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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治学处事三态：质朴豁达严谨——读《季羡林谈人生》有感季羡林先生是我国当代学界的泰斗，生前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科院院士，他是著名的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法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文等多种外国语言。
质朴。
从季先生的文章里，我感受到了一个学者朴实无华的秉性。
他谈每一个问题都没有把自己放在一个大学问家的位置，没有“授人以渔”的姿态，而是把自己放在与读者平等的地位，畅谈自己的感受，有时语言率直得像个儿童，但绝对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绝不受身份和地位的羁绊。
谈到道德问题时，他说“能够百分之六十为他人着想，百分之四十为自己着想，他就是一个及格的好人。
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绝无仅有的”；“根据我的发现坏人是不会改好的”；“把别人当傻瓜的人，归根到底，会自食其果”；“我平时做事不但三思，而且超过三思，越思越糊涂，终而至于头昏昏然，而仍不见行动，不敢行动。
我这样一个过于细心的人，有时会误大事的”。
可见在季先生是有鲜明个性，敢于直抒胸臆，也敢于直面自己。
这一点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而真实、质朴不正是人生的基本态度吗？一个人失去了自我，失去了自己的特质，为身外之物奔波、为虚名浮利所累，岂不是很没有价值很没有意义吗？豁达。
每一个成功者都要经历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季先生也是如此。
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好运与多舛相结合，坦途与坎坷相混杂，几度倒下又几度站起来。
“文革期间”被“打”成反革命，遭受到极其残酷的折磨。
雨过天晴以后，他没有怪罪任何人，包括打过他的人，更没有对任何人打击报复。
在走运和倒霉的问题上，他则认为“不倒霉就走不了运”。
走运时要想到倒霉，不要得意过头；倒霉时要想到走运，不必垂头丧气。
心态始终保持平衡，情绪始终保持稳定。
这样豁达开朗的心态是当下一些心态浮躁、目光肤浅的人无法理解的。
这对那些整天斤斤计较个人的待遇、名利，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的人而言，是极好的教育。
国学大师季羡林的简介季羡林当代著名语言学家，散文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其博古通今，被称为“学界泰斗”。
其学术研究范围涉及印度古代语言，06年其成为首位获得“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的学者，同时在这一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
下面是店铺搜集整理的国学大师季羡林的简介，希望对你有帮助。
国学大师季羡林的简介季羡林(1911年8月6日-2009年7月11日)，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聊城市临清人，国际著名东方学大师，中国著名文学家、语言学家、教育家、国学家、佛学家、史学家、翻译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聊城大学名誉校长、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是北京大学唯一的终身教授。
季羡林早年留学国外，通英、德、梵、巴利文，能阅俄、法文，尤其精于吐火罗文，是世界上仅有的精于此语言的几位学者之一。
“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其著作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生前曾撰文三辞桂冠：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
2009年7月11日北京时间8点50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病逝，享年98岁。
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成就学术研究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
综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张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羡林的学术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8个方面：1、印度古代语言研究博士论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动词的变化》、《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使用不定过去式作为确定佛典的年代与来源的标准》等论文，在当时该研究领域内有开拓性贡献。
