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承志论_论小说的思想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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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再回家”张承志在他的《清洁的精神》一书中曾经说到,文学中有一个永恒的主题,叫做“你不能再回家”。
他是针对那些远离了祖国,在异国打拼的人而言。
但即使在自己的土地上,对离开了故乡的人来说,你还能回得去吗?你回去的地方,是现实中的故乡还只是心理的想像?孙少山用他的还乡系列小说,早已无情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研究者们通常把孙少山的创作分为两个系列,黑色系列和还乡系列。
前者探讨的是人的生存境况;而后者则努力在寻找人的生存位置。
写离乡之人的精神在两处间的漂泊,那种陌生和疏离的感觉,无可依附的孤独,无处认同的文化失落。
如果说生存是个严峻的话题,那么还乡应该是个温馨的话语。
有人仔细分析了还乡的内涵。
“还乡就是对于童年和故土的怀想。
它是以回忆的方式,以个体的亲历性体验去亲近文化,感知文化,并在这种亲近和感知中获得一种快乐幸福与精神上的寄托,甚至唤醒了生命力激情。
所以这种还乡本质上是诗性的,它具有别的文化经验所不能取代的独特人生内蕴和审美价值。
”所以故乡,以及因此而衍生的思乡/还乡等,一直是中国文学历史上讴歌不衰的话题,成了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传统美学追求,千古流传,圣洁得不可侵犯。
《诗经・东山》写归乡的诗:我徂东山/��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我东曰归/我心西悲――不断传承的文化传统和文学礼赞,让“故乡”具有了神性的意义,形成了一个集体无意识:还乡是每个飘泊在外的人共同的愿望和渴望。
故乡是你剪不断的脐带,永远和你的血脉相连;故乡是人的精神家园,永远是人的灵魂渴望归宿的墓园。
很多人在外面闯荡的勇气都因为有个故乡做自己精神的根据地。
一个人在异地生活了许多年,经历了一生,非常奇怪的,他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有一天,还归故乡。
还乡是游子终其一生梦寐以求的努力,并因这种努力的艰辛与执著备受歌颂,成就令人惊叹的人生境界。
但在孙少山的还乡系列里,他彻底粉碎了人们这种习惯了的故乡意识,从离乡――思乡――还乡――直到再一次黯然离去,与故乡彻底诀别,一个人完成了他一生的故乡旅程,一个作家也颠覆了一个古往今来的人间神话。
小议张承志小说中的寻找精神摘要:纵观张承志的小说创作,从始至终都贯穿着不懈的寻找精神,无论是从时间维度的延伸还是生存空间的转换来看,张承志一直把自己的生命、创作与“寻找”融合在一起,我们在察觉到他寻找轨迹变更的同时,也感受到了他寻找目标的不断更迭。
从内蒙草原到天山腹地,又到甘肃西海固,张承志完成了对母亲、父亲以及家园的寻找,这种寻找表达了他为人民的立场,同时也渗透着浓浓的文化反思意味,但他后期把目光转向了对宗教题材的描写,使得他的寻找之途伴随着无法摆脱的矛盾,从而越走越窄。
关键字:寻找、家园、文化反思、人民立场“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总是不满足于现状,表现出一股强烈的探求、扩张和更新的欲望。
它骚动不安,一刻不肯平静。
”(《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241页),张承志的创作正是这种不安于现状的精神状态的体现,新时期文学开始,张承志就一直坚持着对人生、对未来意义的探求与寻找,他的创作丰富了新时期文学的内涵,也体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的关注,但这种寻找走到最后却也走向极端。
一、寻找轨迹徜徉于新时期的历史长廊中,张承志始终以一个追寻者的姿态孤独而又坚忍地行走在路上,寻找成为其写作甚至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从早期的《黑骏马》到《金牧场》,再到后来的母族“史诗”《心灵史》,在这一寻找历程中,张承志也完成了自己的精神世界的探索。
作为张承志生命最重要的三个地理坐标——蒙古草原、天山腹地、甘肃西海固,它们已不再单纯是张生活过的地点,而是与他的探索与寻找在精神上紧紧相连的厚土。
这些环境下,张承志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找到了精神上的依托,这种依托是随着他生命轨迹的改变而改变的。
1、草原母亲1968年,作为一名知青,张承志下乡来到了内蒙古东乌旗,一个怀揣梦想试图大显身手建设社会主义的青年来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草原牧区,无论是恶劣的自然环境,还是巨大的文化差异都让他有了精神上的空虚,他极力寻找着新的生活上以及精神上的支撑点,也就是为弥补这种心理缺失,他需要寻找到新的理想与精神参照物。
