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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顾之争”似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学家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就在8月28日郎咸平在北京召开“资产流失与国有资产发展研讨会”，并公布“请而未到”的经济学家名单之际，在南方的深圳，吴敬琏、许小年先后发表讲话，回应郎咸平。
作为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全职教授，8月29日，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华南论坛”上，吴敬琏和许小年两位教授结束演讲回答听众提问时，意料之中的“如何看待郎顾之争”引来了吴敬琏的长篇回答，而许小年也针对公司治理结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演讲结束后，《21世纪经济报道》进一步采访了吴敬琏教授。
正确看待国企改革中的问题记者：如何看待“郎顾之争”？吴敬琏：最近我也看到了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我不太理解这场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
郎咸平教授在过去就曾经提到过德隆的问题，最近又提出了科龙的问题，他说科龙在整个转制过程中，出现了新所有者瓜分或者侵吞国有资产的现象。
因为我没有研究，所以无法作出回答，也无法判断郎咸平教授的意见究竟对不对。
而科龙的顾先生已经在香港的法院提出诉讼，我相信香港的司法部门会得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记者：郎咸平教授还提出应该停止国有企业改制，对此你怎么看？吴敬琏：这个观点我不同意。
但是他说的有一条我觉得是对的，就是在国有企业改制中确实出现了蚕食和侵吞国有资产的情况。
我自己也在很久以前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曾经在中纪委的一个干部培训班上作过一个讲话，题目叫《腐败与反腐败的经济学思考》。
其中就提出，腐败的源头在经济制度上的基础，有三种情况：一是寻租，就是行政权力对市场活动的干预造成了寻租的环境；二是利用市场的不完善、制度的不健全、监管的不严格等等，用各种违法违规手段牟取暴利；第三种情况就是在经济体制变动、产权结构变动过程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蚕食和侵吞公共财产。
郎咸平教授如果说的是我们在国企转制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腐败行为，出现了利用权力来盗窃公共财产的行为，那么我们号召全社会跟这种行为作斗争。
吴敬琏：改革需要顶层设计作者：暂无来源：《检察风云》 2011年第4期作为我国市场经济的推行者，吴敬琏近日在多个场合表示，开好“十二五”开局事关重大，关系到今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众所周知，进入21世纪后，吴老—直关注两个命题：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公正法治的现代社会；二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抉择。
日前，本刊特约记者夜访了刚从外地返京的吴老，已是耄耋之年的吴老看上去精神矍铄。
他强调，根据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
政府改革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
新年伊始，作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经济学会执委会成员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已在多个场合表示，2011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必须克服体制障碍，全方位推动改革。
近日，记者受《检察风云》杂志委托，于元月9号在京夜访吴敬琏先生，并就开局之年和法治环境方面请吴老发表他的看法。
吴敬琏和记者谈到，他已经在多个场合都讲到，开好开局事关重大，不但关系到今后5年，而且关系到今后10年，甚至新的30年的发展。
中国是不是能够真正实现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目标，真正腾飞于世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
目前中国发展面临两大难题：一是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叫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早已经走到了尽头；另外一个难题就是腐败的蔓延。
腐败已经侵入了党和政府的肌体，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社会的和谐、稳定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他认为当前要解决两大难题，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即市场化改革，以及与市场化改革相配套的政治改革、社会改革。
吴敬琏进一步阐释，哪些改革我们需要进行呢？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讲得很对，要有顶层设计。
在他看来，“顶层设计”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对于改革的全局，即中国的经济体系、政府职能、法制体系、社会改革要有一个总体的顶层设计。
有几个项目是一定要包括在内的，首先就是国有经济的改革，十五大对国有经济的改革做了非常准确的鉴定，其中包含两个方面：其一、国有经济有进有退，从竞争性部门退出：其二、留下的国有企业要进行制度创新。
吴敬琏：有三个方面的障碍需要解决●意识形态中的苏联模式障碍●特殊既得利益群体的障碍●旧体制所造成的障碍《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张璐晶 | 北京报道2014年2月10日，初雪后的北京风和日丽，钓鱼台国宾馆5号厅内“大腕云集”，“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4年会”召开。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等齐聚一堂。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突破难点，推动改革”。
