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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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及其文学史价值※汤哲声 朱全定内容提要:清末民初小说中的改译、删译与当时中国精英分子要利用小说启蒙国民有着很大关系,虽然清末民初的翻译小说是以言情小说和侦探小说为主,却对当时的中国政治思想和小说的美学思想、艺术结构产生了重要作用。
本文对清末民初翻译家的史学地位以及他们的“为我所需”、意译的观念和方式作了评价和分析。
关键词:清末民初 小说翻译 价值和意义这是一批被遗忘或者受到不公评价的外国小说翻译群体,他们是(按照翻译外国小说出现的先后为排列顺序):包天笑、周桂笙、陈景韩(冷血)、徐卓呆、许指严、王蕴章(西神)、李涵秋、张春帆、恽铁樵、周瘦鹃、贡少芹、张毅汉、徐枕亚、严独鹤、胡寄尘、程瞻庐、陈蝶仙、李定夷、程小青、叶小凤、李常觉、陈小蝶、朱瘦菊、陆澹安、姚民哀、许瘦蝶、吴绮缘、王钝根、顾明道、闻野鹤等等。
他们是中国现代通俗文学翻译作家,并且主要活动于清末民初时期。
根据既有的文学史描述,清末民初通俗文学的翻译作家素质不高,被认为翻译的随意性很强;清末民初小说的译作改译、删译之风严重,被认为不忠于原著;清末民初小说译作的原著品味也不高,被认为鲜有一流作品。
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清末民初的那些小说翻译作品就成为了一堆文字垃圾,关注的人不多,更别说研究了。
问题是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作品真如文学史所描述的那样吗?如果放入历史语境和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思考,也许我们会有另一番解读。
一清末民初小说的翻译确实改译、删译之风严重,包天笑、杨紫驎合译的《迦※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通俗文学价值评估体系建构与文献资料的整理研究”(批准号:12 BZW107)的阶段性成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4年第2期茵小传》只是原著的上半部分,也就这么改译、删译了一下作为全本推了出来;苏曼殊、陈独秀译雨果的《悲惨世界》,也就连添带删地译成了一本十几回的故事,叫《惨世界》(报纸上连载时叫《惨社会》),改译、删译之风蔓延到当时几乎每一部译作。
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译介的特点与历史价值-近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清末民初时期,我国社会处于重大的历史变革与转折之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开始土崩瓦解,在文化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文人向中国旧的文学制度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这期间,西方侦探小说被大量翻译并引入中国,成为我国文学史上一道奇特的风景线。
对于当时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翻译引入和盛行情况,着名文学理论家阿英曾做评价:当时的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是没有。
一、清末民初西方侦探小说盛行的文化背景在中国传统文学视域下,侦探公案类小说是非主流文学的代表,中国历史上的很多文学家都视侦探公案类小说为非正统文学,因此,侦探公案类小说在中国一直是遭受歧视或被忽视的文体[2]63.晚清时期,外国小说在我国翻译家的积极译介之下,开始大量融入中国,西方的学说以及相对应的文学创作技巧,对国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而西方侦探小说也就在此期间开始传入中国,其之所以能够冲破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桎梏,在近代文学历史上独领风骚,与当时的文化大环境密切相关。
西方侦探小说引入中国,在本质上是中西文化融合与交流的体现。
清朝初期,李之藻、徐光启等人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之下,已经意识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重要性,并为了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而积极努力。
但当时清政府将西学视为奇技巧,国人以天朝上国自诩,也不愿意去接触西学.鸦片战争的一声炮响,打破了国人天朝上国的美梦,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面前,清政府不得不承认落后的事实。
由此,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意识到,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而有了洋务运动.但西学对于中国的影响显然不仅仅于此。
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使得中国的先进意识到,仅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不够的,还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
以推动变革为目的的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的相继爆发,昭示着中国不仅仅要在军事和科技领域学习西方,还要在教育、经济、文学等方面发挥西学的作用。
略论中国清末民初时期的侦探小说“侦探小说”是通俗小说的一种,是以案件的发生和推理侦破过程为主要描写对象的小说,又被称为侦探推理小说,侦破小说,推理小说等。
侦探小说最早产生于19世纪中期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
而其鼻祖则为美国小说家艾德加・爱伦·坡,他自1841年就开始发表侦探小说,著作有《莫尔街凶杀案》《失窃的信》等。
