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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之争”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就在8月28日郎咸平在北京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并公布“请而未到”的经济学家名单之际，在南方的深圳，吴敬琏、许小年先后发表讲话，回应郎咸平。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全职教授，8月29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南论坛”上，吴敬琏和许小年两位教授结束演讲回答听众提问时，意料之中的“如何看待郎顾之争”引来了吴敬琏的长篇回答，而许小年也针对公司治理结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演讲结束后，《21世纪经济报道》进一步采访了吴敬琏教授。
正确看待国企改革中的问题记者：如何看待“郎顾之争”？吴敬琏：最近我也看到了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我不太理解这场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郎咸平教授在过去就曾经提到过德隆的问题，最近又提出了科龙的问题，他说科龙在整个转制过程中，出现了新所有者瓜分或者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
因为我没有研究，所以无法作出回答，也无法判断郎咸平教授的意见究竟对不对。
而科龙的顾先生已经在香港的法院提出诉讼，我相信香港的司法部门会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记者：郎咸平教授还提出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对此你怎么看？吴敬琏：这个观点我不同意。
但是他说的有一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
我自己也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中纪委的一个干部培训班上作过一个讲话，题目叫《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
其中就提出，腐败的源头在经济制度上的基础，有三种情况：一是寻租，就是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的环境；二是利用市场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健全、监管的不严格等等，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第三种情况就是在经济体制变动、产权结构变动过程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蚕食和侵吞公共财产。
郎咸平教授如果说的是我们在国企转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行为，出现了利用权力来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那么我们号召全社会跟这种行为作斗争。
吴敬琏：一个经济学家和他的复杂时代作者：费雪来源：《西部大开发》2015年第01期2015年1月24日，吴敬琏85周岁了。
这位经历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多轮经济周期的经济学家仍旧精力旺盛，迄今仍活跃在公共空间，不时疾呼发声，比如在近期沪深两市成交量创历史新高之后，他仍旧不改他2001年提出的中国股市“赌场论”，表示“这个股市是一个没有规矩，有人可以看别人（底）牌的股市”。
吴敬琏是谁？吴敬琏出生于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南京人，一岁时父亲就去世了。
和那个时代不少家庭一样，他的家庭也经历了左右选择，在时代激流之中尾随革命狂潮，他的母亲邓季惺、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与一份著名的报纸联系在一起，那就是私人办报的典范之一《新民报》，该报鼎盛时期曾经存在多地版本，一切随着1949年之后的变化而远去，如今仅仅还有上海《新民晚报》作为残存的记忆。
20世纪50年代从复旦经济系毕业之后，吴敬琏进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从此开始其与中国政治经济难以割舍的人生，不仅与薛暮桥、孙冶方、于光远等不少官方正统经济学家共事，也与顾准等非主流人群交往学习。
一切成就了吴敬琏，他在上世纪80年代以年过半百的身份留洋学习，不仅赶上了中国经济学接触规范正统的浪潮，也赶上了经济学家成为政治核心的时代。
90年代之后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转向，吴敬琏的“吴市场”外号也传开而来，不少受他影响的技术官僚也开始成为中国的中流砥柱，比如周小川、郭树清等。
如今，吴敬琏官方身份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被认为是中南海的主流智囊，同时更以中欧商学院教授身份行走江湖。
他被誉为中国经济学家泰斗，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更获得不少名誉博士头衔。
不过，公众对于吴敬琏的兴趣，除了学术影响，也在于其在政策方面有影响力，更在于他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甚至知识界的良心——中国人对于知识分子的诉求，从来是多方面的，从公共关怀到个人品行，从官方地位到民间立场。
也正因此，更多评论不仅在于立场，也在于道德与动机，近年围绕吴敬琏的争议也多少与此有关。
吴敬琏：要严惩凭权力发财的富人2012年11月29日17:21 中国新闻网评论(6838人参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11月29日出席“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时表示，中国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主要的原因是来自靠权力取得的收入。
不能让富人凭权力发财，而且要给予严厉的惩罚。
