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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其昌论画全文及释文-回复《董其昌论画》是明代画家董其昌所著的一篇经典文论，也是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重要著作之一。
该文以评价绘画为主题，通过对绘画的要求、技巧和风格进行全面的分析和探讨，为研究中国古代绘画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指南。
下面将对《董其昌论画》的全文和释文进行逐步回答。
全文以"画"为主题，列举了"立意、造势、神韵、画法、结构、章法、点画"等七个方面，详细阐述了画家应该如何把握这些要素，以及如何运用不同的技巧和手法来表达艺术的内涵。
首先，董其昌在文章中提到了"立意"这个重要的方面。
他认为，绘画作品应该有一个深远的主题和思想，以及独特的艺术情感。
画家应该通过自己对人生、自然和社会的深入思考，塑造出有内涵的艺术形象。
同时，董其昌还强调，立意不能空泛，应该具体而富有个性。
其次，董其昌讲到了"造势"。
在他看来，画家应该善于扭转和变形，脱离常态，从而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形象。
他提到了"变态"和"奇方"两个词，这表明画家应该具备突破常规的能力，运用夸张和变幻的手法，使画面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
第三，董其昌强调了"神韵"这个要素。
他认为，绘画应该能够表现出生动而有力的形象，以及独特的精神风貌。
画家应该注重形神合一，通过丰富细腻的表现手法，使画作更具灵性和内涵。
董其昌还提到了"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原则，这表明画家要善于运用节奏感和韵律感，创造出动静结合的艺术效果。
接下来，董其昌谈到了"画法"。
他认为，画家应该熟悉各种画法和技巧，包括"骨韵法"、"墨韵法"和"笔韵法"等，以及对色彩、线条和质感的掌握。
董其昌还提到了"文理精丽"和"形体贯虞"的原则，这表明画家要注重形象的准确和细腻的表现。
总是走在时代前沿：从绘画名品看上海人董其昌的仿古迷幻！明末书画大家董其昌是一位看似老派、实则大胆实验的创作者，将中国文人画的精神与实践发挥到极致。
他本身是兼擅哲学、诗文、书画的全方位文人，也是一位通晓中国艺术史的书画鉴赏家，现今珍藏于博物馆内的许多古代名迹都经他亲手展阅、甚至题跋，这些珍贵的大师手笔启发了他，也提升了他作品的鉴赏难度，塑造出文化菁英专属的赏画趣味。
董其昌是松江府上海县人，34岁时考取进士，顺利谋得朝廷官职，任职于翰林院。
尔后历经官场风雨起伏，曾一度辞官退隐，却又再度出仕，坚持到80岁以太子太保一品官职退休。
然而，在知己好友陈继儒的眼中，他是“少无宦情，老无媚骨”的人，后代研究学者则称他为“热衷艺事，冷感政治”的“朝服山人”。
身在官职却心在艺术的他，在北京任职时便密切与藏家接触，购藏珍贵的古代名迹，亦经常利用公务旅行之便，四处搜罗、观览书画作品，游遍山水胜景，为他的艺术创作奠定了丰厚的基础。
他大量阅览古代名作以开拓眼界，同时也是一位用功的研究者，建立了“南宗”大师笔墨的风格系统，将文人画的地位推至巅峰。
画外之境董其昌虽长时间身负官职，他的几位好友却多是退隐的士大夫，过着无拘无束、醉心文艺的隐居生活。
董其昌也不断在作品中建构他心中的世外桃源，同时进行创作实验，试图将外在风格与内在情感连结，诠释不同的画意。
董其昌，《婉娈草堂图》，明代，私人收藏《婉娈草堂图》──王维魂《婉娈草堂图》是董其昌传世纪年作品中相当早的一件，作于1597年43岁时。
董其昌于农历十月深秋之时至华亭地区拜访好友陈继儒。
陈继儒很早便放弃了对仕途的追求，他在昆山读书台有一座隐居书斋“婉娈草堂”，董其昌于临别时作此画。