1863年法国作家埃米尔?加博里奥的《血案》,1868年英国作家威尔基・科林斯的《月亮宝石》的问世,更加扩展了侦探小说的影响力。
而英国作家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则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潮。
侦探小说源自西方,在中国近代时期随西风东渐翻译文学风潮的出现,而为中国读者和后来的创作者所了解和熟悉。
译作的涌现推动了本土作家的创作,仿作外国侦探小说和创写中国自己模式的侦探小说的大量出现恰恰显示出侦探小说的独特魅力。
稍早一些的周桂笙《上海侦探案》、吴趼人《中国侦探案》都是中国作家自己在创作道路上的摸索,虽然语言直白、浅近,逻辑推理简单,但毕竟是一种积极的创作。
而学习过《犯罪心理学》、《侦探学》的程小青,其《霍桑探案集》则达到了当时同类作品的高峰,直接导致了民国之后一批侦探小说的出现,如孙了红的《侠盗鲁平奇案》、陆澹安的《李飞探案》、俞天愤的《中国侦探谈》、张碧梧的《宋悟奇探案》等。
要谈清侦探小说的特点,我们应该首先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加以比较研究,借此明晰“侦探小说”的近代特征。
一、西方泊来的“侦探小说”不同于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1、案件办理者不同:“侦探小说”与“公案小说”虽然同样都描写侦破案件和惩治罪犯的内容,但其中案件的判决者是不尽相同的。
中国传统的“公案小说”,多属于官吏断案,也就是由有一定社会名声的“清官”来帮助下层老百姓伸冤解怨,有时候甚至不惜冒犯天子之威,也要伸张正义。
而源自西方的“侦探小说”,其主角通常是具有多方面知识的私家侦探,他们具有高超的推理、判断能力,从案件发生到最后的侦破,都是一种个人行为。
922020年第20期总第374期VIEW ON PUBLISHING《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中国的译介出版分析文/沙仲辉诞生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开启了世界范围内侦探推理小说的先河,作者阿瑟·柯南·道尔也因此被奉为“英国侦探小说之父”,并与英国的阿加莎·克里斯蒂、法国的莫里斯·卢布朗并称为世界三大经典侦探小说家。
一百多年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被翻译成60多种语言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出版。
21世纪以来,《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借助电影、网络、新媒体等媒介形式,以多元化的形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自1896年被张坤德译介进入中国之后,因其典型新奇的侦探小说美学趣味而广受读者追捧,它的引进不仅直接影响并衍生出诸如《霍桑探案》等本土侦探小说,还将福尔摩斯塑造为“智慧侦探”的代名词。
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传播后,《福尔摩斯探案全集》是我国外文文学经典作品中为数不多的译介类型、出版次数都非常多的英国小说作品,在读者市场保持着热销态势。
一、《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中国的译介概况作为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经典侦探小说之一,阿瑟·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全集》在百年来的“中国之旅”当中,因其与特定时期的大众群体文化需求相契合,先后出现了四次译介出版的高峰阶段。
第一,清末民初时期。
这一时期《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译介出版热度极高。
据学者陈平原考据,在1896年至1916年出版的译介小说中,数量第一的是阿瑟·柯南·道尔的作品。
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对英国的科技、人文、政治等方面的全方位描摹,具有“启蒙大众”的时代特征。
同时,它迥异于中国古典公案小说的叙事方式,带有曲折离奇的情节、高度专业的科技知识、严密的逻辑推理等,也迎合了晚清市民“审美娱乐”的文化趣味,作品中“启蒙”与“审美”的合力,催生出译介出版的第一次热潮。
1896年,上海《时务报》刊登由张坤德译介的《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1899年,上海素隐书屋出版《新译包探案》;1901年,黄鼎与张在新合译《泰西说部丛书之一》;1902年,文明书局出版署名为“警察学生”译介的《续译华生包探案》;19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补译华生包探案》;1904—1906年,周桂笙和奚若译介《福尔摩斯再生案》;191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林纾、魏易合译的《歇洛克奇案开场》。
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析作者:修文乔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4年第01期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周秦至民国的翻译思想谱系》(编号:12YJC740116);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项目《民初通俗小说翻译的功能》(编号:YJRC-2013-25)阶段性研究成果【摘要】本文从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时代背景出发,剖析了这一翻译热潮发生的社会因素及其自身所具备的“情”、“智”等特点。
探讨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产生的原因及对我国近代小说产生的影响:它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迎合了改良政治、启迪民智的时代潮流;侦探小说翻译的繁荣与新闻业、印刷业的繁荣也息息相关;译者和读者对于西方“科学”和“法制”的推崇。