张承志:鲁迅之后最伟大的理想主义作家我身上的某种气质让我难以融入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难以融入势利的文人学士们中间去一九八九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这座最高学府的时候有人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解构主义者理解张承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尴尬的难题多少年来我一直抗拒着他始终回避着他在张承志极力要成为一个强者的时候我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弱者也有人读出了我的文字中间迥异于张承志的不屈不挠的反讽二〇〇五年当我突然面对可怕的处境面对知识、道德和智慧的破产身体和精神彻底崩溃的时候我终于明白我一直在回避和拒绝的实际上是与我自己相关的某些元素在许多年以后我终于开始正视张承志开辟的文学道路张承志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两位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不仅在对待文学的态度上而且在社会时代的处境上他们两人都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同样因为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放弃了虚构性的文学创作张承志是新时期文学中性格最鲜明、立场最坚定、风格最极端的作家他既不断地寻求突破又始终坚定不移他在《语言憧憬》中说我是一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张承志在《生命如流》中曾经自述别人创造的是一些作品我创造的是一个作家张承志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中一个巨大的存在他以一个人平衡了整个时代我们谁都不会想到张承志是一位北京作家老舍曾经说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北京接受一切张承志却与他生长的这座城市以及当代文坛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他对这座一代又一代被征服和耍贫嘴的城市没有丝毫的亲近和好感从一九七八年发表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开始张承志便以一种强烈的理想精神鲜明地区别于当时伤痕文学的时尚王蒙称他是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王安忆在《孤旅的形式》中指出张承志的写作是表达心灵草原上的黑骏马蒙古额吉北方河流金牧场疲惫的摇滚歌手哲合忍耶都是他心灵的替代物朱伟指出张承志的梦境离不开两个极富象征性的意象一个是骏马一个是大坂这两个意象都连接着英雄骏马和大坂结合在一起是一条英雄的道路中国古代有夸父逐日的神话传说而张承志的创作始终包含着一个寻找的模式《黑骏马》体现了张承志典型的寻找的主题和叙事模式小说叙述了主人公白音宝力格骑着黑骏马寻找昔日恋人索米娅的故事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由奶奶抚养成人他们青梅竹马产生了自然、纯真、美丽的爱情白音宝力格外出学习时索米娅遭到了黄毛希拉的奸污白音宝力格无法忍受索米娅和奶奶对于这件事情逆来顺受的态度愤而出走当九年以后白音宝力格重返草原的时候奶奶已经去世索米娅也远嫁他乡白音宝力格骑着当年他和索米娅养大的黑骏马四处寻找索米娅古歌《黑骏马》所吟唱的是一个哥哥骑着一匹美丽绝伦的黑骏马跋涉着迢迢的路程穿越了茫茫的草原去寻找他的妹妹的故事周而复始、低回不尽的蒙古古歌《钢嘎·哈拉》控制着叙述和抒情的节奏赋予小说独特的乐感小说中美好的理想与残忍的现实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现代的爱情悲剧与古老的歌谣遥相呼应古歌用不是来结束寻找铸成了无穷的感伤意境充满了复杂的人生感悟一九八七年长篇小说《金牧场》出版张承志在《注释的前言思想重复的含义》中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和形式做了如下说明《金牧场》一书的结构是用七十年代初的口吻描写一次知识青年和牧民的大迁徙同时描写知识青年的种种在这个部分里插入对红卫兵时代长征的回忆和思考全书的这一半用表示蒙古草原的M为标号另一半是用八十年代的在国外求学的青年的口吻描写一个解读古文献的研究过程以及异国感受;同时插入对西方国家六十年代学生运动、前卫艺术的思考和对中国边疆的心情书的这一半用表示日本的J为标号书的两半两条线始终并行对照这样两线和其中的回忆独白概括了从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种种最重大的事件及其思