这次他是趁前往南昌的公务之旅，于回程刻意绕道，在松江地区停留了好一段时间，其间他又趁机收得数件北宋名迹，并于藏家处再次得见郭忠恕摹王维的《辋川图》。
董氏此时期对于王维风格的探索，主要来自《江山雪霁》与郭忠恕摹王维《辋川图》，他两次至杭州藏家处观览郭氏的摹本《辋川图》，还曾向另一位藏家冯开之借观《江山雪霁》一图长达一年，对王维画风有长时间而深入的观察体会。
《董其昌：文人画的禅意与诗意》在中国艺术的长河中，董其昌以其独特的书画艺术成就，成为了晚明文人画的代表人物。
他的艺术创作不仅体现了深厚的文人情怀，更蕴含了丰富的禅宗哲学思想。
本文将深入探讨董其昌的艺术世界，揭示其作品中的禅意与诗意。
一、董其昌的艺术背景董其昌，字玄宰，号思白，明代著名书画家、鉴赏家。
他出生于上海的一个望族，自幼聪明好学，但在家境贫寒的条件下，他凭借自身的努力和才华，逐渐在艺术领域崭露头角。
董其昌的一生，经历了从寒门学子到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的转变，他的政治生涯与艺术创作相辅相成，共同塑造了他独特的艺术风格。
二、文人画的禅意追求董其昌的绘画作品，深受禅宗思想的影响。
他提倡“以禅入画”，追求一种超脱世俗、返璞归真的艺术境界。
在他的画作中，常常可以看到山水、树木、云雾等自然元素的精妙运用，这些元素不仅构成了画面的主体，更蕴含了深远的禅意。
董其昌通过这些自然景物的描绘，表达了他对生命、自然和宇宙的理解与感悟。
三、诗意的融合与表现除了禅意的追求，董其昌的书画作品还充满了诗意。
他善于从古典诗词中汲取灵感，将诗的意境与画的景象巧妙结合，创作出一幅幅充满诗意的艺术佳作。
在他的笔下，山水不再是简单的自然景观，而是充满了情感和哲理的艺术表达。
这种诗意的融合，使得董其昌的画作具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更为深刻的艺术魅力。
四、书画鉴定的心性学董其昌在书画鉴定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
他提出了“心性学”的概念，强调在鉴定书画作品时，不仅要关注作品的笔墨技巧和艺术风格，更要深入探究艺术家的心性与情感。
这种心性学的鉴定方法，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书画作品的内在价值和艺术真谛。
五、董其昌的艺术影响董其昌的艺术成就，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书画作品，不仅在当时受到了广泛的赞誉，更在后世被无数艺术家奉为经典。
董其昌的艺术理念和创作方法，为文人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借鉴。
结语董其昌的艺术世界，是文人画的一座宝库。
董其昌天真烂漫是吾师天真烂漫是吾师“天真烂漫是吾师”，语出董其昌。
一个艺术家身上可贵的是什么。
或许，就是这颗“天真烂漫”的心。
董其昌以“天真烂漫是吾师”来构建他的线条和云山，呈现生命的本真，直入性地。
他的笔法“生”、意境“淡”、布局“拙”，不能不说，是他刻意经营的。
对他来说，“生”，乃熟外之生;“淡”，是绚烂之前归于淡;“拙”，亦是赶超圆熟以后的“拙”。
没有像他这样的对笔墨的把控能力，根本无法掌控局面。
可是，黄公望终归是个有董其昌争议的人，在他的道德和表现力艺术造诣之间。
王季迁先生收藏了董其昌的一些书画作品，他也甚为推崇尤为董其昌的书画。
在徐小虎写的《听书画作品王季迁谈中国书画的笔墨》中，我们昌明看到王季迁先生的为难。
他说：是的，他(董其昌)的画极雅，学问很高，书法是一流的，笔墨在绘画中也是第一等的，但是长瓣他可能不是个真正的君子。
很高董其昌的气色一定也很复杂。
幸亏听听他听来不及后人对他一生的点评。
他一生的名誉随着民抄董宦而被世人诟病。
那是嘉庆四十四年(1616)春，数千江南民众围抄董其昌董其昌家，董府几乎完全陷入火海，他的大部分收藏也被洗劫一空。
据传此事的导火线为董其昌令其子强抢民女为其妾。
有称董其昌为官多年，占有良田万顷，荒淫奢侈，横行乡里，民众早有积怨。
