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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一词，最早是费孝通先生从英文Community 翻译，可以理解为社会生活“共同体”。
社区从寓义出发，本身就讲究“在地扎根”。
在地化取向的社区建设，与大陆街道和居委会常说的“属地管理”都强调因地制宜。
台北芦荻社区大学，采取“在地扎根”发展模式，成功渡过公共危机，显示强大的生命力。
台湾地区社区发展的主轴是社区发展协会，其网络关系大致是：县/市“政府”“社会局”———乡/ 镇/ 市公所“社会课”（“课”相当于“科”）———里/ 邻办公室———社区发展协会。
里或邻办公室是台湾地区基层社区自治组织，其职能类似于我们的社区居委会。
不同的是，里或邻办公室不直接参与社区建设，而是由社区发展协会具体推动。
以台北县三峡镇忠孝社区发展协会为例说明：经三峡镇公所考量，由三峡、秀川、永馆、鸢山四里组成忠孝社区，从面积而言，此社区接近于广州市一个中等的街道。
忠孝社区发展协会通过召开成立大会产生，经台北县“政府”核准成立，采用会员大会的组织架构，会长由选举产生。
社区发展协会不承担“政府”下派的职能，从事建构社区福利、关怀弱势族群及推广当地旅游等事务。
协会经费政府资助占78%，社福活动收入占6%，会费收入占11%。
袁德润，台湾社会工作发展与草根NGO1965年制定的“民生主义现阶段社会政策”，实施平均地权所征收的地价税，设立了社会福利基金，专供办理本项政策所列出的社会保险、国民就业、社会救助、国民住宅、社会福利服务、社会教育以及社区发展等七大项社会福利措施。
1974年高雄也设立“家庭协谈中心”，专门“商谈”，调解家庭纠纷以及家庭生活教育、家庭社会环境改善的咨询服务。
70年代开始了社工员实验计划，业务重点在于社区工作和贫户辅导，1975年台湾省卫生处在全省成立5个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均配有社会工作员。
1998年开始选定实验地区示范办理，加强社会福利社区化的实施，激发了社区居民的自助互助、结合潜在的福利服务供给者，并以团队方式共同开展福利和社会工作。
台湾“社区规划师”制度下的社区发展与启示作者：王黎明来源：《中国房地产业》 2018年第24期【摘要】随着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中国的城市更新也将由大规模建设转向存量建筑的更新。
20 世纪60 年代，欧美等国家“社区规划师”开始出现，并成为社区规划中不可或缺的更新力量，社区规划师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者，是社会争取公平和关注弱势群体的重要手段，台湾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得成功，并可以作为中国社区发展更新的参考。
【关键词】社区发展；城市更新；社区规划师；公众参与20 世纪60 年代，欧美等国家“社区规划师”开始出现，并成为社区规划中不可或缺的更新力量，社区规划师是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调者，是社会争取公平和关注弱势群体的重要手段。
台湾地区在20 世纪的90 年代初期引入了社区规划师的制度，积极响应社区居民的需求，“社区规划师”制度逐步得以确立。
在台湾许多街区，社区，街道的改建更新中都存在着社区规划师，其目的在于，通过权力的下放，实现社区的发展转型，推动自下而上的社区发展力量。
1、台湾社区营造更新中的公众参与发展早期约80 年代，台北开始推动都市设计中的民众参与，此时的参与状况大多是单向的、部分的，一般民众很少有机会实际参与规划设计的过程，透过官方或规划单位所举办的公听会、说明会或民意调查等方式来了解规划内容或发表意见。
90 年代，台湾地区的社区规划中的公众参与兴起，出于对环境的改善以及对于民众自我意识增强，在1995 年启动的台北《社区环境改造计画》中，政府鼓励市民进行主动提出改造计划，在改造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协助市民与政府部门对其进行商讨，改造符合民心的社会公共空间，打造适宜居住的人性化的新城市，最终由政府进行落实。
随之市民的公众参与意识的觉醒，累计四五年经验后，台北市区的“社区规划师”制度在市民的积极推动下以及政府的支持下得以建立，在发起之初，由社区组织的起来的居民社会组织是有典型的民主社会基础发展而来，逐渐演变成了一种自下而上而发起的公众参与机制。
台湾地区国家公园社区规划初探作者：罗亚文魏民来源：《中国城市林业》2018年第02期摘要：我国台湾地区的国家公园在解决社区问题与建立伙伴关系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与实践，对于解决大陆地区保护地的社区问题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文章针对台湾地区国家公园与社区之间互动关系的3个阶段展开分析，梳理出相关社区规划的4个层次和5个方面的内容，以期总结台湾地区国家公园社区规划的特点及其启示。
关键词：规划，社区，保护地，国家公园，台湾地区社区问题是当前国际保护地领域关注的重点，也是我国风景区和自然保护区管理面临的难题，传统“排除式”的规划与管理思维显现出诸多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保护地与社区的管理处于割裂状态，管理部门将社区视为资源保护的负面因素实行消极管制，无法有效调节保护地与社区的矛盾关系。
