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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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线的由来及其历史作用沈志华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三八线与朝鲜战争密切相关,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然而,三八线究竟是如何划定的划分三八线本身到底说明了什么?三八线与朝鲜战争之间内在的和本质上的联系在哪里在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的今天,思考这些问题仍有其积极的现实意义。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朝鲜这个曾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中国的王国便受到了日本越来越深的控制。
1910年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朝鲜,使它成为一个被征服的省份。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盟国首脑在商议战后国际安排时也谈到了朝鲜的命运。
在1943年罗斯福、蒋介石和丘吉尔共同签署的《开罗宣言》中对朝鲜问题是这样说的:“我三大国轸念朝鲜人民所受之奴役待遇,决定在相当期间,使朝鲜自由独立。
”在紧接着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又与斯大林讨论了朝鲜的前途问题。
斯大林说他看到了《开罗宣言》,并说朝鲜应该获得独立。
他还同意在朝鲜能获得完全独立以前,需要有那么一段准备时间,也许需要40年。
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再次谈到朝鲜问题。
2月8日罗斯福与斯大林举行会晤,在两人谈过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以后,罗斯福提出讨论领土托管问题,并向斯大林提出,在朝鲜人民做好自治的准备之前,“朝鲜要由一个苏联代表、一个美国代表和一个中国代表实行托管”,“托管期愈短愈好”。
大概是鉴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曾拒绝过美国在1944年3月提出的战后对朝鲜和印度支那进行托管的方案,罗斯福认为“没有必要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
斯大林同意托管的方案,但他建议还是应该邀请英国参加托管。
于是,战后由中、美、苏、英四国对朝鲜实行临时托管的方案便在雅尔塔会议上确定下来。
但会议文件并未具体谈到托管朝鲜的问题,只是在提到对哪些领土将实行托管时说,“这将是有待以后达成协议的事情”。
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后,于1945年5月底派特使霍普金斯去见斯大林,斯大林表示没有改变四国托管朝鲜的政策。
然而,由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引起了远东军事和政治局势的突然变化,于是在四大国尚未就朝鲜的托管问题达成具体协议之前,首先要解决美国和苏联分别在朝鲜半岛对日本军队进行受降以及实行军事占领的问题。
冷战史研究:后冷战时代的历史之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东欧剧变、德国统一、华沙条约组织和经济互助委员会解散、苏联解体等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被看作一个时代——冷战时代结束的标志。
冷战结束之后,冷战史研究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它可以为当今世界的发展提供历史之鉴。
后冷战时代需要冷战史研究20世纪的冷战是以苏联集团的变革和瓦解而宣告结束的,作为其对立面的美国及西方集团因此产生了“胜利者”的自大心态,所谓“历史终结”论就是这种心态的一种理论表达。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并非如某些人想象的那么美好,世界上的各种冲突和危机还是接踵而至,人类面临严重的安全困境。
后冷战时代发生的种种问题固然有其现实的根源,但是由冷战时代的历史所构成的“既定的历史条件”无疑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进入新世纪以后,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今天和昨天不能截然分开,当今世界发生的种种问题需要从刚刚过去的冷战时代寻找与现实密切关联的历史因素。
要走出今天的困境,我们必须从历史中寻找智慧。
后冷战时代需要冷战史研究。
如果我们能够从历史的经验中洞悉冷战的本质及其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内在联系,那么就会理解:20世纪下半叶以美苏两大集团对抗为主要形式的冷战虽然已经结束,但是当年形成冷战格局的深层历史因素并未完全离开今天的世界。
冷战格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立的一种二元两极世界体系结构。
所谓“二元”,是指这一阶段的世界发生了横向的结构性分裂。
这种分裂与此前(16世纪以来)发生的纵向的发展性断层不同,它不是人类文明进化中因现代化进程的时序差异而自然形成的梯次结构,而是人类社会在应对现代性矛盾和危机过程中依据不同的政治理念追求不同的发展目标所导致的制度性裂变。
所谓“两极”,是指因制度性裂变而形成的两大国家集团各有一个支配性的力量中心,而且两者都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力,从而构成了“两个世界”的对峙。
所以,冷战史表达的结构性矛盾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利益竞争和国际关系中的霸权之争,更具实质性的是两种对抗性社会制度及其指导性意识形态的斗争。
作者: 沈志华[1];李丹慧[1]
作者机构: [1]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出版物刊名: 探索与争鸣