此后，有四年时间，董其昌惶惶然避难各地。
多年前，倪瓒散尽千金，住在舟船之中。
如今，董其昌也只能被迫在舟船中度日，或者漂游在江南地区的水路中所，有时也普莱邦朋友家中避祸。
而他此时创作的数以千计书画作品，大多也是为了生存，或酬谢收留他的友人，以应对家族面临的灭顶之灾。
这位倡“南北宗论”，“华亭画派”的杰出代表，他的仕途经历了明万历、天启、崇祯三帝，可谓“三进三退”，风云跌宕。
有称其“腾挪闪跃”，或“善打太极”，“左右逢源”，以京官与名士的暧昧关系双重身份周旋于社交场合，在仕宦阶层中谦逊超迈，得以成为艺术巨擘。
这话有失公允。
因为，董其昌艺术上的成就是无可非议的。
阅读下面的文言文，完成文后题目。
董其昌，字玄宰，松江华亭人。
举万历十七年进士，改庶吉士。
礼部侍郎田一俊以教习卒官，其昌请假，走数千里，护其丧归葬。
还授编修。
皇长子出阁，充讲官，因事启沃，皇长子每目属之。
坐失执政意，出为湖广副使，移疾归。
起故官，督湖广学政，不徇请嘱，为势家所怨，嗾①生儒数百人鼓噪，毁其公署。
其昌即拜疏求去，帝不许，而令所司按治，其昌卒谢事归。
光宗立，问：“旧讲官董先生安在？”乃召为太常少卿，掌国子司业事。
天启二年擢本寺卿，兼侍读学士。
时修《神宗实录》，命往南方采辑先朝章疏及遗事，其昌广搜博征，录成三百本。
又采留中之疏切于国本、藩封、人才、风俗、河渠、食货、吏治、边防者，别为四十卷。
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以笔断。
书成表进，有诏褒美，宣付史馆。
五年正月拜南京礼部尚书。
时政在奄竖，党祸酷烈。
其昌深自引远，逾年请告归。
崇祯四年起故官，掌詹事府事。
居三年，屡疏乞休，诏加太子太保致仕。
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三。
赠太子太傅。
福王时，谥文敏。
其昌天才俊逸，少负重名。
初，华亭自沈度、沈粲以后，南安知府张弼、詹事陆深、布政莫如忠及子是龙皆以善书称。
其昌后出，超越诸家，始以宋米芾为宗。
后自成一家，名闻外国。
其画集宋、元诸家之长，行以己意，潇洒生动,非人力所及也。
四方金石之刻，得其制作手书，以为二绝。
造请无虚日，尺素短札，流布人间，争购宝之。
精于品题，收藏家得片语只字以为重。
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
（选自《明史》，有删改）（注）①嗾：唆使。
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正确的一项是（）A．董其昌，万历年间的进士，著名的书画家，早年学习米芾，后来自成一家，名闻天下，为当时的人所追捧。
B．董其昌曾做过太子的讲官，在给太子讲书的时候借史实对太子进行启发诱导，而太子每次都认真听讲。
C．董其昌没有按执政大臣的要求做事，被外调为湖广副使，生气的他唆使几百个儒生闹事，后来请求调离。
D．董其昌没有成名前，华亭这个地方有很多擅长绘画的人，董其昌后来居上，以至每天都有人来求他的作品。
明朝时期著名书画大师董其昌五十五幅经典书法名帖赏析琴棋书画，古代被称作文房四艺，是文人墨客颇为称许的娱乐活动，古人认为，抚琴、弈棋、写字、作画，或者只是听琴、观棋、赏字、阅画，领会诗情画意，能赏心悦目，陶冶情操，有益于健康和长寿。
明朝时期出现的那些生活用品、山川河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科技水平，结合字画年代背景的记载，赏字更是别有一番趣味。
——题记1368朱元璋称帝，建立大明，1387年平定辽东，实现统一（1368年～1644年）。
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二百七十六年。
为稳固统治，明朝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同时加紧了思想控制。
致使明代文化，始终处于非常紧张的冲突对立状态，是我国思想史上斗争颇为酷烈的一个时期。
明代行草书的社会需求与前此其他时代已经有了不同。