中新网李金磊摄中新网北京11月29日电 (财经频道李金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29日出席“财经年会2013：预测与战略”时表示，中国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主要的原因是来自靠权力取得的收入。
不能让富人凭权力发财，而且要给予严厉的惩罚。
此前，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提到希望用累进所得税高累进率来缩小贫富差别，吴敬琏表示“他讲的这些我都同意。
但是对于中国的情况来说，我想要强调一点，中国的贫富差别如此巨大，主要的原因是来自靠权力取得的收入。
”吴敬琏解释道，这部分极富人群的问题，不是所得税，也不是其他的税收能够解决的，是我们的税收体制力所不及的。
这个要靠整个体制，要让权力不能支配那么多的资源，而且要对权力进行监督限制，这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富人要分两种，有些人是靠权力发财的，这一点要坚决的制止，不能让这些人凭权力发财，对于这些人，不能给他们减税，而且要给他们严厉的惩罚。
吴敬琏讲完，现场报以热烈掌声。
(中新网财经频道)手机用户[湖南长沙]2012-11-30 22:35:57问题是只有依靠权才能发大财！所以成功商人的第一要务是结交权贵，首先弄个政协委员人民代表行业主席什么的再慢慢爬上去，然后欺行霸市想不富都不行！你想靠正常经营发财？今天检查明天整正后天罚款…看你怎么富？为什么假冒伪劣滥行？是官场纵容！新闻不开放！执法不独立！用人制度不改变！现实问题不可能有好转！手机用户[浙江丽水]2012-11-30 22:11:45用权力发财的人要惩治非常正确，最最关键的第一步是千万不能让他们把财产变现转移，第二步要严防死守防止贪官举家移民，做到了前二步，第三步就不难了，严查到底，从严从重从快严惩！该枪毙的必须枪毙真要是严惩利用权利致富的富人，恐怕一半的富人都是被惩办的对象，有些富人虽然不是官员也没权力，但间接依靠有权势的人发家致富。
吴敬琏到底代表了谁的利益恐怕只有外星人知道2005年07月28日中华工商时报水皮吴敬琏代表了谁的利益？不同的时期，答案是不一样的。
2000年基金黑幕时期，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沉默不言。
吴敬琏对南方周末记者一句“中国股市黑不得”而语惊四座，成为经济学家良心的象征并以此当选中央电视台年度经济人物。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吴敬琏代表的是中小散户的利益。
2001年“挤泡沫”时期，吴敬琏遭到五位学者的联手质疑，虽然以权贵资本主义作为回击武器为吴敬琏赢得了中国股市何去何从大讨论的胜利，但是挤泡沫的现实让人们认识到，吴敬琏代表不了中小散户的利益，吴敬琏只能对着媒体感慨，人们啊，我是爱你们的。
在水皮的认识中，吴敬琏先生的形象是非常复合的。
实事求是地说，水皮曾经认为吴先生价值无限，也认为吴先生乏善可陈。
总的来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吴敬琏的人格魅力要大于他的学术贡献，尤其对于中国资本市场而言，吴敬琏先生的破坏价值要远远地大于建设价值。
比如，“赌场说”事实上至今影响着他所能影响的一批官员弟子的思维和认识，而“挤泡沫”更是直接催生了延续至今的这场大熊市。
既然，中国资本市场连赌场都不如，那么，顺理成章的结论就是，政府不论在什么时候、什么点位，都不应该托市；既然，中国资本市场连赌场都不如，那么，同样顺理成章的就是，投资者无非是惟利是图的赌徒而已，股权分置改革补偿流通股股东就是不公正的。
因此，由“赌场论”而出发，吴敬琏先生对中国股市的评论是不足为奇的。
奇怪的是，吴敬琏这一回代表的居然是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更叫人哭笑不得的是，吴敬琏居然把非流通股股东和全体人民画上了等号。
难道他真的不知道这个市场有将近300家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是私人资本家吗？为了避免断章取义，水皮将金陵晚报记者与吴先生的对话实录如下：记者问，现在来自方方面面的声音都要求非流通股股东给予更大的补偿，您觉得正常吗？吴敬琏答，证监会已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决定权交给了流通股股东。
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82岁的吴敬琏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经济最敏锐的触觉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及胆量。
吴敬琏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书莲曾说过，吴敬琏最大的特点是“执着”，执着在工作、学习、生活……向科学进军、搞市场经济、学英语、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学、写文章。
也许正是因为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吴敬琏从不畏惧在中国改革进行的任何阶段发表自己的见解。
1992年，他向中央建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2000年，他提出要警惕市场经济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2001年，他直斥中国股市为“没有规矩的赌场”；近期，他提出“重启改革议程，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吴敬琏多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甚至常常被误读。
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一直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
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时期。
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但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亚于20年前。
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不久前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
