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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研究》篇一一、引言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精神疾病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之一。
然而，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也随之增加，其中一些病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危害社会安全。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于部分特定精神病人的刑事处理，特别是在医疗程序的强制实施上，我们需要深入探讨。
本文将针对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进行详细的研究和探讨。
二、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概述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是指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精神病人进行必要的强制医疗治疗的一种程序。
这一程序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实施，目的在于保障公众的安全和病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如何合理地实施这一程序，避免过度干预或不足干预，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现状分析目前，我国在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方面已有一定的法律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强制医疗的决定权多集中在法院或相关执法机构手中，对于某些严重精神病患者而言，可能会造成人权侵害的问题。
其次，执行机构缺乏明确的规定和指导，执行力度不一，难以达到理想的强制医疗效果。
此外，该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标准也不够明确，使得部分真正需要治疗的病人无法得到及时的救助。
四、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改进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改进建议：1. 明确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的职责和权力。
应明确规定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的职责范围、权力范围以及相应的责任。
同时，应加强对其的培训和管理，确保其能够正确、有效地执行强制医疗程序。
2. 完善法律制度。
应进一步明确精神病人刑事强制医疗程序的适用范围和标准，确保其既能保护公众安全，又能保障病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应加强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宣传和普及，提高公众对这一程序的认知度和理解度。
3. 强化监督机制。
应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对执行机构和执行人员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和评估。
同时，应设立独立的监督机构或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强制医疗程序进行独立的评估和监督。
4. 促进社区康复和社会支持体系的建立。
浅析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程序的几点问题[摘要]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将“依法将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以下简称：刑事强制医疗程序）作为刑事诉讼法第五篇特别程序之一，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巨大进步，弥补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刑事强制医疗程序规定的空白。
但是在精神病患者强制医疗程序实施一年以来，本应该在法律中明确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规范的规定或司法解释，以及在运行时实际困难，使我国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患者的强制医疗程序的立法宗旨得不到全面的贯彻施行。
[关键词]精神病患者；特殊诉讼程序（制度）；诉讼权利保障精神疾病已成为我国较为严重的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精神病患者的境遇也愈发成为我国社会自由与安全、人权保障与社会稳定的重大社会问题，很多学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正在积极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但是由于精神疾病的复杂性，没办法单靠一个制度来完善，它需要医学上，法律制度和家庭等多方面的支持。