明代建筑趋于高大，同时商人阶层日渐庞大，附庸风雅的愿望颇高，这使得对挂轴一类作品的需求渐多，书法作品渐渐由案头走上墙头，书法家们籍此作出了许多探索，使传统行草逐渐发展出一些新的技巧和风格。
明初书法，先承元朝而下，基本继承的是元代的典型书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国势承平，复以文章翰墨粉饰治具，培养了一批御用书家，遂使台阁书风兴起。
刻帖一定程度上对书法的普及起着重要作用。
明成祖时，大力复兴文化，招募擅长书法的人，并授予中书舍人的官职。
这也进一步推动了习书之风。
明中叶，江浙一代经济逐渐发展，文化也因之而起，成为书法的核心地区。
一些文人淡于仕进，优游文艺，逐渐成为具有一定职业化特征的书画家，以出售书画为生。
这使其创作目的、风格追求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一些变化，“文人化”的清雅气息逐渐有所减弱，而好异尚奇之风逐渐兴起。
书法艺术得到长足的发展，当时出现了一大批雄视一时的书法家。
以李东阳、沈周、吴宽为代表；正德、嘉靖时期以吴门书法为主体的真正代表明代中期书法的又一书法昌盛时期。
以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人为代表。
晚明时期，国家内部的政治、文化斗争日趋尖锐，从心学中衍生的个性解放思想蓬勃发展，而外来的军事压力也渐渐增大，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心理，并进一步影响了文艺活动。
生平：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号思白、香光居士。
汉族，松江华亭(今上海闵行区马桥)人，明代书画家。
万历十七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南京礼部尚书，卒后谥"文敏"。
书法地位：董其昌擅画山水，笔致清秀中和，恬静疏旷;用墨明洁隽朗，温敦淡荡;青绿设色，古朴典雅。
以佛家禅宗喻画，倡"南北宗"论，为"华亭画派"杰出代表，兼有"颜骨赵姿"之美。
其画及画论对明末清初画坛影响甚大。
书法出入晋唐，自成一格，能诗文。
师从：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
奇闻轶事：
袁董奇缘：睢阳(今河南睢县，明代属归德府睢州)的袁可立比云间(上海松江)的董其昌小七岁，但董其昌总是对袁可立谦称为"弟"，两者的家乡相距千里，却能同窗共读成为同年知交。
王溢嘉在《中国人的心灵图谱》中引述清代的《秋灯丛话·梦与袁可立同科》:睢州(应为华亭)有一位老儒生(董其昌)屡试不第，心情十分郁闷。
有一天晚上，忽然梦见神人前来告诉他说:"你要等待袁可立和你同考，才有希望上榜"。
他梦醒后觉得非常奇怪，于是到各地学堂逐一查访，终于找到袁可立。
在知道袁可立家中贫穷恐无力上进后，就将袁可立带回家中亲自课读。
到袁可立二十多岁时，两人一起参加考试，结果在乡试和会试中都果然中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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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人物：
书法作品：
书画作品。
浅读董其昌摘要：《兰亭序》不仅贯穿他一生的书斋生活，而且在他形成个人书风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他的书风主要以《兰亭序》的艺术要素为核心元素，并杂糅钟繇、二王、杨凝式、虞世南、颜真卿、米芾、赵孟頫等历代大家而成。
因此，如果说《官奴帖》是是使董其昌顿悟王羲之笔法的最重要的法帖，那么《兰亭序》则是他洞悟王羲之书法神韵的最重要的法帖。
关键词：《兰亭序》、董其昌、书风、王羲之一据文献记载，《兰亭序》（如附图1）是在公元353年（即东晋的永和九年），王羲之与当时的名士在会稽山游玩，并在游玩尽兴之时，写下来《兰亭序》。