考内容涉及知识青年的插队、红卫兵运动的内省、青年走进社会底层的长征与历史上由工农红军实现的长征、信仰和边疆山河给人的教育、世界的不义和正义、国家和革命、艺术与变形、理想主义与青春精神……企图包含的太多了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身在异国的历史学者在物质高度发达的日本东京与环境格格不入他正在译释一部记载着一个少数民族的英雄们以生命和牺牲为代价去寻找理想的天国的古代文献《黄金牧地》他曾经作为红卫兵凭着一腔热血、理想、信仰和激情重走长征路后来又写血书上山下乡《金牧场》采用了结构主义方式以巨大广阔的时空以多声部的形式构成了张承志作品反复表现的寻找主题小说把不同时代、民族寻找理想天国的历程结合为雄浑辉煌的交响表达了他对于自由、正义、理想、青春和反叛的执著追求和深情礼赞正如作者所言这部作品涉及了红卫兵运动等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是张承志一部带有总结性质的作品是他对于青春、浪漫的最后倾诉同时也是他进入哲合忍耶世界的关口在《心灵史》代前言《走进大西北之前》中张承志将自己一九八四年冬进入大西北视为一种神意他强调同西海固的遭遇所导致的脱胎换骨的改变这一时期他先后创作了《残月》、《黄泥小屋》、《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一批反映回族历史、生活的作品他震惊于黄土高原恶劣艰难的生存环境以及这个民族为精神信仰所付出的惨重牺牲一九九一年出版的《心灵史》是一部令人震惊的奇书和空前的巨著这部书是叙事和抒情、启示录和诗篇、史诗和抒情诗的统一和融合它本质上是诗但采取的是一种历史的形式它既是个人的又是民族的它既是叙事又是抒情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同时也是哲学和宗教张承志自己宣称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张承志无视写作的一切传统畛域他的写作打破了同时也沟通了不同的领域他以此重新面对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重新思考形式和书的含义重新建立写作与读者的关系他在这样一种写作和思考中把一切问题推到根本上张承志是一个回族作家同时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儿子他在《美则生失美则死》的访谈中说中国的回民是被中国文化养育的贫穷的儿子他们所代表是一种信仰的中国人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为母亲贡献了新鲜血液只要这种信仰精神坚持于回民迟早会以某种形式使中国文明丰富他在《岁末总结》中宣告我虽然屡屡以反叛中国式的文化为荣但在列强及它们的帮凶要不义地消灭中国时我独自为中国应战不仅如此用胡风的一个词来说他的写作是与中国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文化处境的搏斗他对于回族和哲合忍耶历史的关注是他一以贯之的反抗强权和关怀弱者的原则的体现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同时他没有忽略内部各种压迫关系哲合忍耶对于张承志来说是一种启示一种依靠一种资源一种力量他在《撕名片的方法》中写道今天我重视自己的特殊性背靠着‘哲合忍耶’——我开始急速地自尊这是我要求中国文化接受的一个外来语措词尽管它诞生于中国母体之中……我输入的是一种烈性的血是一种义是一种信是一种叛逆的和坚守的素质他对哲合忍耶和回族历史的书写超出了狭隘的族群意义而上升为一种普遍的自由、人道和正义的追寻张承志在《风雨读书声》的访谈中曾经这样谈论《心灵史》它描写的和它经受的一切都是最中国式的至于我无非是接受了百姓的委托为他们执笔写了他们的一部历史这无非显示了我的气质和道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找到与底层民众结合的方式张承志将整个写作过程看做是对于自由的理想对于真正的人道的寻找我以我的形式一直企图寻找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心灵史·圣徙出世了》)我将告诉你们哲合忍耶的故事其实正是你们追求理想、追求人道主义和心灵自由的一种启示他把哲合忍耶看做是这种人道主义的载体哲合忍耶是中国劳苦底层是一个牺牲者集团是坚守心灵的人民是一种穷人宗教是从人民中间提炼出来的基本原理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心灵史·走进大西北》)在中国只有在这里才有关于心灵和人道的学理(《心灵史·十八鸟儿出云南》)他指出人人性人道人心这一切在中国应当通过另外的途径去发现我不信任现代中国的知识界太重要太本质的认识至少要在相应的天地中形成真知灼见永远不会是下贱肤浅的老鸦叫它需要一片风土、一种历史、一群真正能为我启蒙的老师还需要克麦提为我降临才能够被我发掘出来(《心灵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张承志的人道主义是与被压迫、被杀戮的底层人民的结合这是对