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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据台湾新文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一环，文学、历史、现实的交融，成为台湾文学的性格，战后台湾的文学，在当时国民党政权直接统治下，经历了转型期与白色恐怖时期。
当时以官方提倡的反共文学为主流，以后相继出现的大文学思潮有：一、现代主义：两次现代派论战与“横的移植”，包括六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西方影响，如超现实主义、后现代文化等。
二、乡土文学论战与写实文学：包括乡土意识、劳工问题、语言的选用等。
三、八十年代小说与诗实验：科幻小说、未来小说、都市诗、录影诗、后设小说等。
四、原住民文学与原住民想像。
五、母语文学运动。
到了目前，仍被称作是一种“五族共和”、多音交响的时期。
台湾小说战后的五十年代提倡反共小说，较受重视的作品有潘人木的《莲漪表妹》、姜贵的《旋风》等。
六十年代以来，白先勇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引进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和技巧，小说创作才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外来影响与本土传统在小说创作上均有好发展。
代表作家还有王文兴、七等生、郑清文、李乔、王祯和、黄春明、陈映真等。
七十年代农、工、渔、矿等题材深受重视，作家有王拓、杨青矗、宋泽莱、洪醒夫等。
解严后，几乎百无禁忌，政治、情欲小说渐多。
近二十年女作家的创作尤其具特色，开拓出具有丰富心灵世界的艺术空间。
白先勇，男，出生于广西桂林，其父为国民党将军白崇禧。
抗战期间在重庆、上海、南京生活过，1949年他去台湾，196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63年赴美国爱荷华大学国际作家工作坊，获硕士学位后任教于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
大学时他参与创办《现代文学》杂志，介绍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
他的创作吸收了西洋现代文学的写作技巧，并融入中国传统表现手法，早期作品主要描写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生活，富有历史兴衰与人物沧桑感。
主要作品有《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等，后期创作的长篇小说《孽子》正面描写了同性恋题材。
琼瑶，女，原名陈喆，湖南衡阳人，琼瑶于16岁即开始发表作品，至今先后出版了四十余部小说，且多数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成为畅销书作家。
历史书写与数字传播：台湾原住民“文学”论述的两种思维历史书写与数字传播：台湾原住民“”论述的两种思维“你是谁？”这个问题，以及几年前一位台湾原住民作家的发言，令人印象深刻。
他说，在兰屿读国小时，老师喊“施努来”时就要举起手，但是，长大后来到台湾本岛，这个名字常被念成闽南语谐音“死奴才”，而被取笑。
当他开始藉由书写，确认身份认同的过程中，他换回族名：“夏曼·蓝波安”，而后，罗马拼音“Syman Rapongan”在某些场合则别有意义。
但是在他的记忆中，兰屿岛上的父亲根据族群命名习惯，总是呼唤他：“孩子蓝波安的爸爸。
”于是，这位作家朋友反问：“那，你要我回答哪一个名字？”1970年代中期之后，随着台湾社会的大幅度变动，民间力量和本土性的省思，提供了原住民自我认同的有利条件。
1983年《高山青》杂志的效应，1984年“原权会”成立，组织型态的运动正式展开。
1987年提出17条“台湾原住民族权利宣言”，并先后发动反东埔挖坟、汤英伸事件声援、删除吴凤神话、兰屿反核废料、还我土地、回复传统姓氏、原住民正名、反雏妓、反兰屿国家公园等运动，1994年“原住民”一词正式“人宪”。