南方谈话也存在遗憾《中国经济周刊》：南方谈话对当下改革的意义何在？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改革停顿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法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种局势，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致10年时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进展是最快的。
当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吴敬琏：按照传统的增长模式走老路是走不出来的中新网3月7日电最新一期《前线》杂志载文称，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财经委副主任吴敬琏教授在接受该刊采访时称，“经济增长模式和技术进步”，是我们国家“十一五”期间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最近这几年，由大量耗用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经营城市”和兴建重点企业以便“迎接重化工业时代”的投资热潮引致的宏观经济波动，表明我们还是没有脱离传统的增长模式。
我们自己的发展历史和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都证明，按照传统模式走这么一条老的道路是走不出来的。
吴敬琏说，在当前的现实情况下，为了真正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走出一条新型的工业化道路，首先是要转变思想，要理解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构建节约型的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社会。
其实，它们都指向同一个目标。
核心问题就是转变增长方式和走工业化道路。
首先，是要理解这种新的发展观和其本质和内涵。
其次，我想可以借鉴别人的经验。
别人为什么在19世纪后期，能够走出了现代经济增长这条路？有两点我们都是可以做的。
第一是认真贯彻科教兴国的方针。
我们全民的文化水平不高，科技水平不高，但是我们从绝对量来说，现在受过高等教育的不管是在校人数还是每年毕业的人数，绝对量都是世界第一，这为研究开发提供了条件。
第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
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要从两个方面看，一个方面就是从制造业入手，制造业就是要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能够伸到什么程度就伸到什么程度。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商业和物流，要发展综合物流管理。
再次，就是关于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认识误区：用老的工业化的概念去看待信息化。
一讲信息化、讲信息产业，就是硬件生产，就是电脑等外围设备。
其实从信息产业的构成来说，主要是服务部分，就是软件加服务部分。
信息通信技术的作用就是去改造各个产业，去帮助各个产业降低他们的信息成本。
经济学泰斗吴敬琏：改革无法回避七个问题作者：暂无来源：《新经济导刊》 2013年第12期文/ 本刊编辑部智库支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智石经济研究院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著名市场经济学者，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
曾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干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曾担任美国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佛大学以及英国牛津大学的访问研究员和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和政策。
在三年前的2010 年初，本刊执行总编朱敏出版过一部经济学家案例研究著作——《吴敬琏：风雨八十年》，书中探究的是：经济学家的个人命运与时代变迁之间，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关联？书的线索貌似针对经济学家个体的成长历程做某种心路方面的探寻，实际上是在试图描绘特定的一个历史时期的人物群像，并基于对经济学奥秘的审度，藉以重估经济学家们在具体情境下的历史作用。
早年的吴敬琏，尽管身体病弱，依旧秉承家族情结，胸怀实业报国雄心。
然而，历史的巨大吊诡在于，就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之中，启蒙终于还是被救亡所压倒。
于是，一种举国的激进与偏执，将步入青年后的吴敬琏与身边的年轻人一道，引向了集体的迷途。
他和那个时代无数的青年一样，鄙视过传统，批斗过教授，在种种年轻的无知与时代的狂妄交织之下，一度随波逐流的吴敬琏，却又为何会突然走上一条满载理性、通向彼岸的“现代性”思想之路？个体、群体与历史之间，种种吊诡或机缘，其中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神奇密码？这本书或许能够给你揭开谜底。
十八届三中全会前夕，身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中国经济学泰斗的吴敬琏，在浙江发表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讲，演讲内容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各项改革措施的总体设计。
吴敬琏简介|吴敬琏详细信息- 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吴敬琏2月13日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表示，国企改革要继续执行党的十五大的有关决定。
即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要有进有退，只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企要有控制权。
