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河南社会与生态环境_0

民国时期的河南社会与生态环境民国时期，河南的旱、涝、风、雹、蝗等自然灾害层出不穷，其发生的频率之高、危害之重，均为史所罕见，标志着河南生态环境全面恶化。

河南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除自然原因外，还与当时的经济凋敝、政治腐败、战争不断、饥荒频发等社会条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一、战争、饥荒与河南生态环境民国以来，“刀兵水火，人祸天灾，荡析流离，迄无宁岁”，全国农业崩溃已达极点，“而河南尤甚。

”[1]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河南成为各派军阀征战的重要场所，战火所及，烽烟四起、村落为墟、农田荒芜，广大人民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

战火所及，人民成万、成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死亡或外逃，数千个村庄变成阒无人迹的“死村”，上万顷良田沃野变成狐兔出没的荒野。

在此期间，直军、皖军、陕军、奉军、国民军前后入驻河南，总数达20万，甚至30-40万，除耗费全省财政收入的80-90%外，日常又分驻各地，“吃地面”，有些地方每亩土地摊派总数等于甚至超过当年的产值。

尽管连遭水、旱、兵、蝗灾害，但钱粮和各种赋税不仅极少减免，反而提前预征（从1930年预征至1936年）。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但这个政权“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村豪绅阶级的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依然在反革命统治底下，没有得到丝毫政治经济上的解放。

”[2]国民党新军阀各派依然为争权力、抢地盘而相互混战。

如1929年10月，冯玉祥起兵反蒋，河南的氾、巩、登、密、偃、孟、洛、宜、新、渑、嵩、伊、临汝、自由、平等二十余县，周围千余里，“各军驰骤，遍地烽烟，饥疲灾民，拉充夫役，续命谷粮，搜作军需，牲畜驱供运输，栋梁拆作爨薪，炮火所及，尸骸纵横，间有逃出火线，战后归来，庐舍荡然，衣食住尽付灰烬……”[3]这次战役，以密县“供应浩繁，损失尤巨”。

据《河南民报》报道，该县财物损失约值287400余元，军队派款45000余元，搜索粮食396800余斤，摊派草料值洋63800余元;全县牲畜，甚至均为军需之品，壮年男丁，全系应役之人，倒毙道途，死于炮火者800余人。

[4]1930年5月，国民党新军阀之间又爆发了中原大战。

这场大战，历时7个月，壮丁死30万，伤无数。

河南因处于战争的主战场位置，罹祸最深。

如豫东扶沟，本是“蕞尔小县，地瘠民贫，连年水旱，又遭蝗虫，早已十室九空”，该年春孙殿英以五六万军队驻此月余，继以刘桂堂军万余人到县驻扎，达半年之久，加以该县地处战争要冲，“大军络绎过境者又不知凡几，以上所需给养款项，尽皆取之地方，此外明派暗掠，更难数计。

”据统计，各军在该县征派的数目为：派款55万余元，“无形讹索约三十余万元”;派小麦15000石，“无形者倍之”;派面馍300万斤，麸料260万斤，“无形者两倍以上”;柴草800万斤，“无形者亦在千万之数”;派车5 000余辆，“无形拉去者约三千辆”;征兵2000名，“拉夫达万名以上”;其次房屋被毁，多为断瓦颓垣，“战区田禾，颗粒寸薪全无，门桌等木器亦被折（拆）去，”共计损失值银洋达400万元。

“三等小县，出此巨款，遭此奇灾，竟酿成灾黎遍地，饿殍载道，啼饥之声，待哺之状，实令人目不忍睹”。

[5]本来“豫省历年灾歉，重罹灾镝，民濒绝境，已无生机”，[6]又加上这连年的战祸，河南广大农村经济更加破败，政府、民间财力枯竭，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