对于精神病患者实施的侵权行为，无论对被害人还是精神病患者家属来说都处于弱势，但是精神病患者的人权依然需要我们重视，不能因为其不能正确表达意志而漠视其作为人的权利。
法律的正义及秩序价值作为法的基本价值，在刑事强制执行程序中更显重要，修正目前刑事诉讼中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程序呈现出的问题有利于确保精神病人刑事诉讼活动公正、公开、高效地进行，保证强制医疗制度的有序运作。
刑事强制医疗程序实施一年以来，各地纷纷出现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北京、上海、江西、贵州等地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数量明显增多，精神病患者的刑事犯罪有所改善，但是通过阅读各法院、检察院有关刑事强制医疗的报道，笔者认为还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接收精神病患者的单位不确定我国法律虽然规定由法院决定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但是截至2010年我国仅建成的25所安康医院对精神病患者的收容与治疗能力相对有限。
实际运行中，面对精神病患者这颗不定时“炸弹”，一些家属、居委会等是不愿意接收的。
当前办理强制医疗程序案件存在的四方面问题与对策2013年初，资溪县院依据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特别程序的规定，办理了江西首例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申请强制医疗的案件。
被申请人付某某因精神分裂症发作，于2012年11月30日持锄头将其奶奶打死，经鉴定，付某某案发时正处于精神分裂症发病期，被评定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2013年2月，资溪县人民法院依法决定对付某某进行强制医疗。
资溪县检察院在承办案件过程中，发现强制医疗程序在具体操作中存在四方面的问题，容易导致权责不明、对接不畅等情况，亟须解决。
一、存在的问题一是认定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标准不明。
依据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是启动强制医疗程序的必要条件之一，相对于修改后刑诉法对刑事拘留、逮捕等条件的详细规定，目前对于强制医疗的条件，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具体的依据和标准，实际办案中如何判定更多需要案件承办人的主观判断。
由于每个人的主观判断不同，可能形成同一种案件情形司法结果不一，造成法制不统一的情况。
同时，这种主观判断还容易受到社会维稳压力等现实因素影响，使一些本不该进入强制医疗程序的案件进入强制医疗程序、或一些本应进入强制医疗程序案件没有进入强制医疗程序。
二是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场所划定不明。
修改后的刑诉法规定，对实施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在人民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前，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但刑诉法并没有明确划分约束措施场所的范围。
新修订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也只规定，“公安机关可以采取临时的保护性约束措施。
必要时，可以将其送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临时性保护性措施规定的不明确，易造成执行标准不一，执行太严格容易造成侵害被强制医疗人的权利的情况，约束措施不到位又容易导致继续危害的发生。
三是采取强制医疗的执行主体模糊。
修改后的刑诉法在认定精神病人是否需要接受强制医疗的过程中，对公安、检察、法院所履行的职责作了详细要求，公安机关提交强制医疗意见书，检察机关提出申请，最后由法院作出是否强制医疗的决定。
强制收治“精神病人”应法治化20XX年4月4日，人民法院报三版刊登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法官梁玫、徐斌《强制收治“精神病人”惹祸端》的文章，作者关于“精神治疗机构不具有实施强制治疗行为和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在总结问题产生的原因时，将“精神中心”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原因归结为“对于法律规定的理解和执行中存在偏差”，则过于表面化。
笔者认为，对公民采取强制性医疗措施涉及到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问题，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
因此，避免惹此祸端的根本出路应当是将强制性医疗程序法治化。
就此问题，笔者拟提出如下构想，以供立法参考：一、采取强制性医疗措施的条件采取强制性医疗措施的对象大体上可分两种情形：一是行为人在精神病状态下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或者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情况下实施犯罪而在犯罪后（包括刑事诉讼过程中）精神病发作，因而不能对其判处刑罚或者不能接受审判或执行刑罚的；二是精神病人虽未实施刑法所禁止的行为，但其所患精神病足以使其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或财产陷入危险境地的。