他说，我们执行了一段时间十五大的方案后，大概到了2003年、2004年就停止了。
吴敬琏举例表示，2002年国务院批准了电力和铁路最后两个重要行业的改革计划。
电力改革提出要实现网厂分开、竞价上网。
电力改革到现在十年了，只把第一个目标实现了，但后一个目标还有待继续推进。
所以，电厂现在日子并不太好过，因为网厂已经分开了，发电环节已经实现了竞争，特别是煤价已经放开了但电价还是管制的，所以有些电厂现在都不愿意发电，这也是不得已的事。
而电网公司则变成了唯一的买家，一直管到配电，再卖给居民。
市场经济得有竞争，买方垄断和卖方垄断一样要不得。
吴敬琏表示，改革是有难度，经济增速高了，日子好过了，改革的压力也就不大了。
但到了经济困难的时候，反而又不敢改了。
比如在电力领域，如果放开电价管制，电价就要上涨，所以必须管住电价，免得CPI上涨。
如果是这样，那改革永远不可能推进，越来越不能动。
人物信息：吴敬琏，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洪范评论》杂志主编;复旦大学著名校友、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大学荣誉社会科学博士。
1984～1992年，连续五次获得中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2003年获得国际管理学会(IAM) 杰出成就奖2005年荣获首届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
中文名：吴敬琏国籍：中国出生地：江苏南京出生日期：1930年1月24日职业：著名经济学家毕业院校：金陵大学，复旦大学主要成就：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代表作品：《转轨中国》，《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当代中国杰出经济学家, 著名市场经济学者人物简介吴敬琏(1930年1月24日-)，中国江苏武进人，吴敬琏的母亲邓季惺是著名的女报人，吴的生父吴竹似、继父陈铭德都是《新民报》(《新民晚报》前身)的创办人。
吴敬琏的盛世警言作者：刘胜军来源：《领导文萃》2012年第02期最近吴敬琏再次撰文警示：一旦进入政府主导路径，既得利益者必然推动向权贵资本主义蜕变。
而一旦路径被锁定，“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否则很难退出。
“维稳”和“改革”，都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方法，但二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含义与后果。
我们应做出何种选择？这显然取决于对局势的判断。
在中国GDP跃居世界第二之际，我们也步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一，在以资源和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环境透支已逼近临界点。
二，在基尼系数达到与美国接近的0.5的同时，腐败问题日趋严重，引发公众严重不满。
三，由于政府“有形之手”频频介入经济活动，在司法独立未能健全的情况下，导致了越来越多的“公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尤以征地和房屋拆迁为甚。
改革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十二五规划”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中共中央提出加强“社会管理”，都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压力的存在。
改革不仅是必要的，眼下也是改革的“窗口期”。
不仅公众的改革诉求空前高涨，改革的条件也更加成熟。
究改革实质，在于政府体制改革，即政府应合理地“有所为有所不为”，退出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和参与，减少审批权，转向以公共服务职能为主的“小政府”，成为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
推进改革，当然会遇到既得利益的巨大阻力。
要政府放弃权力，就像高西庆先生所言“需要灵魂深处的革命”。
眼下中国改革处于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一方面，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或官僚资本主义蜕变；另一方面，极“左”力量竭力利用大众对权贵腐败的不满，推销其路线，把中国引向另一条歧路。
邓小平曾说，“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非常有预见性的判断。
蜿蜒在历史三峡的中国经济，能否冲破既得利益和极左势力的双重干扰，奔向法治市场经济的大河，有赖于我们以巨大的勇气推进改革。
正如吴敬琏先生忧心告诫的：目前大众普遍对政府对于防止事态恶化措施不力啧有烦言，甚至将其形容为“下定决心抱着定时炸弹击鼓传花”。
吴敬琏：挣快钱、挣大钱的日子要过去了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语言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点就在于过去所依赖的推动增长的因素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增长的因素，而且能够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
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
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仍然挣扎在人均GDP3000至5000美元的发展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经济学家认为的目前摆在东亚国家面前的陷阱——“中等收入陷阱”。
东亚许多国家，近几十年来飞速发展，由低收入国家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之列。