原运时期所出版的刊物，诸如《高山青》（1983）、《原住民》（1985）、《原报》（1989）等，均为原住民知青透过第一人称书写，表达了从静默到主体确立的过程，内文所述，皆成为时代见证。
撰文者以锐利的笔锋进行批判，旨在澄清原住民自身的面貌，透过议题的讨论，可观察原住民族群发声的过程中，不但要求“有”（to have）其权利，也在确认“是”（to be）的存在与认同。
这份族群的认同感，不再只是情感层面的呐喊，而逐渐转化为一种深刻的建构。
如何建构？“用笔来唱歌”将是重建原住民面貌的方式之一。
台湾原住民汉语文学的发轫，试图以第一人称主体的身份，形塑族群存在的态势。
因此，文本的特殊性得以在社会运动或后殖民文化中广受讨论，泰雅族瓦历斯·诺干就此表示：“台湾原住民文学”一词从80年代后期定音之后，一般对原住民文学的认知围绕在“被压迫”并且”族群自觉”后所产生的书面抗争队伍这种印象。
文艺报/2012年/3月/19日/第003版理论与争鸣台湾当代文学的文化气韵刘俊近日，方忠的《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
作为一本以文化为展开视角的学术论著，方忠和他的研究团队关注的重点在于文化如何作用于中国文学中的特殊区域(台湾)和特定时段(当代文学)并在其中留下印迹，因此，在《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中，“文化”视角就因了“文化”概念本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而使这种视角具有了一种多元性和层叠性。
所谓文化视角的多元性，是指在《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中，“文化”所指在基本立足于是一种“精神财富”的前提下，以“儒家文化”、“佛教文化”、“五四新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后殖民文化”、“原住民文化”、“大众文化”等不同方式，介入台湾当代文学，并在台湾当代文学中以“当代的”(相对于传统的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五四新文化)、“中国的”(相对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后殖民文化)、“在地的”(相对于中土的原住民文化)和“大众的”(相对于高级文化的大众文化)四种方式得以延续和呈现。
所谓文化视角的层叠性，是指在《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中，所选用的“文化”视角其实并不位于同一层次，如“儒家文化”和“佛教文化”当属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文化，而现代主义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后殖民文化则属西方文化中的支流文化或亚文化——它们都只是一种具体的文化观念和文化理论，还不足以构成像西方基督教文化那样的核心层面，至于原住民文化和大众文化，也位属支流文化或亚文化层次，因此，在《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中，不同章节中相同的“文化”能指，其所指其实是有差别的——正是这种差别，形成了《多元文化与台湾当代文学》文化视角的层叠性。
20世纪后半期的台湾当代文学，传统文化的影响及遗留十分明显，这不仅与国民党政府退守台湾之后，在政治上以中国政统的正宗自居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当大陆在1949年后对传统文化进行破坏乃至“大革命”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却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唱政治对台戏的意图十分明显)，而且也与国民党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道统的承续者自居有关——这就是为什么国民党到了台湾之后，非常重视传统文化的教化和推广。