我国台湾地区1972年颁布《国家公园法》，1982年起陆续公告成立9座国家公园，并于2010年12月台湾修订国家公园法，新增国家自然公园体系。
台湾地区国家公园的经营管理由政府主导的“排除式”管理逐步转向重视社区力量的“参与式”管理，在建构社区关系与解决社区问题方面进行了大量探索与实践，在我国建设美丽乡村与构建国家公园体制的背景下，对于解决大陆地区保护地社区问题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台湾地区国家公园在规划管理体系中涉及大量的社区管控内容，但并未明确提出“社区规划”这一概念，“国家公园社区规划”可定义为面向国家公园社区管理的综合性规划，“社区”包括位于国家公园边界范围以内的社区以及与国家公园关系密切的周边社区。
1 台湾地区国家公园及其社区概况1.1 国家公园社区概况台湾地区国家公园所涉及的社区以乡村聚落为主，依据其类型不同，社区居民情况具有较为鲜明的特征。
垦丁、阳明山、金门3座都市游憩型国家公园与城镇关系较为密切，园区人口密度较高，其中金门国家公园范围内有12个传统聚落：玉山、太鲁阁、雪霸3座高山型国家公园，园区内人口数量较少，以原住民聚落为主，分别涉及布农族、太鲁阁族与泰雅族的原住民保留地，其面积占据国家公园陆域面积的2.42%，0.56%，0.06%。
1041.从“政府规划师”到“社区规划师”：背景·实践·挑战――以深圳为例（吴丹王卫城）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中原农村社区力量的崛起，城市规划开始关注和吸纳社区诉求，同时由于规划编制对象从新增建设用地转向存量建设用地，规划师的角色从物质规划转向利益调节，这些背景都导致了我国社区规划师的产生。
结合英国、美国、台湾及国内成都等地区的实践，本文着重分析了深圳社区规划师的五种实践模式，包括行政力量提纲型，行政力量主导、专业技术人员担纲型，社区主动发起、行政力量引导型，城市更新驱动型，及中介机构与社区联合型，并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及面临的挑战。
最后，本文讨论了我国社区规划师与政治、社会实现良性互动的决定因素。
关键词：城市规划社区政府规划师社区规划师1 引言本文所指的“政府规划师”，即计划经济体制中的传统规划编制与管理体系下的规划师群体。
这类规划师往往具有机关事业编制的，领取财政工资，受雇于政府，其规划编制形式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随着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规划设计市场的逐步放开，事业单位开始改革，规划委托主体多元化，规划师职业开始分化，在传统的政府规划师之外，逐步衍生出社区规划师群体。
“社区规划师”并不是一个统一的代称，由于社会经济状况、政治制度及规划体系各异，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其不同的定位和形式。
陈有川（2001）从受雇部门、工作目标、工作内容等方面，将我国未来规划师的角色分为政府规划师、执业规划师和社区规划师三种，认为社区规划师是致力于社区管理、社区更新和社区复兴等事项的管理型规划人员，也是城市街道机构的政府规划师。
社区规划师的职业目标是在不妨碍城市整体长期利益的基础上，为本社区谋求长远利益和最大利益。
该种定义可视为一种狭义的界定，即在受雇部门、工作目标、工作内容上严格满足条件的人员，但广义上，只要其工作目标是为本社区谋求长远利益和最大利益的规划师，皆可视为社区规划师。
在我国，社区规划师仍然是一种新兴事物，因此，本文讨论的是广义上的社区规划师实践，力图结合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实践，以深圳地区为例，分析我国规划师职业分化过程及其反映的城市规划趋势。
文化认同：二战后台湾乡村社区发展演变及启示作者：赵丽丽王国恩张媛媛来源：《小城镇建设》2020年第04期摘要：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到乡村振兴战略，大陆乡村建设逐渐从注重物质空间改造向非物质领域的文化复兴转变，这与台湾乡村在二战后从以基层民生建设为主的社区发展到重视文化建设和认同感凝聚的社区营造的演变历程十分相似。
本文尝试回顾二战后台湾乡村从社区发展到社区营造的公共政策演变及其文化建设的发展历程，归纳总结台湾乡村社区文化认同的内涵是从“静态保护”到“动态活化”的社区融合、从“感官体验”到“价值培育”的深层治理，借此探索大陆乡村建设的文化发展策略：构建“自下而上”、多元联动的乡村治理体系；依托当地资源，发掘具有“地方精神”的乡村特性；“以人为本”，重塑社区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以期为大陆乡村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乡村建設；社区发展；社区营造；文化认同；台湾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4.004 中图分类号：TU982.29文章编号：1009-1483（2020）04-0019-06 文献标识码：ACultural Identity： The Evolu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Taiwan Rural