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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中国丢了工匠精神日本却没有作者：暂无来源：《中国商界》 2016年第4期文／王月兵[导语]由于中国社会的精神力量长期来自革命和斗争，政治运动波及全民，在没有找到新的精神力量增长点，也就是全民共同信仰之前，经济增长也就是常说的“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往往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选项。
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极大地不同步，赶超式的经济高歌猛进，导致中国许多人浮躁和焦虑，中国的工匠精神被长期边缘化。
欧洲的瑞士、德国，亚洲的日本实践证明：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才能为传承技艺和工匠精神提供可能。
制作方法是代代相传的技术，这样的传统并非一朝一夕可以生产。
工匠精神中的重要内容如信仰、纪律、仪式等也是在长时间的师承关系中，在相对稳定的职业圈子、顾客群体的互相作用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更重要如柳宗悦所说：“工艺之关是社会之美。
若是缺少相爱与协作，工艺之美就会被伤害。
工艺必须与社会紧密结合，必须是集体的生活，这样的集体就要有自己的正确制度和良好秩序。
”“工匠精神”，这个带着古早味的词语，被写入了中国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历史上，工匠延绵不绝。
技艺精湛的鲁班，“游刃有余”的庖丁，一直都是工匠的代表。
往近了说，2015年央视纪录片《大国工匠》里，也介绍了不少拥有顶尖技艺的一线技术工人。
最近的热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那些从事珍贵古漆器、镶嵌、织绣、木器、青铜、瓷器、书画修复的技术人员，也都有手艺人的特质——耐心，缓慢，坚持，少量。
中国有悠久的手工业传统，工匠不曾消失，但工匠精神却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稀缺和最呼唤的东西。
中国人对工匠精神的追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强烈过。
中国游客去日本爆买，目光早巳从电饭锅马桶盖等流水线产品，转向了手艺人一刀一锤一丝一线打造出的手工业品。
有次的厨刀，南部铁器的急须（茶壶），甚至一把剪刀、一个便当盒也要从日本带回来。
为什么日本没有丢失工匠精神？日本民艺学家柳宗悦说：“我认为工艺之美，最终还是秩序之美。
直面”钱学森之问”钱学森的教育“天问”，说出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困惑。
人的最后遗言，大多是无所顾忌的。
因而，赵丹讲真话，说管得太多了，文艺没希望。
巴金讲真话，希望反思文革，建立文革博物馆。
钱学森的教育“天问”，则说出了教育界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困惑。
“钱学森之问”的价值，就在于他以一个大科学家的科学理性，直面现实，直面问题。
他毫不客气用了一个全称判断：不是个别院校、部分高校，而是“没有一所大学”按照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去办学！当我们津津乐道于我国大学那庞大的论文数量时,一份对未来创新人才的预测却透露了一个不乐观的消息:圆形饼图中,美国约占25%,中国大陆只能在最末尾的”其他国家”微小板块中才能找到。
钱老去世不久后,有十一位教授给信任教育部长发出公开信,要求直面“钱学森之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近来，虽然媒体关心和报道“钱学森之问”的热度已降低，但教育要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却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高度关注，如前不久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并颁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以及两位国家最高领导人胡主席和温总理先后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就是例证。
其实,为了改革教育制度,我国早在几年前便开始推行素质教育。
然而,近年来素质教育建设并不理想,应试教育的局面仍没有得到根本改观,反而有变本加厉的趋势。
