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_孙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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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经济圈比较城市经济圈是一国经济的重心区和增长极。
所谓重心区是指它对国民经济的重要程度,就像生命体的“心脏”一样;所谓增长极是指它对国民经济的增长带动作用,可以比作是机械运动中的“发动机”。
在中国,具有“重心区”和“增长极”意义的城市经济圈,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经历了重大的变迁。
现在通常认为,有三大城市经济圈,即以上海为中心包括周边的苏州、无锡、南京、杭州、宁波等城市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以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等城市群构成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圈;以及以北京、天津、唐山、沈阳、大连、济南、青岛等城市构成的环渤海城市经济圈。
这三大经济圈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也担负着率先实现现代化的重任,因此对这三大经济圈的解析,从中发现我国经济的发展的一些规律,用以指导我国及我国某些地区的政策制定,及其他经济带的产业规划,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因此在本文中,我将从三大经济圈的发展条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以及发展趋势来比较三大经济圈。
第一节三大经济圈发展条件的比较(一)三大经济圈的基本情况比较珠三角城市群覆盖的空间地域范围包括广州、深圳两个副省级城市,珠海、佛山、江门、东莞、中山5个地级市和肇庆、惠州等县级市。
其土地面积为2.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0.23%;人口为2625万人,占全国的2.04%。
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本区域总人口的3.9%。
(见表1-2)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省一市,包括1个直辖市:上海;3个副省级市:南京、杭州、宁波;11个地级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和浙江省的湖州、嘉兴、绍兴、舟山,共15个城市。
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人口7570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5.9%。
其中科技人员占区域总人口的3.8%。
(见表1-1)环渤海城市群的空间地域范围涉及两市一省,包括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和河北省的唐山、保定、廊坊3个地级市,以及秦皇岛、张家口、承德、沧州等县级市。
三大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比较作者:张书博来源:《现代经济信息》 2018年第18期一、引言城市网络是通过城市间相互联系构建起的一种空间组织结构,是近年来城市地理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城市间联系涉及到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多方面,国内外学者相关研究主要基于基础设施和企业网络两个维度,而后者是目前学术界研究重点[1]。
二、三大城市群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分析研究选取2858 家上市公司,分布在全国225 个城市,空间分布集聚于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925 家)、京津冀城市群(481 家)、珠三角城市群(416 家)( 图1),占中国企业总部数量的63.6%。
长三角城市群内企业总部主要集中于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上海市(293)、杭州市(119 家)、苏州市(88 家),南京市(75 家)、无锡市(47 家)、宁波市(42 家),占城市群总部数量的71.78%,这6 个城市均处于“Z”字形经济发展带上,是带动长三角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京津冀城市群内企业总部主要集中在北京市(388 家),占城市群总部数量的80.67%,空间分布呈现“单核集聚”的特点;珠三角城市群内企业总部主要集中在深圳市(197 家)、广州市(97 家),占城市群总部数量的70.76%,“双核分布”特征明显。
( 一) 城市网络密度及加权度加权度由加权出度和加权入度组成,表示城市节点在网络中的联系总量,在网络分析中,加权度是描述网络节点中心性的基本指标之一,通过Gephi 对三大城市群空间网络各城市节点的加权度进行测算,发现如下特征:1. 京津冀城市群中,北京市加权出度为530,占加权度的84.5%,表明在网络互动关系中,北京市以向外辐射作用为主,而天津市加权入度达305,远高于北京市加权入度97,位于京津冀城市群首位,表明在京津冀城市群中天津市对分公司选址布局极具吸引力。
相比之下,在长三角城市群及珠三角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的加权出度、加权入度呈现“双高”态势,在城市群区域范围内,同时具备强的吸引和辐射作用。
区域经济经济密度: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视角∗沈体雁㊀劳㊀昕㊀杨开忠内容提要:作为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集聚程度的重要指标,经济密度是研究经济集聚与分散㊁经济空间结构㊁经济发展绩效以及环境经济可持续性等重要课题的一个枢纽性变量,逐渐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本文在回顾国内外与经济密度相关的研究文献基础上,重点讨论经济密度理论模型㊁实证研究㊁动力机制及影响效应等问题,指出未来经济密度研究的探索方向.作者认为,以经济密度格局与演化这一关键问题作为切入点,寻求建立中国经济密度的分布模型与演化模式,对于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相关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㊁方法与政策意义.关键词:经济密度㊀密度模型㊀实证研究㊀动力机制一㊁引言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①从经济密度㊁距离㊁分割三个维度系统描述了全球经济格局以及发展规律,引起研究者对于一国经济密度分布及其在国家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广泛关注.中国作为一经济地理大国,国土空间复杂,地区差异悬殊,如何根据经济空间集聚的普遍原理和各个地区独特的发展条件,选择和实现与之相适宜的经济密度格局,是优化国土空间布局和实现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何谓经济密度?