同时,在艺术上对中国近代小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原因;接受;影响一、近代文学翻译的肇始中国的文学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佛经译文在体裁、文体、声律等多方面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从古代翻译佛经开始,中国就产生了文学翻译的萌芽。
而中国文坛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则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中国的战败使人们意识到,西方不仅具有强大的物质文明,而且在政治制度、法律形式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特别是1899年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出版,瓦解了中国士人“惟中国有文学”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邹振环,2000:82)。
此外,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行不通,于是面向下层社会的文化启蒙运动开始展开。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除刊载时事新闻、政治评议外,也刊登翻译小说;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主张翻译外国小说;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极大提高了翻译外国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同年林纾完成《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次年印行,在晚清读书界引起极大反响;此外,从1899年开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陈平原,2005:3)。
浅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规范清末民初出现的小说翻译高潮,在学术界有多种表述方式,有的称之为“晚清小说翻译”,有的称之为“近代小说翻译”。
本文以林纾在1898年翻译《巴黎茶花女遗事》开始到“五四”前夕的小说翻译为背景,因此称为“清末民初小说翻译”。
一清末民初小说翻译起因清末民初是小说翻译大盛的时代,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不仅数量多,而且类型全,如阿英先生的《晚清戏曲小说目》就收翻译小说608种,日本学者樽木照雄教授等人编有《清末民初小说目录》等。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在这些翻译小说中,占主要地位的是所谓的通俗文学,即政治小说、科学小说和侦探小说等。
这些小说盛行的原因是它们能够满足当时读者的愿望和需求。
尤其是在当时的封建制度、虚伪的共和制度及列强的压迫下,中国人深切地感到了科学力量的伟大,人们迫切地想从所翻译的政治小说中领悟到新的民主制度、在科学小说中领略到科技的力量、在侦探小说中获得公正的法制。
当时的译者带有的这种翻译动机,迎合了当时政治改良、文化改良和启迪民智的需求,给民众带来了民主思想、自由平等观念和竞争进取的精神。
从创作角度来讲,这个时期的翻译小说在价值观念、人物塑造和小说的写作技巧等方面,对当时的文人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当时一些小说家明显地从类似体裁的翻译作品中汲取了很多营养进行小说创作。
特别是“五四”时期的一批新文学作家都曾用充满激情的文字谈到晚清翻译小说,如鲁迅、郭沫若、冰心等,这些文字在文学界和翻译界至今仍广为人知。
如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写道:“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
”鲁迅的这句话所指的是旧文学处于“边缘”或“弱势”阶段。
因此小说这一文体借助翻译小说的形式在清末中国文学系统中占据了中心位置,而翻译小说本身的势头也盖过了创作小说。
如《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在当时收进创作小说约120种,翻译小说达400种。
需要强调的是,清末社会“摄取外国文学”并不是自然的文学现象,其目的也不是为了翻译小说的崛起,而是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有意制造的结果。
- 238-校园英语 / 翻译探究社会意识、诗学、赞助人视角下侦探小说的翻译烟台大学/彭倩【摘要】清末民初,出现了侦探小说翻译高潮,侦探小说以其独有的魅力与特点,深受国人追捧,清朝末年的改革派将侦探小说视为强国工具。
此篇论文简析翻译研究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理论对侦探小说翻译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民初 侦探小说 安德烈•勒菲弗尔侦探小说翻译发展的背景及自身特点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中国告别了盲目自大,随之而来的是痛苦的现代化蜕变过程。
面对汹涌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中国有识之士为了救国掀起了一股股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从经济技术到政治体制再到文化思想,此时大量外国文学作品涌进国门。
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从1896年开始译介国外小说到1916年大约翻译出版了八百种外国小说,小说出版占压倒性优势,而小说出版中侦探小说位于主要位置。
侦探小说之所以能够得到国人的垂青,与其独特的魅力是分不开的,侦探小说与国内公案小说相似,但不等同于公案小说,不借助于玉皇大帝,菩萨显灵等非科学手段来办案,而是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清晰的逻辑推理,以及客观的证据来断案。