针对要改革就必须牺牲发展速度、必须付出代价的观点，与会的许多专家认为，改革和经济增长之间不存在必然的替代关系，改革将突破前进道路上的诸多难点问题，将带来收益、带来红利、带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在会场上，吴敬琏几乎是被记者们团团包围。
记者们期望他能回答诸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的关键点和难点，如何防范宏观层面的系统性风险，养老体制改革，房价调控等大家关心的问题。
而论坛前一天，吴敬琏刚结束一个多月的行程从美国回到中国。
论坛主办方担心84岁高龄的他会被时差所累，但吴敬琏不仅听完了全部的演讲和讨论，还身体力行地接受了若干采访并作了大会发言，一直坚持到近晚上7点才离去。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在会议间隙专访了吴敬琏，吴敬琏告诉记者，他在美国的时候去听了一节高中的经济学课，感触很深，人家讲的是最基本的概念，因为经济学就是要研究一些最基本的问题。
“经济学家要做的事情，就是通过我们的研究来帮助政府选定最有效、最迫切需要、最容易见效的措施。
”吴敬琏说。
推进改革，防范系统性风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一系列涉及社会经济、文化各领域体制机制创新的新思路、新举措。
在明确提出改革对象和目的之后，如何设计改革的路径，成为当下最受瞩目的问题。
对此吴敬琏表示，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入口，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设计，大家期盼已久，要用“思想的力量激活经济社会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您认为这其中的关键点和难点在哪里？吴敬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通过以后，大家都感到振奋。
吴敬琏：国有经济改革仍然任重道远吴敬琏2011-01-30在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经济改革采取了国有经济基本不动，在“体制外”寻求发展的战略，即“增量改革战略”。
1976年10月，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被逮捕和“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使中国的发展出现了转机。
随后，中国效法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以“扩大国有企业自主权”为突破口，开始了经济体制的改革。
1980年，“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扩大到6600个，它们的产值占全国预算内工业企业产值的60%、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的70%。
在开始“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的最初几个月，“扩权”显著提高了试点企业职工增产增收的积极性。
但是，这种不改变企业制度而是简单地“放权让利”的做法的局限性很快就表现出来。
拥有某些自主权的企业并未受市场公平竞争的约束，也不处在价格信息的引导之下，因此，企业“积极性”的发挥往往不一定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利用，加之当时对发展工业要求过高过急，很快就造成了总需求失控，财政赤字剧增，经济秩序也陷于混乱。
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试验不成功、国有企业改革找不到方向的情况下，中国领导把取得进展的希望放到了非国有经济方面，力图通过一些变通性的制度安排使民营经济得以破土而出并逐渐发展壮大。
其中最重大的政策举措，是对农村包产到户由禁止到允许的转变。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允许农民根据自愿实行家庭承包制度。
此后仅仅两年时间，家庭承包制，即农民在“包”（即租）来的土地上建立家庭农场的制度就在全国绝大多数地区取代了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
农村经济从此气象一新。
在此基础上，以集体所有制为主的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
从这时起，中国开始采取了一种有别于苏东国家以改革国有企业为主的新战略，或称“增量改革战略”。
这种改革战略的特点是：不在国有经济中采取重大的改革步骤，而是在保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条件下，把改革重点放到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方向去。
改革守望者吴敬琏2013年12月16日《财经》杂志图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
（资料图）吴敬琏：改革守望者‚我们这一代人年轻时候的梦想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国家。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暮年，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推进，这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因为它与每个人的福祉密切相关，也关系着中国的前途与命运‛2008年‚两会‛召开前夕，结束15年政协委员任期的吴敬琏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今后将淡出媒体视野，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上。
从此，政协的舞台上少了一个瘦削的身影，喧嚣的‚两会‛上人们再也听不到他大胆直率的声音。
他女儿曾希望吴敬琏能在退休后重拾年轻时的爱好——木匠。
不过，‚进亦忧，退亦忧‛，沉重的使命感使这位老人不能放松。
他密切守望着中国改革的进程，不时发出警醒世人的声音。
一2008年，中国各地都在筹办庆祝改革开放30周年的活动。
长达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让世界瞩目东方，也让国内洋溢着乐观的气氛，即将举办的北京奥运会更让‚中国崛起‛的舆论悄然兴起。
吴敬琏却提出了警告。
在上海的一次讲演中他直言不讳地说，中国资产泡沫的严重程度已经不亚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和亚洲金融危机前夕的水平，CPI涨幅也超出了温和通胀的水平。