2、佛教史研究他是国内外为数很少的真正能运用原始佛典进行研究的佛教学学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语言的变化规律和研究佛教历史结合起来，寻出主要佛教经典的产生、演变、流传过程，借以确定佛教重要派别的产生、流传过程。
3、吐火罗语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缘经〉吐火罗语诸本诸平行译本》，为吐火罗语的语意研究开创了一个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对新疆博物馆藏吐火罗剧本《弥勒会见记》进行译释，1980年又就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新发现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发表研究论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并且吐火罗文在世界上仅有不到30人会翻译的《校注前言》，是国内数十年来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糖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东南亚，以及欧、美、非三洲和这些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画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故事季羡林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文字学家。
毋庸置疑的国学大师。
下面是店铺为你搜集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故事，希望对你有帮助!国学大师季羡林的故事季羡林是中国的文学大师，读过的书不计其数，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大师，在学习的生涯中也是经历了许多的磨难。
季羡林读书的故事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因为季羡林出生的家庭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很难为他提供良好的教育，仅仅就能把他送到私人学校，然而却没有额外的钱买课外书，因此他只能从老师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在叔叔准备将季羡林接走培养他的时候，季羡林读书的故事便有了转变，在叔叔这里他可以接受到很好的教育，但因为小时候还有着一些不好的习惯，他一时很难改掉贪玩的习惯，但即便如此，季羡林也可以取得中等向上的成绩，可见季羡林从小在学习上就有着天赋。
在叔叔这里上学，季羡林有机会看各种小说，他对那些有武力的人十分感兴趣，自己在没事干时还会尝试一下，结果让自己受伤。
因为他不认真读书，也没少挨老师的打，但他也不怕老师打，还让他觉得很有趣，有小男孩的一些顽皮本性。
虽然季羡林没考过班上的第一名，但班上的第一名却被季羡林小看，因为他的成绩完全是用汗水换来的，可见季羡林是一个头脑灵活，喜欢活学活用知识的学生，正因为他的这种本性，让他在日后的研究中有更多自己的思想。
在季羡林长大一些后，他便开始学习英语了，之后还去国外学习。
通过对季羡林读书的故事的了解，让后人知道了季羡林读书中的一些艰辛与乐趣，也可以看出季羡林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灵活的学习方法和天赋。
季羡林生平故事季羡林在跟随叔叔去读书的时候，有机会读到各种优秀历史书籍，像儒家经典。
在小学中学这个阶段，季羡林不仅学习国学，还在放学的空闲时间，学习英语。
在上了高中后，恰逢遇到了日本侵略，因此在这一年都没有机会读书，可是这时季羡林已经对文学研究颇有造诣了，季羡林已经有能力在杂志上发表自己的内容，此时季羡林也对英语已经掌握了不少，他已经有能力翻译一些外国的著名文学作品。
季羡林三辞“桂冠”一辞“国学大师”“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现在在某些比较正式的文件中，在我头顶上也出现“国学大师”这个灿烂辉煌的光环。
这并非无中生有，其中有一段历史渊源。
约摸十几二十年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大见成效，经济飞速发展。
文化建设方面也相对应地活跃起来。
有一次在还没有改建的北京大学大讲堂里开了一个什么会，专门向同学们谈国学。
当时主席台上共坐着五位教授，每个人都讲上一通。
我是被排在第一位的，说了些什么话，现在已忘得干干净净。
一位资深记者是北大校友，在报上写了一篇长文《国学热悄悄在燕园兴起》。
从此以后，其中四位教授，包括我在内，就被称为“国学大师”。
他们三位的国学基础都比我强得多。
他们对这个顶桂冠的想法如何，我不清楚。
我自己被戴上了这个顶桂冠，却是浑身起鸡皮疙瘩。
说到国学基础，我从小学起就读经书、古文、诗词。
对一些重要的经典著作有所涉猎。
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功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