但直至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出现时，《兰亭序》才被公之于世。
正式因为从永和九年到梁刘孝标的《<世说新语>注》出现之间的一百六十多年没有文献记载引发了后世对《兰亭序》真伪的激烈争辩，也正是如此，才会出现当今的兰亭论辩，称为书法界的一大焦点。
但是，兰亭序对后世的书法家都有重大的影响。
东晋书法家，字逸少，号澹斋，汉族，祖籍琅琊，后迁居会稽（绍兴），写下《兰亭集序》，晚年隐居会稽下辖剡县金庭，中国东晋书法家，有书圣之称。
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
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人称“王右军”、“王会稽”。
其子王献之书法亦佳，世人合称为“二王”。
此后历代王氏家族书法人才辈出。
东晋升平五年卒，葬于金庭瀑布山（又称紫藤山），其五世孙衡舍宅为金庭观，遗址犹存。
王羲之代表作品有：楷书《黄庭经》、《乐毅论》、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兰亭集序》、《初月帖》等。
其中，《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作“天下第一行书”。
王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
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
”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
传说王羲之小的时候苦练书法，日久，用于清洗毛笔的池塘水都变成墨色。
后人评曰：“飘若游云，矫若惊龙”、“龙跳天门，虎卧凰阁”、“天质自然，丰神盖代”，被后人誉为“书圣”。
有关于他的成语有：入木三分、东床快婿……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
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
唐代的欧阳询、虞世南、诸遂良、薛稷、和颜真卿、柳公权，五代的杨凝式，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这些历代书法名家对王羲之心悦诚服，推崇备至，因而他有“书圣”美誉。
三董其昌（1555~1636年）字悬宰，又号思白，又称香光居士，松江华亭人（今属上海市）。
官至南京礼部尚书，谥文敏。
有《容台文集》九卷、诗集四卷、别集四卷，与《画禅室随笔》、《筠轩清秘录》、《学科考略》等并行于世，是明代著名的书法家、画家、书画鉴赏家兼书画理论家。
董其昌精于书画鉴赏，收藏很多名家作品，在书画理论方面论著颇多，其“南北宗”的画论对晚明以后的画坛影响深远。
工书法，自谓于率易中得之，对后世书法影响很大。
其书画创作讲求追摹古人，但并不泥古不化，在笔墨的运用上追求先熟后生的效果，拙中带秀，体现出文人创作中平淡天真的个性。
加之他当时显赫的政治地位，其书画风格名重当世，并成为明代艺坛的主流。
四明代像宋代一样也是帖学大盛的一代。
法帖传刻十分活跃。
其中著名的有常姓翻刻《淳化阁帖》于泉州的《泉州帖》；董其昌刻的《戏鸿堂帖》；文征明刻的《停云馆帖》；华东沙刻《真赏斋帖》；陈眉公刻苏东坡书为《晚香堂帖》等。
其中《真赏斋帖》可谓明代法帖的代表。
《停云馆帖》收有从晋至明历代名家的墨宝，可谓从帖之大成。
由于士大夫清玩风气和帖学的盛行，影响书法创作，所以，整个明代书体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汉北朝，篆、隶、八分及魏体作品几乎绝迹，而楷书皆以纤巧秀丽为美。
