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析

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汤哲声 朱全定内容提要：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改译、删译与当时中国精英分子要利用小说启蒙国民有着很大关系，虽然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是以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为主，却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思想和小说的美学思想、艺术结构产生了重要作用。

本文对清末民初翻译家的史学地位以及他们的“为我所需”、意译的观念和方式作了评价和分析。

关键词：清末民初 小说翻译 价值和意义这是一批被遗忘或者受到不公评价的外国小说翻译群体，他们是（按照翻译外国小说出现的先后为排列顺序）：包天笑、周桂笙、陈景韩（冷血）、徐卓呆、许指严、王蕴章（西神）、李涵秋、张春帆、恽铁樵、周瘦鹃、贡少芹、张毅汉、徐枕亚、严独鹤、胡寄尘、程瞻庐、陈蝶仙、李定夷、程小青、叶小凤、李常觉、陈小蝶、朱瘦菊、陆澹安、姚民哀、许瘦蝶、吴绮缘、王钝根、顾明道、闻野鹤等等。

他们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翻译作家，并且主要活动于清末民初时期。

根据既有的文学史描述，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翻译作家素质不高，被认为翻译的随意性很强；清末民初小说的译作改译、删译之风严重，被认为不忠于原著；清末民初小说译作的原著品味也不高，被认为鲜有一流作品。

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清末民初的那些小说翻译作品就成为了一堆文字垃圾，关注的人不多，更别说研究了。

问题是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作品真如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吗？如果放入历史语境和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思考，也许我们会有另一番解读。

一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确实改译、删译之风严重，包天笑、杨紫驎合译的《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价值评估体系建构与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批准号：12 BZW10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茵小传》只是原著的上半部分，也就这么改译、删译了一下作为全本推了出来；苏曼殊、陈独秀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就连添带删地译成了一本十几回的故事，叫《惨世界》（报纸上连载时叫《惨社会》），改译、删译之风蔓延到当时几乎每一部译作。

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的特点与历史价值-近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社会处于重大的历史变革与转折之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始土崩瓦解，在文化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文人向中国旧的文学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期间，西方侦探小说被大量翻译并引入中国，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对于当时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引入和盛行情况，着名文学理论家阿英曾做评价: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

一、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盛行的文化背景在中国传统文学视域下，侦探公案类小说是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文学家都视侦探公案类小说为非正统文学，因此，侦探公案类小说在中国一直是遭受歧视或被忽视的文体[2]63.晚清时期，外国小说在我国翻译家的积极译介之下，开始大量融入中国，西方的学说以及相对应的文学创作技巧，对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西方侦探小说也就在此期间开始传入中国，其之所以能够冲破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桎梏，在近代文学历史上独领风骚，与当时的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

西方侦探小说引入中国，在本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与交流的体现。

清朝初期，李之藻、徐光启等人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之下，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性，并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积极努力。

但当时清政府将西学视为奇技巧,国人以天朝上国自诩，也不愿意去接触西学.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落后的事实。

由此，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有了洋务运动.但西学对于中国的影响显然不仅仅于此。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中国的先进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

以推动变革为目的的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相继爆发，昭示着中国不仅仅要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学习西方，还要在教育、经济、文学等方面发挥西学的作用。

略论中国清末民初时期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是通俗小说的一种，是以案件的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又被称为侦探推理小说，侦破小说，推理小说等。

侦探小说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期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

而其鼻祖则为美国小说家艾德加・爱伦·坡，他自1841年就开始发表侦探小说，著作有《莫尔街凶杀案》《失窃的信》等。

1863年法国作家埃米尔？加博里奥的《血案》，1868年英国作家威尔基・科林斯的《月亮宝石》的问世，更加扩展了侦探小说的影响力。

而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则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潮。

侦探小说源自西方，在中国近代时期随西风东渐翻译文学风潮的出现，而为中国读者和后来的创作者所了解和熟悉。

译作的涌现推动了本土作家的创作，仿作外国侦探小说和创写中国自己模式的侦探小说的大量出现恰恰显示出侦探小说的独特魅力。

稍早一些的周桂笙《上海侦探案》、吴趼人《中国侦探案》都是中国作家自己在创作道路上的摸索，虽然语言直白、浅近，逻辑推理简单，但毕竟是一种积极的创作。

而学习过《犯罪心理学》、《侦探学》的程小青，其《霍桑探案集》则达到了当时同类作品的高峰，直接导致了民国之后一批侦探小说的出现，如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陆澹安的《李飞探案》、俞天愤的《中国侦探谈》、张碧梧的《宋悟奇探案》等。