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浸淫其中，乐不可支。
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除了尚能在最大的宏观上谈一些与国学相关的自谓是大而有当的问题比如天人合一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
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竟独占“国学大师”的尊号，岂不折煞老身(借用京剧女角词)！我连“国学小师”都不够，遑论“大师”！二辞“学界泰斗”“这样的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但是，现在却偏偏把我‘打’成泰斗。
我这个泰斗又从哪里讲起呢？”先要弄清楚什么叫“泰斗”。
泰者，泰山也；斗者，北斗也。
两者都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东西。
光谈教育界。
我一生做教书匠，爬格子。
在国外教书10年，在国内57年。
人们常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特别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天天运动，花样翻新，总的目的就是让你不得安闲，神经时时刻刻都处在万分紧张的情况中。
文_信息传播272刘宁论季羡林的国学思想2007年4月《季羡林说国学》一书在中国书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集中反映了季羡林对国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和观点。
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国学漫谈、国学细述、佛教与中国文化。
五年多来，季老虽然一直生病，在休养治疗期间却始终关注着社会上“重振国学”的热潮。
季老倡言的“大国学”概念，并非始于今日。
早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05年成立之时，冯其庸先生，中国人大首任院长曾专门到医院与季老交流关于这一现象的看法。
他们一致认为乾嘉时期学者心目中以“汉学”、“宋学”为中心的“儒学”的代名词绝非中国的“国学”，国学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
2007年3月6日，于华刚，中国书店出版社总经理前去拜访季老，在谈到我们的“国学热”时，季老又说了几段发人深思的观点。
季老强调我们今天的中国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存在很大的误区，他明确提出了“大国学”的观点：第一，他认为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第二，国内的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敦煌学也包括在国学里边；第三，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属于国学的范围。
”季老认为，今天中国要振兴和继承“国学”，绝非昔日“尊孔读经”的代名词或翻版。
中国有着绚丽多彩的地域文化，如荆楚、齐鲁、吴越、三晋、巴蜀、河陇、燕赵、青藏、新疆、草原、两淮等等；这种地域文化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当然在其生成过程中，也必然伴随着文化融合的鲜明风格，如敦煌学、回鹘学、西夏学、藏学、龟兹学等等。
我们真正继承和发扬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全貌、这种全貌当然不是只包括汉民族，也包括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
因此我们今天振兴和致力于推广传播的“国学”是由中国各地域、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传统学术文化。
今天“大国学”在继承和传播之前，首先面临着失传的大问题。
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文化同样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整理研究这部分的资料也非常重要。
季羡林谈国学读后感我最近读了季羡林的《谈国学》一书，引起了我对国学的思考。
季羡林在这本书中，深入浅出地阐述了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历史渊源以及它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启示。
季羡林对于国学的定义是：国学是传承中国古代文化的精髓，其中包含了文化、哲学、历史、语言、文学等等方面的知识。
国学注重的是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和发掘，并将其传承和发扬光大。
国学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儒家文化。
