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最后动力”、“直接动力”和“合力”本节从马克思（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恩格斯（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有关历史发展动力的论述中，考察“最后动力”、“直接动力”和“合力”这样一些概念，理解它们的含义及其相互关系，这对于理解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动力的完整理论，是十分重要的。
一，最后动力“最后动力”的概念，是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链接文本素材库和图片：《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为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而写的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
写于1886年，同年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杂志《新时代》的第4～5期上。
1888年出版单行本。
这本著作全面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深刻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领域中所实现革命变革的实质。
著作阐述了哲学基本问题和哲学中两大阵营根本对立的原理，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哲学家们依照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
著作在分析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时，阐明了黑格尔哲学的阶级实质，揭示了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
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但是黑格尔哲学。
“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在这个矛盾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他的方法，而是他的体系。
这决定了黑格尔不能从他的辩证方法中作出明确的革命结论。
著作分析了产生这一矛盾的阶级根源。
著作在评论费尔巴哈的哲学时，肯定了费尔巴哈对哲学基本问题的唯物主义立场。
指出，费尔巴哈承认“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
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
此外，还分析了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马克思主义以前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批判了费尔巴哈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中的唯心主义观点；揭示了费尔巴哈的以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为核心的历史唯心主义及其社会根源。
著作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来源和自然科学基础，即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和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领域中的三大发现；论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是哲学发展中的革命变革。
）中提出的。
他写道：“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
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意识形态的形式、甚至以被神圣化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
接着，恩格斯以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为例，说明土地贵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然后进一步剖析这些阶级斗争背后的经济原因，指出“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而“国家的意志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9~251页。
）从恩格斯的整个推导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历史的“最后动力”，就是“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而在这两个因素中，生产力又是更为根本的因素。
什么是生产力？通常说生产者同以生产工具为主的劳动资料的结合，就是生产力。
但这不是化合物式的结合，而是以作为生产者的人为主体的结合。
归根到底，生产力就是人们从事物质生产的实践能力。
从生产者个人来看，生产力就是他运用一定的劳动资料和生产技术从事物质生产的实践能力，表现为他在一定时间内生产出来的有形产品或无形产品（即“服务”）的总量。
这些个人力量通过一定的交往方式融汇成为总和的社会生产力。
个人生产力好比是形成社会生产力的基本“原子”。
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生产力的发展史最终归结为“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4页。
）生产力的发展和它引起的经济交往方式的发展，构成历史过程中的“经济运动”。
与经济运动相应而行并对经济运动产生反作用力的，是“政治运动”。
“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相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并且一经确立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
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
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确立的并且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在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中也反映出先前已经存在着并且正在斗争着的各个阶级的斗争”。
由此可见，恩格斯把来源于经济运动而又反作用于经济运动的政治运动，主要归结为国家权力的运动以及反映着各个阶级的斗争的“政府和反对派之间的斗争”这样两个方面。
恩格斯进一步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象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既定的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但是很明显，在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701页。
）恩格斯还指出，法律、宗教、哲学、科学、道德以及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等等，也都是来源于经济运动又反过来对经济运动发生反作用力的因素。
二，直接动力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实际上是把“动力”分为两类：一类是“最后动力”，即原动力；另一类是非原动力的动力，相对于“最后动力”而言，往往被称为“直接动力”，指的就是来源于经济运动又反过来对经济运动发生反作用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的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动力。
他们往往把这种非原动力的“直接动力”的作用，比喻为“杠杆”或“助产婆”的作用。
例如，马克思在论述西欧统治阶级促进资本原始积累的各种方法时指出：“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
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6页。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权力就成了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的直接动力或杠杆。
又如，恩格斯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这里指的，就包括那些在客观上同经济发展“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的统治阶级及其国家权力的代表者们的“贪欲和权势欲”。
对于这类人物，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一方面无情揭露他们的阶级本质，另一方面肯定他们在促进经济运动前进方面，客观上起到了一部分动力或杠杆的作用。
但肯定剥削阶级的“贪欲和权势欲”在客观上起过历史的动力或杠杆作用，绝不是要歌颂那些“贪欲和权势欲”，更不能因为他们起过动力或杠杆作用，就抹煞他们的历史罪行，如马克思曾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插入图片和视频）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英国不管是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这些论述能够作为殖民侵略有功论的依据吗？不能。
因为马克思是从殖民侵略者为自己牟利的主观目标和不以它的主观目标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两重意义上讲的，而不是肯定英国侵略者怎样给印度社会带来了文明和进步。
恰恰相反，在同一篇文章中论及英国殖民统治给印度带来的灾难时指出:“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马克思在稍晚时候写的另一篇文章还指出，英国殖民统治者在印度“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即使殖民侵略者为了掠取更多的财富，不得不把某些近代文明因素带入印度，那些进步因素的获得，也是“用被杀者的头颅做酒杯”为代价的。
（上述引文均出自马克思著《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的未来结果》，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61、762、765、766、768、773页。
）这哪里是在讲殖民侵略有功？恩格斯肯定黑格尔的“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论点，也不能用来证明殖民侵略者的“恶”就是“善”。
“恶”之所以能够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充当历史发展杠杆的角色，是因为生产力还没有达到能够消除特权统治阶级存在的必要性的发展水平的条件下，“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只要实际劳动的居民必须占用很多时间，因而没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社会公共事务――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等，总是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特殊阶级来从事这些事务”。
（见恩格斯：《卡尔•马克思》和《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221页。
）而特权统治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在从事那些公共事务过程中，必然要发挥他们的一切“恶”的本性，去争夺和运用权力，来谋取私利。
可见，恩格斯着重讲的是历史的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而这个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本身就包含着特权统治阶级存在的必要性必然要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而消除，因此，阐述这个客观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目的绝不是为了颂扬特权统治者的“恶”，而是为了启迪人们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创造必要的物质和精神条件，最终消除那种“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