根本谈不上发展生产，更遑论去改善生态环境了。

战争不仅使广大农村经济凋敝，还造成土匪活动猖獗。

民国前、中期，河南土匪之多、匪祸之列，居全国之首，几乎无一年、无一县能够幸免，以致被外省报刊称为“土匪世界”。

土匪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破坏性很大。

进一步加剧了农村经济的破败，从而使大量的土地无人耕种而荒芜。

农村经济破败又为土匪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以致形成恶性循环的局面。

正如当时河南民国日报所评：“自民国后，内争未息，战乱迭兴，（河南）无一次能幸免。

始因募民而充兵，继因散兵而成匪，终因剿匪而又增兵，展转往复，愈积愈多。

兵匪循环，民无噍类。

奸淫烧杀，村舍为墟，如豫西、豫南各县，常至数十百里尽成野无人烟之灾区，农村日见衰落，经济亦即陷于绝境”。

[7]豫西南地区的邓县就因土匪猖獗导致该县农田荒芜面积达11 000顷，占全县面积的一半。

[8]该县“民国十五六年，地方军互相水火，死者甚众，民国十八年（1929年）匪焰愈张，良善民众非被残害，即相率逃亡，强悍者随匪流窜，亦多不得其死所。

民国二十年（1931年）复遭瘟疫，仅留住民，几死伤殆尽，直至二十六年（1937年），匪氛始见平息，经此十年之天灾人祸，更迭相袭，以故田园尽无，墟无人烟矣。

”对此种惨景，河南民国日报的记者描述道：“荒区太大了……到了中间，极目四望，就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

周围三四十里之内几乎看不到村庄，遍地都生着很高的茅草，其荒凉的程度与塞北的沙漠相差无几”，[9]“沿途所见即村庄零落，鸡犬不闻”，“人烟尤稀，即断垣残壁亦甚少，里尽废墟，荆棘满地，一望无际，从树木围成弧形圈及不烂磙石横竖处，依稀尤可寻旧人居。

区内雉兔成群，豺狼野猪，闻亦常见不鲜。

”[10]战争、匪祸、天灾往往相互交织，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造成了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

在豫西诸县，军阀肆虐，战争迭起，“乃兵灾未已，继以匪祸，嵩、洛、汝、郏之间，变为巢窟，千百啸聚，掳人勒赎，财物横被掠夺，妇孺痛遭荼毒，任意抢劫，惨无人道”，“去岁旱魃为虐，播种维艰，炎天烈日，禾苗焦枯，讵入秋后，豫西、豫北又复飞蝗蔽天，所过之处，如风卷残云，顷刻立尽，……值此四散流离之时，忽又山洪暴发，黄沁漫溢，洪波巨浸，一望无际，沿河一带，尽成泽国，牲畜庐舍，漂没无算”。

[11]豫西南唐河县，民国十年（1921年）以来，也是灾祲连年，匪荒迭乘，兵灾交加，“自著匪万林、安于江等蹂躏全县，民已十室九空”，接着“又有鲁窜大杆李XX等破城陷镇，人民的财产损失更不可以数目计，加以马文德、李鸿翥、徐寿春、樊钟秀、岳维峻等匪军之搜刮，人民更是困苦颠连，莫可告谢”。

1928年，该县又复旱魃肆虐，赤地千里，以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

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期间，所有车队，均开往前方，鲁山、宝丰的朱邪子、崔二旦等乘虚率匪四五千人于三月间，将该县市镇源潭攻破，掳去肉票1000余名，烧毁房屋3 000余间，“从前繁华之市场，竟变为可怜之焦土……”。

自入秋以来，自县西北的桐河镇，至西南的苍台镇，“到处均为所蹂躏，奸淫掳掠，无恶不作，所过之处，庐舍为墟，寸物不留，更可惨者，迄今二麦未种，积谷一空，死者未能安葬，骨肉遍野，生者痛哭流涕，揭借无门，野餐露宿，疾疫繁生……”[12]说到战争对河南社会经济乃至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我们不能不提到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那场旷日持久的侵略战争。