但侦探小说弘扬的惩恶扬善,追求公平的宗旨与国人所追求向往的一样,因此侦探小说非常受欢迎,侦探小说翻译能轰动一时。
社会意识对侦探小说翻译的影响社会意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各个层面)。
晚清时期,清朝统治没落,政权处于交替变化时期,此时外国侵略者入侵中国,中国正处在外忧内患时期,由于外敌入侵,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文化和宗教的侵入,西方文学此时传入中国,为振兴中华而“师夷长技以制夷”,人们由先前的盲目自大而认识到外国文化的长处,掀起了一股学习外来文化的风气。
文学上,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发起的五四运动,虽然胡适和陈独秀没能参加“五四运动”而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领袖。
他们联手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思想史、文化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从哲学阐释学角度看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的翻译的开题报告1.选题背景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侦探小说作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开始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的侦探小说充满了浓郁的西方色彩,其中翻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然而,这些翻译在语言表达、文化传达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和误解,因此有必要从哲学阐释学的角度来分析清末民初时期的侦探小说翻译。
2.选题意义清末民初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事业的起步时期,侦探小说的引入和翻译为当时的文化交流和文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通过哲学阐释学的分析,可以更全面地理解那个时期的翻译现象和文化背景,并对当今翻译事业做出启示和指导。
同时,也可以探究跨文化交际中语言和文化的难点,在文化交流中增进双方的理解和沟通。
3.研究目的本文旨在通过哲学阐释学的理论分析方法,深入探讨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中的文化传达问题,揭示翻译中的困难和误解,探索世界范围内跨文化交际的难点,提出一些解决之道。
4.研究内容本研究将分析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背景、文化传达特点、文化障碍和解决方法等问题,重点探讨以下内容:(1)清末民初时期中国侦探小说的翻译现状和文化背景;(2)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和障碍,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3)侦探小说中呈现的文化冲突和矛盾,以及其对读者的影响。
5.研究方法本文将采用哲学阐释学的理论分析方法来探讨侦探小说翻译中的文化传达问题。
该方法强调对文本背景的全面理解和深入探究,注重把握翻译的历史渊源和文化语境,以达到对翻译现象本质的认识。
同时,结合对文本的注释、对比等手段,揭示翻译中的困难和误解,弥补文化差异和障碍,增进对侦探小说的理解和传播。
6.论文结构安排本论文将分为六个部分:(1)引言:阐述本研究的目的、意义和研究内容;(2)文献综述:对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3)研究方法:介绍哲学阐释学的理论分析方法,以及在本研究中的具体应用;(4)翻译现状和文化背景:分析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5)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和障碍:探讨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和障碍,以及解决方法;(6)结论:总结研究成果,提出对当今翻译事业的启示和未来研究的展望。
清末小说翻译的接受美学研究:政治小说与政治化的侦探小说将接受美学运用到对翻译过程的理解,能更系统地看到读者期待视野对翻译行为的影响。
选取了清末政治小说与侦探小说的政治化接受翻译作为典型事理,具体分析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读者期待视野对小说翻译的影响,以及这两种文类的翻译小说对本土创作的影响。
标签:读者;期待视野;政治小说;侦探小说引言翻译理论在经历了早期争论是否要严格尊奉原文意义原作者意图的忠实或不忠实、直译或意译之后,开始关注译者,提出译者主体性。
译者主体性,借用女权主义、后殖民等一系列理论,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
然而读者这翻译中的重要一极却由于并没有直接参与翻译行为,而且本身构成复杂,更值得深入关注。
期待视野伽达摩尔从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借用了一个术语:视野(horizon),用这个词来描繪理解的形成过程。
Horizon是地平线的意思,喻指理解的起点、角度、视阈和背景。
伽达摩尔这样隐喻“理解乃是个人视野与历史视阈的融合。
”[1]66“这种由视界融合而形成的理解将是一个新的理解的世界,即不是解释者原有的先见,也不是作品或历史的原有内容”[1]66。
作为姚斯接受美学的基本概念,期待视野秉承了解释学的基本思路,主要指“由接受主体或主体间的先在理解形成的,指向文本及文本创造的预期结构。
”[1]122政治小说翻译与读者接受清末民初的中国,几千年天朝上国的自尊心在短短几十年被西洋、甚至日本的侵略践踏的粉碎,众多有志之士在心痛之余开始苦苦寻找富国强兵的出路。
日本一向是中国的学生,曾同样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在短短三十多年经济军事力量却都迅速崛起。