Community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ZHAO Lili， WANG Guoen， ZHANG Yuanyuan[Abstract] From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construction to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rural construction in mainland China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focusing on material space transformation to cultural revival in non-material field. It is very similar to the evolution proces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Taiwan after World War II which changes from community development based on grass-roots people’s livelihood construction to community empowerment focusing on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identity cohes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iew the evolution of public policy and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 rural areas in Taiwan from community development to community empowerment after World War II， and to summarize the connot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rural communities of Taiwan from "static protection" to "dynamic activation" in community integration，and from "sensory experience" to "value cultivation" in deep governance. It explores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rural construction in mainland China： constructing a "bottom-up" and multi-linkag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relying on local resources to explore the rural characteristics with "local spirit"； "people-oriented" and reshaping the value consensus of community， with a view to provide the possible reference for rural construction in the mainland China.[Keywords] rural construction； community development； community empowerment；cultural identity； Taiwan度上带来了乡村社会文化衰败和特性丧失。
我国台湾地区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作者：马丝露来源：《现代营销·学苑版》2017年第07期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民涌入城市，导致农村人口减少且以留守老人和儿童为主，土地荒废，农村凋敝，缺乏活力，也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如何解决好农村问题，发展农村经济，使人口回流，让农民在自己家乡就能安居乐业是我国目前关注的重点。
台湾地区在90年代初通过社区营造使许多农村摆脱困境重获新生，永安社区就是其中一个典型。
关键词：台湾地区；农村社区；经验；永安社区一、前言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了，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社区，永安社区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永安社区位于台东市鹿野乡永安村，社区内自然资源丰富，气候适宜，早期以种植农作物和茶叶为主，是台湾典型的农村社区。
20世纪90年代初，永安村和台湾地区大多数村庄一样面临着青壮年人口严重外流，传统农业发展遇到障碍，农村人口老龄化严重等问题。
如何改变永安村的贫穷落后，吸引青年回乡创业，活化当地经济成了重点。
1993年社区总体营造政策的实行，彻底改变了永安社区的面貌，使之成为社区营造的典范。