但随之而来的很可能就是“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7）》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Trap）的概念，基本涵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我们要对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所处的态势，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企业所处的环境做一个估量。
我们要非常冷静地认识到，过去的30年中国经济、中国企业的发展应该说是很顺利的，在短短30年间，中国从一个很落后的国家发展到一个高水平的中等收入国家，要准备再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成为一个高收入的国家。
中国现在的经济活动总量是世界第二，在很多方面都到了世界的前列。
但是我们要很冷静地认识到，这样一个30年的顺利发展，或者说我们的企业能够在短时期内就挣快钱、挣大钱，这个情况很快就要过去了。
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挑战。
你只要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以看到，过去这30年，中国经济的顺利发展，很多企业从一个个人企业、家庭企业变成了一个中等水平甚至是大企业，他是靠的什么呢？总的来说就是靠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使得我们在许多方面迅速发展起来了：第一，改革解放了中国人所具有的企业家的创业能力。
在过去改革开放以前，在中国，民间创业是被禁止的，哪怕一块自留地、家庭副业都叫做资本主义的尾巴，长途贩运叫做刑事犯罪。
所以人们都说，中国人、华人是天生的企业家，但是大陆的华人除外。
改革开放就解放了华人的创业精神和创业能力。
现在民间创业的企业，包括个体企业，有几千万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力量，这是我们这30多年来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个基本动力。
第二，改革打破了过去的发展模式。
我们过去发展模式的一个特点叫做“城乡隔绝”，由政府主导进行强制性的投资来实现工业化，这样的模式效率极低。
改革以后打破了这个模式，使得一些很重要的基本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地利用。
最明显的是劳动力资源。
过去因为城乡隔绝，大量的具有很好素质的、很好纪律的、吃苦耐劳的劳动者，在农村处在低就业状态、半失业状态。
改革以后，大致上有1.5亿到2亿的农村劳动力转到城市的非农产业就业，这样从一个低效率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比较高的效率的状态，就使得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大大地提高了。
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生产力呢？这是可以想像的。
另外就是大量的农用土地和荒地变成了城市用地，或者是工商业用地、住宅用地、办公楼用地，土地的利用效率大大提高了。
有多大面积呢？超过爱尔兰这个国家的全部国土面积。
第三，对外开放。
对外开放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两方面的推动。
一个方面是大家都明显看得到的出口大量增加。
出口大量增加使得我们整个市场需求大大地扩大了。
一个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特别是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和中期阶段，常常产生一个问题：要大量地投资，于是投资率在GDP里面占的比重就越来越高，而消费率就相对地降低，这样就造成了最终需求不足。
对外开放打开了国际市场。
中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出口大国，而且有大量的外贸盈余，所以出口的需求就补充了国内需求的不足，使得大范围的需求的提升成为支撑我们高速度增长的一个重要力量。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对外开放使得我们的技术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
完全依靠原始型的创新，在过去的200年间，使中国产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各国的平均水平相比较，积累了极大的差距。
对外开放以后用短短的大概20年的时间，一般性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一般水平相比，差距迅速地缩小。
总结刚才讲到的这几方面：改革一方面使得资源的投入增加了，投资项目增加了。
这就是说要素的数量得到了增加，支撑了我们的快速发展。
另外一方面要素使用结构的变化和对外开放，使得我们全要素生产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所以我们在过去30年，不但是投资增加使得我们的增长有很高的速度，而且我们的效率提高，即经济学讲到的索洛余量，也就是全要素生产率比起过去来说有很大的提高。
再加上在赶超型经济的前提下，政府动员资源的能力和协调的能力也助推了我们的经济增长。
索罗余量：△A/A （A→全要素生产率）也叫做技术进步但是，到了大概世纪之交，我们就逐渐发现，原来这些优势逐渐逐渐地衰退了。
比如说劳动力的结构转移，在大概5、6年以前出现了所谓刘易斯拐点，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无限供应这种情况已经变化了。
所以要靠劳动力的结构变化去提高效率，余地不大，而且劳动成本迅速地提升，从5年前就开始了。
当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国外的技术水平差别很大的情况之下，可以利用对外开放，引进技术，甚至用市场换技术的办法，迅速地实现差距的缩小。
但是当我们普遍的技术水平跟国际上的平均水平差距无几的情况之下，这就要靠原始型的创新了，就不能把技术拿过来就解决问题。
就是说，原来的优势已经消退了，而原来有些做法的副作用可是越来越明显了。
比如说政府，政府在我们过去的发展中，在动员资源投入他指定的方向上起了很好的作用，在追赶的时候这是有效的，利大于弊的，当你要力争成为领跑集团的一员的时候，要靠创新。
创新的不确定性非常地大，政府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决定的。