现实中以重复训练、低效劳动为主要特征的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得素质教育的实施变得非常困难，不少地方的现实情况与素质教育背道而驰，应试教育愈演愈烈，学生负担有增无减，向前延伸到了初中、小学、幼儿园。
学校在课程设置上对非高考中考的科目没有给予应有的位置，还美名其曰：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在高考指挥棒的压力下，在学校一切都以考试论英雄的今天，学校教师基本上不敢鼓励和挖掘学生们学习以外的各种潜能。
有些教师为追求升学率，不惜采用各种方法，大搞题海战术，无度的强化考学在人生中的重要性，有些教师甚至把中考高考成为“人生的转折点”，把考学当成人生是否美好的唯一出路。
“钱学森之问”的思考中国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究其深层原因，我认为这和中国的历代政府对待教育的态度有着很大渊源。
在中国，教育从来都是入仕的手段，学而优则仕，知识分子从来都是为了发家致富而读书，试问有几个是单纯为了科技的进步？这种急功近利的学习态度随着中华民族传统一样流传了下来，直接导致了现在学生努力学习的根本原因就是毕业之后养家糊口，买车买楼。
有多少人是像乔布斯、盖茨一样，追求自己感兴趣的科学技术？在中国，教育很大程度就是谋生的手段，统治阶级统治被统治阶级的方法。
而且，我觉得这和千百年来中国人对待自然科学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我发现在历代中国的教育中，教育大多是指对一个人的人文教育，很少涉及科学技术方面。
在古老的中国，我觉得在文明刚起步的时候，中国人的祖先是很崇尚自然科学的，各种器具的发明，各种药物的发现，各种工艺的流传都说明这个民族不是个固步自封的民族，它有自己的创造力，有自己的闪光点。
在不断地朝代跟跌中，这种发明创造的意识逐渐磨灭了，取而代之的是整个社会的独尊儒术，在这里我不是反对儒学，但是当儒学已经成为统治工具时，它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味道，中国人开始过分强调社会的秩序，封建等级制度，无意识中抑制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个人认为，因为自然科学是对生产力起推动作用的，生产力的发展将直接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这是统治阶级最不愿看到的，再加上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异常强大的，中国人民历来都是“顺民”，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的嚣张。
你不让发展科技，我们为了生存就不发展呗。
就是这种顺从这种保守的观念间接导致了中国人忽略了创新，却很注重一些“道”的问题。
历史长河中，中国人要不就是埋头苦干，要不就是纠结于遵从哪一家的道上，这些都不能有效地推动自然科学进步。
春秋战国时期，对于道的问题的辩论到达了高峰，而自然科技的发展却没能与此同步进行。
个人认为自从唐朝以后，中国人对于科技创新的意识就更加浅薄了。
唐朝毕竟是中国的顶峰，对于各种东西的包容也都达到了很高的高度，包括科学技术。
作文素材大全（4篇）(1)在学习培训、工作中、日常生活，大家都写过作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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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十四岁那一年，到佛罗伦斯拜著名艺术家弗罗基俄为师。
弗罗基俄是位很严苛的教师，他给达。
芬奇上的第一堂课便是画鸡蛋。
开始，达·芬奇画得很有兴致，但是之后第二课，第三课，……教师或是使他画鸡蛋，这使达·芬奇无法释怀了，小小生鸡蛋，有什么好画的？有一次，达·芬奇问教师：‘为什么老是要我画鸡蛋？’教师对他说：‘生鸡蛋，尽管一般，但天地沒有肯定一样的，即便是同一个生鸡蛋，视角不一样，投来的光源不一样，画出去也不一样，因而，画鸡蛋是基本功。
基本功要练到画笔能圆熟地遵从人的大脑的指引，游刃有余，才算时间进家。
达·芬奇听了老师的话，很受启迪。
他每日拿着生鸡蛋，一丝不苟地对着画。
一年，二年，三年……达·芬奇画鸡蛋用的草纸，早已堆得很高了。
他的艺术水平迅速超出了教师，总算变成杰出的艺术大师。
达·芬奇在学画时，曾随教师安希莫尼湖写生，为一间教堂美术绘画一幅名字叫做《基督的洗礼》的油画。
到希莫尼湖，教师忽然病倒了，没有办法，只能让达·芬奇委托进行油画剩余的'一部分。
当油画所有进行后，教堂的人见到这幅画，禁不住赞美说：’好极了！这幅绘画得确实太棒了，尤其是这一部分。
‘教堂的人用手指指向画的左下方，而这一部分，恰好是达·芬奇代画的。