二、永安社区的营造经验（一）谨遵政府政策，充分利用政府资源永安社区的营造计划是随着政府的政策而不断改变的，以政策为导向，充分发挥社区优势，利用地方政府各部门的帮助，申请相应的资源，完成社区营造的目标。
在社区营造的初期，依照地方政府的要求成立了永安社区发展协会，致力于处理社区内的事务，并且制订了打造鹿寮新故乡的计划书，让更多的人了解社区营造的真正意义。
2004年永安社区积极响应文建会提出的六星社区计划，建设社区内的基础设施，开展植树节活动，扩大绿化范围，注重环境的保护，旨在建立一个永续发展的社区。
在2005年，永安社区开始转型发展休闲产业，设观光茶园，引进飞行伞运动，大力推动社区美化及地方建设，并且获得纵管处等单位的协助。
2008年响应台湾地区农委会提出农村再生的政策，在水土保持局等相关政府的帮助下，改造社区内居民的房屋建筑，建立活动中心等，改善了社区的总体环境。
台湾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作者：郑宇来源：《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10期摘要：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建立了具有各自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但“社会保障”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中国大陆、美国、英国等地多使用“社会保障”来囊括相关的各项措施和制度，而在中国台湾地区，“社会保障”通常称为“社会福利”，台湾当局和台湾学者指称的“社会福利”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福利服务、就业辅导等方面。
由此可见，台湾地区是在广义上使用“社会福利”一词，用以囊括社会保障的各个方面。
这虽与中国大陆对社会保障的命名方式有所不同，但并不影响我们对其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作为20世纪80年代的新经济体之一，台湾地区自光复以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进步，其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对于中国大陆以及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台湾；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17）10-0104-08台湾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相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起步较晚，日治时期的台湾地区没有形成独立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台湾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从国民党退台之后开始的，初期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和色彩，之后虽有改进，但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社会控制手段。
以职业划分为特征之一的台湾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分为初创、发展和改革三个时期，形成了项目种类相对繁杂的社会保障体系。
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创时期台湾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始于20世纪50年代，以《台湾省劳工保险办法》的出现为标志，劳工保险亦是台湾地区最早施行的社会保险。
《台湾省劳工保险办法》中规定的被保险人最初仅限于一些产业和公用事业的工人，并且该办法带有较为明显的地方法规性质，早期并未在全台湾地区得到实施，负责该保险业务的机构为“台湾人寿劳工保险部”。
国民党台湾当局之所以在入台之初选择率先开办以部分产业和公用事业工人为主要被保险人的社会保险项目，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政治因素所致。
312013年第9期 第29卷[摘 要]台湾的社区规划师制度经过十几年的实践，取得了许多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宝贵经验。
台湾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思想、人员与机制上的准备。
社区规划师具有服务性、公共性和当地性三种基本特征，有明确的服务范围与工作内容，其选聘也有相关制度与要求。
台湾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实践可为我国大陆的城市发展与公众参与提供借鉴。