壹、前言──臺灣的史前文化與原住民文化一、史前文化：一般以發現該文化的最初遺址的現地來命名；臺灣自1896年以來，出土過千餘處的史前遺址。
(一)舊石器時代：臺灣史前文化最早可上溯至舊石器時代晚期的長濱文化(臺灣東部及恆春半島)與網形文化。
(二)新石器時代：1.早期：全臺都以大坌坑文化為主，與中國大陸閩南與廣東二地沿海地區的文化似有關聯。
2.中期：以圓山文化、芝山岩文化、訊塘埔文化、牛罵頭文化、牛稠子文化等為著。
3.晚期：以植物園文化、營埔文化、大湖文化、卑南文化、麒麟文化等較為重要。
二、原住民文化：原住民分為平埔和高山兩大類；前者以母系社會為主，後者因來臺時間先後差距，文化互異。
貳、舊石器時代──文化系統及其演變一、文化遺址：臺灣在舊石器時代晚期已有古人類活動的文化遺存，目前發現最早的史前文化遺址主要有二處。
(一)臺東長濱文化：1968年3月由臺灣大學地質學系林朝棨教授在臺東縣長濱鄉八仙洞調查海蝕洞穴時發現。
1.年代：最早可上溯五萬年至三萬年前，一直延續到五千年前才消失；僅有器物而沒有人類化石的遺存。
2.特徵：(1)生活概況：長濱人住在海邊洞穴，以採集、漁獵為生，已知用火熟食。
尚無農、牧的養殖情形。
(2)文化遺存：使用石器，大型的多為單面偏鋒的礫石坎器、片器和尖器；會製造骨針和骨魚鉤。
(二)苗栗網形文化：1.分布：臺灣西岸中北部的丘陵臺地，年代尚未測定；從遺物判斷應屬舊石器時代晚期。
2.特徵：網形文化如長濱文化，主要生產方式也是採集和漁獵，尚無農、牧的養殖情形。
二、考古實物：臺灣古人類化石，目前只發現臺南縣左鎮鄉菜寮溪的「左鎮人」頭骨化石；可惜沒有器物遺留。
1.考古年代：「左鎮人」的頭骨化石經氟、錳計量鑑定年法測定的結果推知，其年代距今約二、三萬年。
2.文化特徵：由於僅存七片頭骨和二顆臼齒的化石，無法判斷其生活情況。
另外還發現劍齒虎動物羣化石。
三、來源：(一)關連：長濱文化與網形文化的石器型態，與中國大陸華南地區的一些史前文化遺存頗為類似。
台灣原住民文學1之定義陳芷凡原住民文學一詞，和族群正名的歷程互為參照，有一段相當漫長的歷史脈絡可循，1980年代原住民運動興起，開始以自我身份認同、文化追尋作為回溯本源之途徑，除了扭轉「山地人」被污名的形象，對於自己原鄉的「山海」也產生回歸的想望，並且表露在作家文本空間意象、歷史情境以及人事情感等主題之上，也依附在山海之間。
孫大川首先提出「山海文學」的名謂，他認為台灣原住民文學的重要性不只是指出了「山海」為背景的文學傳統，更重要的是，我們終於可以看見以主體身分訴說自己的族群經驗，是故「山海」的象徵，不僅是空間的，亦是「人性」的2。
當他以「文學的山海、山海的文學」來定義原住民文學時，不同於漢人的本土視角，孫大川期許原住民文學能表達一種屬於南島民族的遼闊視野：相較於夏曼‧藍波安的海、田雅各的山、瓦歷斯‧諾幹的島嶼，以及原住民文學中隨處流露的神話和宇宙想像……原住民文學的價值何在？我們需要從想像力的高度，作一個全新的思考3。
此段話語除了揭示不同生活經驗下的山與海，也說明了其海洋心靈的想望，該心靈觸動發而成文，便是原住民山海文學的美麗與價值所在。
沒有文字的原住民，借用漢語，首度以第一人稱主體的身份發聲，以此作為族群另一種存在的型式。
不過，文本的特殊性，使其大多在社會運動或後殖民文化裡被討論，瓦歷斯‧諾幹就此表示：「台灣原住民文學」一詞從八○年代後期定音之後，一般對「原住民文學」的認知圍繞在「被壓迫」並且『族群自覺』所產生的書面抗爭隊伍這種印象4。
考察當代原住民作家作品，論者不外就族群文學失落的感嘆、帝國對原住民壓迫的吶喊、文明與荒野的衝突以及與現代化與族群文化的剝奪等議題，進行深刻的反思。
筆者認為此反抗之命題具備歷史意義，不過在此抗爭的聲浪逐漸消退1有時候稱作「原住民族文學」，惟近年來，「原住民族」通常指稱集體，而「原住民」指稱個人，因此，「原住民族文學」是對於原住民族或各族群、部落文學整體的指涉，而「原住民文學」指個人的文學呈現，但是一般人已習慣「原住民文學」的用法。
此說參見浦忠成。
2孫大川(2003)〈山海世界－《山海文化》雙月刊創刊號序文〉，收錄於《台灣原住民漢族文學選集（評論卷）》台北：印刻，頁52。
3同上註，刊於書頁背。
4瓦歷斯‧諾幹(2003)〈從台灣原住民文學反思生態文化〉，收錄於孫大川主編《台灣原住民族漢後，留下來的作品面貌會是什麼？如同Dirlik的反思，族裔文學的評論者多半強調其作品的認同傾向，將背後的意義簡單化、功能化，對於其中的藝術成就和創造力的觀察，相對地有所不足5，當筆者注意到Dirlik的提示，便回頭思考「山海文學」的內在涵意：那些與人、自然、神靈相遇的課題。