页码: 3-11页
年卷期: 2012年 第10期
主题词: 国际共运;中苏关系;中苏分裂结构失衡主导权
摘要:以往学术界关于导致中苏分裂决定性因素的分析,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分歧论”和“国家利益冲突论”。
我们通过对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演变过程的考察,提出“结构失衡论”。
其一,社会主义阵营领导结构发生变化以后,中苏两党平起平坐,争夺话语权就成为中苏两党解决他们之间路线和政策分歧的基本手段,而目标则在于国际共运的主导权。
其二,党际关系掩盖甚至替代了国家关系,在这种结构中,从本质上讲没有主权意识,没有平等观念。
这种结构性缺陷成为中苏同盟必然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
三、冷战国际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势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冷战国际史在其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方面,表现出某些新的发展趋势。
1、走出大国关系史研究的光环,考察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的互动关系。
过去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属于两极结构,所谓冷战就是以美苏各自为首两大意识形态阵营(集团)的对抗,所以冷战国际史研究始终笼罩在大国关系的光环下,学者们很自然地也把主要目标锁定在考察美苏两国关系或两大阵营在危机中的决策及其结果。
9/11事件以后,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对基督教文明的挑战,西方的价值观受到威胁,人们突然发现西方的意识形态并没有被全世界广泛接受。
于是,学者们开始关注大国以外的世界,特别是第三世界。
对于西方集团中弱小或处于边缘地位的国家——加拿大、西班牙、丹麦、芬兰、冰岛等——的研究成果已经出现,对于第三世界众多处于冷战边缘的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也开始不断升温。
目前,这些研究多数是从大国对边缘地区和国家的政策的角度从事考察,希望通过追溯冷战时期大国对第三世界的干涉和介入,来找到当前这些地区动荡的根源。
或者说,是研究冷战在第三世界的作用和结果。
不久前文安立出版的专著《全球冷战:第三世界的干涉和我们时代的形成》可以说具有代表性。
作者研究了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越南、南非、埃塞俄比亚、伊朗、阿富汗以及其他地区的干涉,并探讨了这种干涉对当今世界的影响。
文安立认为,在欧洲由于两个军事集团的存在和对峙,冷战对抗陷入僵局,取得新突破的空间和机会很少。
而美苏在第三世界的争夺则代表了冷战中最主要、最核心问题,第三世界是美苏两家推广和验证各自遵循的一套政治理论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场所。
他们在这里的争夺,不仅是为了获取军事优势(盟友、基地等),更主要是希望通过干涉第三世界的内部事务、影响第三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来显示各自代表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优越性和合法性,来证明自己所信仰的价值观所具有的全球适用性。
1对于第三世界或冷战边缘地区和国家的研究还有一种“本末倒置”的趋向,即从研究这些地区或国家本身的历史出发,考察其自身发展的历史惯性、特征和趋势对美苏关系的影响,对地区和国际格局的影响。
朝鲜半岛为何危机不断2016年初,朝鲜进行了第四次核试验,其后又宣布“光明星四号”发射成功。
一系列动作之后,联合国发起对朝鲜的制裁,并期望中国加入制裁行列,同时美韩进行军事演习。
朝鲜问题再次成为颇受关注的国际政治热门话题。
1948年,朝鲜半岛走向分裂。
1970年代初,朝韩之间曾展开对话,并发表了包含统一三原则(和平、自主、团结)的联合声明。
然而,好景不长,朝韩关系随后即陷入僵局。
朝鲜半岛为何危机不断,又屡现缓和之象?4月9日,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梁志、邓峰两位教授共同做客612星球青年中心,进行了一场以“危机与缓和交迭:朝鲜半岛的前世今生”为主题的讲座,围绕上述问题与读者分享他们对于朝鲜半岛历史与现状的思考。
朝鲜半岛问题是由谁造成的?近期,奥巴马访问古巴,说冷战的最后一块坚冰被敲碎了。
讲座一开始,梁志即谈及这个问题,他认为,要说冷战的最后一块坚冰,肯定不是古巴,而应该是朝鲜半岛。
冷战是美苏以及美苏主导的两大阵营对抗的结果。
作为冷战结束后的遗留问题,似乎朝鲜半岛问题就应该完全是美苏对抗的结果。
然而,梁副教授却提出疑问:朝鲜半岛问题真的完全是美苏带来的吗?19 45年8月15日,朝鲜半岛恢复独立,原本并不存在分裂问题。
由于美苏势力的介入,才变成两个国家,无法统一。
似乎这个疑问并不成问题。
但梁副教授指出,朝鲜半岛的分裂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最初因为二战的原因,美苏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受降分界线,美国在南边,苏联在北边。
二战后期,美国不断敦促苏联出兵中国东北,主要目的是减少美军伤亡。
但当美国成功试爆原子弹之后,杜鲁门政府便转而希望通过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从而阻止苏联在东北亚的势力扩张。
不过,1945年8月9日,苏联依旧出兵中国东北。
很快,苏军进驻朝鲜半岛北部并迅速向南推进,美国对此十分着急,它不想让苏联人占领整个朝鲜半岛,担心朝鲜半岛被“赤化”。
于是,美国与苏联约定以“三八线”为界进行对日受降。
“三八线”美苏争霸格局下的朝鲜半岛,最初的设想是由美国、苏联、中国、英国共同托管,由美苏成立联合委员会讨论如何建立临时政府等问题。
综合多方面的材料进行逻辑推断,这种情况在阅读中国外交档案时出现的频率尤其高。
