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美之争”中折射出的上市公司内部各方利益的保障问题

“国美之争”中折射出的上市公司内部各方利益的保障问题摘要：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国美之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从法律的角度出发，我们看到了很多市场经济下公司的法律规制问题。

上市公司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博弈若不能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那么公司的整体利益必然遭受损害。

通过分析我国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权益的保障中存在的问题，我们或许能够从法律规制的角度找到各种可能有效地方法。

关键词：大股东中小股东利益保障一、引言公司产生于高度发达的社会经济体系下，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在最初的市民社会中，贸易主要是在自然人之间发生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个人的能力已经不能满足日益扩大的贸易的需要，公司这种组织体便出现了。

早期，公司作为贸易主体适用的是民法的规定，拥有高度的意思自治。

但后来人们认识到，要想使国家经济最优化，就需要市场的运作具有高度的效率，此时就需要国家介入市场对其调控。

公司也在对外作为一个整体和内部的结构两方面受到法律的规制。

法律的功能是实现公平与效率，而在公司的法律规制中更重要的是追求效率，效率转化为效益。

在某种意义上，公司的法律规制中追寻公平的最终目的还是最求效率。

公司法是赋予公司生命的基本法律，它从宏观上设计了公司的总体结构和行为模式，其科学性与合理性直接决定了公司这一拟制的组织体的生命力。

一个公司的良好运作必须要有一套优良的体制，体制则是由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共同构造的。

公司法规定的是普遍性的结构，公司章程则是在公司法的框架下根据各公司的特点构建的差异性结构。

所以对于公司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主要需要通过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来解决。

回到“国美之争”中，其核心就是上市股份有限公司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博弈，而大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之争也是历史的必然结果。

随着经济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开始出现，这种“资本为股份所组成，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的企业法人”模式能够满足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企业迅速扩张的极佳途径。

股份有限公司的诞生，改变了传统的企业模式，私人企业逐渐转变为公共企业，企业的所有权人也从以前的个人或家族转变为各类股东。

根据拥有股份的多少，作为企业所有权人的股东大体上可分为大股东和中小股东。

由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权利分配和利益的价值追求的不同，那么双方的博弈便展开了。

所以对上市公司内部各方利益的保障就需要分为两个方面：大股东的利益保障、中小股东的利益保障。

二、大股东的利益保障大股东是指在公司股权结构中，拥有半数以上的有表决权的股东，也称为绝对控股股东，但是随着公司股权的分散化，持股未达到半数以上的相对控股股东也能有效地控制公司董事会及公司的经营行为。

现在所谓的大股东也大多都是相对控股股东，即不再单纯强调比例，而是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

一般看来，大股东因其拥有的权力在公司里属于强势的一方，所以基于“恃强凌弱”这一大众心理，普遍认为大股东会侵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国内也发表了许多讨论对于大股东权力的羁束问题的论文。

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这句谚语在公司股权结构里的含义，当中小股东联合在一起，其所控的股权将不亚于甚至超过大股东，尤其是在公司股权分散化后，大股东也只是相对控股较多的情况下。

以国美的股权结构为例，黄光裕夫妇32.47%、贝恩资本9.98%、摩根斯坦利5.49%、摩根大通4.47%、富达基金3.56%、永乐日邻3.45%、陈晓及其女儿陈叶1.67%、王俊洲等四位董事0.37%、其他38.54%。

若以5%以上作为相对大股东，则国美的大股东所控股为47.94%，中小股东则为52.06%。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印证中小股东联合控股可能会超过大股东的。

那么在股份决定权力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中小股东的联合同样可能侵害大股东的权利。

现实生活中不乏单个强者被众多弱者群起而攻之而倒下的情形，所以强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需要保护的。

因此在我们高呼保护中小股东的权利时，也要注意保护大股东的权利。

当下，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大股东往往是公司的发起人，若大股东的既得利益都不到保障，则会给其他欲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的人造成心理上的恐惧，他们会因为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而拒绝成立股份有限公司，从而影响国内经济的发展。

从公司的股权结果来看，大股东由于出资较多，相对其他股东有更强的动机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更关心公司经营状况和回报，所以大股东需要通过掌握公司的控制权来影响经营决策。

因此对大股东的权利的保障即对其控制权的保障。

在我国，《公司法》将控制权赋予大股东，并实行一股一票和简单多数通过的原则，第一大股东，无论是绝对控股，还是相对控股，其在股东大会上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及在选举董事上实质上都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大股东控制并积极行使控制权来管理企业，对中小股东利益来说并非有害，中小股东可以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取收益，得到“搭便车”的好处。

但是从“国美之争”中我们却看到，黄光裕作为国美最大的股东却险些被陈晓代表的中小股东击败而丧失对公司的控制权。

笔者认为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大股东应该对公司拥有控制权，而中小股东在公司中拥有的是参与管理权。