2020年4月2日是在我国已故数学家、中国第一个科学研究抽象代数的曾炯博士研究生99岁诞辰纪念日。
曾炯，字炯之，江西省新建县人，出世在一个贫苦的渔民家中。
曾炯早前留学德国，随全球一流优秀教师、抽象代数之母、迄今为止最杰出的女数学家（犹太人）艾密·诺特学习培训科学研究抽象代数。
为什么中国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若要讨论中国为何不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这个话题，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何为真正的人才？依我所见，人才必须是那些能够为社会创造大量价值的人，而学历、职称、经验等与一个人的价值创造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而能够创造出大量社会价值的往往是那些具有创造力及创新精神的人。
众所周知，虽然一直喊着要进行素质教育，但无法否认，中国绝大多数的中小学采取的教育制度仍然是应试教育。
这也导致我国出产的大多为缺乏创造力的“考试型”人才。
在应试教育的指挥棒下，中国的老师和学生都要围绕着考试分数转，以分数论成败，学生分数之外的任何东西往往提不起老师的兴趣。
在目前这种死气沉沉的教育大环境下，大多数的学生通过纸上谈兵，废寝忘食地苦读各种复习资料和钻研各种艰深的难题而考入大学，而实际上这些问题早就被出题人和老师思考了无数遍，而后的一代又一代学生又在思考同样的问题，为的只是那张珍贵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为了它而年复一年的做着重复而无效的工作，这么多年的重复而无效的学习能培养出他们的创造力吗？答案不言而喻。
在这里，我想谈论一下中国的高考制度。
虽然已经在大学学习生活了一年，但高三甚至高四的黑暗时期相信我们仍然记忆犹新，反复思考一下，我们真的在这一年的时间里学到什么了吗？或许我们唯一学到的就是吃苦的精神吧。
当一个未来颇具创造力及想象力的天文学家因为不会进行有机化学推断而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当一个未来才华横溢的设计师因为学不懂复杂电路和基因工程而只能去技校学习烹饪技巧的时候，我们只能扼腕叹息。
这让我想到了王楠子事件，一个叫王楠子的男生曾经是上海某中学的一个叫王楠子的男生曾经是上海某中学的“标准差生”，无奈之下赴美求学。
八年后，作为费城艺术学院大四学生的他获得全美动画比赛个人组冠军，被老师誉为天才。
我想他只是在中国僵硬的教育制度下被埋没的万分之一学生。
作为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的大国，我们并不缺少人才，我们缺失的只是能够发现人才的教育制度。
“中国芯”苦无精兵强将，“人才荒”困局如何破解？
图片来源：新浪博客
【缺芯之苦，暴露无遗】
中国已逐步成为全球最大的集成电路市场。
而集成电路产业也成为了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是我国重大需求的命脉产业。
国家将集成电路产业上升为国家战略，与此同时，福建省也将其作为重点发展产业。
中兴事件让中国的“缺芯”之苦暴露无遗，芯片产业最重要的三大关键是人才、资金、技术，而中国拥有充足的资金，但缺乏的是人才和技术。
很多人在危机爆发后开始反思，中国集成电路发展了也有二十年，为何还是没有形成本土半导体人才的聚集效应？。
九十年艰苦征程，九十年灿烂辉煌———学习金一南教授《苦难辉煌》心得今年至此我们伟大政党建党九十周年，院党委组织要求我们每一位党员认真研读金一南教授的《苦难辉煌》一书，支部通过发放纸质版和电子版教材等形式方便大家进行学习研讨。
金教授的这本书以其独特的视角，新鲜的史料，生动的语言，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通过此次学习，对我党的发展历史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透过文字依稀可见那段血雨腥风的历史，人民军队在党的正确领导下，突出重围，杀出血路，最终夺取革命的胜利；全国各族人民克服重重困难，紧跟党中央开展轰轰烈烈的国家建设。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历尽艰难才能铸就辉煌，才会彰显其伟大，才能像凤凰涅盘，重获新生。
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
“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统治，但并没有改变国家贫穷落后被欺凌的局面，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像三座大山依旧沉重地压在旧中国人民的头上。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带来了马克思主义，也让这个沉睡多年，历经改革与失败的东方文明古国重新看到了复兴的希望。