另外,由于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与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时存在着双轨制的对外联络交往方式,也就是说除了外交系统,还有党的对外联络系统,有时甚至还要加上军事情报等部门,这些部门各自对问题的分析判断以及采取的相关具体措施,对于最终决策的影响有时比较难以判断,特别是在涉及一些外交事务的细节问题时常常遇到类似情况:面对同样一个问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提出了一个分析建议,外交部也提出了一个分析建议,但最终中央作出的决定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面貌。
对于研究者来说,这种情况就显得比较棘手,因为缺少任何一个部门的关键环节,就无法真正客观地还原外交活动的历史细节。
而在目前的环境和状况下,要想做到尽可能地聚拢所需材料,无疑需要投入巨大的时间和精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上述因素都在无形中提升了研究难度,是制约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后,可能还存在的一个影响就是党史研究本身的特殊性同外交史研究的敏感性之叠加所带来的现实张力。
按照党史研究的相关要求,既要保证历史研究的科学属性,又要高度遵循政治要求。
要真正把握好这个尺度,对于很多历史研究者来说存在着实际困难,而这一点在外交史研究中又被进一步放大,特别是当相关研究成果在公开发表之际,常常会遇到“研究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境况,目前真正能够充分接受并顺利刊发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成果的学术阵地依然较为狭窄,而在各类学术考评机制盛行的文化环境下,显然不利于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深入发展,这同样是需要整个历史学界今后加以认真考量的一个复杂问题。
尽管存在如上困难,笔者仍然相信每一位从事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学者都期望看到,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视野能够愈加开阔,环境氛围能够更加宽松。
从现实角度观之,无论是当下还是将来,当代中国外交史与中共党史并行研究的架构必须得到维持和发展,这不仅因为整个新中国的外交史实际上就是中共领导下的外交史,而且党史研究领域形成的一些方法以及发掘和思考问题的很多理论意识,都对当代中国外交史研究具有非常显著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历史研究中的“档案”与档案研究中的“历史”作者:谢华来源:《历史教学·高校版》2009年第07期[关键词]冷战国际史,美国,解密档案,中美关系[中图分类号]K1[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0457—6241(2009)14—0012—05同中国史研究相比,目前国内(也许对任何国家相关学者而言都是如此)世界史研究最让学者们挠头的,一是在资料尤其是档案资料收集整理上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二是资料必须首先认真翻译后才能加以利用。
可信的汉译档案资料的相对缺乏,成为目前阻碍中国世界史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相关研究持续向前推进的主要因素之一。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沈志华教授、杨奎松教授精心筹划多年,收集、整理、翻译并出版的大型资料丛书《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版,以下简称《档案》),不仅就资料的全面性而言可以说填补了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而且对很多创新性研究成果的取得起到“铺路架桥”的作用。
一、档案资料是历史研究保持生命力的基本“食粮”如何判别史学论(译)著的价值人们见仁见智,但不能否认的是,那些能惠及后来研究者,为其提供“食粮”和启发意义的论著终究会历久弥新。
近几年来,国内虽然翻译出版了不少有分量的冷战史(尤其是中美关系方面)研究资料性论著,但就总体而言,这些资料仍有待从数量和来源渠道两方面加以充实完善。
《档案》从资料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以及来源渠道的多样性和广泛性等方面都开了先河。
就前者而言,《档案》共有15编(分8卷出版),约570万字,内容涵盖了中国综合状况、中国内战、中国政治、中国经济、中国军事、中国外交、台湾问题、文化大革命、中苏关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与第三世界、中国与朝鲜战争、中国与印度支那战争、中国与南亚以及美国情报机构等诸多方面。
在选择标准上,《档案》遵循马克思主义史学“抓主要矛盾”的研究方法,所选材料基本上包含了中国对外政策的所有重大问题,因而必将大大深化或改变我们以往对中美关系史、冷战史乃至国际关系史的认识。
史 学 月 刊 2010年 第2期美国“贸易自由化”政策与中国“改革开放”(1969~1975)戴超武(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上海200241)[关键词]缓和;巴黎统筹委员会;贸易自由化政策;中美和解;中国的“改革开放”[摘 要]作为“缓和战略”的主要组成部分和实施这一战略的重要手段,尼克松政府对东西方贸易政策做出了战略调整。
在“贸易自由化”政策的指导下,尼克松政府不仅全面推进和发展同苏联、东欧国家以及同中国的贸易,而且从一般商品物资的“自由化”进一步扩展到战略性的技术贸易领域,放宽和取消了对巴统战略性敏感技术所实施的严格出口管制的政策。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自由化”政策是尼克松时期美中和解的具体表现。
在美国取消对中国贸易管制、取消巴统对中国的战略禁运以及取消“中国差别”的背景下,中国开始从美国和西方其他国家大量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
这些先进设备的引进、建设和投产所产生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政策、技术和物资的基础,打开了中国重新融入国际体系的大门。