经济密度,即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中程度,不仅是经济发展水平和集聚程度的重要测度,而且成为协调区域发展和制定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从理论角度上来说,反映区域空间结构最核心的内容是不同区域经济特性,即不同梯度地域的经济密度因产业性质差异而存在从核心到外围梯度递减的规律.以此为基础对区域空间结构进行研究,在统计数据上具有时间连续性和空间可比性,符合空间结构概念的本质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区域经济研究方法.从实践角度上来说,经济密度是 寸土寸金 的效益 新概念 ,它衡量城市投入产出集约化程度以及各种发展要素的集聚能力,是现代城市经济圈的发展标杆.经济密度可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利用区域差异,为政府(按密度高低)进行经济区域划分,协调整个区域发展提供政策建议;经济密度可反映土地利用集约水平,对加强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作用有着重要意义;经济密度可反映区域空间结构,为政府明确区域空间发展格局㊁重点及下一步发展方向提供指导;城市群传导作用㊁增长极扩散效应对经济密度提高发挥着巨大作用,研究经济密度与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关系可为政府规划推动城市群发展提供政策建议.长期以来,在经济地理和区域经济研究领域,有关区域经济总量㊁结构㊁效益及其变化的研究比较多,关于经济密度以及分布特征和变动规律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在区域经济总量㊁结构㊁效益和动态特征等研究的基础上,加强国家经济密度特征的研究,对于推动形成与国土空间相适应的国家经济密度格局,加强区域经济密度的调控管理,实现我国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统筹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在回顾国内外与经济密度相关的研究文献基础上,从经济密度的理论模型出发,对经济密度分布规律的实证研究进行归纳,在此基础上总结影响经济密度分布演化的动力机制,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效应展开述评,从而梳理整个经济密度研究的发展脉络,为未来经济密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指明方向.28 ∗沈体雁㊁劳昕㊁杨开忠,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邮政编码:100871,电子邮箱:l x y5798@126.c o m .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中国经济密度空间格局与演化机制研究 (编号:41071076)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二㊁经济密度模型研究经济密度模型研究是整个经济密度研究的理论基础.自从C l a r k(1951)开创性地研究了城市人口密度方程以来,人们对人口与经济密度方程研究的兴趣经久不衰,原因不单是获取数据比较方便,更因为城市人口和经济密度方程揭示了城市的内部结构,而且又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建立和校准城市与区域的密度模型已成为经济地理学以及城市与区域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核心课题.其中,指数方程或克拉克模型是所有密度方程中使用最广泛的:D r=a e b r(1) (1)式中的D r是到城市中心(通常为中央商务区,即C B D)距离为r处的人口密度,a为常数(或称C B D截距),b为密度斜率指数.因为b常常为负值,方程也被称为负指数方程.城市与区域密度模型的理论基础:一个是基于经济模型(M i l l s,1972;M u t h,1969),另一个则基于地理学的引力模型(W a n g,G u l d m a n n,1996).经济模型假设城市为单中心结构:城市只有一个中心C B D,就业都集中在那里.如果大家都到这个中心上班,远离C B D的住户在通勤上的花费更多,其补偿是可以居住较大的房子,相应地,房子的单位面积价格也便宜些.根据城市居民效用最大化的一阶优化条件得出的结论是,从市中心向外,人口密度逐渐降低.表1㊀经济密度模型研究范式但是,经济模型是对复杂现实的简化和抽象,其成立的假设条件在实际研究中往往并不存在,因此,王法辉和古德曼(W a n g,G u l d m a n n,1996)提出了一种引力模型,用于解释城市密度分布.引力模型的基本假设为,城市某一地点的人口数与该处到其他地方的可达性成比例,这里的可达性用引力势能来度量.对于一定范围内的距离摩擦系数β,用引力模型模拟的密度模型满足负指数方程.引力模型还可以解释城市密度分布的两个重要特征:(1)随着时间的推移,摩擦系数β越来越小,相应的密度方程的斜率趋于平缓;(2)大城市密度方程的斜率较小.到目前为止,经济密度模型研究范式主要有以下几种(见表1).城市和区域的密度模型既能够抽象地刻画经济的静态分布,也可以通过密度方程的动态化为揭示经济空间结构的变迁提供重要的启示.在城市地区,可以考察城市的极化或郊区化趋势.对于区域来说,可以分析人口或经济的向心集聚和离心分散过程.对于一个单中心模型,可以考察中心城市的相对重要性;对于多中心模型,可以考察不同中心的相对强弱.近十年来,随着人口普查数据的深入应用,一些学者对我国城市与区域人口密度模型进行了拟合研究(W a n g,Z h o u,1999;冯健和周一星,2003;孙铁山等,2009),但受限于经济普查数据的可得性,关于我国城市与区域经济密度的拟合研究,仍然才刚刚开始(冯科等,2008).三㊁经济密度实证研究不同类型的经济密度模型为经济密度理论探讨的深入提供和搭建了对话平台,而对此理论的实证检验更是从实践中进一步验证了理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那么,如何开展经济密度的实证研究,以系统刻画经济密度分布格局?笔者认为,应在全面梳理经济密度模型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有效集成区域经济研究的四个主要方面:一是维度.也就是刻画经济密度的变量和指标.经济密度主要包括人口经济密度和土地经济密度. 人口经济密度 是指某地区达到一定经济水平时所拥有的人口数,即把某地常住人口与该地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加以对比,反映不同的人口与经济关系(卢忠,1992;王晓明,1993). 土地经济密度 则是单位面积土地所承载的经济量,包括地区生产总值密度㊁产业(各产业总产值)密度㊁就业(就业人数)密度㊁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密度㊁消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密度㊁出口(出口总额)密度等指标.在具体研究中,一些学者从研究需要和数据可得性出发,采取不同的经济密度指标,包括单位面积的劳动数量(C i c c o n e e t a l,1996),单位面积的产出(贾绍凤,38«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7期1998;张富刚等,2005;冯玉平等,2006;C i c c o n ee t a l,1996;A.G rüb l e re ta l,2006;陈良文,杨开忠,2007;曹广忠,白晓,2010),单位面积城乡建设用地上的二三产业增加值(林坚等,2008;罗文斌等,2010),就业密度㊁各产业产值密度(冯科等,2008;何邕健㊁胡丽,2008;贝涵璐等,2009),等等.