被压迫者的心灵历史的认同是对于压迫者、统治者和官方历史的大举破坏和大胆挑战我渐渐懂了我是为一种异端的美而吸引他把宗教的尔麦里感觉成了朝着历代统治的示威哲合忍耶的魅力在于它是一种最彻底的异端是不可屈服的自由和辉煌的美(《心灵史·仪礼》)(《心灵史·光明》)哲合忍耶教派在与专制国家在与国家这种巨型怪物这种恐怖机器的对抗中爆发出来了最强大的力量和最强烈的美感一切宗教的和人道的火花都被他们击打出来了(《心灵史·追随者》)张承志通过对于历史的重新书写通过接近底层通过对于被压迫者的心灵的历史的追踪寻找着真正的人道他在赠送给杨怀中《老桥》一书时题写了如下宣言让历史就这样把重负压上肩吧我们要推翻一种伪历史让我们就这样把自己赶向艰辛吧这艰辛中会有辉煌的意义从根本上来说张承志的《心灵史》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应当放在寻根文学的脉络上来加以理解张承志和韩少功沿着寻根文学的轨迹与现化代的主流价值分道扬镳一步一步地走向边缘和深入底层张承志表现了对于统治阶级强烈的不信任统治阶级和御用文人无法真正理解历史他们缺乏对于人的心灵力量的想象力因此也不能获得秘密而历史从来只是秘史;对于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墨客世界不会让他们窥见真相(《心灵史·黑视野》)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张承志主要选择了散文这种释放方式他说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弃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朱苏进在《分享张承志》一文中描述张承志的创作风格时说他的许多篇章既是猛药又是美文在新奇意境和铿锵乐感中簇涌着采自大地的野草般思想他的作品个性极度张扬锋是锋刃是刃经常戳得人心灵不宁痛字当头快在其中张承志的散文反映了九十年代中国文坛的急剧瓦解和分裂这个时代急剧的堕落提纯了张承志同时在某种意义上也付出极端、单调和疲惫的代价张承志意识到鲁迅以笔为旗的的痛苦他在《美则生失美则死》中吐露当同时代的文学家写出一部部文学性的鸿篇巨制时他不得不以一篇篇杂文为投枪匕首进入战斗其实我是为鲁迅先生遗憾的然则那也是他的必然他在《以笔为旗》中对无情无义的文学界及其所谓纯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张承志产生了一种自觉从而与中国文坛彻底决裂按照他在《离别西海固》中的叙述早在一九八四年他便与中国文学的主流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了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化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一九九三年他发表著名的《清洁的精神》抗议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通过古代许由等人追求正义和清洁的故事追寻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他不断地从历史中去寻找抵抗的力量这种资源包括哲合忍耶教派、《史记·刺客列传》、鲁迅、屈原等等他要寻找自己的类自己的参照自己的血统鲁迅成为他思想和反抗的重要资源成为他反复书写和礼赞的对象他在《静夜功课》中说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他在《清洁的精神》中这样勾画了鲁迅的形象所谓鲁迅就是被腐朽的势力尤其是被他即使死也‘一个都不想饶恕’的智识阶级、即中国知识分子的前一辈们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并濒临无助的绝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在《再致先生书》中指出鲁迅象征着一种不签订和约的、与权力的不休止争斗他对鲁迅的阅读和理解形成了独一无二的鲁迅研究他用最文学的方式接近鲁迅这是用文学的巫术招魂理解张承志有几个重要的词美、正义、自由、人民特别是在今天被污名化了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这个被当代西方意识形态极尽污辱之能事的词通过张承志的书写和磨洗重新恢复和焕发了原始正义的光辉和惊心动魄的美他在《清洁的精神》中称赞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美得魅人他称赞《史记·刺客列传》提炼了中国的烈士精神他誓言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他将荆轲刺秦的故事称为古代中国勇敢行为和清洁精神的集大成是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因此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恐怖主义是一种失败的政治是一种极其纯粹的伦理的美学的反