在过去两年发展新兴产业的过程中，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发展新兴产业不确定性太大，而政府投入资源成功的概率是很小的。
于是就发生这样的情况：当全国各地政府都把资源投向新能源的时候，没过几天就发现这个方面的需要压缩了，出现大量的过剩、大量的亏损，这就说明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所以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
或者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语言叫做中等收入陷阱。
什么叫中等收入陷阱？根本点就在于过去所依赖的推动增长的因素作用已经越来越小，必须找到新的能够推动增长的因素，而且能够让这些因素发生作用。
前一阶段，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关于各种路径、方案的选择，做了一份《2030的中国》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有一句话，“要越过中等收入陷阱”，最根本的一条是下注在TFP(T otal Factor Productivity，全要素生产率)上，要把所有的力量放在新的驱动增长的因素上，即效率提高。
一种语言就叫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另外一种语言就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即总产量与全部要素投入量之比。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常常被视为科技进步的指标。
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等。
产出增长率超出要素投入增长率的部分为全要素生产率（TFP，也称总和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讲到提高效率，应该说我们已经提出30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转过来。
现在已经迫在眉睫、不转不行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现在的资源状况、生态状况，以及宏观经济状况。
用过去的增长方式，我们现在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没有那么多的资源，就靠发行货币来支撑增长，结果货币超发所引起的宏观经济问题，使得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两难的困境，叫做既不能紧又不能松。
紧了怕它崩盘，减速减得太快，但是又不能松，松了以后我们的房地产泡沫问题并没有解决，通胀的压力并没有根本上降低。
所以这种办法已经不行了，一定要转变。
转变又碰到一个问题，为什么30多年都解决不了呢？是因为体制有问题，就是30年前就提出过的，叫做体制性障碍。
根本的办法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就要推进改革，要改变我们落后的经济体制。
应该说过去这些年，大致上有10年左右，我们改革放慢了。
所以现在需要通过推进改革，建立一个更加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经济体制、更加有竞争强度的经济体制，来保证我们的创新，保证效率的提高。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从上面来说，从顶层来说，要强调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一个网络设计中间提出的一个说法，叫做top-down design，从最上面往下来进行设计。
首先是要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是一个政府控制着整个市场、整个社会的所谓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还是一个法治、有规则的市场经济？按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我们要建立一个法治的市场经济。
这个市场经济是一个大系统，它有许多子系统，每个子系统要进行设计，这是从去年以来最热的一个话题。
另外一方面，因为有实际的需要，所以从下到上的一些制度创新的春天到来了。
惊蛰已过，新制度创新从基层往上，在出现一些新的现象。
比如说，上海的增值税扩容，主要是使得我们的服务业不至于受到营业税的多重征税的限制，让我们的服务业能够发展起来。
比如说广东省最近的关于企业注册的改革，就体现出市场经济所必要的“非禁即入”，即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限制进入的都自由进入，简化企业的注册登记的手续。
像这样一些改革正在各个地方有很多新的创新。
增值税扩容是从上海开始的，开始的时候好像中央的财政和税务机关都是表现得比较被动，比较保守，害怕减收，但是很快就在全国推行。
现在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已经完全改变了他们的态度，积极地到处推行，而且保证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给这种改革以政府的补助。
顶层设计和从下到上的制度创新，这两个力量正在汇成一个巨大的潮流。
我们在今年秋天以后政府就换届，新的一届政府很有可能就会迎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
而改革并不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只有正面的影响没有负面的影响。
因为改革会加强竞争度。
竞争是能够造成繁荣的，但是对每一个企业来说，它要面对很严酷的竞争压力。
我们现在就面临着这样的形势，大的改革会使得整个市场的竞争度加强，企业要适应这种状态，适应这种新的经营环境，迎接新的挑战。
为了迎接这个新的挑战，企业家就要做好准备。
我们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正好是这么一个学府，是一个帮助企业家吸收新的知识，更新知识结构，来迎接新挑战的一个很好的学府。
为了迎接新挑战，就需要对过去我们的经营活动作出总结。
过去那种在靠拼资源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容易地挣快钱的方法，在新的形势之下恐怕就不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