可见,经济密度主要是指单位面积土地上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中程度.二是尺度.目前关于经济密度的研究主要有区域㊁城市和社区三个空间尺度.国外多从州(L o uGr e n s B r o e r s m a,J o u k e V a n D i j k,2005;G i o r g i o B r u n e l l o,M a r i aD eP a o l a,2008)㊁郡县(C i c c o n ee t a l,1996;C h r i s t o p h e r H.W h e e l e r,2002;F r e d r i k A n d e r s s o ne t a l,2007;G i o r g i oB r u n e l l o,F r a n c e s c a G a m b a r o t t o,2007)及微观地理单元w a r d s(D a n i e l J.G r a h a m&H.Y o u nK i m,2007)等层面研究经济密度.国内则从省级(张富刚等,2005;冯玉平等,2006;冯科等,2008)㊁地级(贝涵璐等,2009;曹广忠㊁白晓,2010;方斌等,2010;罗文斌等,2010)㊁区县级(林坚等,2008;何邕健,胡丽,2008)等层面来研究经济密度.其中,区县级及以下空间层面的经济密度研究相对较缺乏,目前微观层面的研究较成熟的是何邕健㊁胡丽(2008)的研究和陈良文等(2008)的研究.前者通过引入因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基于江西省91个区县级地理单元18个经济密度指标,对江西省经济密度的地域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后者利用微观尺度的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以街道为空间单元),对北京市内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进行解释,发现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劳动生产率对单位面积的产出和单位面积的就业的弹性分别为11.8%和16.2%,高于欧美的4%-5%的平均水平,从而验证社区尺度的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从不同角度揭示了经济密度格局的不同空间尺度效应,为后续的实证研究提供了借鉴.三是时间.就是研究经济密度的动态变化.目前对经济密度的时间维度变化研究较缺乏,只有较少的研究在探讨经济密度分布规律时穿插了一点演化分析,其中,冯科等(2008)分析了中国27个省区和4个直辖市1998-2005年的土地经济密度变化率,贝涵璐等(2009)分析了长三角1995 2007年土地经济密度相对发展率.笔者认为,根据经济密度分布数据的特点,采取 地学信息图谱 方法(陈述彭,2001),对不同地区㊁不同时间㊁不同指标的经济密度分布曲线进行整理,建立密度分布图谱,从而分析经济密度分布变化的时空规律,将是简化经济密度研究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表2㊀近年来集聚经济方面主要研究四是手段.就是分析和处理经济密度数据的技术方法.目前经济密度研究多采用的是计量经济方法,而事实上分析经济密度分布与演化规律的方法还应包括地理信息系统方法(王法辉,2009)㊁空间统计与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沈体雁等,2010)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E S D A)(张学良,2007),等等.以上为构建经济密度实证研究搭建了一个试验性基础框架,从而为未来研究提供参考.对实证研究的逐条梳理显示,目前的经济密度研究仅涉及了维度和尺度这两方面,在时间和手段这两方面尚需进一步拓展.四、经济密度动力机制研究通过对经济密度进行理论与实证的探讨,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就摆在学者和实践者的面前,即现48实中的各国各地区经济密度差异究竟是由何种原因造成的,由此导致了对影响经济密度分布格局的动力机制探讨.一些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人口规模,经济活动规模㊁水平与结构,交通区位和科技进步,生产要素投入,市场环境,城市化率等因素对经济密度分布具有显著影响(冯科等,2008;曹广忠㊁白晓,2010;方斌等,2010;罗文斌等,2010).一般而言,人口,特别是就业人口规模越大,经济密度越高;经济活动规模越大,经济密度越大;随着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密度不断提高;而良好交通区位㊁科技条件和市场环境也会促进经济密度增加.各种要素汇集产生的空间集聚效应有效地促进城市增长.对于经济密度分布的解释,根本上要归因于外生的自然资源禀赋(F i r s t N a t u r e)和内生的 集聚经济 条件(S e c o n dN a t u r e)共同作用而出现的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集聚经济是现代经济条件下形成不同经济密度分布格局的重要原因.自韦伯③提出 集聚经济 概念以来,集聚经济研究取得长足发展,形成包括外部性理论㊁核心 边缘理论㊁报酬递增理论㊁交易费用理论等在内的许多理论模式,这就为探讨经济密度分布格局的决定模式提供了条件.近年来,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发展为深入解释中国经济密度分布格局形成与演变机制奠定重要理论基础.由于集聚经济与经济密度之间的密切关系,对于经济活动集聚程度的测量,早期的研究大多用人口或劳动力的数量来衡量,而后续的研究则常用就业密度来衡量一个地区的经济集聚水平,如C i cGc o i n,H a l l(1996),B a u t i s t a(2006),B o d e(2004),张艳㊁刘亮(2007),范剑勇(2006)等的研究.总之,在表2所示的近年来集聚经济研究的基础上,将 经济集聚机制 与 经济密度分布与演化机制 进行系统对接,是揭示经济密度形成和变动规律的一条重要途径.此外,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区经济增长差异既是经济密度分布与变动的原因,也是一定经济密度的分布结果.方斌等(2010)提出:不同区域土地经济密度差异大小基本上体现区域经济发达程度,不同区域土地经济密度差异性与区域经济结构稳定性之间具有较大一致性.改革开放以来,关于中国地区差异的大量研究为经济密度研究提供了借鉴经验.从研究空间尺度来看,主要有中国整体区域差异研究(杨伟民,1992;陆大道,薛凤旋,1998;胡鞍钢,邹平,1999)㊁东中西三大地带区域差异研究(杨开忠,1994;刘树成等,1994;袁纲明,1996;魏后凯,1992)㊁南北差异研究(杨开忠等,1999;吴殿廷,2001)㊁省际差异研究(C h e n&F l e i s h e r,1996;魏后凯,1997;覃成林,1997;林毅夫,1998;周玉翠等,2002)㊁农村与城市差异(R a v iK a n b u r,X i a o b oZ h a n g,1999)㊁沿海与内地差异(M a s a h i s a F u j i t a,D a P e n g H u,2001)㊁省份内差异(T h o m a sP.L y o n s,1991)以及多尺度地区差异综合研究(鲁凤,2004),等等.