抗张承志和张艺谋是艺术上的两个王者当张艺谋对权力和体制全面认同与臣服越来越作为中国形象大红大紫地走向全球化的商业舞台的中心的时候那个从新时期一同出发的张承志旗帜鲜明地走向了边缘和底层走向了没有历史的历史走向了人民的文学张承志在《心灵史·穷人宗教》中宣称我偏执地坚持中国的一切都应该记着穷人记着穷苦的人民张承志的偏激和极端从根本上来自于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乌托邦冲动是对于令人窒息的现代性的激昂抗议表现为极端的反体制精神他在《三份没有印在书的序言》中声称他在《红卫兵时代》一书中为六十年代为他自己所创造的红卫兵这个词为红卫兵运动的青春和叛逆性质为红卫兵的反体制形象进行了坚决的赞颂他指出官对于人道来说是最下贱的存在(《心灵史·人民的暴力主义》)哲合忍耶可以放弃暴力但绝不放弃自己对于官府的异端感永不近官永不信官这种心绪后来成了哲合忍耶的一种气质(《心灵史·进兰州》)张承志在《心灵史》中宣称人民造反人民反叛的暴力是统治者的天罚的形式(《心灵史·入海口》)张承志一直歌颂和赞扬具有强烈的道德乌托邦倾向的密谋和暗杀以及另一个极端——道德感化他赞颂牺牲之美(《心灵史·入海口》)牺牲是最美的事情(《心灵史·董志塬》)张承志在《南国探访》中预言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古怪的时代豪富和赤贫餍足和饥馑脑满肠肥和瘦骨嶙峋摩天楼和贫民窟——总之一切对立和差别、正义和背义都将在这个隆隆来临的时代并立共存他在《中原迷茫》中指出我们需要面对着屈辱的历史残暴的权势苦难的人民卑污的智识阶级轰轰烈烈的脱轨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在一九七九年匆匆结束了张承志一直心仪于六十年代这个反体制的极端年代这个激情的年年、脱轨的年代这构成了理解张承志的核心造反反特权反体制反对一切的压迫和不义张承志在《风雨读书声》的访谈中谈论《心灵史》的精神谱系的时候说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我对六十年代的忏悔与坚持对体制和异化的大声抗议六十年代的红卫兵以及西方的造反运动都是与青春和叛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不会是红色也许是天蓝色的旗子上我希望有一开始就有人心、人道对人的尊重;一开始就有底层、穷人、正义一开始就有叛乱、选择、青春、反体制的底色张承志以一个人填写了巨大的空白张承志的写作使人民、革命、底层这些词语得到了昭雪和拯救同时也使自由、人道和美以及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他以具有广阔深厚的历史空间的大西北为根据地以中国最广大的底层人民为依据背对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城市繁华张承志背对着中国知识界背对着盛世写作面对着全球化和日益野蛮化的世界写作当有人责难张承志是反智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辨正作为一位英勇的学者和作家张承志只不过是拒绝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常识他不过是在组织另一种秘密的知识发掘地下的历史;同时他在指示另一种人性构建另一种社会理想他在呼唤美的人性、人心、人道和真的和平正如《心灵史》中船厂太爷马达天石破天惊的话语你已经有了知识了——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知识的光芒熄灭而使你自己坠回黑暗在外国作家中张承志反复提起梅里美和三岛由纪夫他始终是一个极端的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浪漫主义作家当资本主义以贸易将地球变成世界将整个世界简化为交换价值纳入到自私自利的交换的时候浪漫主义最早树立起了反抗现代文明的叛帜它以文学的武器以审美的割据对交换价值和商业文明进行绝望的反抗这种绝望的反抗产生了纯艺术以至唯美主义当资本主义对交换价值进行神化的时候它对审美进行神化当资本主义对商品进行神化的时候它对艺术进行神化当资本主义进行全球征服的时候浪漫主义起义和独立在自己的艺术王国上空高高地飘扬起美的旗帜十九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是反工业化、反世俗化、反现代性的第一声鸣镝而张承志则是中国浪漫主义一个悲壮的奇迹。
文学评论・现当代文学三维的精神——用集体无意识理论分析张承志部分文学及绘画作品徐兴子 山东师范大学[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5-059-01用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分析韩少功的《爸爸爸》是学界一直以来持有的一种观点,其落脚点是遥远的巫觋文化和楚国文明。
同样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张承志的作品是否也可以用集体无意识来窥探一二?“集体无意识的内容从来就没有出现在意识之中,因此也就从未为个人所获得过,它们的存在完全得自遗传。