他呼吁宏观当局稳住经济，避免发生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一语成谶。
北京奥运会结束不久，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迅速向世界各国蔓延。
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内需不振，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恶化，中国的出口订单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东南沿海的制造商纷纷倒闭或者减产，火车上挤满了带着被褥返乡的农民工。
2008年四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仅有6.8%，较前三季度锐降三分之一。
吴敬琏认为，金融危机的冲击仅是外因，中国经济困难更多是内因所致。
中国的增长方式一靠要素投入来支撑增长，二靠出口弥补国内需求的不足。
这两大特点使得中国经济难以持续，早在2007年下半年出口企业已经出现经营困难。
回归市场化改革正途作者：吴敬琏来源：《新经济导刊》 2012年第3期文／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现在，有一些人把这种以国有经济主导国民经济、强势政府“驾驭”市场为主要特征的经济体制称为“中国模式”。
他们认为，这种在强势政府掌控下的“半统制、半市场”的政治经济体制，能够正确制定和成功执行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和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创造了北京奥运、高铁建设等种种“奇迹”，而且能够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狂潮中屹立不倒，为发达国家所争羡，足以充当世界各国的楷模。
我不同意这种观点。
惕防“亚洲的戏剧”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是一种既有市场经济因素、又有大量旧体制残余的过渡性的经济体制。
它既可能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前进到法治的市场经济，也可能蜕化为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
正如前面所说，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资源实现的增长不但不能长期维持，而且早晚会造成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
第一，与强势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的体制相适应的粗放增长方式不可持续。
在这种增长方式下，虽然在一段时间内能够依靠政府强制动员和大量投入社会资源，加上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来维持高速增长，但这只是一种短期效应。
近年来，这种增长方式造成的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内需不足、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等问题愈演愈烈。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低估本币汇率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支持经济的高速度增长。
出口贸易刺激了沿海地区加工工业大量引进技术和雇用低工资农民工。
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风光不再。
和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等最先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经历过的情况相同，中国在经历了10来年出口推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效率下降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
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
吴敬琏：政治不改革，经济改革也落实不了82岁的吴敬琏仍然保持着对中国经济最敏锐的触觉和知识分子应有的勇气及胆量。
吴敬琏的好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周书莲曾说过，吴敬琏最大的特点是“执着”，执着在工作、学习、生活……向科学进军、搞市场经济、学英语、学习西方市场经济学、写文章。
也许正是因为执着于自己的信念，吴敬琏从不畏惧在中国改革进行的任何阶段发表自己的见解。
1992年，他向中央建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为经济改革的目标；2000年，他提出要警惕市场经济滑入“权贵资本主义”的泥坑；2001年，他直斥中国股市为“没有规矩的赌场”；近期，他提出“重启改革议程，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吴敬琏多次被推向风口浪尖，甚至常常被误读。
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一直在为“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而奔波，为“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而探究。
今年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
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改革进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推进新阶段，中国经济进入持续快速增长的新时期。
20年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幅提高，成亿人口脱离极贫地位；但同时也积累了相当的社会问题和矛盾，深化改革的迫切性和艰巨性不亚于20年前。
就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中国经济周刊》不久前对吴敬琏进行了专访。