目前对经济密度动力机制的研究还较少,多是用计量分析方法简单地探讨人口规模,经济发展规模㊁交通区位㊁科技进步㊁城市化率等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对经济密度的影响效应,很少系统地用集聚经济及地区经济差异理论来解释经济密度的分布与演化机制,这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五、经济密度影响效应研究分析国家和地区经济密度分布特征以及经济密度格局的成因,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一定的经济密度分布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从而用理论指导实践,为政府做出科学的经济发展决策,确定最优经济密度,管理经济密度分布与变化提供依据.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经济密度是影响生产率的重要变量.C i c c o n ee t a l(1996)首先提出生产率与经济密度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利用美国各县的数据得出各州的经济密度指数,通过计量研究表明,经济密度越高,生产率越高.C i c c o n e(2002)还利用法国㊁德国㊁意大利㊁西班牙㊁英国县级层面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劳动生产率对于经济密度弹性为4.5%. L o u r e n sB r o e r s m a,J o u k eV a nD i j k(2005)对荷兰劳动生产率区域差异进行研究后发现,就业密度作为集聚效应衡量值,与劳动生产率水平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就业密度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呈现负相关关系.F r e d r i kA n d e r s o ne t a l(2007)在美国郡级层面上进行研究,发现工人素质和企业收益的相关性与就业密度的关系在加利福尼亚州和佛罗里达州都是显著的.G i o r g i oB r u n e l l o,F r a n c e s c aG a m b a r o t t o58«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7期(2007)在英国郡级层面上来研究地方就业密度与雇主提供的培训之间的关系.M a r i u s B r u l h a r t, N i c o l eA.M a t h y s(2008)用20个欧洲国家的面板数据来分析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该影响效应是积极的,这种集聚效应在1980-2003年间一直在增加.G i o r g i oB r u n e l l o,M a r i aD eP aGo l a(2008)指出经济密度可以促进企业产生知识外溢效应,但它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存在弊端,对意大利制造企业进行的研究表明,经济密度对就业培训投资的影响是有正有负的,在较低就业密度的省份培训投资反而较高.陈良文㊁杨开忠(2007)以M o o m a w(1981)和C i c c o n e e t a l(1996)提出的模型为基础,利用1996年㊁2000年和2004年我国各地级市数据分析城市生产率与城市规模㊁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经济密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密度对城市生产率影响都显著为正,各年份城市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密度弹性介于1%-1.9%之间.范剑勇(2006)利用中国2004年地级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数据进行计量,得出非农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从而使得产业集聚对地区收入差距产生持久影响.以上研究从各个角度对经济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效应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结果都表明经济密度作为集聚效应的衡量值,对生产率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而其具体影响大小在各国和各地区有所差异.从理论上来说,作为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集聚程度的重要指标,经济密度应该不仅对生产率产生影响,而且对经济增长率㊁区域产业结构等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这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验证.六、总结与展望通过以上全景回顾,由内而外㊁从因至果全方位深入讨论了经济密度的理论模型㊁实证研究㊁动力机制及影响效应.上述研究为经济密度研究初步构建了理论模型基础,从不同分析视角为研究经济密度分布与演化规律提供了方法和手段(多维度㊁多尺度㊁多手段),为经济密度分布的原因与结果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案例借鉴.然而,作为区域经济研究的新视角,目前经济密度的研究体系并没有被系统完整地构建起来,上述研究依然在以下方面有待拓展:首先,从研究角度来说,目前国内对经济密度时空格局变化研究较少,尤其是经济密度变动方面,且都只研究了经济密度的其中一方面(如G D P密度㊁产业密度㊁就业密度等),没有全方位深入挖掘,并且大多分析得不深入,没有和方方面面(集聚经济㊁区域空间结构㊁区域差异㊁土地利用效率等)有效联系起来.而国外研究以研究就业密度㊁经济密度对劳动生产率(生产力㊁城市增长)影响居多,几乎没有对经济密度进行专门研究,也没有确切概念提出,对经济密度研究比较欠缺,研究内容比较零散,不深入.其次,从研究尺度来说,对经济密度的研究分析空间尺度过于宏观,就国内研究来说,所采取的空间单元多是城市㊁省份甚至区域,微观层面(县区㊁乡镇街道办及以下层面)的研究较少.空间尺度过于宏观会带来两个比较严重的问题:一是集聚经济效应的作用范围通常是局限于有限的地理空间之内的,尤其是知识外溢效应所需要的面对面交流通常范围很小,因此空间单元过于宏观会大大降低分析的可信度;二是经济密度分析尤其需要微观的地理单元,经济密度反映的是每单位面积土地上承载的经济活动,实际上,一个地区内部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是非常不均匀的,以平均经济密度来衡量该地区的经济集聚程度会大大降低分析的精确性(陈良文,杨开忠,沈体雁,王伟,2008).此外,从研究出发点来说,国内对经济密度研究鲜有出于为政府做经济发展决策考虑的,对于如何提升经济密度这一现实问题更是无人问津,这反映了学术研究与实践之间的脱节.