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诗歌

第三讲诗歌第一节《诗经》一、概说1.性质与相关概念《诗经》是旧时所谓的“四书五经”和“十三经”之一。

所谓“四书五经”中的“四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前两部是独立的著作，同时又是十三经中的两部；后二者本是《礼记》中的两篇，宋代朱熹作注时，把它们抽出来，与前二者并列，称为“四子书”，后人即将它们合称为“四书”。

“五经”则是指后来被儒家奉为经典的五部古代著作，即《易》、《诗》、《书》、《礼》、《春秋》。

原来是六经，《乐经》亡佚。

这五经既与四书并列，同时又是所谓“十三经”中的五部。

所谓“十三经”，即被儒家奉为经典的十三部古代文化典籍。

即在“五经”的基础上，《礼》分三部，除原有的《仪礼》外，加入《周礼》和《礼记》，《春秋》一分为三，除原有的《春秋经》附《左氏传》外，加入《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再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尔雅》本是一部词典，但是因为它专门解释经书中的文字，并有一些发挥的内容，所以也被列为经)、《孟子》。

本来，“经”是丝线，尤其是指织布时的纵线。

因为它往往是主线，所以经过引申，就有总纲的意义。

同时，在春秋战国时期竹木简被用作书写的材料后，丝线又常用来编捆书简成册(当然也还有用其它材料的，如《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曾经“读《易》，韦编三绝”，就是牛皮，但随着纺织技术的发展，丝线用得较多)，因而“经”被借而指书。

又，古代书写困难，凡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东西，往往是比较重要的，书的内容常常具有纲领性，因而有“经书”之称。

到后来随着书的数量的增多，经书便通常只用来指称那些具有原则性、纲领性的著作。

在先秦时期，有不少书是被称为“经”的。

凡诸子中各家各派的具有纲领性、原则性的理论著作，都可以称为“经”，如《墨经》、《道德经》(即《老子》)、《黄帝内经》(古医书)等等都是。

另外，记载杂谈、故事、神话传说等内容的著作，也有被称为“经”的，如《山海经》就是其中一种。

到汉代儒家独尊后，“经”才成为儒家经典的专用名词，专指被儒家引为经典的著作，而且主要的只指前面介绍过的十三经。

孔门弟子及后世儒生的著作，也大多只称为“传”、“记”、“说”。

当然，自汉代定儒学独尊后，除儒家经典外，也还有被称为“经”的著作，如《水经》、《茶经》(陆羽)、《蚕桑经》(蒲松龄)等等，但数量不多，而且在一般的观念与图书分类中，也不能列入经部。

再回到《诗经》本身上来说，它虽被定为经部的第二部著作(第一部是《易经》)，但事实上，根据它的内容和特点，即使严格按照古代的图书分类法，它同时也应该是集部的第一部著作，因为它原本是我国文学史上的第一部诗歌总集。

2.《诗经》的编辑《诗经》是怎样成书的，先秦的典籍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

到了汉代，有所谓“献诗”之说。

相传在周代有公卿列士献诗、陈诗，用以颂美或讽谏，在多种典籍中都曾提到。

《国语·周语上》：“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国语·晋语》六说：“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

”《左传·襄公十四年》云：“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

”《左传·昭公十二年》又说周穆王时“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

”《礼记·王制》也载：“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诗经》中也提到“王欲玉汝，是用大谏”(《大雅·民劳》)，“家父作诵，以究王汹”(《小雅〃节南山》)等。

(以上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P80注5引。

)如果这种说法可信的话，那么，《诗经》就是这类作品的结集。

然而，从现存《诗经》中的作品来看，虽然可能有润色加工，但多数并非出于公卿列士之手。

此外，汉人又有所谓“采诗”之说，如刘歆《与扬雄书》：“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采代语、童谣、歌戏。

”(钱绎《方言笺疏》)《汉书·艺文志》：“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汉书·食货志》：“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春秋公羊传注疏》卷十六“宣王十五年”何休注云：“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五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

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以上参见同上P80注6。

)如果这种“采诗”之说真实可信的话，那么，《诗经》中的诗，一般便是由“采诗之官”定期到民间采集，然后经过朝廷乐官选择、加工、编纂成书的。

不过，后代否定汉人这种说法的也有很多，如崔述《读风偶识》卷二《通论十三国风》即称：“旧说‘周太史掌采列国之风，今自邶、 以下十二国风，皆周太师巡行之所采也。

’余按：克商以后，下逮陈灵近五百年，何以前三百年所采殊少，后二百年所采甚多?周之诸侯千八百国，何以独此九国有风可采，而其余皆无之?……且十二国风中，东迁以后之诗居其大半，而《春秋》之策，王人至鲁虽微贱无不书者，何以绝不见有采风之使?乃至《左传》之广搜博采而亦无之，则此言出于后人臆度无疑也。

”(《崔东壁遗书》)由此推测，大约《诗经》中所收的诗歌，原本有多种来源，一部分是公卿列士之作，一部分来自于民歌，而后者在采集、编辑过程中，有的被删汰、修改、润饰了。

《诗经》中的诗歌，在地域上，包括了黄河流域至江汉流域即今陕、晋、豫、鲁、冀和鄂北一带，而现存的诗歌，在形式和用韵上比较一致，就是一个明证。

不过，在《诗经》时代，交通不便，要克服地域限制，将十余个诸侯国散在民间的诗歌集中起来，绝非一件很容易的事，但是不是诸侯国选送的却又难说，所以，关于《诗经》的编辑问题，尚难确定。

