流研究”（07JJD770119）往事如烟，人类文明进程中的20世纪如今已成了历史，成了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

是的，无论是中外学界，对这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都有研究成果见世，在此不赘①。

这里说的是历史I，即人们对20世纪客观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至于说到历史II，即对20世纪历史学的发展进程的研究，则远逊于前者。

我曾在新世纪伊始的一次笔谈中，说过这样的话：倘若要对20世纪作一番整体性的回顾，不仅要对它的客观历史的发展进程作出考察，而且也要对它的历史学的发展自身进行思考，所以对20世纪历史学而主要是西方史学的研究，很可能会成为今后若干年内史学史研究的一个热点[1 ]。

所幸的是，这个“预测”被个人言中了。

需要指出的是，为了展开深入的研究，对前人的研究进行再研究，这是学科发展与生命力之所在。

我们固然需要创新，但创新的前提必须传承。

前人已有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这门学科的文脉与构架，并成了后人新的研究的出发点。

此理于中国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尤其于20世纪西方史学的研究亦然。

天朝意识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坎坷历程
胡维革
【期刊名称】《长白学刊》
【年(卷),期】1993(0)1
【摘要】近代中国多重多元的社会存在反映到人们头脑中,使近代中国人逐渐形成了一种多重多元的社会意识.本文所讨论的天朝意识,是近代中国某些人在中外关系范畴内所持有的一种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对此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可以探明其自身发展的蜿蜒曲折的历史轨迹,而且还可以从其外化和展开中反观到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坎坷历程.
【总页数】6页(P87-90)
【关键词】近代中国;《海国图志》;戊戌变法时期;蜿蜒曲折;关系范畴;社会心理;传统士大夫;维新运动;维新派;中国近代史
【作者】胡维革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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