总的来说,我们希望看到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更多人能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密度研究的未来图景,对以下问题开展深入研究:采用多种数据源㊁多种建模(密度拟合㊁E S D A等)方法来对中国经济密度格局与演化进行多尺度㊁多维度和跨时段系统研究;将集聚经济研究和经济增长研究从省级㊁地级㊁区县级进一步扩展到邮政编码分区级和公里格网级;将研究方法从传统基尼系数㊁区位熵等维度和指标扩展到密度分布函数(密度场),并在地理信息系统和图谱分析方法支持下,开展经济密度分布的 尺度效68应 (即某一经济密度方程对基于不同尺度空间单元的统计数据的敏感性)和 谱线效应 (即不同类型区域的经济密度分布曲线的相异性和相同类型区域的经济密度分布曲线的相近性)研究;系统深入地探究经济密度分布和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影响效应,从而为促进经济集聚与增长的研究㊁揭示中国经济时空分布规律提供新的理论范式.虽然现实研究中由于存在数据精度不足,理论探讨精细化不够,难以一时为这些研究提供确切的答案,但上述讨论已经指出我们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本文只是这一过程的千里跬步.注:①T h e W o r l dB a n k.W o r l dD e v e l o p m e n tR e p o r t2009:R eGs h a p i n g E c o n o m i cG e o g r a p h y,W o r l dB a n k,2008.②何邕健胡丽:«基于经济密度差异特征的区域空间结构研究 以江西省为例»,«规划师»,2008年第10期.③阿尔弗雷德 韦伯:«工业区位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参考文献:A n d e r s s o n,B u r g e s s&L a n e(2007),"C i t i e s,m a t c h i n g a n d t h e p r o d u c t i v i t y g a i n s o f a g g l o m e r a t i o n",J o u r n a l o fU r b a n E c o n o m i c s61:112-128.B a u t i s t a,A.D.(2006),"A g g l o m e r a t i o n e c o n o m i e s,e c o n o mGi c g r o w t ha n dt h en e w e c o n o m i c g e o g r a p h y i n M e x i c o", W o r k i n g P a p e r,E c o n W P A.B o d e,E.(2004),"P r o d u c t i v i t y e f f e c t so f a g g l o m e r a t i o ne xGt e r n a l i t i e s",W o r k i n g P a p e r:w w w.c o u r n o t2.u-s t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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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与机制作者:盛亦男杨旭宇来源:《人口与经济》2021年第06期摘要:利用重心模型、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滞后模型等方法,分析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集聚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
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流动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但流动人口规模和密度的增长速度均有所放缓;流动人口重心向经济发达与人口高度集聚城市移动,与常住人口重心逐渐接近;京津冀、长三角与珠三角城市群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日益密集,内部结构分别呈双核分布稳定的星状网络、多中心发散网络与中心—外围层次结构明显的空间格局。
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高房价水平、环境污染弱化了经济因素对京津冀流动人口集聚的吸引力,较高的公共服务能力与开放水平则分别促进流动人口持续向长三角、珠三角集聚。
研究结论可以为不同城市群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优化人口布局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流动人口;城市群;空间集聚;人口空间格局中图分类号:C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21)06-0088-20DOI:10.3969/j.issn.1000-4149.2021.00.050Abstract: Using methods such as the center of gravity model, the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the spatial lag mode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three city clusters: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Pearl River Delta. Our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scal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three major city clusters continued to grow, but the growth rate of both the size and density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slowed down. In addition, we find that the gravity center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moved to economically developed and highly populated cities, and approached the gravity center of permanent resident population gradually. The social network structure of three cityclusters is increasingly dense, representing as a spatial pattern of the starshaped, multicenter divergent and centerperipheral hierarchical structure network, respectively.