南方谈话也存在遗憾《中国经济周刊》：南方谈话对当下改革的意义何在？吴敬琏：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上世纪90年代初期，整个改革停顿了，经济下滑的趋势无法解决，邓小平南方谈话扭转了这种局势，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改革开放30多年，特别是南方谈话之后的大致10年时间，我国在经济改革上进展是最快的。
当然，近期的一些研究表明，与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相比，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
就像邓小平在1986年说过的，“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 All Rights Reserved.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本刊记者专访P R O M O T E E C O N O M I C D E V E L O P M E N T 重启改革议程促进经济发展———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文/本刊记者李冰漪李静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在经济理论研究上始终鲜明地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主张，是当前倡导改革的旗帜性领军人物。
不久前在天津举办的“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天津论坛”上，本刊记者聆听了吴敬琏先生发表的主旨演讲，并在会议期间专访了这位前辈。
吴敬琏先生就民营经济的现状和发展，中国如何深化改革等问题回答了本刊记者的问。
有数据表明，目前国内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不过3至5年，生存环境极为艰难。
民营企业最关心的，就是如何改善外部大环境，使民营企业健康成长并做大做强。
对此，吴敬琏回答本刊记者提问时说，要解决民营企业生存环境问题，使其做大做强要靠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制度，一方面是企业自己的能力，两个方面是相关联的。
通过制度的优化与完善，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放在同等位置上发展，就会形成比较好的环境，再加上企业自身的努力就可以做好。
为此，他特别强调，作为企业家，不要向权力寻求分一杯羹，这不是企业家的正道。
这样的缺点在于他只站在一个企业的角度，没有考虑到另外一个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企业家也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有权利过问国家体制的好坏。
体制的改革中央已经决定了，要支持这些改革，提出合理建议，一个即使很正确的改革其实也有可以改善的地方。
在当前中国的大环境下，民营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都遇到了困难，而根源众说纷纭，但在吴敬琏看来，这是个长民企困境的根本症结T OR E S T A R TT H E R E F O R M A G E N D A1. All Rights Reserved.02期性的问题，其症结就在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深化改革先把“顶顶层”设计好张璐晶2012-9-5 9:18:54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2年14期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68次提到了“改革”，关于改革的内容也占据了很大篇幅。
改革是中国目前的共识，但具体怎么改，需要什么样的顶层设计，关键在哪里，至今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
3月17日，2012年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了“顶顶层”设计的概念。
吴敬琏认为，过去一年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各地沿用的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投入太多、成本太高，不可持续，主要原因是经济体制障碍没有得到消除，有利于创新和创业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
吴敬琏强调，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强“顶顶层”设计，调整政府与市场间的关系。
具体来说，目前大家都在热烈讨论各个部门的改革，比如金融顶层设计、财税顶层设计。
“但是，有一个问题首先要解决，就是这个‘顶顶层’的设计。
”吴敬琏说。
现在不存在“摸着石头过河”关于“顶顶层”设计，吴敬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是对两个不同方向的选择问题：是要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还是要一个由强势政府控制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是我们面临的关键性问题，也是过去三四年里面争论很大的问题，我认为，现在应该是到了得出结论的时候。
”吴敬琏表示，自己的观点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刘鹤一致，即中国经济的成功并不能归纳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模式的成功，而是要坚持30多年来的改革方向，坚持发展市场经济。
对于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一直没有一个清晰的目标和总体规划，至今还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观点，吴敬琏不认同。
他认为，“1994年外汇改革、财税改革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摸着石头过河”，是在改革初期既没有传统的理论可做依据，也没有现成经验可资借鉴的情况下的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或者叫做“次优选择”。
后来，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制度不断完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还通过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