要谈清侦探小说的特点，我们应该首先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加以比较研究，借此明晰“侦探小说”的近代特征。

一、西方泊来的“侦探小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1、案件办理者不同：“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虽然同样都描写侦破案件和惩治罪犯的内容，但其中案件的判决者是不尽相同的。

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多属于官吏断案，也就是由有一定社会名声的“清官”来帮助下层老百姓伸冤解怨，有时候甚至不惜冒犯天子之威，也要伸张正义。

而源自西方的“侦探小说”，其主角通常是具有多方面知识的私家侦探，他们具有高超的推理、判断能力，从案件发生到最后的侦破，都是一种个人行为。

922020年第20期总第374期VIEW ON PUBLISHING《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中国的译介出版分析文/沙仲辉诞生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开启了世界范围内侦探推理小说的先河，作者阿瑟·柯南·道尔也因此被奉为“英国侦探小说之父”，并与英国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法国的莫里斯·卢布朗并称为世界三大经典侦探小说家。

一百多年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21世纪以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借助电影、网络、新媒体等媒介形式，以多元化的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自1896年被张坤德译介进入中国之后，因其典型新奇的侦探小说美学趣味而广受读者追捧，它的引进不仅直接影响并衍生出诸如《霍桑探案》等本土侦探小说，还将福尔摩斯塑造为“智慧侦探”的代名词。

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传播后，《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我国外文文学经典作品中为数不多的译介类型、出版次数都非常多的英国小说作品，在读者市场保持着热销态势。

一、《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中国的译介概况作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经典侦探小说之一，阿瑟·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百年来的“中国之旅”当中，因其与特定时期的大众群体文化需求相契合，先后出现了四次译介出版的高峰阶段。

第一，清末民初时期。

这一时期《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译介出版热度极高。

据学者陈平原考据，在1896年至1916年出版的译介小说中，数量第一的是阿瑟·柯南·道尔的作品。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对英国的科技、人文、政治等方面的全方位描摹，具有“启蒙大众”的时代特征。

同时，它迥异于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的叙事方式，带有曲折离奇的情节、高度专业的科技知识、严密的逻辑推理等，也迎合了晚清市民“审美娱乐”的文化趣味，作品中“启蒙”与“审美”的合力，催生出译介出版的第一次热潮。

1896年，上海《时务报》刊登由张坤德译介的《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1899年，上海素隐书屋出版《新译包探案》；1901年，黄鼎与张在新合译《泰西说部丛书之一》；1902年，文明书局出版署名为“警察学生”译介的《续译华生包探案》；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补译华生包探案》；1904—1906年，周桂笙和奚若译介《福尔摩斯再生案》；191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林纾、魏易合译的《歇洛克奇案开场》。

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析作者：修文乔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4年第01期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周秦至民国的翻译思想谱系》（编号：12YJC740116）；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项目《民初通俗小说翻译的功能》（编号：YJRC-2013-25）阶段性研究成果【摘要】本文从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时代背景出发，剖析了这一翻译热潮发生的社会因素及其自身所具备的“情”、“智”等特点。

探讨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产生的原因及对我国近代小说产生的影响：它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迎合了改良政治、启迪民智的时代潮流；侦探小说翻译的繁荣与新闻业、印刷业的繁荣也息息相关；译者和读者对于西方“科学”和“法制”的推崇。

同时，在艺术上对中国近代小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原因；接受；影响一、近代文学翻译的肇始中国的文学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佛经译文在体裁、文体、声律等多方面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从古代翻译佛经开始，中国就产生了文学翻译的萌芽。

而中国文坛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则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中国的战败使人们意识到，西方不仅具有强大的物质文明，而且在政治制度、法律形式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特别是1899年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出版，瓦解了中国士人“惟中国有文学”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邹振环，2000：82）。

此外，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行不通，于是面向下层社会的文化启蒙运动开始展开。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除刊载时事新闻、政治评议外，也刊登翻译小说；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主张翻译外国小说；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极大提高了翻译外国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同年林纾完成《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次年印行，在晚清读书界引起极大反响；此外，从1899年开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陈平原，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