[中图分类号]K712=5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20214(2010)022*******US T rade Liberalization Policy and China’s“R eform and Opening”(1969~1975)DA I Chao2wu(Center f or Col d W ar I nternational History S t udies,East China N ormal Universit y,S hanghai200241,China)K eyw ords:Détente;Coordinating Committee of the Paris Consultative Groups;trade liberalization policy;Sino2American rapprochement;China’s“Reform and Opening”Abstract:Relaxation in the East2West trade control and approval of exporting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to Communist countries were the important parts of Nixon2K issinger’s Grand Designs and absolutely served their Détente strategy. With regard of COCOM system,the Nixon administration relaxed restrictions on its ally’s exports of sensitive technolo2 gy and equipments to Soviet2East European countries and to China on the one hand,began to use the exception clause to export embargo goods and repealed the China Differential,on the other.The trade liberalization policy toward China ex2 erted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Deng Xiaoping’s“Reform and Opening”and China’s re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尼克松以及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外交,是冷战国际史和美国外交史研究高度关注的领域,重点多集中在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战略思想与“缓和”(détente)的研究。
新世纪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述评摘要:一、引言二、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背景与意义三、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进展与成果1.研究领域的拓展2.研究方法的多样化3.研究成果的丰富性四、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挑战与问题1.资料的解密与获取2.观点的多元与争议3.国际合作的深化与拓展五、我国在冷战国际史研究中的地位与贡献六、展望未来: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趋势与方向正文:【引言】自新世纪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为我们理解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变迁提供了宝贵的视角。
本文将对这一时期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成果、挑战以及我国在此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述评。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冷战国际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揭示这一时期国际关系的演变规律,为当下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进展与成果】近年来,冷战国际史研究在以下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1.研究领域的拓展:从过去主要关注政治、军事领域,到现在对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全面研究,为全面理解冷战时期的历史提供了更多维度。
2.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传统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越来越多地运用国际关系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提高了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3.研究成果的丰富性:各国学者积极参与冷战国际史研究,发表了大量论文、专著,举办了诸多国际学术研讨会,推动了冷战国际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冷战国际史研究的挑战与问题】尽管冷战国际史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但仍面临以下挑战与问题:1.资料的解密与获取:许多冷战时期的档案文献尚未完全解密,给研究带来了困难。
同时,各国间资料的共享与合作还有待加强。
2.观点的多元与争议:冷战国际史研究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利益,导致观点的多元与争议。