”遗传带来多黑发黄发的差别,带来高矮胖瘦的差别,同时也带来民族宗教的差别。
信仰虽然是一种文化环境下的产物,但我们不能否认遗传的因素。
张承志是一名伊斯兰教作家,他曾在《在中国信仰》一文中说:“宗教文明的接续——究竟更多地是由于信仰的原因,还是由于血统的原因,是很难说清的。
至少迄今为止的现象是,血统的感情,比思想的认知更显得有力。
”因此,分析他的作品,难以规避其穆斯林身份。
张承志出生在一个回族家庭,后期上山下乡的地点又在内蒙、宁夏、西海固等伊斯兰文化聚集区。
伊斯兰教的克己卫道、追求精神的纯粹等特性,经过血脉的流传,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体现在张承志的作品中。
法蒂玛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女儿,她将父亲送给自己的新婚礼物,送给了穷人,自己则穿着破旧的衣裳进行婚礼。
法蒂玛是博爱的象征,是伊斯兰最完美的信士,穆斯林最完美的女性。
张承志在《黑骏马》中塑造的索米娅形象就是现代大草原上的法蒂玛。
勤劳善良的索米娅被奸污后,成为了母亲,为保护自己的孩子,她攻击了看似要威胁到自己孩子的主人公。
多年后,和“我”离别时,索米娅突然撼人肺腑地喊了一声“巴帕”,又突然以热烈兴奋的声调对“我”说:“你以后结了婚,生了孩子送来吧,我养成个人再还给你……”索米娅的无私、博爱和坚强,是伊斯兰信徒心中法蒂玛的重要品质。
更重要的是,索米娅的无私和博爱,是多少透着些不可思议的,臻于“超我”的境界。
张承志诗性小说的特征从鲁迅的小说《故乡》《祝福》《伤逝》,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沈从文的《长河》《边城》,到萧红的《呼兰河传》《生死场》等,构成了一幅壮观的“诗性”小说场面。
于是,在此背景下,小说的“诗性”问题便成为一个重要论题,研究者纷纷从不同视角来关注和论证小说的“诗性”特征及其内涵。
但是,截至目前,研究者更多的是从文体层面,即从诗的形式特征入手来认识“诗性”小说,他们主要关注小说外在形式特征的诗意与诗化,如语言的诗化、结构的散文化、象征性意境的营造、艺术思维的意念化和抽象化等。
认为“诗性”小说就是将诗的某些文体特征吸收、消融到小说的创作中来,将小说用诗和散文的笔法写成,使其具有诗的意境和韵味,体现出小说与诗歌、散文的相互渗透。
这种仅停留于文体学层面对小说的“诗性”进行解读,必将使其陷入概念歧义和片面化的误区。
如张箭飞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诗化小说是现代小说的一种形式,即用诗歌的方式组织叙事,为了最大限度的逼近诗,削弱散文小说叙述结构的统一感和逻辑性,作者需要利用诗歌的特色手段来替换或转化散文性叙事的形式技巧———诸如强调关键词语,有意重复某个意象,富有暗示意义的细节、节奏等”[3]。
我们应该认识到,“诗性”这一概念从外在形式到内在深度都具有丰富的内涵,涉及到了文学、美学、哲学、宗教等各方面内容。
它“并不取决于华丽的语言,韵律的整饬层面,而诗主要体现在其反应生命的‘内在深度’方面,对人的存在,人类的命运及生命意义的追问与探寻”[4]。
因此,在当前对小说的“诗性”问题研究时,不能仅仅从“诗性”小说与传统小说的文本表层的外部特征进行区别与论证,而忽视对“诗性”内涵多元意义的解读,忽视对“诗性”小说的文学“主体性”精神的关照,将“诗性”内涵的两个层面分开解读,使各定义间相对独立或隔绝,特别是停留在文体形式层面只关注诗歌形式对文学的渗透,而忽略“诗性”本体论层面对人性、人生的探索。
这最终会限制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导致“诗性”概念的泛化和误读。
张承志初始的创作在表面上与当时大多数知青作家有很大的不同,当大多数知青作家在那里诉说伤痕、表达痛苦和失落的时候,他却深深地感谢命运:“因为‘命运’——这个词被许多朋友挂在嘴上并形容得那么可悲——把我那么深地送进了广阔的草原和朴实的牧人之间,使我得到了两种无价之宝:自由而酷烈的环境与‘人民’的养育。
我庆幸自己在关键的青春期得到了这两样东西,我一点也不感到什么耽误,半点也不觉得后悔”。
(1)在初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中,他塑造了有着滚烫爱心和牺牲精神的额吉形象,并深情地表示:“在‘额吉——母亲’这个普通单词中,含有那么动人的、深邃的意义。
母亲——人民,这是我们生命中的永恒主题!”但是,如果说伤痕文学的性质是启蒙主义,那么,只要细心辨认,张承志承志的创作在总体上并没有背离而是呼应着时代的启蒙主义思潮。
在《阿克勒足球》中,“我”对上学充满渴望,对“我”来讲,老师,“这简直是和阳光、春天、幻梦一样美妙的词汇。
喊这么一声,我们就变了,变成了文明和知识的朋友;并有了能与草原上白发老人媲美的荣誉和地位。
”而那位担任小学教师的北京知识青年显然扮演着某种启蒙者的角色,当牧民们嫌孩子在学校吃饭费钱,一个个让孩子离开了学校时,他像女人一样到处劝说着,哀求着。
是他想出了捡羊毛卖钱,学校养活学生的办法。