至永乐、正统年间，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先后入直翰林院和文渊阁，写了大量的制诰碑版，以姿媚匀整为工，号称“博大昌明之体”，即“台阁体”。
士子为求干禄也竞相摹习，横平竖直十分拘谨，缺乏生气，使书法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
明代近三百年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有造诣的大家，但纵观整朝没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
所以，近代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总结说：“有明一代，操觚谈艺者，率皆剽窃摹拟，无何创制。
”所以，从明代书法史上看，后期出现的董其昌是明代帖学集大成者。
他看到书法走向离经叛道的趋势，但，他本人素养很高，一直走的是地道士大夫模式，站在正统立场反对反叛。
于是他开始做复古的努力，上溯米芾，再上承王羲之，以地道的松散的士大夫阶层的格调，提出了一个无为的标准，以迎合明代士大夫的典型心理。
这是书法审美的重大转变，“古淡、闲适、轻松、淳雅”的主张让他成为了代表性的大家。
所以董其昌的书法是复古的，但相对于吴门书派和徐渭的狂放而言却又是新的，他俨然成为了当时的代表，追随者不计其数，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
他的风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历史人物，在中国书画史上起到了导向作用，而是二王传统的最后一位大师。
董其昌的一生都与《兰亭序》有解不开的缘分，他是明代最早与开皇本发生关系的任务之一。
董其昌在万里丁酉(1597)四十三岁时，在高士深处看到一个开皇本并题跋云：《禊帖》虽出于文皇之世，仍隋开皇时已自刻石。
此本实萧翼之间谍智果、辩才之仇也。
尤延之、王顺伯诸公见此，必不聚讼于《定武》；赵子固见此，必不舍命昇山；子昂见此，汝不盘旋于独孤、东屏之二本，而十三、十七题跋不置。
顾余何人，遘此奇宝！后举者胜，岂非生平快哉！高鸿胪博雅好古，多藏名人真迹，余以报命严程，恨不能临写《兰亭》一过，如庆喜阿阁佛耳。
董其昌所题本流传至今，现藏辽宁博物馆，原为清宫旧物宋拓本，原没有界栏，后任增画朱丝栏。
有“开皇十八年”字样，为典型开皇本风格。
在董其昌题跋之后约十八年，万历乙卯（1615）他终于得到此本，有后一行题识为证。
董似乎深信此本是隋时刻本，在另一题跋中提到此本时，称“余收开皇本，是隋时刻者。
”其实，关于开皇本的真实性，婧翁方纲考证，开皇十八年之《兰亭》刻本，恐怕是子虚乌有的。
可见，作为一名书画鉴赏家，董其昌对《兰亭集序》的喜爱。
“古淡、闲适、轻松、淳雅”绝对可以算是董其昌的书法特征了。
他曾有“少而工, 老而淡, 淡胜工”的体会, 把书法风格的“清淡”, 作为美的极致。
清淡来源于墨色, 董其昌采用淡墨进行艺术创作, 形成与众不同的创作方式, 在他的作品中不少是通篇淡墨, 尽管淡如清烟, 恍如白色, 作品依然精神弥足。
通过淡、秀的审美特征, 还可以注意到他那高超的用笔技巧。
他在用笔、结字、章法与用墨等技巧上完善自己, 而使平淡、真率意境的审美理想得以实现。
关于用笔之决, 董其昌认为“须悟后可学”, 他正是在常人不易弄懂的笔法关键处, 将悟到的瞬间感觉表现于笔下,进而在长期的实践中完善自己的笔法, 在明代普遍忽略笔法而强调势态的书坛, 他对笔法的重视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董其昌创造的以秀逸、淡远、爽俊为美学特征的书风, 在其身前、身后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他七十前后, 书法已威振朝野, 驰名遐迩, 高丽、琉球使者求之不绝, 他的书法传入朝鲜后效仿者甚多。
入清后的华亭派, 实际上是董派的化身, 由于舍去籍贯的尺标而均以董书为追求目标, 所以此派的流派特征更加明确起来。