倘若中小股东联合起来篡夺了公司的控制权，这必将导致公司的结构异化，最终影响整个公司的运营。

因为中小股东更看重的是短期的利益，而大股东则着眼于公司的长远发展，所以对大股东的控制权给予更严格的保护有利于公司的整体利益。

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主要是通过控制董事会来实现的，因此大股东的控制权具体为对董事会的控制即其在董事中占有的比例。

在我国，董事是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在其看似民主的外表下暗藏玄机。

因为有被选取资格的董事候选人，而董事候选人则是由各大中股东控制的。

根据我国《公司法》和《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可知，董事候选人的提名方法是由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章程的订立主要是由大股东主导，所以大股东大体上还是能够控制董事会的。

然而公司章程毕竟只是公司内部文件，其效力远不及法律法规，因此还需要在法律上予以规定。

我国对大股东的保护缺乏法律上的明文规定，反而存在一些法律对大股东的利益造成极大的损害。

我国《公司法》第109条规定“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

对于这一条文，笔者有所异议。

董事会作为公司的核心，左右着公司的经营决策，需要有高度的机动性。

这就需要其组成要达到最大程度的最简性。

试想一个庞然大物怎能有快速的反应呢？公司在面对风云变幻的经济形势，需要董事会能够快速反应来应对各种情况，所以在保证董事会的结构平衡时应减少无用人员。

公司职工代表出席董事会的目的是为了保障职工的利益，我想通过在监事会中工会成员所占的比例即可实现，而公司职工代表进入董事会显然会稀释大股东的控制权。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1条“在董事的选举过程中，应充分反映中小股东的意见。

股东大会在董事选举中应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度。

控股股东控股比例在30%以上的上市公司，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的上市公司应在公司章程里规定该制度的实施细则。

”笔者认为上市公司采取累积投票制对大股东是不利的。

累积投票制指股东大会选举两名以上的董事时，股东所持的每一股份拥有与待选董事总人数相等的投票权，股东既可用所有的投票权集中投票选举一人，也可分散投票选举数人，按得票多少依次决定董事入选的表决权制度。

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防止大股东利用表决权优势操纵董事的选举，矫正“一股一票”表决制度存在的弊端。

但我们在“国美之争”中可以看到，黄光裕夫妇只拥有32.74%的股票，而其他合起来却有67.26%。

累积投票制本来是为了防止大股东操纵董事的选举，但在“国美之争”中我们可以看到，大股东在只拥有相对多数的股份时，一旦其他股份拥有者联合起来，大股东就会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那么大股东的控制权也就不能得到保障。

“国美之争”的结果也印证了上述结论。

总之，我国还需要通过立法在实体和程序上予以大股东的合理控制权更好的保障。

三、中小股东的利益保障大量的事实和研究表明上市公司的中小股东在公司治理中处于弱势地位，其权利经常受到了大股东的侵害，这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现象。

在当下的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中，中小股东控制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股份，但由于所持股份的分散性导致了其在公司中力量的分散，而使大股东的权力有了寻租的机会，致使中小股东的投资积极性因利益长期无法得到保障而受到打击。

由于中小股东在上市公司的资金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旦其因“一着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而不再进行投资，那么上市公司甚至是整个经济将会受到严重的打击，这显然是不利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的。

因此，加强对中小股东的利益的保障是十分有必要和有意义的。

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中中小股东利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一）上市公司内部治理的制衡机制薄弱。

首先，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约束机制乏力。

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的最高决策机构, 由于资本多数决策原则的运用, 在“一股独大”的背景下, 控股股东的意志就会上升为公司的意志, 而在股东大会休会期间, 控股股东通过其指派的董事会控制公司事务。

由于小股东的股权高度分散, 他们无法对董事会施加有效的影响, 董事会受控股股东操纵或受“内部人控制”, 中小股东利益根本得不到应有的保障。

其次，监事会不能充分履行监督职能。

我国上市公司监事会作为监督机构, 仅拥有监督权, 没有决策权、控制权、对董事及经理人员的任免权和提起相应诉讼的权利, 其监督职能的发挥缺乏相应的配套权利。

此外, 我国上市公司监事大多来自公司内部, 其薪酬和职位都由管理层决定, 地位受制于董事会和经理人员。

在这种情况下, 根本无法实现其在公司治理中的制衡作用。

（二）信息披露质量低劣。

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 信息披露是上市公司治理绩效的决定因素之一, 信息披露制度完善与否和信息披露质量的优劣直接关系到投资者投资决策的有效性。

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披露信息的可靠性相当差, 表现为: 信息披露不规范、不及时, 甚至上市公司与中介机构联手进行虚假披露, 中小股东成为虚假信息披露的受害者。

（三）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中小股东权益受到侵害时，仅在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显然，这样的法条缺乏操作性的，往往导致中小股东无法有效地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的权利。

那么对于中小股东的利益保障，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点着手：（一）强化中小股东的权利的实现机制和股东大会的作用，同时提高监事会的监督职能。

现实中由于中小股东权利的分散性使得其权利往往无法得到确切的落实。

例如公司法第104条“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