1921年7月，在浙江嘉兴南湖游船上，12位先进知识分子，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从此中国革命开启了新的纪元。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时，恐怕没有多少人相信，这个小小的政党能够在当时混乱的中国社会存在，并赢得中国的未来；又有多少人会想到，那支在崇山峻岭、江河草地中长征的疲弱不堪的队伍，正背负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复兴的全部希望。
但是百折不挠却早已昭示了他们的光明前途和未来，才有了60年前新中国扬眉屹立在世界东方。
党和军队一路走来，经历了许多艰难困苦，并逐步走向成熟：“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三湾改编”的人民军队在井冈山建立了第一块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迫使红军开始了两万五千里的漫漫征程；“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我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西安事变”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经过八年艰苦奋战，终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假和平阴谋，经过三年解放战争基本解放了全中国……“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我们在毛主席的文章和诗句中会找到答案。
王选院士简介王选院士，汉族，江苏无锡人，1937年2月生于上海，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
后一直从事计算机领域的教育和研究工作，现为北京大学计算机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北大方正集团公司董事，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科协副主席。
2003年当选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选院士是著名的计算机应用专家，主要致力于文字、图形、图像的计算机处理研究。
1975年开始主持我国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和以后的电子出版系统的研究开发，跨越当时日本的光机式二代机和欧美的阴极射线管式三代机阶段，开创性地研制当时国外尚无商品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针对汉字印刷的特点和难点，发明了高分辨率字形的高倍率信息压缩技术和高速复原方法，率先设计出相应的专用芯片，在世界上首次使用控制信息（参数）描述笔划特性的方法，获一项欧洲专利和八项中国专利。
这些成果的产业化和应用，取消了我国沿用上百年的铅字印刷，推动了我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的发展。
同时，他又相继提出并领导研制了大屏幕中文报纸编排系统、彩色中文激光照排系统、远程传版技术和新闻采编流程管理系统等, 这些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国内外得到迅速推广应用，使中国报业技术和应用水平处于世界最前列。
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两次被评为中国十大科技成就。
王选院士因此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奖，日内瓦国际发明展览金牌，首届毕昇奖，首届中国专利金奖，陈嘉庚奖，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美洲华人工程师学会成就奖。
2002年初，鉴于王选教授在科技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国务院隆重授予他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的八个重要选择（一）人的一生会碰到很多机会，但机遇只偏爱有准备的头脑。
多方面的知识和实践经验，对社会需求（包括未来需求）的敏感，对技术发展方向的正确判断，一丝不苟和锲而不舍的精神，都有助于把握机遇，取得成功。
风风雨雨几十年来，我经历了多次人生抉择，每一次都给我带来非凡的意义，甚至命运的转折。