自1938年起，河南省旱灾、蝗灾、匪灾、黄泛等接踵而至，且全省110县中几无一县未受日寇的蹂躏。

据统计：在八年的抗战期间，河南人口减少了641万，人民房屋损失6930930间，农具损失24995172件，牲畜损失5791405头，衣服损失68 889 669件;粮食，战前正常收获量为320210163担，战时正常收获量下降为248 631 770担，1945年收获量仅81778607担;土地，战前河南可耕面积为162 665 000亩，到1946年降至126 580 000亩，农田荒芜面积达37085000亩。

[13]其中，豫西及宛西23县除人口损失外，损失粮食8 668 384市石，拆毁房屋205375间，牲畜损失315394头，农具及家具78611943件，“凡敌寇所到之处，铁器约被搜括95%以上”。

豫北27县仅在抗战后期因各种灾祸死亡者即达180万人，房屋损失478，954间，牲畜损失679500头。

[14]如新乡县，据不完全统计，1938-1945年间，伤亡27142人，终身残废、流离失所者74010人，两项合计占全县人口的40%以上;损毁民房98641间、抢掠粮食18420吨、牲畜7709头。

[15]又如，豫西南泌阳县“距城五六里之富有村庄”，在抗战爆发后的一两年内，即“大多沦为废墟，未耕之荒地，更满目皆是，其灾情之重，较之邓县荒区或有过之”。

[16]另外，像花园口决堤事件虽然是是国民党当局人为造成的，但这笔帐也应当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头上。

试想，如果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国民党会制造花园口决堤事件吗？同样，在1941-1942年大旱期间，日本侵略军为了消灭中国抗日军民，在河南境内发动大扫荡19次，小扫荡500余次[17]，并实行了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

这不仅给河南人民造成了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破坏了河南本已十分脆弱的经济，而且严重削弱了当时河南省政府的抗灾、救灾能力。

所以应当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天灾共同酿成了河南乃至全国这次罕见大饥荒。

稍后的1944年春，日寇曾以重兵20余万进攻豫西，豫西23县相继失陷，以淅川、内乡战祸最重，两县民众非死即逃，交通要道各地多属十室九空，致使两县农田荒芜达20万亩。

[18]夏明方指出：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大片领土的侵占，对大量资源的掠夺以及对中国工农业生产的巨大破坏，如果没有因此而造成的生产不足、物资匮乏、财税锐减以及战时的消耗不断增加，那么完全可以断言，中国的社会经济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迅速走向恶性发展的道路的，中原人民乃至大后方的人民生活也就不至于那样迅速陷入普遍贫困的境地。

[19]同样，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河南生态环境也不会那么急速恶化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河南广大农村已是千疮百孔，破败不堪了。

然而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渴望和平的强烈愿望，悍然发动了反共内战。

为此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人民的搜刮。

如1946年，河南的麦收并不好，各地又发生旱灾蝗灾等自然灾害，但国民党政府在河南的征实征购粮食数目仍达380万石，虽有河南人士向政府呼吁，但减少的数目却寥寥无几（后减为340万石）。

而且事实上经过各级地方政府的层层加码，老百姓的实际负担还远不止于此数。

据当时的田赋科长回忆，农民用（人力或畜力）车送交粮，常遭到挑剔和留难，或说粮食不干净，或说不合规格，致使农民几天交不上粮食而大受损失。

还有的征收人员以大斗收小斗出，以达到勒索中饱的目的。

当时收粮人对老百姓的刁难花样百出，常常把农民逼得卖车辆、卖牲口，最后只剩单人。

[20]更严重的是，“老百姓每把所有的粮食全部缴官，仍然不敷，因之有弃家逃亡者，有服毒自杀者”。

据国民党的报纸报道，安阳县韩陵乡艾亭村的村民李金声，今年（1946年）收了70石麦，而乡长却派了他90石，他把收的麦子全部缴上，还欠20石，全家害怕催逼，12口都服毒自杀了！同村还有一个张金然，他只收3斗麦子，而保长却派了他6斗，他多方拼凑缴齐，一家3口也跳井自杀了！这种情形并非个案，“类此的事情，在河南恐怕到处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