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results show that high housing price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ve weakened the attractiveness of economic factors to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in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hile higher public service and openingup have attracted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continue to flow into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provide policy suggestions for different urban clusters to mak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plans and optimiz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Keywords:floating population;city clusters;spatial agglomeration;population spatial pattern一、引言随着城市不断发展,中心城市和若干不同规模、类型和等级的城市共同组成了空间组织紧凑、经济联系紧密的城市群,这类城市通过交通、网络、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了资金、物流和人才的紧密连接和流动[1-2]。
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变探析本文首先分析了珠三角城市群形成的推动因素,然后按照不同的历史阶段,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演变进行探析,最后关于其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政策意见。
关键词: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以广州、深圳为核心,包括珠海、惠州、东莞、清远、肇庆、佛山、中山、江门等城市所形成的珠三角城市群,是我国三大城市群(其它两个是长三角城市群,京津唐环渤海湾城市群)中经济最有活力、城市化率最高的地区。
珠三角城市群的面积及综合实力不及长三角城市群,但它是我国乃至亚太地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之一,它以广东3O%的人口,创造着全省77%的GDP。
珠三角城市群形成的推动因素城市群形成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点:政府政策机遇。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出现了新的契机,尤其是改革前沿的广东省,更是从中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经济和政策优势,对珠三角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这种经济体制的改革与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极大的吸引了全国的资金、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在这里聚集,为珠三角城市群的形成铺平道路。
行政区域规划优势。
珠三角同属一个省管辖,在资源整合协调上明显优于长三角或京津唐地区,后二者由三省市管辖,整合协调相对较难。
这一因素可以使得珠三角能够更好的在统一的规划与安排下整合各城市的资源,发挥各个城市的优势,相互分工合作,这能够使城市群进行良性循环。
地缘优势。
珠三角区位优势十分明显:珠三角比邻港澳,且改革开放初期正逢港澳产业结构升级换代,需要依托大陆转移其成本日渐高昂的轻型产品加工制造业,于是大量资金流入珠三角城市;面临南海,与东南亚隔海相望,越过海洋能与整个世界连结在一起。
具备极大包容性的文化。
岭南文化毫不排斥的接受来自五湖四海的投资者、企业家和各方面的人才,也填补了本土很多资源的不足。
综观珠三角的发展历程,外来人员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帮助珠三角形成世界级的城市群他们还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对区域产业升级、城市职能演进及价值链跃迁过程中城市群演化的机制进行研究,得出城市群演化的一般性规律,探索城市群演化过程中城市体系结构演进、区域一体化程度变化、城市地位变迁的深层原因,为城市群及群内城市发展战略制定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2.3技术路线
本文首先以城市群理论为基础,自开发的分析软件USAS为手段,通过腹地演化比较、发展轴线演化特征比较、联系强度比较三个方面分别研究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城市群近20年来的空问演化规律,并通过横向比较得出城市群空间演化的共性特征。
之后,本文以价值链理论为基础,以主成分分析、区位商运算、聚类分析等(以SPSS软件进行运算)为主要方法,分析研究了三大城市群职能演化的规律,并与空间演化规律进行比对,得出价值链视角的城市职能演进对城市群结构的影响规律。
最后,本文从微观的企业行为角度出发,以企业发展升级理论为基础,以波特的钻石体系为主要理论模型,研究企业发展升级过程中组织分化后不同组分的区位条件需求,并以此分析企业发展对城市群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
本文技术路线如下图所示
图1技术路线框架图。
contents •研究背景与意义•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中国三大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分析目录contents •中国三大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研究不足与展望目录研究背景0203研究意义探索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为政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
为提高中国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提供实践指导,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为全球高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参考,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010302高技术产业集聚研究综述产业集聚理论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测度高技术产业集聚的形成机制区域创新效率研究综述区域创新效率的定义01区域创新效率的测度02区域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03高技术产业集聚与区域创新效率关系研究综述研究现状研究展望研究方法文献回顾定量分析实证研究数据来源微观数据从各大数据库和学术研究论文中获取涉及企业、产业、城市等不同层面的微观数据。
调查数据对三大城市群的高技术产业进行实地调查,收集涉及企业创新、产业发展等方面的数据。
宏观数据高技术产业和区域创新相关的宏观数据。
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北京天津上海珠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高技术产业集聚主要集中在深圳、广州和东莞等城市,其中深圳的高科技产业以电子信息、通讯设备、智能制造等为主导,广州则以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等为主导。