海外学者坦陈中国科技体制的弊端案例中国为什么今后二十年无缘诺贝尔奖案例来源：南方周末报 2002.10.17编者按当中国人在釜山亚运会上大规模收获金牌，把昔日的亚洲体育强国日本远远抛在后面时，日本人却在一个远为重要的领域连获两枚金牌——2002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
日本3年来四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该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以看成日本的基础科学在整体上崛起的强烈信号。
很多中国科学家对此十分感慨，并坦率地承认，我们还差得很远。
由于诺贝尔奖的颁发通常有着一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滞后期，因此中国不但现在没有，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性也极小——即便出现特例，若整体水平上不去，亦无太大意义。
相形之下，日本达到诺贝尔级水准的成果目前已不在少数。
长远地看，一国在基础科学的研究实力，势必对该国经济之盛衰产生深刻影响。
联想到近年来日本经济虽不甚景气，却依然勒紧裤腰带，异乎寻常地加大对科技的投入，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旅美生物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饶毅先生一直十分关注国内科技的发展，他结合200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对中国的科技体制及文化进行了详细分析，直言不讳地提出了批评意见，正如作者所言，“以中国缺乏一些重要研究领域或模式为起点，讨论中国科技体制和科技文化的问题，也许有益于人们的思考和探讨改进的可能。
”鉴于文章所具有的重要性，编者决定予以全文发表，并尽可能保留作者的行文风格。
题目及小标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为《中国在重要科学领域缺席所反映的科技体制和文化问题——2002年诺贝尔奖引发的思考》。
获得今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3位生物学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用线虫进行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
因为他们及其同事的工作，使线虫成为现代生物学主要动物模式之一。
这个模式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摸索，到1980年代被生命科学界接受后不断推广，目前世界上有几千位科学家用线虫进行研究，美国中等以上大学普遍有一个或数个线虫实验室，欧洲、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等地也有。
“中国培养不出半导体技术人才”日本专家说得对吗3月23日，日本Business Journal网一篇原题为《世界工厂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技术人员，简要说就是做不到必要的开发和合作，还会偷懒》的文章被国内媒体摘译并转载，引发网友热议。
文章对尔必达前社长与和合肥政府合作建设DRAM工厂做了介绍，认为中国的半导体技术人才具有偷懒、个人主义、缺乏忠诚感的劣根性，并认为中国无法培养出本土人才。
该文作者是日本微细加工研究所所长汤之上隆，曾在日立制作所、尔必达存储器等企业任职，从事半导体技术开发工作长达16年。
笔者认为，虽然文中描述的部分事实客观存在，但其主要观点与结论恐怕与事实不符。
对中芯国际的描述有误导之嫌在文章中，汤之上隆称，曾在2007年拜访上海中芯国际，指出“这个公司在2000年4月成立的，之后，一次也没有获得可观的收益，一直处于低空飞行的状态。
要是没有国家的援助的话，一定早早就倒闭了……访问中芯国际之后，感觉到最大的违和感是，经理是台湾人，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不是日本人就是台湾人，中国人的技术人员只有极少的一小部分。
”虽然汤之上隆的描述，在他2007年拜访中芯国际时确实存在，但在2016年的文章依旧引用9年前的情况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就非常不妥当了，有故意误导读者的嫌疑。
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予以澄清。
一是中芯国际发展状态良好。
虽然在2007年中芯国际处于困境之中，但在近年来走上正规后发展势头良好，不仅早已实现盈利，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五。