如何在保持学术独立性的同时,充分考虑各方利益,成为学者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3.国际合作的深化与拓展:冷战国际史研究需要跨国、跨文化的合作与交流。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01年,经过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内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以冷战史为研究主题的学术机构。
中心主任现为沈志华教授。
中心汇聚了目前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批冷战史研究专家,其中包括任职华东师大的国内优秀学者,也包括加盟中心、担任讲座教授的海内外著名学者。
中心建立了目前国内唯一的冷战史研究资料库,收藏大量解密的苏联档案文献和来自美国、东欧国家、韩国、日本等国的解密档案文献,已经具备检索和运用多国档案文献进行“国际史”研究的条件。
中心编辑出版的《冷战国际史研究》半年刊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编委会成员包括多名著名海外学者(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冷战研究中心主任文安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讲座教授莱夫勒、美国哈佛大学讲座教授柯伟林、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主任奥斯特曼、美国康奈尔大学讲座教授陈兼等)。
作为国内唯一定期出版的冷战史专门学术刊物,已成为反映冷战史研究领域中国学者看法、观点和研究成果的窗口,也是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展开中外学术交流的媒介。
中心开设了“中国冷战史研究”网站,及时发布学术信息,促进学术交流,扩大冷战史研究的社会影响。
依托中心的师资力量,华东师大自2006年起设置了国内唯一的“冷战国际史”博士点,招收博士和硕士学位研究生,为培养冷战史研究专门人才创造了良好条件。
近年来,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先后承担了多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和上海市的重大研究项目。
已完成的项目包括: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冷战时期美国重大外交政策研究”、上海市重大项目“冷战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华情报评估报告分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冷战与中苏同盟研究”等。
目前正在进行的有:上海市重大项目“中苏关系档案文献研究”、教育部项目“冷战起源研究”、“冷战时期中印关系研究”等。
中心还承担并完成了同国家安全利益有紧密关系的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委托项目:“朝鲜半岛问题研究(历史部分)”、以及新疆社会科学院委托项目:有关新疆问题的俄国档案文献整理和翻译。
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高质量研究成果在国内外产生重要影响。
其中,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先后获得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沈志华主编的另一部专著《一个大国的崛起与崩溃——苏联历史专题研究》也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被出版界评价为2009年度最具影响的十部著作之一。
沈志华、杨奎松主编的八卷本《美国对华情报解密档案(1948-1976)》先后获得上海市图书奖一等奖、上海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三等奖、第二届中国政府出版奖提名奖。
沈志华、余伟民、崔丕、戴超武、李丹慧等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沈志华和李丹慧先后在国外SSCI来源期刊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上发表关于1956年十月危机和1959—1961年中苏关系的英文论文。
沈志华、李丹慧的英文著作《“一边倒”之后——中国及其盟友们》2011年在美国出版。
中心高度重视对外学术交流和国际学术合作,举办过多次国际学术会议,如:2006年举办的“冷战转型:1970-80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2009年举办的“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2010年举办的“多维视角下的亚洲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和“中国、第三世界与冷战”国际学术研讨会等。
中心每年邀请国际著名学者来访讲学,中心成员也多次出访研究讲学。
2008年和2009年,中心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先后在上海和华盛顿组织冷战史研究博士论坛。
2010年5-7月,沈志华和李丹慧教授对匈牙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德国等七国进行学术访问,并与七国相关学者就解密档案搜集与整理以及合作研究达成协议,目前东欧各国档案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已经正式展开。
2010年11月,中心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达成合作协议,于2011年在威尔逊中心开启冷战史研究合作创新项目并设立“华东师大—威尔逊中心冷战研究美国工作室”,此举将把中心的国际合作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