3.《诗经》的结构现存《诗经》共305篇(另有《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目无辞，被称为“笙诗”)，在先秦时或称《诗》，或举其成数而称《诗三百》。

自汉以后，一般称为《诗经》。

《诗经》中的诗篇，分为风、雅、颂三类。

因为古时的诗一般是可以歌唱，而且往往是配乐歌唱的，所以，所谓“风”、“雅”、“颂”，大约就是以乐调或是乐曲的风格来加以区分的，有可能分别相当于现在的民族、流行（通俗）、美声三唱法，也可能“风”是地方乐曲，“小雅”为诸侯国乐，“大雅”为王室乐，而“颂”则为庙堂音乐。

《诗经》中的“风”，共有160篇，包括从十五个不同地区收集来的民歌(地方乐曲)，即“十五国风”。

这些诗歌广泛而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劳动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及思想感情，是《诗经》中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最高的部分。

《诗经》中的“雅”共有105篇，包括“大雅”31篇，“小雅”74篇，基本上是朝廷和京城附近的乐调，也就是所谓“正声”、“正乐”，被称为雅乐，所以叫“雅”。

其中所收诗篇，大多是朝廷中歌咏的乐歌，内容多是描写王事，记载历史，也有一部分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表达了下层贵族思想和不满情绪。

除“小雅”中有少数民歌出自下层平民之手外，其作者多为各阶层贵族。

“颂”共40篇，包括“周颂”31，“鲁颂”4，“商颂”5，为所谓庙堂之诗，通常在朝廷或宗庙中的大型祭祀活动或庆典中使用。

4.《诗经》作品的产生时间与作者问题《诗经》中的作品的创作年代，通常认为是上起公元前十一世纪的西周初年，下迄公元前六世纪的春秋中叶，前后长达五百多年。

不过，因为对其中“商颂”写作时间的看法不同，对其上限的看法也就不同。

《诗经》中所收编的作品，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只有一小部分是贵族们创作或是曾经过贵族们加工、整理过的。

大抵来说，“国风”大部分作于春秋初、中期，小部分作于西周后期。

“大雅”多数为周初和宣王“中兴”时的作品，少数为西周后期厉、幽两代时的作品。

“小雅”也以西周后期的作品为多，少数作于春秋时期。

“颂”中“周颂”产生最早，主要为周初之作；“鲁颂”较晚，是春秋时鲁国宗庙祭乐；“商颂”通常被认定并非商诗，而是春秋时殷商后裔宋国的庙堂乐歌。

不过，过去的古文经学家根据《国语·鲁语下》所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

”认为其所校即商亡后散佚而幸存的商诗，而今文经学家则认为是正考父创作以赞美宋襄公的，后来王国维也认为是宋人所作，所以分歧很大。

不过，正考父生活在宋戴公时(前799—前766)，而宋襄公在位于前650—前637，相距一百多年，今文学家的说法，在时间上似乎有点说不通。

现存者有可能有在原诗的基础上有所改易和润色的，也有晚出的。

至于所有各诗的具体创作时间，则已无法一一考定。

《诗经》中所收诗歌，除极少数篇章有作者署名或大致能考出作者的身份外，绝大部分无从考出作者。

很可能多数是由公卿列士采自民间，而后献于王官、乐师，由集体创作、加工而成的。

5.关于孔子删诗问题历代儒生多认为，孔子曾经对《诗经》进行过删订，《诗经》原有三千余篇，经孔子删订、重编后，只剩下三百余篇，也就是大约十分之一。

这种说法，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但司马迁是根据什么而如此说，我们已无从知悉。

有人认为，到孔子时有“诗三百”之称，《论语》中载孔子本人即多次提到“诗三百”、“诵诗三百”，而《左传·襄二十九年》也曾记载，吴公子季札在鲁观乐，乐师为他演奏了十五国风及雅、颂，当时孔子才八岁，说明《诗经》早已定型，删诗之说并不可信。

对于孔子删诗之说，唐代孔颖达就曾言司马迁之说不可信，清人崔述亦曾力辩其非。

(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一卷P81注8。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古史辩派又曾就此作过不少论辩，但仍然没有统一的意见。

孔子曾自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论语〃子罕》。

说明孔子同时还是一位音乐家。

《史记〃孔子世家》也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由此看来，比较可信的，大约只不过是孔子曾经对已有的三百多首诗进行了正乐工作，或者还可能对其错乱了的次第进行了重新编排，对其流传中的文字讹误进行了一些订正工作，并以之作为“六艺”(即六经)之一，用作教授门徒的课本而已。

也就是说，《诗经》在各地的流传过程中出现了版本的差异，甚至有的还只是因为字词稍有不同而重出，孔子对其进行了删重订误工作。

又，原来《诗》、《乐》二经可能是并行的，礼坏乐崩后，新声竞起。

而原有的旧乐，即所谓典雅的古乐已渐渐不用，且乐与诗渐渐分离，与诗并行的乐也出现了很多错误，于是，孔子曾经做了订正的工作。

6.《诗经》的流传因为是诗歌，便于传唱，同时又被列为儒家经典，因而它能得以经历秦代焚书及其后的历次劫难，比较完整地流传到现在。

《诗经》在汉代有齐(辕固生)、鲁(申培)、韩(燕人韩婴)、毛(鲁人毛亨、赵人毛苌)四家。

先是三家诗盛，毛诗受到压抑。

东汉时三家诗趋于衰微，毛诗代之而兴。

现存的只有毛诗，即经过战国人毛亨、西汉人毛苌作过传注的本子(古文经学)，其他三家传授本(今文经学)多已亡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