因此，对精神病人采取强制性医疗措施并不以其行为构成犯罪为必要，强制性医疗措施在法律性质上不具有惩罚性，而是一种类似于西方国家“保安处分”的预防性法律保障措施。
那么，对行为人采取强制性医疗措施是否还须以其行为已经造成某种危险为要件呢？笔者认为，只要行为人的行为具有造成某种危险和损害的可能性，就可以对行为人采取强制性医疗措施，而无须等到发生某种危险。
否则，危险一经产生，对社会的危害已成现实，便失去了这一措施的预防功能。
据此，强制性医疗措施的适用也不以精神病症的出现为必须，只要某人患有精神病，且这种精神病足以对其本人或者他人构成危险，或者可能造成其他重大损害，即可适用强制性医疗措施。
二、强制性医疗程序的启动1.案件的管辖。
强制性医疗措施的适用非以犯罪为必要，此时，案件的性质乃为非诉案件，法院的行为便有行政性质之嫌，但考虑到它涉及对公民人身自由的剥夺，其权限理应由法院依法行使。
论我国现行强制医疗程序的现实与对策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医疗技术的不断创新，人们的医疗需求也越来越高。
为了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益，我国实行了强制医疗程序。
强制医疗是一种针对精神疾病、传染性疾病和重大慢性疾病的强制治疗方式，旨在将病人留在医院，接受必要和有效的治疗，并预防疾病的传播。
然而，我国现行强制医疗程序存在一些现实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一、现行强制医疗程序的现实（一）程序不统一目前我国针对不同类型疾病的强制医疗程序存在较大的差异，导致程序不统一。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艾滋病法》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了强制医疗程序和要求，但各地在实施上的标准与程序并不完全相同，缺乏一致性。
（二）程序不规范强制医疗程序存在程序不规范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医院强制实施医疗程序时，存在人员身份鉴定混乱、程序时间延误等情况，甚至出现过度治疗、医患矛盾等不良影响。
（三）程序中缺失被强制人的保护强制医疗程序中，被强制人的利益保障不够充分，容易出现违反患者自愿原则的现象。
例如，被强制治疗的患者中有一部分人是因自愿治疗失败而被送入医院接受强制治疗的，并未享受到与自愿治疗相同的诊疗权益，甚至遭受到医疗侵权和身心双重伤害。
二、对策（一）加强法律法规制定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应法律法规，规范和统一各地强制医疗程序，保证其程序和实施的一致性。
同时，应当开展全面的学术探讨，探索降低强制程度和保护被强制人合法权益的制度创新。
（二）完善程序规范医院方面应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学习掌握并执行相应的程序和规范，确保程序的规范性。
同时，应加强医院内部管理及培训，将强制医疗程序纳入临床工作流程的一部分，实现科学规范的程序和规范。
（三）加强患者权益保护为保护被强制人的利益，在程序实施及过程中应当强化患者的权益保护，比如明确被强制医疗的患者具有随时终止强制医疗的权利，所有强制医疗行为均应当进行人身危险评估等措施。
精神病人强制医疗仍有问题待破解近年来，精神病人危害公共安全事件屡有发生，引发舆论关切。
对具有暴力行为的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这一规定给了公众更多“安全感”。
2014年至今，广东省检察机关共办理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案件365件365人。
今年6月8日，国务院法制办就《强制医疗所条例（送审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进一步规范对肇事肇祸精神病人的管治制度。
送审稿简介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应当责令其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并送医疗；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
但由于缺乏相应细则，实践中有的病人被送至精神病院治疗，有的被家属领回家自行监管，还有部分病人释放后重新流散到社会，强制医疗制度效果并不明显。
此次公布的送审稿明确，强制医疗所的机构性质是执法机关而非单纯的医疗机构，推行与看守所等其他公安监所一样的专业化医疗工作模式。
送审稿规定，对被强制医疗人员实施或者将要实施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扰乱医疗秩序行为的，强制医疗所可以采取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但实施的保护性医疗措施应当遵循医学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禁止用以惩罚被强制医疗人员。
同时，强制医疗所不得强迫被强制医疗人员从事生产劳动，严禁对被强制医疗人员实施以治疗精神障碍为目的的外科手术。
强制医疗所应在强制医疗执行期满一年之日后的30日内，对被强制医疗人员进行首次诊断评估，此后每隔半年进行一次诊断评估。
如果被强制医疗人员病情稳定、已不具有人身危险性，或因伤残、年老体弱等原因致使日常生活不能自理的，强制医疗所应当提出解除强制医疗的意见，报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人民法院批准，并抄送同级人民检察院。
送审稿强调，如果被强制医疗人员在被强制医疗期间死亡，强制医疗所应当立即报告主管公安机关，通知其监护人、近亲属，同时通知作出强制医疗决定的人民法院和同级人民检察院。
强制医疗所主管公安机关应当对死亡原因作出鉴定。
民主与法制时报/2010年/8月/16日/第A06版时政精神病强制收治程序亟待规范本报记者刘炜已明确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9年立法工作计划的《精神卫生法》，至今仍未提请审议。