孔子、孟子等儒家学派，东汉时期的经学、宋代的程颐朱子学派、明清时期的格致学派等等，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这些阶段中，许多重要的经典著作被刻苦钻研，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
国学对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国学强调“天人合一”的思想。
这种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人的行为应该符合自然规律。
国学中许多经典著作，如《周易》、《道德经》等，都强调这种思想。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也应该更多关注自然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和美好。
其次，国学还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观念。
这个观念可以概括为人的修养、家庭和睦、国家治理和世界和平。
这种观念贯穿于中国古代文化的方方面面，并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称之为四海同春。
再次，国学重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中国文化是丰富多彩的，包括文学、艺术、音乐、戏剧等多个方面。
而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
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应该更加珍视传统文化，创造条件和机会，让更多人了解、学习和传承传统文化。
总之，季羡林的《谈国学》一书，让我对国学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
国学中包含了丰富的文化内容，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我们应该通过了解国学，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将其传承和发扬光大。
国学大师季羡林经典散文-国学漫谈(1)第二篇学海泛槎国学漫谈《国学，在燕园又悄然兴起》一文在国内外一部分人中引起了轰动。
据我个人看到的国内一些报纸和香港的报纸，据我收到的一些读者来信看，读者们是热诚赞成文章的精神的。
想要具体的例证，那可以说是俯拾即是。
前不久，我曾就东方文化和国学作过一次报告。
一位青年同志写了一篇"侧记"，叙述这一次报告的情况，读者如有兴趣，可以参阅。
我因为是当事人，有独特的感触，所以不避啰唆之嫌，在这里对那天的情况再讲上几句。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晚间，天气已颇有寒意。
报告定在晚上7时。
我毫无自信，事先劝同学们找一个不太大的教室，能容下一百人就行了。
我是有私心的，害怕人少，讲者孑然坐在讲台上，面子不好看。
然而他们坚持找电教大楼的报告大厅，能容下四百人。
完全出我意料，不但座无虚席，而且还有不少人站在那里，或坐在台阶上，都在静静地谛听，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
我这个年届耄耋的世故老人，内心里十分激动，眼泪在眼睛里打转。
据说，有人5点半就去占了座位。
面对这样一群英姿勃发的青年，我心里一阵阵热浪翻滚，笔墨语言都是形容不出来的。
海外不是有一些人纷纷扬扬，说北大学生不念书，很难对付吗？上面这现象又怎样解释呢？人世间有果必有因。
上面说的这种情况也必有其原因。
我经过思考，想用两句话来回答：顺乎人心，应乎潮流。
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很难想象，世界上如果缺少了中华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前几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国内外炎黄子孙的热烈拥护。
原因何在呢？这个号召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
弘扬什么呢？怎样来弘扬呢？这就需要认真地研究。
我们的文化五色杂陈，头绪万端。
我们要像韩愈说的那样："沉浸郁，含英咀华"，经过这样细细品味、认真分析的工作，把其中的精华寻找出来，然后结合具体情况，从而发扬光大之，期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前进与发展。
国学大师季羡林谈国学“我叫季羡林，是北大的一个教员。
”8月底，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助手、学者蔡德贵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提到季先生最常用的自我介绍，温和却饱含深情的语调把我们带回到过往岁月。
季羡林先生诞辰百年之际，这位一生以学术研究为主的国学大师生前最后一部著作《季羡林口述史》和读者见面了。
这部著作的问世，为我们展现的不仅是单纯的文字，更多的是文字背后隐藏的季老不为人知的人生阅历与生命轨迹。
该书是季羡林生前在学术助手蔡德贵先生的协助下开始进行的口述史工作，近十个月的时间里口述达七十五次之多，这一口述实录可以说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留给世人最后的宝贵财富。