[关键词]社区规划师；制度建构；社区营造；台湾[文章编号]1006-0022(2013)09-0031-05 [中图分类号]TU981 [文献标识码]B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Planning In T aiwan/Y ang Furong, Huang Yinglin[Abstract] Community planning in T aiwan has developed over decades and accumulated rich public participation experience. There was a preparation of thought, people, and institution before community planning came into existence. Community planner provides localized public service with clear scopes, and the employment of planners has related institution and requirements. Taiwan’s community planning system can be a reference for mainland Chinese urban planning development.[Key words] Community planner, Institutional establishment, Community creation, T aiwan我国台湾地区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探究□ 杨芙蓉，黄应霖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台湾地区体制转型以及政治、经济力量的重组，社会各阶层对于社会发展及社会学的关注热潮逐渐兴起，逐步建构起了以社区为核心的新的文化主调。
社会团体和社区网络越来越强调市民权利与地方文化价值，这与原先相对封闭的规划体系，以及以行政当局为主导、强调经济发展主义取向的规划理念之间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对抗[1]。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些新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建构动力成为推动台湾社区规划师制度形成的主要力量。
本文试图对台湾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历程加以探究。
1社区规划师制度形成的基础1.1思想上的准备台湾的社区运动最初主要集中在一些大城市的城市中心区，从工作方式上看，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类型：(1)以争取社区生存环境权益为目的的抗争性活动。
随着都市化程度的日益增高，都市人口快速扩张，使得对公共建设及住宅的需求增加。
而原先传统的规划程序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管制，缺乏沟通渠道，以至于公共政策与计划的执行遭遇重重阻碍，使得都市环境品质不断降低，空间规划中的问题层出不穷[2]。
例如，1988年台北庆城街居民反对公司在社区内兴建敦南变电所，以及1990年南港山猪窟居民反对环保局在该地兴建垃圾掩埋场等。
(2)社区生活环境的经营式工作。
不同于官方社区发展工作所采取的自上而下推动的方式，民生社区的工作者采取与社区居民共同生活的“蹲点”方式推动社区工作，有效地整合了社区的内外资源，并带动了社区居民的参与热忱。
(3)社区居民的环境参与式规划设计工作。
由居民自己参与环境改造工作，提出能满足社区居民生活需求的规划设计方案，并加以推动实施。
这种参与式设计可望塑造出以社区居民为本的、体现新价值观的空间。
例如，1992年台北市福林社区双溪河滨公园及1993年台北县三重后竹围社区公园等，都是采取这种工作方式完成提案并获得相关部门同意后，才进入发包及施工阶段[3]。
不管是以争取权益为目的的抗争性活动，还是自助性的社区发展工作，亦或是社区居民的参与式规划设计，都使得当局与社会间的权利与义务发生了变化，[作者简介]杨芙蓉，高级工程师，一级注册建筑师，福建工程学院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副教授。
黄应霖，同济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博士研究生。
32方自下而上的力量组织起来，以改善全台湾的社区生活条件。
这一计划动员了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和学术团体，在组织、技术咨询和管理方面为地方社区提供援助。
这一计划尝试将不同部门和机构所拥有的资源横向整合起来，同时建立了从上到下并延伸至乡镇和社区的纵向实施体系[5]。
这一计划最先开始在台北市探索并施行，采用图1所示的机制架构。
但在“社区总体营造”计划的推动过程中，当时的执行机制存在若干缺陷，给“社区总体营造”计划的推动与发展造成了困境。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社区总体营造”计划中，许多社区的《地区环境改造计划》由于工程造价太高、预算编制无法配合、后续管理维护困难等现实问题，加上相关部门之间的横向分工作业的沟通与协调困难，导致许多参与规划的居民在冗长繁复的协调工程中，对相关部门的不满愈来愈多。
(2)社区内部的里长、社区发展协会等各方由于利益与立场的冲突，自身整体意见的沟通、整合也很困难，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行政部门的执行难度。
