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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家园的守望人作者：李一平艾玲来源：《牡丹》2016年第09期在21世纪初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中，著名口述史研究学者，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曾将口述史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填补了国内传承人口述史领域的空白。
冯骥才先生从长期的口述史实践应用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传承人口述史是非遗保护工作的灵丹妙药……想要把非遗以确定的形式保存下来，口述史是最好的方式。
”笔者曾与江西武宁打鼓歌省级传承人方由根老人进行过交流，对打鼓歌的历史、价值、流变、传承、保护及学艺经历进行了口述记录，通过对口述录音的整理和研究，深深感受到打鼓歌既是一项优秀的文化，也是一项孤独的文化。
一、一鼓催三工的吴楚之韵江西武宁县，地处赣北地区，这里群山绵延，山水秀丽，民风古朴，是古代楚国的文化圈，也是江西闻名的打鼓歌之乡。
打鼓歌，也称“锄山鼓”“催工鼓”“耘禾鼓”，最初由湖北传入武宁，至今在武宁县已流传了近300年，据清同治《武宁县志》载，乾隆年间“楚人来宁垦山者，多以百计”。
在山间劳作时，湖北的楚风锣鼓与武宁的吴韵山歌自然相融，约在300年前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曲艺形式——武宁打鼓歌。
因独具的“一人领唱众人和”等鲜明艺术特色，和“一鼓催三工”“解乏”等劳动功用及融“吴楚之韵”的音乐文化价值而名扬中国音乐学术界，受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张佩吉先生、武汉音乐学院教授杨匡民先生等众多音乐专家、学者的赏识和推崇，他们认为武宁打鼓歌是“劳动者的颂歌”“爱情的抒情诗”“文化知识的教科书”“民情风俗的史料”。
不仅《中国音乐词典》将其收为词条，《我们山歌牛毛多》等打鼓歌的部分曲目还被上海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等高校收编在教材中，其中有6首歌甚至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编在《中国民歌集》中。
2008年，打鼓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
随着近些年我国对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武宁打鼓歌日益受到社会关注，武宁县政府为此陆续出台了多项针对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实施的方案及保护措施，建立了以东林、船滩、上汤等乡镇为代表的武宁打鼓歌文化生态保护区，这对保护和传承武宁打鼓歌提供了保障。
中考语文真题试卷（三）一、基础题( 20分)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
到了初二，丘成桐开始尝到数学的真正滋味，对数学的兴趣yǔ rì jù zēng。
1966年，丘成桐考入香港中文大学，开启了他aó yóu “数海”的壮美航程，他的数学才华开始璀璨耀眼。
①当斯博士来校任教．时，让丘成桐真正见识了什么是当代数学。
丘成桐的数学天赋也令老师()。
1969年，②大约20岁左右的丘成桐赴美，师从微积分几何巨擘陈省身教授。
他在这里()，大量地学习数学经典著作，揣摩前代大师们的奇思妙想，找到了喜欢的方向——几何学。
③他觉得能否学好这一门深刻的学问，关键在于和其他学科建立密切的联系。
2020年，丘先生被聘．为北京某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他说，作为数学家，④我们追求的不是财富，更不是权力，我们追求的乃是简朴的真理。
(摘编自钟秀斌《几何无双士奔腾有余音》，《新华文摘》2022年2月5日出版)1．下列依次对文中加点的两个字的注音，完全正确的一项是()A．jiāo pìn B．jiào pìn C．jiào pìng D．jiāo pìng2．下列对文中两处拼音对应的词语的书写，完全正确的一项是()A．与日俱增熬游B．与日具增邀游C．与日具增熬游D．与日俱增遨游3．下列依次填入文中括号处的词语，最符合语境的一项是()A．叹为观止如鱼得水B．惊叹不已如梦初醒C．惊叹不已如鱼得水D．叹为观止如梦初醒4．文中①②③④处有语病，下列对它们的修改正确且符合语境的一项是()A．①处修改为“使丘成桐真正见识了什么是当代数学”。
B．②处修改为“大约20多岁的丘成桐赴美”C．③处修改为“他觉得是否学好这一门深刻的学问”D．④处修改为“我们追求的不是财富，也不是权力”5．综合性学习你们班打算举行以中华传统美德“自强不息”为主题的演讲比赛，请你作为策划者参与其中。
非遗舞蹈进校园的必要性（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迫切需要现如今，我们面对的是全球化、网络化的日益加速，这种现象的到来给我国的传统文化带来了巨大的抨击。
在此局面下，加剧了以传统文化为先锋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譬如中国现在所常用的少数民族语言与地方语言将近九十种，就有约二十种语言正逐渐趋向消亡。
借用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先生的话总结，就是倘若非遗的传承人日渐稀薄，那么非遗文化也会日渐淡出。