在清初的遗民书画家中, 查士标、担当、沈荃皆师承或追踪董其昌,甚至像傅山、八大山人这样个性强烈的书画家, 其书法都初学董其昌, 并因此获得良好的基础。
满清政权进入北京后, 通过各种做法来稳定统治秩序, 争取民众对新政权的认可合作明清之际的书法艺术随着它的创作主体———文人大夫与新政权的逐渐合作, 呈现出平稳过度的态势。
因而在清政权建立以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 其主要书法风格仍然是明代书风的延续。
董其昌在明末的显赫声望和地位, 使得其书风在清初已发展成流行书体。
康熙帝对董书的酷爱以及他所称赏和宠用的, 都是学董而能神似的书家。
这一事实也使那些想在仕途上有所收获的士子和官僚们不得不投其所好, 遂使董书和学董之势在整个康熙一朝兴盛不衰。
因此,尽管有些书家并非一生完全模仿董书的面貌, 但幼年习书时从董书入手,长期受董氏审美趣味熏陶, 尤其是对董氏书学理论和审美取向的认同和继承, 使得这些书家不管临习何种风格的碑体, 都无法彻底摆脱董氏藩篱, 形成真正的新风格。
明代末年受董其昌影响的画家势头要远胜于书家, 其中原因也许与晚明个性解放思潮有关。
在董其昌风靡朝野之时, 北有邢同, 南有张瑞图,继而黄道周, 倪元璐各领风骚, 都冲淡了对董书的崇拜。
董书的真正风靡是到清代康熙年间, 因帝王的推重而东山再起。
董其昌因精通禅学, 他将当时人们所能认识到的问题用禅家“南北宗”作喻, 反映了历代文人一贯思想, 此论一出, 即成为主流, 影响颇大。
五一般而言，书家本人没有足够的勇气和自信是难以拿自己和古人对比的。
显然，认识自己比认识古人难，评断自己比评断古人更难。
倘若对自己的历史价值和历史缺陷没有足够的认知，艺术家往往会迷失自我。
成功的艺术家总是在不断的否定与肯定中走向成功的。
董其昌的自我比较意识决定了他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充满了智慧和自信，值得当代艺术家思量。
他对于自己的小楷书与行书进行了纵向的历史比较和自我评价，十分自信也十分清醒。
他说：“吾书无所不临仿，最得意在小楷书，而懒于拈笔。
但以行草行世，亦都非作意书，第率尔酬应耳。
若使当其合处，便不能追踪晋宋，断不在唐人后乘也。
”拿自己与赵孟頫比较，是董其昌多年来一直的心愿。
无论在《画禅室随笔》还是《容台集》中他都喜欢拿自己与赵孟頫比较。
从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董其昌内心深处的“稍胜一筹”的心态。
他在《画禅室随笔》中谈道：“吾于书似可直接赵文敏，第少生耳。
而子昂之熟，又不如吾有秀润之气。
唯不能多书，以此让吴兴一筹。
”总的来说，赵孟頫作为已经定论的顶级书家，董其昌并没有拜倒，而是从各个角度进行有力比较，得出自己的书法面貌以“秀”胜出，也由此给予了自己准确的历史定位。
晚明书坛风起云涌，各路书家个性突兀、性灵独抒，筑起了书法史的又一座高峰。
董其昌在清醒的比较意识下，寻找自身个性与历史的契合点，与晚明浪漫书风拉开了差距，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进入清前中期，董其昌与赵孟頫并列登上了时代高峰，也成为董其昌书法最为辉煌的时代。
从董其昌书学思想而言，其中透视的比较意识对于当代书法理论与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
六董其昌从二王和《兰亭集序》中汲取了笔法精髓，而且从古代的大家的长处，从钟王到颜、柳，从怀素到杨凝式、米芾，直至元代的赵孟頫，他都能够集各家所长，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愿意拿自己和自己、古人作比较，就是这样在不断的发现自己的短处，更改自己的短处，取别人所长，补自己所短，才会有深厚的书法底蕴，加之特殊的禅学修养，形成独特的书风，“淡、生、秀”，直至于此才成为明代的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