(3)最初的“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多少带有一定的中产阶级色彩，在一些中产阶级的社区比较容易开展，而更多弱势但更迫切需要进行环境改造的社区却由于资金筹措困难、难以找到适当的从而宣告了一个新的格局—市民社会的来临。
可以说，台湾地区社区规划师制度的思想基础由此奠定。
1.2人员上的准备20世纪90年代开始，台湾地区的地方文史工作室纷纷涌现。
社区文史工作室将自身的工作任务定义为针对地方乡土的人文发展过程，寻根探源记录保存社区的文化资产，并建档出版，将土地、社区及人的关系以历史记忆串联，同时配合时代潮流，对未来社区理想的生活空间提出前瞻性规划，凝聚社区意识，激发居民参与，发展出独特的社区文化[4]。
例如，高雄的“柴山自然公园促进会”宣传生态保育，抗拒石油化工产业对环境的破坏；“沪尾文史工作室”和“赤文史工作室”则针对地方的历史、地理与人文环境进行保护与整理。
这种地方文史社团的兴起，反映的不仅仅是地方争取文化自主权、环境参与权的意识，同时也是对由当局所掌握的、以都市计划对地域社会进行角色分配的功能的一种质疑。
这些文史社团的涌现，为台湾地区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形成储备了人员组织上的力量。
1.3机制上的准备1994年，台湾当局通过文化建设委员会提出了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其目的是将地专业协助等问题，而无法开展“社区总体营造”计划。
上述问题的存在都需要有能够使社区与专业者成为更加亲密关系的制度来共同推动“社区总体营造”计划的实施，由这些困境而引发的反思为社区规划师制度的形成做好了机制上的准备。
2社区规划师制度的构建1999年，台北市都市发展局开始推动社区规划师制度，以期为社区提供专业咨询和进行地区环境整治的规划设计服务，形成自下而上的参与规划，实现“社区总体营造”目标。
在1999年4月，台北市共有59家、62个提案报名参加了社区规划师实践。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台北市的社区规划师呈现出了积极的发展热情，成效卓著。
由此，规划部门希望通过地方立法，推动社区规划师工作和城市发展[6]。
全台各地纷纷仿效，从而开始了台湾社区规划师制度历史性的操作，同时也开始重新界定建筑空间专业的地位与意义，提出了一种有别于传统建筑师的操作模式，以回应地方化的需求[7]。
将“社区规划师”定义为“一群具有高度热情且走入社区的空间专业者，如同地区环境的医生一样，主要藉由在地化社区规划师工作室坐落在各社区中，就近为社区环境进行诊断工作，并协助社区民众提供有关建筑与公共环境议题方面的专业咨询，亦可协同社区制订推动地区环境改造与发展的策略，以提升社区的公共空间品质与环境景观”(台北都市发展局，2001)。
这可以说是将“社区规划师”作为一种制度在台湾各地进行了落实。
2.1台湾地区社区规划师的基本特征台湾的社区规划师具有“服务性” “公共性”“当地性”三种基本特征。
(1)“服务性”指社区规划师是具有一定的空间环境专业背景，并具有服务社区的精神，是专为社区服务的“义工”。
图1 台北市社区总体营造机制架构资料来源：台北市都市发展局。
332013年第9期 第29卷造，或于该地区执行过相关规划设计业务工作等)，有热心投入的意愿。
(5)社区规划师应征者应在受聘期间内设置社区规划师工作室，并应将该工作室设置于拟服务的行政区内；若非位于拟服务的行政区内，则需在该区内寻求适当的场地设置社区规划师工作室，并需在受聘期间内定期派员驻点提供社区服务。
(6)社区规划师应征者应具备基本的计算机设备，并设有专属网页(或博客)，以连结政府部门的相关网站，执行网络上的专业咨询服务工作[9]。
各地都市发展局先依据征选办法对申请者的应征资格进行书面审查，并视情况到申请者所提出的社区规划师工作室驻点位置进行实地走访，同时由专家学者与行政部门代表组成的评选委员会就书面审查通过者进行评选。
评选委员会一般要求应征者出席相关评选会议进行说明。
评选委员会依据申请者的服务计划书，将申请者团队成员简历及相关合作团体、认养范围与工作计划、社区规划师工作室设置的相关计划、以往参与推动社区营造的相关成果，以及对未来的期许与展望等作为评选重点来进行评选。
考虑到服务范围的平均分布和使社区规划师相对较弱势的社区或地区也能享受到相关的服务，对报名去以往较少社区规划师参与地区的应征者，通常会予以优先考虑。
评选委员会得出的评选结果将由相关部门发函通知申请者，并办理“社区规划师”授权证书，如此即可被聘任为当届的“社区规划师”，开始对其服务范围进行为期1年的服务工作。
(2)“公共性”是指社区规划师的角色是介于当局与民众之间，自身拥有自主性，同时还要保持专业价值观，其专业职能和素养的发挥是以处理“公共空间”的议题为范畴的，而非处理为私人营利的事务。
(3)“当地性”是社区规划师最为重要的特征，要求社区规划师对其服务的地区环境和民情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具有深厚的地域情感因素，能够就近协助社区提供与当地公共环境相关议题的专业咨询及环境改造计划构想等[8]。
2.2社区规划师的服务范围与工作范畴社区规划师的服务范围不限行政区域，既可以以生活圈、里群为服务范围，又可以以议题导向方式为服务范围。
社区规划师须提供设在当地的工作室，以使社区服务符合当地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