长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的高技术产业集聚主要集中在杭州、南京和苏州等城市,其中杭州的高科技产业以电子商务、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主导,南京则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为主导。
环渤海湾环渤海湾的高技术产业集聚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青岛等城市,其中青岛的高科技产业以海洋科技、智能制造等为主导。
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环渤海湾三大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现状中国三大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的特征与问题特征中国三大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呈现多元化的产业结构,各城市群均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等为主导产业的产业集群。
收稿时间:2015-12-10;修回时间:2016-02-22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371005、41001069)作者简介:孙铁山(1978—),男,内蒙古包头人,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经济学。
E-mail:tieshansun@hot⁃ 。
中国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孙铁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中国北京100871)摘要:使用1995—2014年中国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分析其经济集聚水平和空间结构特征演化,并探讨经济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研究发现,三大城市群经济增长过程中集聚水平的变化趋势验证了威廉姆森的倒U 假说。
同时,三大城市群集聚空间结构的演化趋势也显示,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集聚程度之间同样存在倒U 关系,即在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集聚水平提高,经济布局往往呈现出中心城市极化特征,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经济活动趋于分散化的同时,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也会向更加趋于多中心结构的方向演化。
对经济集聚、空间结构演化和地区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经济集聚的确推动了三大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对于京津冀和珠三角主要是围绕中心城市的经济极化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而对于长三角则主要是多中心集聚在推动地区经济增长。
关键词:经济空间集聚;集聚空间结构;地区经济增长;三大城市群中图分类号:F291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462(2016)05-0063-08DOI :10.15957/ki.jjdl.2016.05.009Evolution of Agglomeration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with Economic Growth in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SUN Tie -shan(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China )Abstract: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are threemost well-developed and competitive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China.The study on the long-term spat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of these three regions will help reveal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rend of large metropolitan regions in China.This paper uses the prefecture level city data from 1995to 2014to analyze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agglomeration and its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se three regions,and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agglomeration,changing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se 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regions changed over time with economic growth,and the trends provide the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inverse U curve hypothesis of Williamson.Meanwhile,the evolvement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in these three regions also indicate there exists an inversed U cur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ity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an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gglomeration levels,which means monocentricity will be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ing agglomerat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metropolitan