他鼓励“我”将来当个大学生,让“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生活中还有一个金色的未来。
而与此相对,牧民们则显得落后、愚昧。
他们有的酗酒,打架,用令人剜心的侮辱的损害的语言骂人。
当老师劝说他们让孩子上学时,他们有时会回敬他一些恶毒的、带刺的话。
按“我”阿爸的话说,“愚昧的人呦。
他们除了数牲畜再不会算别的账。
”对文明和知识的向往必然伴随着对人的世俗生活欲望的肯定。
现代文明包含着对人的尊重,而对人的尊重则包含着对人的世俗欲望的尊重,现代性的基础就是人的感性欲望的解放。
而启蒙主义则是对现代性的呼唤。
所以《青草》中的北京知识青年杨平在牧民女儿索米娅的爱情和返回城市这两者之间的矛盾选择中,最终选择了后者。
尽管他对自己的选择带着某种自责,他“没有勇气永远做一名普通的、长年劳累的、远离一切城市生活的牧民”。
而包括索米娅在内的草原牧民们对他的选择则给予了理解。
在《北望长城外》中,他写民间硬汉阳元丁二哥的能干、肯干,他的豪爽、仗义,写他在“文革”年月生活的艰辛和悲剧性处境,更写在新时期到来后,他过好日子的劲头。
而《红花蕾》中的小巴达玛为了给自己的新鞋配上一双漂亮的花袜子,跑到离家很远的草场去捡羊毛,为此,整整奋斗了一年。
她还想买手表,后来,听从了“我”的建议,用剩下的三毛钱买了两只铅笔,托“我”送给老师,表达了对学习知识的渴望。
当然,和大多数“伤痕文学”相比,张承志又确实不太一样。
他不诉说伤痕,更不表达失落。
《阿克勒足球》中的北京知青在教书中实现着自己的价值。
不仅教给“我”知识,而且用自己的生命给“我”超越生命的启示。
《青草》中的杨平虽然离开了草原,但他忘不了索米娅对他的爱情,忘不了青草的恩情。
而《锁罕儿・失剌》则在某种意义上表达了张承志对自己知青当代百论[作家百论]张承志论——论小说的思想轨迹吴三冬2009/6・文艺争鸣・当代百论生涯的整体看法:速勒都思氏的锁罕儿・失剌一家冒着生命危险救了蒙古贵族铁木真。
而铁木真就从这里开始,走遍了整个世界的北方,得到成吉思汗的称号,并被蒙古和突厥草原的人们代代传诵。
这里的寓意是明显的。
这又都给张承志后来的创作转向埋下了伏笔。
从1982年的《黑骏马》开始,张承志的创作主题发生了转换,由对世俗生活的某种认同到鄙视、反抗世俗。
作品中的白音宝力格由草原而城市再到草原的历程,可以看作张承志对世俗生活由认同到排拒的心路历程。
白音宝力格由于忍受不了奶奶和索米娅对命运的顺从和对邪恶的宽恕,到城市去追求更文明的生活。
但是,在九年的城市生活中,无论是事业的建树,还是人生的真谛,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所谓文明的生活,在他看来,不过是在伯勒根草原的语言无法翻译的沙龙里,观察那些痛恨特权的人也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特权,听那些准备移居加拿大或美国的朋友大谈民族的振兴。
而此时,他才充满悔恨地意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才真正发现了奶奶和索米娅性格中的为城市中人所无法比拟的质朴和善良。
奶奶那么无私地抚养了“我”,她甚至无私地爱着一切生命;而索米娅则显然继承了奶奶的这一品质,在“我”走后,她独自安葬了奶奶,抚养了其其格,历尽艰辛,后来在小学校做勤杂工,像当年的额吉一样,她爱着所有的孩子,并受到小学校师生的一致爱戴。
作品最后,“我”滚鞍下马,把身体扑进青青的茂密草丛之中,亲吻着这片大草原。
这是张承志承志对草原文化的认同和回归,而此前的《绿夜》也表达了与此相近的意向。
张承志创作主题的这种转换其实并不独属于张承志,而是属于那一代知青作家。
那一代知青作家在此时的创作中,几乎都表现出与前此的“伤痕”(启蒙)主题呈强烈悖反色彩的“回归”潮。
这是我们在孔捷生的《南方的岸》、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作品中,能够明显看出的。
对那一代人来讲,“回归”是一种必然。
因为那一代人是在五六十年代那种政治狂热和极端理想主义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曾经是“文革”时期政治激进组织“红卫兵”的成员,而这种政治狂热和极端理想主义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强烈的反世俗和禁欲主义,它实质上是一种反现代性的思潮。
某种意义上,这一代作家是不自觉地加入到启蒙主义的合唱中来的,他们的“伤痕”诉说主要由于他们原有理想的失落,他们是在原有理想的失落中产生怀疑意识并进而产生自我意识的。
但这种自我意识在当时由于缺少思想文化资源的支持还非常薄弱,还没有完全突破原有意识形态和理想主义的缠绕,因而,当整个社会在80年代初开始步入现代性—世俗化的道路时,就必然会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不适应,因而本能地产生反世俗的浪漫冲动和幻想。
现代性——世俗化是和城市化相联系的,因而反世俗就几乎必然会回归到与城市相对的农村。
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实是,“回归”潮的这些作品,几乎没有一部写到具体的“回归”。