这部著作将为众多季羡林研究者提供第一手的、可信的、珍贵的资料。
书中透露，季羡林口述历史的原因是，想说出一些“绝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的事情。
《口述史》从季羡林的家世、童年、求学经历、治学经过、学术研究、家庭生活、个人情感、友人交往等方面展开。
谈到作家时，季羡林评价说，他很不欣赏茅盾的《子夜》，认为其文体、文风没什么特点。
他喜欢沈从文，因为他有才干。
他最欣赏巴金，并始终认为巴金是个大作家：“从文章来讲，茅盾的文章很板、板滞，看不出什么才干来。
巴金就不同，巴金的文章很有文采。
所以后来我说，如果拿诺贝尔奖，中国惟一有资格的就是巴金。
”同时，季羡林说，他曾多次劝中国的出版界和作家，不要吹捧诺贝尔奖，因为瑞典科学院有政治偏见，不会把这个奖给中国。
虽然有说法称他们曾一度想把诺贝尔奖给鲁迅，被鲁迅拒绝了，但这也只是传说。
《季羡林口述史》不是全本读书报：您最早写《季羡林传》的时候，李玉洁曾质问：你有什么资格写传？您的回答很自信。
后来您觉得达到自己预期的目标了吗？蔡德贵：一般人认识季先生，不知道他的成长背景。
我从山东的文化底蕴理解先生的治学和为人，能理解先生的成长环境、感受齐鲁文化的影响。
先生在德国留学十年，他的治学与为人从来没离开过齐鲁文化的熏陶，但是否挖得深，我的学理有限，未必能吃透。
先生的很多想法，我还是很难吃透。
就像是坐在大山面前，看不到顶，又像坐在大河边往远处看，看不到边。
从出版的情况看，达到了我的目标。
我曾经给先生列过一个他读过的书单，研究他是如何形成晚年的国学研究体系。
读书报：先生的研究体系，与所受的教育和读书自然密切关系。
从他读过的书目里，您看到了什么？蔡德贵：能看出他读书兴趣的变化。
他读的书很多，高中之前是比较贪玩，喜欢看三侠五义等武打小说，希望成为绿林好汉、杀富济贫。
光看书不行，他还真练过。
在装满绿豆的大缸里插手，练了几天，手都练出血来了；还练隔山打牛。
他看得最多的是《水浒传》、《三国演义》和《红楼梦》。
不喜欢林黛玉，老是哭哭啼啼。
后来金庸的小说出来了，我问他看没看，他说，都看过了。
意思是说金庸的小说模式和框架没超过古人的小说。
读书报：在整理口述史的过程中，您是怎样的心态？蔡德贵：忠实。
季先生原打算两天就说完，讲八九次就可以完成口述历史，但是实际上季老开讲以后，不断激起他对很多事情的回忆，所以后来对我说，不限定口述的次数，什么时候完，根据情况决定，聊天时也没有按什么顺序说，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
至于医院规定的每次50分钟，季老有时候也忘记得干干净净，他对护工也说，还早着呢！我们没有谈完。
2009年6月19日我去美国访问，想等着9月8日回国再接着谈，遗憾的是先生已经去世了。
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完本。
口述实录，尽量一字不差读书报：您说自己当初接手写口述史的时候，有很大的压力，压力主要来自哪些方面？蔡德贵：说起来也很简单。
季先生身边那么多人，他的学生很多，对于先生的学术脉络可能更加清晰；他在北大有那么多同事，可能对于先生的学术品质更了解。
之前先生也没和我商量，10月1日，我先是收到他的助理的短信：先生让你来北京私下里谈谈。
后来又发短信，希望我担任他的学术助手。
我有些犹豫，怕不能胜任。
事实证明我很难胜任。
先生懂七国语言，有时候用西班牙语，有时用德语。
幸亏有录音。
读书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口述史》，几乎是没有经过任何编辑加工的，就连目录也是第一次口述、第二次口述……我想，如果在结构上稍加调整可能更方便阅读。
蔡德贵：没有任何加工，就是原汁原味。
如果加工了，就是我个人的东西。
我只加工了我的部分，我不能喧宾夺主。
关于结构的问题我曾和编辑商量过，一调整，还是老人的口述史吗？所以除了口述史第一章、第二章录音里没有完全保留好之外，尽量做到一字不差。
读书报：为什么请您当学术助手，后来问过先生吗？蔡德贵：其实先生也是希望有人陪着聊天。
后来有人告诉我，为了做这个口述史，先生考察了我十几年了。
我觉得我和先生共同的一点是都比较低调，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
这么多年，我也就是给先生从济南带过几回油旋（济南小吃，五毛钱一个）。
2005年我去美国，时间长了些，先生就问李玉洁：蔡德贵怎么还没回来？李玉洁就说：你是想油旋了还是想他了？先生说：两样都想。
我们之间是非常淡如水的交往。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读书报：我们都知道季老的原则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在口述史中，您感觉他的原则放开一些了吗？蔡德贵：还是他一贯的原则，基本讲真话。
胡适是他的恩师，他的重要论文都给胡适看，也经常向胡适汇报工作，按说交往很深，但是他也不为尊者讳，他认为胡适是有政治野心的人。
有时候他会提醒我把录音笔关了，但是谈的内容很珍贵，我在笔记本里都记下了。
读书报：那么这种原汁原味的呈现是否只是整理的过程？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语言的问题，还有哪些难度？蔡德贵：几乎和口述是完全一致的，删节了重复的地方。
比如九一八卧轨就谈得重复。
有些重复的删掉也不合适，很难取舍。
我们的整体倾向就是原汁原味保留，就像话家常，读起来感觉很轻松。