此间，利用强制收治约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
知情者介绍，尽管利益博弈颇多，致使立法进程迟滞，但保障被送治者的权利，避免正常人被强送疯人院的恶性案件再次发生，是今后的立法方向。
“我们应警惕，正常人会被家属送进精神病院；我们更应警惕，公权力能轻而易举将一个健康人遣送精神病院。
现在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只有法制。
”在8月7日举行的“精神病与行政强制收治立法研讨会”上，中国律师观察中心负责人赵国君如此向记者表示。
赵国君所说的“法制”，是指《精神卫生法》。
记者了解到，该法起草已逾25年，至今尚无明确出台日程表。
近期预计能出台的《行政强制法》或许能给《精神卫生法》的出台提速。
精神病强制收治是行政强制措施中的一种，长期以来，缺乏相关规范限制。
而《行政强制法》的出台，无疑能为其打下程序法制的基础，相关细化工作也会容易许多。
自草案起草以来，精神障碍者危害公共安全的事件，以及利用强制治疗等规定约束、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恶性案件，时有发生。
而如何依法收治真正需要治疗的精神障碍者，同时保证其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一直是《精神卫生法》起草过程中的焦点。
然而，强制收治背后更敏感、更复杂的法律、医学标准的相互关系，以及相关利益博弈，致使立法进程迟滞。
无序的强制收治5月28日的一则报道，以略带戏谑的方式，揭开了这场博弈的面纱。
当日，一则“精神病院未经警方同意不得收治正常人”的报道，从中国警察网被迅速转载。
因正常人被当做精神病人送进精神病医院强制治疗的案例屡屡发生，严重侵害当事人人身自由，因此，该报道一发布即引发热议。
尽管当日公安部监所管理局发出了紧急辟谣，表示“个别媒体作了不准确的报道”，但争议并未就此停息。
辟谣称，精神病院的收治行为必须符合法定程序，对有触犯刑法行为、经鉴定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须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决定，精神病院才可以接收；所收治的必须是法定对象，对没有触犯刑法行为的普通精神病人，一律不得接收。
对此，与会专家普遍提出质疑。
会方提供的一份“近年来部分强制收治案例”材料显示，今年4月9日，湖北十堰市市民彭宝泉因拍摄上访者，被送进精神病院。
面对舆论压力，当地警方最终拿出了“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彭宝泉确有精神病：第一，彭有精神病史；第二，彭当日在派出所里满嘴胡话。
但是，彭宝泉被警察送入精神病院的程序，还是令人质疑：强制收治前，并未征得家属同意；在被送进去后，也没有通知家属；在家属得知此信息后，一周内不准其家属前去探望。
而发生于2008年7月1日的“杨佳袭警案”，在对杨佳母亲王静梅做精神病强制收治时，程序上同样存在极大瑕疵。
会方材料显示，王静梅在“住院”期间，一直没有做精神鉴定，一人住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病房，里面只容下一张床和一张桌子。
直至杨佳被最高法院裁定核准死刑的前3天，王静梅才被有关部门从北京安康医院接出，前往上海与杨佳见最后一面，自此告别“精神病人”的生活。
两案起因不同，但在某些方面却具有惊人共性：强制收治的法学、医学标准是什么？模糊不清；强制收治应当遵循什么必要程序？几乎为零；被强制收治后，可采取哪些途径进行法律救济？在相关法律、法规里，并无详细规定。
法学、医学标准模糊首当其冲的是标准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的精神病患者需要强制收治？甚至，是否精神病人需要被强制收治？这在法学界、医学界，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黄海涛感觉实践中一片模糊。
“在我看来，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几乎任何类型的精神疾病，都可能被强制收治，包括抑郁症、情感性障碍，以及人格障碍，甚至是网瘾。
去年11月，由北京军区总医院牵头制定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将网络成瘾纳入精神病诊断范畴。
黄海涛原本是一名商事律师，一次偶然的机会，她代理了一起正常人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的案件，促使她投身对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的关注之中。
该案发生于2006年，深圳人邹宜均，被家人以近似绑架的方式，送入精神病院，并被禁锢长达3个多月。
后在黄雪涛等人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并提起诉讼。
该案中，精神病医院坚称“谁送进来的，我们医院只对他负责”，对于律师提出的人身自由、通讯权、会客权，院方表示需要征得送治人同意。
黄雪涛认为，出于非医学理由，对邹宜均的人身自由、会客自由、通讯自由实施限制，实际上是合谋对邹宜均实施非法拘禁。
邹宜均缘何被送入了精神病院？院方是否是在得出邹宜均为精神病人的前提下，方才作出强制收治的决定？有心理学研究背景的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凯平指出，尴尬的地方还在于，精神病学界目前对精神病的认识还非常幼稚，精神病的病因和发病机制仍然是一个谜。
它并不像其他疾病（如肺病）一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很多精神病人无法找出其器质性的病变，医生也无法通过脑电波、细胞递质、基因等生物学上的客观指标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属于精神病人。