若暫時卸下原漢二元對立的視角，從而去體會山海語言所交織的文學風景，將會發現族群文學動人的一面，透過語言、意象之鋪陳，讀者在其中發現了另一個世界，正因為原住民文學的底蘊，來自於對本族群部落的關懷和感動。
因此，對台灣原住民來說，文字的書寫或文學的創作或許是另一種表述存在的方式；對讀者而言，作品的閱讀應該是認識該族群文化，並進而尊重的開始。
仔細考查「原住民文學」之稱，實和「原住民」此詞彙的運用密切相關，原住民族運動人士在稍早的時期，就已經使用「原住民」，這個詞彙基本上是要擺脫歷史上被殖民者賦予的諸如「生番」、「熟番」、「化番」、「番族」、「生蕃」、「蕃族」、「高砂族」、「山地人」、「山地同胞」的稱呼，而取美、加等國稱呼其原住民族所用的aboriginal，中文翻譯成「原住民」。
1983年在台北市馬偕醫院成立「臺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簡稱原權會），組織化的運動型態正式展開。
1987年，原權會發表「原住民族權利宣言」，並先後發動反東埔挖墳、湯英伸事件聲援、刪除吳鳳神話、蘭嶼反核廢料、還我土地、回復傳統姓氏、原住民正名、反雛妓、反蘭嶼國家公園等運動，一系列之活動、發言都記錄於《原住民：被壓迫者的吶喊》6中。
官方在1994年才將「原住民」一詞納入憲法，但綜合上述歷史觀察，「原住民」的指涉與運用已有一段脈絡可循。
原住民運動的勃興，如同一顆投入湖心的石頭，泛起了不同層面的漣漪和回響，特別在文學創作方面，吳錦發的一段發言可為見證：所謂原住民忠實的文學記錄者已隨著社會現實面的衝擊，以一支筆抗議整個體制對台灣原住民的壓迫，遂產生了第一批原住民社會培養的優秀作家。
…台灣真正出現第一批原住民作家，是在八十年代初。
（『民眾日報』「論台灣原住民現代文學」1989.7.21~26）正名、原住民權利運動以及原住民文學的興起，三者密切關聯，此種對於名稱的堅持，一開始雖然充滿政治訴求的意味，然而，一旦行之久遠並產生文化意義時，將會形成一種族群的歸屬感，藉此原住民族群不僅展開自我認同、文化脈絡等思考，原住民作家本身也嘗試了書寫模式轉換的可能性，進而開展族群文化新的里程碑。
5 Arif Dirlik(2002) ” Literature / Identity：Transnationalism , Narrative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Review of Education、Pedagogy and cultural Studies 24，p.223、226。
6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1987年12月初版。
此書為「台灣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成立三週年專輯，收錄其會訊「原住民」1到6期，以及「山外山」雜誌創刊號之文章，經整理、分類為：有關於原住民文學界定的思考，在1987年由吳錦發首先使用「台灣山地小說」、「原住民作家」後，已經逐漸在台灣社會，尤其是關注整個族群文學發展的人士所留心注意。
1989年，吳錦發編纂《願嫁山地郎》時，提出「山地文學」或「山地小說」、「山地散文」等詞彙，內容包括原住民、平地（漢族）族籍書寫之指稱。
他表示漢系作家以原住民為背景所寫的小說，不能稱之為「原住民小說」，便以較為通俗、被多數人所接受的說法，取名為「山地小說」7。
觀察吳錦發的發言，已將兩者作了些許區別，從名稱之界定來審視作品的題材、內容是否與台灣原住民有關，以及作者身份血統是否為台灣原住民的認定。
1992年9月「傾聽原聲：台灣原住民文學討論會」8，學者作家針對「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定義進行首次較為嚴謹的討論，其中，原住民作家田雅各表示：「如果要提升原住民文學，最好是把原住民文學定位在具有原住民身份者所寫的文學，這對我們會是很大的鼓勵，會加強我們的信心和責任感。
」此段話語，顯現了原住民作家在書寫過程中的思索。
會議最後，由葉石濤總結此次對於「原住民文學」界定和特色的討論：第一、原住民文學包括山地九族、平埔九族所寫的文學，皆包括在台灣文學裡面，但是原住民文學不包括日本人、漢人所寫的原住民題材作品。