实际上,中国文化或者说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缺少超验的信仰一维,与西方传统的宗教文化相比,就是一种世俗文化。
尽管它有着强烈的道德至上倾向,宋明理学甚至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但由于它的基本性质是天人合一、体用不二,实用的形而下层面(此岸)与超验的形而上层面(彼岸)未能分化,(2)它的所谓终极价值(君臣父子、修齐治平)缺少超越性和神圣性,满足不了人们的信仰和宗教饥渴,更难以转化为人的内心自觉。
它是靠着与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的结合而得到推广和普及的,实际上已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
梁漱溟就认为孔子的人生在中国并没有实现,并指出“中国数千年以儒家治天下,而实际人生一般态度皆有黄老之气。
”(3)而佛教在中国兴起,也显然有赖于它对道家吸收,或者说是向世俗妥协的产物。
鲁迅说:“中国根底全在道教”。
(4)道教与道家当然不是一回事,但道教汲取了黄老的不少成果是可以肯定的。
道教很难说是宗教,因为它追求的目标是世俗的,如果说是宗教的话,也只能说是世俗宗教。
这也可以理解,大众的形而上的信仰找不到实现的路径,就只能走形而下的世俗一途。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被动到自觉接受西方文化,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迅速瓦解。
但由于缺少彼岸超越文化的基因,我们接受和引进的西方文化全部在实用层面,包括科学和民主,而西方文化中的宗教、哲学、审美等形而上层面被忽略。
“五四”以后我们效法俄国,走激进革命道路,要在人间建立天堂,实际上构建了新的天人合一、体用不二的政治文化体系。
(5)但如果说这个体系在战争年代对于社会动员和凝聚人心能够起到很大作用,那么到了和平时期,由于它不具超越品格,同样满足不了人的宗教饥渴,因而无法平衡和约束人的世俗欲望。
在以上的意义上,知青作家的反世俗的“回归”是难以或者根本不可能“回归”到具体的农村和农民生活的。
正如有论者所说:“他们所欲望回插队地方去追寻的其实只是一种浪漫,是一种现实失落下的虚幻的乌托邦追寻,并不是某种具体实在的文化,当然更不是真正的乡村文化。
”(6)某种意义,正是因为他们的乌托邦追寻缺少具体实在的文化支撑,他们才发动了文学寻根运动。
所以确实如有论者所说:“‘寻根文学’的兴起与其说是源于作家们拯救文学振兴文学的强烈愿望,还不如说是因为他们心灵的强烈自救的渴盼。
”(7)但吊诡的是,如果说在振兴文学意义上的寻根还是取得了某些成绩的话,那么在心灵自救意义上的寻根则是基本失败的。
这又显然是由中国文化的世俗性质决定的。
张承志的不同或者独特在于,他所“回归”的是少数民族异文化,而这种文化本质上是一种非世俗或者说超世俗的宗教文化。
已有论者指出:蒙古历史上出现过多种宗教并存的文化奇观。
萨满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都曾在这片土地上流传,直到1260年,忽必烈尊萨迦派第五代祖师萨思巴为国师,喇嘛教才居于上风,影响日隆。
(8)而蒙古族的这种宗教文化不仅建立在与汉族农耕文明完全不同的游牧文明之上,而且有着自己独立的语言系统,这使它避免了被强大的汉族主流世俗文化同化的命运。
张承志在这里插队四年,并且掌握了蒙古语。
张承志自己说:“我不是蒙古人,这是一个血统的缘起。
我是一个被蒙古游牧文明改造了的人,这是一个力量的缘起”。
(9)所以,如果说大多数知青作家的“回归”和“寻根”,是由于“他们心灵的强烈自救的渴盼”,而这不过是他们原有革命理想的惯性冲动,因而随着这种惯性的不断弱化,他们亦逐渐融入这个现代—世俗社会,所以“寻根”文学才在短暂的高潮过后很快偃旗息鼓,那么,张承志的“回归”则由于他原有的革命理想与草原文化实现了某种对接,因而拉开了他与世俗的距离。
但是,张承志对草原的回归和认同是有限度的,或者说是矛盾的。
他的回归是因为他鄙视他忍受不了城市生活的世俗,但他看重的是草原文化所显示的巨大的无私和牺牲精神,却无法接受它的博爱和宽恕情怀。
《北方的河》可能是研究张承志与红卫兵文化关系的最重要文本之一。
作品主人公那种强烈的要实现自我的冲动似乎突显了新时期人的解放的主题。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作品特别强调了主人公的今天与过去(红卫兵包括知青插队)的紧密关联。
作品的字里行间都跳动着对红卫兵时代的留恋、怀念之情。
有论者指出:“在过去历史中找到与现在同质的肯定性精神,又使之向未来推进,这是《北方的河》的叙事奥妙。
”(10)在主人公看来,他的过去与现在有着极为惊人的一致走了同一条路,同样走向黄河,在同一块地方跳入黄河。
他甚至突然醒悟,他现在之所以走向黄河,走向地理学研究的王国,完全由于十几年前的过去,是由于记忆的支配。
当女记者面对破碎的彩陶罐子哀叹:“可惜碎了。
……生活也常常是这样残缺”时,主人公却感慨:“在湟水流域,古老的彩陶流成了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