正当爱国志士满怀政治热情对失败充满了疑惑,对日本的成功充满了好奇与渴望的时候,梁启超作有很大影响力的政治人物站出来说“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2]4政治小说;理所当然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而要读者从瞩目到接受、赞同,政治小说的翻译者们在对源文本在源语国地位的宣传、主题选择、翻译策略方面都精心地照顾了当时读者的期待视野状况。
晚清侦探文学译作述评一般认为侦探文学发轫于美国作家爱伦·坡,其《毛格街谋杀案》被认为是第一篇侦探小说,并为后世侦探小说模型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英国作家柯南道尔对古典侦探小说文类的贡献功不可没。
他所创造的私人侦探福尔摩斯的形象深入人心,成为私人侦探的代名词,其在作品中使用的侦探加助手的模式也被许多后来的侦探文学作家所模仿。
可以说侦探文学在柯南道尔之后才发展成为一种模式固定、结构完整的通俗文学文类。
著名文化研究学者李欧梵教授在苏州大学演讲时提到:虽不是这个通俗文类的始作俑者,但这个文类却因他而臻顶峰,后来的英国侦探小说家都比不上他,直到克丽丝蒂,但至此维多利亚时代早已过去,她的文风和布局也与柯氏的大异其趣。
由此可见,柯南道尔在侦探文学发展历程中的特殊地位。
虽然这位以侦探文学而为世界所认识的作家并不专心于侦探文学创作,而是希望在正统文学领域占据一席之地,但似乎事与愿违,无论是在其故乡还是在中国,他都是以一位侦探文学作者的身份被世人所知。
这一点在中国尤其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文正是力图通过柯南道尔的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及其引发的模仿创作热潮,从一个侧面来探讨文学翻译和创作与所处时代社会思潮之间的关系。
一、救国图强梦引发西方侦探小说在中国的大量译介隶属于大众文化的通俗文学从来都被认为是为大众提供消遣娱乐的‘逃避性’文本,很难和文学性及思想性建立联系,侦探文学也不例外。
这种文类的定义,简单地说,就是罪案发生,侦探介入,利用观察推理等手段找到罪犯,揭开谜案真相的过程。
虽然作家费尽心机设计的犯案方式千差万别,但基本情节模式,尤其是古典侦探小说的情节模式都难逃这种定局。
以福尔摩斯探案为例,作者几乎在所有故事中采取的都是:当事人报案—福尔摩斯调查—犯罪分子伏法—福尔摩斯解释谜底这样一个固定过程。
僵化的情节发展模式更给人一种自闭的感觉,似乎与时代完全无关,更不要提反映社会思潮。
这或许是侦探文学的局限所在。
但侦探文学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道路却非常耐人寻味,仔细研究,会发现这些侦探文学在中国的旅程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及时代思潮的发展息息相关。
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析
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周秦至民国的翻译思想谱系》四、侦探小说翻译的接受和影响
整体来说,清末翻译小说所得到的评价是毁多于誉,这个情况到近10年才有所改善。
以五四运动所奉行的文学规范来看,大多数晚清小说不论是题材、语言和翻译目标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西方侦探小说在宣传“科学”和“法制”的同时,在艺术上对中国近代小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叙事角度方面来看,我国传统小说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而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却为中国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使得读者无法知晓案件的来龙去脉,只能随书中某一人物去观察、探索、判断、思考,这种叙事方式无疑给读者带来了悬念,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性和可读性。
虽然不同的译者在侦探小说翻译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但相当一部分译者采用直译,再现原著的风貌,这也影响了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創作。
比如在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中,案情都以包朗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
包朗作为侦探霍桑的助手,深入现场亲自参与案件的调查,带领读者进入扑朔迷离的案情,最后在霍桑的精辟剖析中揭开事情的真相。
就叙事时间而言,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一般采用直线叙述和连贯叙事,按照事情发展进行的始末娓娓道来。
而侦探小说往往采用倒叙的手法,在故事开头先交代案件的结果,给读者造成一种悬念和疑问,然后在后文将故事一步一步铺展开去。
1903年,《新小说》第八号刊登了法国小说家鲍福的作品《毒蛇圈》,小说开篇是一对父女的对话,这段对话是以倒叙为开头的。
知新室主人在《译者识语》中评论说:“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
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
此篇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
其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
然细察之,皆有条理。
自非能手,不敢出此。
”知新室主人即周桂笙,他的好朋友吴趼人受到此篇影响,随后在同一杂志上发表小说《九命奇冤》,可见侦探翻译小说对侦探小说创作的直接影响。
叙事时间和叙述角度的变化只是一种外在的表相,在这之后是小说旨趣功能、创作阅读方式的潜在变迁(苗怀明,2001:17)。
由全能叙事到限知叙事、作者由洞察一切到故弄玄虚、读者由被动阅读到积极介入,这些都体现了文学新气象。
语言的转变、文体的变异和创作理念的更新,这些改变无一不预示着文学现代化进程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