第二、原住民文學是台灣文學裡面，最具特異性的文學，因為它反映了原住民特殊的文化背景、歷史傳統和家族觀念，和漢人不同，所以原住民文學應發揚原住民文化的特色，並應兼顧語言的特色，磨練文學表達的技巧，提高其文學品質。
第三、原住民文學是原住民提高其族群地位，抗爭手段的一部分，反映原住民所受的傷害、壓迫，爭取漢人的合作，以達成目標。
第四、現階段的原住民文學保留漢文創作有其必要，便於對外溝通，至於母語文學需加強的努力和奮鬥。
第五、原住民文學是最有希望的文學，應可嘗試結合全世界之弱小民族文學，站在同一陣線一起奮鬥。
此次會議從寫作者身分、題材內容、語言特色、寫作目的、寫作語言的策略選擇等面向予以澄清，這樣釐清模式已經充分掌握定義原住民文學時該謹守要項。
在此討論裡，將台灣屬於南島民族（Austronesian Family）的原住民族成員，包括歷史上稱為「生番」或「化番」，以及已經被官方認定的原住民族群和過去被稱為「熟番」平埔族群，其所創作的文學，全部納入原住民文學的範疇內，這7吳錦發(1992)於「傾聽原聲：台灣原住民文學討論會」的發言，《文學台灣》高雄：文學台灣雜誌社，頁71。
8有關此次會議的討論紀錄，於《文學台灣》4期中刊行，頁70-94。
些在族群之間流傳的口傳文學，以及諸如「番俗六考」中平埔歌謠之記載，都視為台灣原住民文學的範疇9。
外來移民如漢人、日本人的創作，即便是描述原住民族，甚或以原住民族的角度代言，由於身分、立場或發聲對象等種種因素，不納於原住民文學的範疇。
而葉石濤指出原住民文學具備「特異性」、「抗爭手段的一部分」、「結合全世界弱小民族文學」的特點，則可參照當時台灣族群關係、台灣文學興起的脈絡，豐富文學與社會之間的相關層次。
延續1992年「傾聽原聲：台灣原住民文學討論會」對於原住民文學定義的討論，孫大川認為此種將其定位於「身份」的思考，除了格外強調作者的寫作主體，也突顯了創作者對社會、族群關係所思所想的關懷層面：將原住民文學的界定，扣緊在身份(identity)的焦點上是極為正確的，我們認為這是確立「原住民文學」不可退讓的阿基米德點10。
孫大川於1993年扣緊「身份」的界定，至今仍為定義原住民文學的主要說法，在這個範疇裡，董恕明將其區分為戰後接受國民政府完整教育的第一代菁英、第二代新生的作家文學，以及對自己族群口傳文學的蒐集整理11。
此外，孫大川認為身分之外，不必再將寫作選擇的題材與之並列討論，否則會使原住民文學的創作或界定，無意識地選擇或侷限在符合自己「身分」的「題材」上，這不但使原住民文學的創作者，不敢大膽介入其他題材或議題上，不僅限制了「原住民文學」發展的可能性，也將排除具原住民「身分」嘗試從不同角度、選擇不同題材書寫的作品。
基於此思考模式，孫大川在編選台灣原住民族文學選集時，也回歸於現實的操作面向上：我們對原住民文學的界定，主要是以身分為標準的，並對二分之一血統和平埔族群採取開放的態度，這是現階段我們所能採取的最佳策略。
這並不代表我們是血統論者，只是這樣的立場，就目前台灣族群現實而言，仍具有相當的運作性、分析性意義。
未來的發展何變化，應該交給歷史和作品本身來決定12。
2003年孫大川所編選的《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其中小說、詩歌、散文的評選標準，即是以「身份」作為最主要的考量。
然而，身分論的確定與題材束縛的掙脫，是否真能清楚定義原住民文學？之所以提出此疑惑，乃是注意到9浦忠成(2004)＜什麼是原住民族文學？＞為清大台文所開設「台灣原住民文學專題」課堂講議。
10孫大川(1993)＜原住民文學的困境—黃昏或黎明＞《山海文化創刊號》台北：原住民權利促進委員會，頁100。
11此部分的歸納整理請參見董恕明(2003)《邊緣主體的建構—台灣當代原住民文學研究》(東海大學中文博士論文)頁2-3。
12孫大川(2003)＜台灣原住民文學創世紀＞《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序言，台北：印刻，身份論、題材掙脫的觀點在1980年代提出，是否能夠涵攝日治時期直到戰後這一段歷史脈絡，書寫作品裡沒有「原住民意識」的部份？以後設的角度來審視不同歷史階段的作品，是否能周全相關的論述？主張身分論者大致的前提認為只要是原住民就一定會創作屬於原住民族文學的作品，或它必須是「爲原住民族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