如果仅仅算为其他厂商代工的市场份额，把三星垂直整合部分（自己为自己代工）的产能削去，中芯国际的市场份额位居全球第四，仅次于台积电、联电、格罗方德，位居三星之上。
上图为中芯国际财务报表，虽然和台积电有非常大的差距，但企业总体发展势头良好在技术上，中芯国际于2015年开始为高通代工骁龙400系列芯片，在2016年初也掌握了28nm HKMG技术，并计划以该制程工艺为大唐联芯代工手机芯片。
高通、华为、展讯、博通等公司也有意向将自己的部分业务交由中芯国际代工。
二是中芯国际高管早已由大陆本土人才出任。
汤之上隆称，“最大的违和感是，经理是台湾人，几乎所有的技术人员不是日本人就是台湾人，中国人的技术人员只有极少的一小部分。
”但在如今，这早已成为历史——由于张汝京在中芯国际成立之处大量任用台湾人，而且台湾籍员工工资高，掌握话语权，自命高人一等，歧视大陆员工，导致台干和陆干之间矛盾尖锐，虽然在张汝京、江上舟时期矛盾被压制。
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终究于2011年以人事斗争的方式爆发——在大股东大唐电信、陆干与海外股东、台干的博弈下，台籍高管个人的偷税、多报销费用等都成为博弈筹码被公诸于世，并最终以王宁国离职和台籍高管在这次人事争斗中的失势，使中芯国际进入了新国企时代。
目前中芯国际的董事长为周子学，浙江江山人，1980年参加工作，1989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加入中芯国际之前任工信部总经济师，并历任产业司司长、副司长及电子工业部副司长等职，兼任北航等高校教授，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人才。
三是用中芯国际任用台湾、日本人才来论证中国大陆无法培养出技术人才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上，美国硅谷大量聘用中国和印度人才，但这能证明美国不具备培养技术人才的能力么？化他国人才为己用，让各国人才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贡献智慧，其实是中国政治影响力和经济实力与日俱增的具体体现。
对中国技术人员的看法值得商榷文章中汤之上隆对中国技术人员有三点看法：一是中国人都是个人主义。
由于中国人只相信自己家人或少数的朋友，做不到在团体中与他人合作，而半导体的开发和制造，最少也需要100人规模的团体合作，缺乏团队精神必然导致中国企业很难在半导体领域有所建树。
二是中国人很会偷懒。
中国人在做判断的时候，一定会选最方便的选项。
比如说，让他在生产线上某个制造机器上开发生产流程。
日本人的技术人员一般要用十张左右的晶元来判断条件，中国人只要一两张就结束了。
用这样的流程来进行量产的话，一下子就会有一大堆不良品被制造出来。
直截了当的说，中国人就是很粗糙的。
三是中国人缺乏忠诚度。
一旦学会了技术开发的方法，中国人马上就辞职，找工资更加高的公司，完全不讲情面和忠诚。
对于汤之上隆三点看法，虽然在客观上部分国人确实存在这些现象，但生硬的将部分人类的共性，套用为“中国技术人员的劣根性”就非常不妥当了。
实际上，员工个人主义、偷懒、缺乏忠诚度这种现象并非仅仅存在于中国员工的特性，很多美国人、德国人、日本人都有这种特点，这些问题其实与民族、种族无关，而与受教育程度、责任心有关。
另外，工厂在生产过程中也不可能按所谓“民族性”来组织生产，而是有非常严格的生产流程和规章制度。
即便是在美国、德国和日本，如果生产流程和规章制度不明确，管理水平低下，同样会存在个人主义、偷懒等情况。
国内的IC设计公司中华为海思员工超过8000人，展讯员工超过4000人，但在双双挤入ICInsights发布的2015 TOP10名单（ICInsights是对不具备晶圆厂的IC设计公司以销售额为标准做排名的评价），可见中国人并非像汤之上隆所描述的不懂得团结协作。
而在ICInsights发布的2015 TOP10名单却没有一家日本IC公司上榜，这恰恰说明汤之上隆的看法是不科学的。
至于员工掌握了技术就跳槽，关键还是怎样留住人才的问题，员工的技术水平提高了，如果依旧用原来的薪资标准对待员工，那就不要埋怨其跳槽到工资更高的公司，毕竟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中国真的无法培养出人才？据2006年9月30日出版的《圣荷西新闻报》报道，仅在硅谷腹地圣塔克拉拉（Santa Clara）和阿拉米达（Alameda）两个县，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就有27.2万人，其中有华人科技人员8万多人，加上硅谷也有很多印度人，特别是很多硅谷科技公司的高管是印度人。
因此，业界戏言美国IC（印度和中国的英文第一个字母）其实是中国人和印度人在做，没有IC(印度人和中国人)，也就没有今天的硅谷。