读书报：有哪些珍贵的资料是首次披露？蔡德贵：很多。
比如他提到有个笔名是季宝山，乳名是喜子。
后来改成双喜。
为什么改名呢？季先生是季家的长孙，出生后十天，他在济南的叔父生了个女儿，是双喜临门，所以改名为双喜了。
他还说起自己小时候淘气，去赵王河里玩，大河灌满了水流到赵王河，一条和他个头差不多大的鲤鱼搁浅了，他就去抓鱼，抱住大鲤鱼和它搏斗，滚了一身泥，后来鱼被别人拿走了。
先生从小不爱吃鱼，可能跟这个有关。
国学与大国学读书报：你们谈的更多的是什么？蔡德贵：大国学。
有些不适合大国学范围的，我们就删节了。
什么是国学，谁也说不清楚。
胡适把国学定义为国故学，后来又把汉学作为国学，从尧舜禹到周文王，从四书五经到孔子老子一系列，都可以纳入汉学部分。
汉学能代表国学吗？我们在谈话中涉及了这些。
汉学不是国学的全部，只是一部分。
中国是56个民族的大家庭，所有成员都为传统文化做了贡献。
读书报：他所认为的大国学，与大众所认知的国学，有何区别？蔡德贵：比原来范围广。
我们在2006年就谈到这个问题。
满学也涉及了。
有人不懂满文也不懂满学，直接从汉文典籍中研究满文，他对此很不满。
蒙古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显学，可是在国内，蒙古学对汉学的研究却稳中有降，藏学也一样。
《格萨尔王传》能说不是国学吗？人数很少的纳西族文化也是国学的范畴，他们的文化中包含着丰富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读书报：您认为季先生对国学最大的贡献是什么？蔡德贵：先生晚年最满意的，据我所知有两方面，一是《糖史》，分为两部分，一是外国糖史，二是中国糖史。
先生懂七八种外语，加上各国国内的语言，懂得13种语言，发现有个共同的单词：sugar，他觉得很奇怪，肯定有一个地方最先叫。
追根溯源几十年，发现是在梵文中最早出现。
他确定庶糖是印度人最早发明的。
回国后，这一研究停止了一段时间，因为资料的局限性，没有集中的研究方向。
1984年前后，有人在敦煌发现残卷上有印度制糖法，有三个字谁也没看清——“煞割令”，先生一看兴奋点大了：这不就是sugar吗？继续追下去，发现印度单词中有“中国白”或“中国雪”。
他用了两年时间，每天早晨七点半准时去北大图书馆查资料，从宋代糖商的制糖史中发现了之所以称为“中国白”的典故。
先生后来据此写了80多万字的著作，从我们日常接触的小东西背后，研究两国的文化交流。
另一方面是译作。
他懂得吐火罗语。
后来，新疆考古发现了一部残卷，有44章88页，无法辨识，人们认为是天书。
送给季先生，他却执意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他在耄耋之年前后花了十余载时间翻译研究，写成中英文合体本《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代表了国际吐火罗文研究的最新成果和最高水平，为中国学术赢得了巨大荣誉。
这是老人晚年最主要的学术成果，这两项成果都是他80岁以后完成的。
把名利和物质看得淡一些读书报：您认为这部书的出版，大国学对于大众重新认识国学有何帮助？蔡德贵：可以促进大众对于国学认识整个思维的改变。
过去认为国学就是汉学。
假如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少数民族文化纳入国学，会让大国学观产生更深刻的影响，希望会有这方面的突破。
读书报：和季先生交往这么多年，又在他生前陪伴他一年半，做了最重要的口述史，您认为先生是怎样的人？蔡德贵：他不愿意让人界定他。
国学大师、学界泰斗都有，他不愿意这么说。
他自我介绍时，喜欢说一句话，他在多次场合出面都说：“我叫季羡林，是北大的一个教员。
”其实他早在1956年就被评为最年轻的学部委员，他不是大师，还有谁是呢？读书报：这跟当下学界的浮躁，恰恰形成极大的反差。
蔡德贵：对于那些名誉，先生是这么说的：不是不要，是我在年轻的时候都有了。
他拿着饭盒去食堂打饭，有人就在他后面说：“一级来了，一级来了！”那时候一级是什么概念？能拿到一级教授的全国也就50多个。
读书报：您和季先生接触，哪方面受益最多？蔡德贵：把名利和物质看得淡一些。
物质是有限的，如果不懂得收敛物质欲望，人类最终会走向灭亡。
他的很多文化思想我没法涉及，晚年他的重要文章其宗旨就是天人合一。
他强调三大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自身的身心和谐。
不能过度放纵物质欲望，这是具有当代价值的方面。
国学如何焕发新的生命力读书报：季先生有个观点，弘扬国学应该从娃娃抓起，但是在广州上海等地孟母堂被批评为不符合教育体制。
如何有既符合教育体制又能广泛传播的弘扬国学的方式？先生有过这方面的建议吗？蔡德贵：关于国学，他认为就是得背。
以后再慢慢理解。
你给孩子讲，未必讲得准，也未必符合原意。
我认同这个观点。
那么多国学班，谁能抓到真谛，很难说。
四川重庆的礼仪就出现了很多问题。
谁能理解得原汁原味，难说。
就得从背抓起。
读书报：您是《孔子研究》的主编，如何看待孔子在海外的影响？蔡德贵：基本思想，国学不能光是汉学，基本以汉学为主，更应该是中国文化，孔子对世界文化有贡献，他向来主张以和为贵，和谐是中国人民奉献给世界人民的礼物，在中国人民中，孔子是代表人物。
大国学得以在海外传播，是向全世界人民传达：中国人民向来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没有发生过一次宗教战争。
这一理念，不论是党政部门还是其他，都提倡和谐社会，孔子学院在海外传播应该在这方面着力，国内也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