“目前，既没有普遍有效的药物，也没有行之有效的疗法，甚至没有一个医生有足够的把握说，他能治愈精神病。
这种无知，要求医生保持极大的谦逊，精神病人这个标签不能随意贴。
不经谨慎诊断就断定谁有偏执型精神障碍，需要强制收治，这明显缺乏精神病学常识，也缺乏基本医德。
”黄凯平说。
但实践中，对于是不是精神病人的判断标准，却又往往极为粗糙。
程序尚待厘清标准之外，争论最激烈的问题是程序：强制收治，是否需要先通过法院裁决？事后的法律救济途径，该如何规定？据了解，我国法律并未就精神病人强制收治程序进行明确规定。
而今，民政、卫生、公安、共青团、残联等多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精神病院，因为多头领导，精神病院的管理也非常混乱，即使是未经法律程序的收治，各地医院也没有明确而统一的程序，全由精神病医生个人把握。
风险不言自明。
一旦精神病医生水平不高，把握不准，或者不负责任地违背个人意愿，将不是精神病人的人强制收治，每个人都将受到被强制收治的威胁。
黄凯平曾撰文指出，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只要家人或单位愿意出钱，精神病院都会收治，根本不在乎送进来的是不是精神病人。
对此收治乱象，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院教授杨小君曾对媒体表示过他的担忧。
他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强制送疑似精神病人到医院进行诊断、治疗。
如果亲属在其中受益，那么由亲属单方决定精神病人的非自愿住院治疗，对“精神病人”而言，未免欠缺公平、过于草率了。
联合国《保护患精神疾病的人和改善精神卫生保健的原则》规定：“没有精神病人的知情、同意，不得对其进行治疗；一个人只有在因精神病很可能立即和迫近地伤害自己和他人，其精神病是严重的并已损害其判断能力的时候，才可经过法定的程序将他非自愿地收住精神病院。
”然而，卫生部2001年发布的《加强对精神病院管理的通知》，给强制收治大行方便之门。
通知将“拒绝接受治疗或门诊治疗困难者”列为精神病人入院收治指征，致使“被强制收治的人维护自己权利的最后机会也被剥夺了”。
“如果你被送进精神病院，你会承认自己有病吗？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拒绝治疗，精神病医生就说你没有自知力，可决定对你强制治疗；如果你反抗，会被医生视为躁狂的特征；如果你诉说遭到了不公正对待，医生会认为你病得不轻，已经有妄想、幻觉了。
”黄海涛说。
在邹宜均案后，黄海涛又陆续接了不少强制收治案例。
回顾这些案例，黄海涛表示，大部分的案件里，最终当事人被强制收治，依据的都是这条规定，“拒绝接受治疗，也就是说，当你说你没病的时候，你就缺乏自知力，就应当被强制收治。
”出院问题，也面临着类似困局。
黄海涛称，实际操作中，因为将当事人视作精神病人，医院通常是谁付款、谁将当事人送进来，就对谁负责。
而一旦付款者、送至人不同意出院，几乎也就无法出院了。
因为无法说服送至人，黄海涛在自己代理的一个案件里，打110把民警找了来，但饶是如此，精神病院依旧不放人。
于是，黄海涛找到法官，一起拿着传票到精神病人库里搜索，检索病人名单。
“没有成功，我们把所有广东省的精神病院都搜索了，没有找到，因为病人可以被匿名住院。
”黄海涛说。
保障被送治者的权利而今，立法的缺失，让黄海涛不得不对每一个条例、规章都十分小心。
她期待立法能提速，在《精神卫生法》出台前，“只要是精神病领域的文件，我都不敢去轻视，甚至是会议纪要，都可能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限制人身自由的依据。
”而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在非自愿性住院治疗、部门之间权责分配等多个方面仍然存在较大争议，该法在短时间内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仍有难度。
不过，亦有知情人士认为，该法不能如期出台的原因，在于草案过多地关注医疗技术问题，而对于精神病防治中涉及的人身自由强制，经费保障，政府、社会、家庭责任分配等诸多核心问题并未涉及。
记者了解到，全国性精神病强制收治立法迟滞不前，但地方性相关立法却如雨后春笋般萌芽。
2010年7月19日，武汉市发布《精神卫生条例》，成为继上海、北京、宁波、杭州、无锡后第六个拥有地方精神卫生法规的城市。
该《条例》强调对精神障碍者的权益保护，并对强制送治以及治疗过程中的约束措施作出了程序性的规定。
《条例》规定，对于自愿接受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者，当其要求出院，而医师认为暂不宜出院的，须向其本人及其监护人或者近亲属说明理由；若本人坚持要求出院的，在本人及监护人或近亲属签字确认、医疗机构在病历中记录后，应该准许出院。
而在精神障碍者或者疑似精神障碍者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他人人身安全的行为时，公安机关在对精神障碍者或疑似精神障碍者强制送治时，需先由有资质的鉴定机构确认其在案发时不能控制自己行为，随后方可送往指定医疗机构强制治疗，并需通知其监护人。
对于《精神卫生法》的未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心理卫生中心主任孙学礼介绍，《精神卫生法》草案中，在法律层面，有由司法机构介入、组织专家进行鉴定的规定。
“此举旨在以规范的流程，保障被送治者的权利，避免正常人被强送疯人院的恶性案件再次发生。
”孙学礼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刘白驹则为《精神卫生法》草拟了一份“《精神卫生法》非自愿住院规定的建议稿”。
他强调，由于强制收治的实施，构成了对公民人身自由的限制，《精神卫生法》应对其适用的条件、程序和责任作出明确、严格的规定，并且引入社会、司法的干预和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