实际上，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培养的海量人才相当一部分漂洋过海，为美国IC产业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中国人才相对匮乏的根源并非培养不出人才，而在于留不住人才。
因此，汤之上隆所谓的因为中国人具有种种劣根性，所以培养不出人才是站不住脚的。
过去，由于半导体企业实力有限，整个产业链也比较弱，无法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就业岗位、满意的薪酬和发展条件，自然导致中国大陆的优秀人才前往美国寻找发展机遇。
而因为理想留在国内的技术人才由于没有优质的本土企业提供成长和锻炼的平台，导致本土人才的培养困难重重——毕竟实践出真知，只有在实践中锻炼才能成长。
另外，虽然客观条件的限制导致中国大陆本土人才培养困难重重，但这仅仅是增加了人才培养的难度，并非无法培养出人才——在IC设计方面，由于西方的长期技术封锁，导致中国技术人才只能苦苦在黑暗中摸索，龙芯、申威、飞腾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培养了一大批本土IC设计人才。
以龙芯为例，其技术骨干全部自己培养，而且技术骨干中不乏85后年轻人。
此外，龙芯还培养出一批从龙芯项目中成长起来，只是出于兴趣爱好转向其他科研方向的优秀人才，比如，开发出寒武纪神经网络芯片的陈云霁博士和陈天石博士。
结语随着近年来半导体产业链向中国转移和中国政府不惜血本的巨额资金投入，相当一部分具有20年从业经验的华人工程师开始从海外回流，加上本土企业的发展壮大和海外巨头纷纷开始在中国合资建厂，具备供优秀人才成长的产业基础是水到渠成之事，届时，即可形成良好的产学研环境，中国本土半导体人才也必将随着中国半导体产业的腾飞而茁壮成长。
以下为观察者网对汤之上隆全文的独家翻译：世界工厂中国，为什么培养不出技术人员，简要说就是做不到必要的开发和合作，还会偷懒日本微细加工研究所所长汤之上隆（译者：董金）Sino King Technology公司的建立曾经是日本唯一的DRAM（半导体存储器 PS：国内一般这么叫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即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制造商ELPIDA MEMORY公司在2012年2月经营不慎破产了。
那时候的CEO（最大经营责任人）坂本幸雄，将那份回忆写成书籍《非情愿的战败》（日本信息经济社）出版了（图1）。
作者坂本新设立了DRAM的设计开发公司、Sino King Technology（下文简称sinoking）。
在公司的网站主页上，记载着“sino=中国的、king=王，也就是‘希望在中国打造具有压倒性优势的DRAM’”。
同时，sino king有着一个计划，先在日本和台湾先采用共计两百几十名技术人员，将这些人员的经验和技术力作为核心，在未来的2017年里，打造成为在日本、台湾、中国三地共计有1000名技术人员规模的存储器开发公司。
而且，sino king还作为核心企业参加了在中国安徽省合肥市的地方政府推进的投入了约8000亿日元的尖端半导体工厂计划。
在那次计划中，sino king 设计了次时代的存储器，还提供了生产技术。
作为那次计划的第一份成果，成功设计开发了一切事物连入网络的“IoT（事物与网络的融合）”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省电DRAM，如果早的话2017年下半年就可以实现量产了。
也就是，一度在DRAM事业中品尝了“非情愿的战败”的坂本，将日本和台湾的技术作为基础，利用中国的资本再次挑战了DRAM事业。
本稿会说明sino king的商务特征，同时讨论下它的期待和课题。
最初的DRAM专门的无生产线设计公司Smart Phone（智能手机）用的处理器还有数字家电用的半导体SoC（System on Chip）的半导体设计是由fabless（没有工厂的半导体制造商）来承担的，制造是由foundry（受托制造公司）在承担的，也就是固定了水平型国际分工的模式。
此时放眼世界，存储器采用水平型国际分工的模式还没有任何人尝试过。
因为存储器基本是品种少还要大量生产，不适用于fabless和foundry的模型，而且人们大多认为将设计、开发、制造全部有一个公司来承担的垂直统合型更加适合。
然而事实上，以服务器用、PC用、智能手机用为首，能够应对各种各样的用途的DRAM是需要的。
为此，本来是应该将各个用途分开设计，还要开发工序，但是现今还不存在DRAM专门的fabless。
因此，坂本挑战了世界第一个DRAM专门的fabless。
公司网站主页的“sino king Technology的目标”一栏，明确地记载着以这个作为目标。
“（1）不具有直接的生产线，以通过给生产公司提供技术来获取利益的商务模型，来实现获取不会被储存器的市场价格变动而影响的稳定的利益。
由此，可以维持给最尖端的开发环境的投资。
这个公司开发的DRAM会被世界上所有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