region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development,while with the increas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economic activities tend to be more dispersed as well as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end to be more polycentric.The Granger causality test on economic agglomeration,its spatial structure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shows that economic agglomer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 in three regions,however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the monocentric agglomer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whil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the polycentric agglomeration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conomic growth.Key words:economic agglomeration;spatial structure;regional economic growth;three major metropolitan regions of China第36卷第5期经济地理Vol.36,No.52016年5月ECONOMIC GEOGRAPHY May ,2016随着我国城镇化步伐加快,城市群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以及城镇化的主要载体。
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我国发育最成熟和最具竞争力的三大城市群,对其空间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长时间序列研究有助于揭示我国城市群的发育过程和发展规律,对于推动我国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镇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群是由多个核心城市及与其紧密联系的邻近城镇组成的高度一体化的城市区域,是最有效率和最具竞争力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1]。
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效率性来自集聚经济。
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经济空间集聚与地区经济增长的正相关性已在区域经济研究中被广泛证实[2]。
但随着城市群不断发育,规模不断扩大,过度集聚会造成区域生态环境恶化、资源环境承载力下降、交通拥堵等问题,使城市群空间组织的效率降低。
在集聚经济和不经济共同作用下,城市群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开始演化。
因此,在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空间组织的形态和结构也表现出不同特征[3]。
以往区域经济研究往往关注经济集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但却较少注意经济集聚过程中空间结构演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
经济集聚的空间结构可以视为集聚经济空间分布的结构性(或中心性)特征,如经济活动地理集中所导致的经济中心和次中心的出现,及由此形成的单中心、强中心或多中心空间结构[4]。
1990年代以来,对北美大都市区的实证研究显示,都市区空间增长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集聚空间结构的变化,通过改变单中心聚焦的中心—外围结构,逐步转向分散化集聚的多中心空间结构,有助于持续获取集聚经济效益并避免集聚不经济,从而支撑都市区规模的持续扩张和地区经济增长[5-6]。
因此,合理的空间结构将促进城市群经济增长和健康发展,而不合理的空间结构将可能导致区域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中心城市发展压力过大、区域生态环境恶化等,影响城市群的可持续发展[7]。
目前,对中国三大城市群空间发展的研究大多关注经济活动的集聚—扩散或核心城市的职能分工等[8-9],尚缺少对三大城市群经济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的长时间、系统性研究。
本研究使用1995—2014年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测度城市群经济集聚水平与空间结构特征,分析三大城市群经济空间演化,并探讨经济集聚及其空间结构演化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关系。
1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本文的研究区域是中国三大城市群,即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是我国人口和经济活动最密集的城市区域和经济核心区。
其面积仅占全国的4%,但集中了全国18%的人口和35%的地区生产总值[10]。
长三角城市群所辖区域包括上海、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南通、镇江、扬州、泰州、杭州、宁波、嘉兴、湖州、绍兴、舟山15个城市。
珠三角城市群所辖区域包括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门、中山、东莞、惠州、肇庆9个城市。
京津冀城市群所辖区域包括北京、天津、唐山、保定、廊坊、秦皇岛、沧州、张家口、承德、石家庄10个城市。
1995—2012年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包括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数据。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的人口数据为户籍人口数,在2000年以后与城市常住人口情况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为更准确反映各城市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情况,本研究利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以及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人口数据进行修正。
2013—2014年三大城市群核心城市数据来自各城市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