由此可见，我国非遗的传承现状令人堪忧，仍面临着重重挑战：第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迅速，已经给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了重大变化，如年轻一辈不愿随师承研习非遗文化，认为无法家养糊口，传承将面临后继无人的严峻挑战；第二，文化的生态空间逐渐边缘化，主要表现为传统习俗的淡化与表演场所的消失；第三，我国有大量具备丰富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灭绝，本真的素材，失去了为非遗的抢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第四，以往教育领域与传承非遗没有有效联结，现今仍有脱节；第五，旅游市场缺乏文化的规划，对民间的非遗艺术过度商业化、庸俗化，对社会造成文化误导，危及原生态的保护与传承。
在科技日益提高，社会文明持续创新之际，这些以传统文化为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境遇也开始发生改变，存在地位逐渐被削弱，国际、国内围绕着非遗保护传承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其目的就是在期盼着能将即将消亡的传统文化根基加以抢救和弘扬。
以人类文化的发展史角度出发，保护传统文化的先锋代表“非遗”，就是在保护中华民族自身。
如果让这些非遗文化消亡，中华民族便没有了根，中华民族儿女便成了迷茫的人群。
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中传承，在传承中发展。
那么，我们应如何将传承工作落到实处，是通过国家政府的立法制度、财政支持、加大宣传力度，或使用现代科技等手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挽救，眼下这都是我们当下迫切需要执行的工作，而从教育的视角去审视与研究应如何对非遗进行传承、发展与保护，将学校教育与传承非遗有机结合，显然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发展的最佳途径。
管理观察 >>284“后非遗时代”马街书会的生存语境与整合发展武卫兵湖北中医药大学摘要：“后非遗时代”，以马街书会为代表的民俗文化资源已经由原来“重申报”转变为“重保护”。
马街书会的许多表现形式和表现形态都受到威胁，既面临全球化和文化同质化的威胁，也面临缺乏支持、欣赏和理解的威胁。
民俗文化研究者们应在“后非遗时代”和全媒体语境下，对马街书会进行传承保护与产业化研究，对其所蕴含的丰富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深入地挖掘梳理，同时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促进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也可以起到从一定程度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
关键词：后非遗时代；马街书会；整合发展中国在2004年正式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随之而来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到来，从2004年至今十几年的时间里，总计有超过4000项非物质文化类别先后被选为世界级、国家级、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进入遗产名录。
在这一阶段，国家及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精彩纷呈，政府承担主导的角色、社会各界人士踊跃投身其中。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仅只是留存了这些珍贵的文化现象，更可贵的是，它激发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的好奇心和自信心、促使国人重新审视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一时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成了所有民间文学的集中代表和代言人。
民间文化的“遗产化”过程，是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机制所进行的一系列标准设定、价值评估和符号建构，其实质是“知识话语在遗产领域的介入过程”。
[1]也有学者明确提出，“非遗化”是在为民间信仰正名，使其在公共知识中复归本位，进而使作为非遗应有组成部分的庙会、乡土宗教等来自于百姓日常生活的底层文化得以跻身于“公共文化”之列。
[2]而庙会中的重要代表之一就是河南省宝丰县的马街书会，又称“十三马街书会”，书会是一种特殊的庙会，它承载着许多信仰、文化、祈祷、社交、祭祀等元素，是辐射区内普通民众参与度最高的民间文化活动，是全国曲艺行当的交易盛会。
冯骥才，1942年生于天津，浙江宁波人，他是当代中国文学经典作家，也是担当使命的文化学者，更是一位优秀出色的画家。
他的作品众多，译本众多，并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他倡导与主持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传统村落保护等文化行为对当代人文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他，是一位真正的“俗世奇人”。
1央视《朗读者》第一季最后一期以“青春”主题做结，并在尾声邀请8位文艺大家特别献声，这8位是：钱谷融、韩美林、余光中、马识途、乔羽、冯骥才、方成、贺敬之。
大多数人对书写《乡愁》的余光中先生的名字最为熟悉，但其实他们个个都是文艺界各领域的前辈大家，其中钱谷融先生是当代文艺理论界著名的学者，我们熟知的奥运福娃是由韩美林老师设计，姜文导演的《让子弹飞》原著作者是马识途先生，乔羽先生写出了《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难忘今宵》等众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方成是中国漫画界成就卓越的大师，贺敬之先生是著名诗人、也是歌剧《白毛女》的创作人之一……冯骥才先生是这8位文艺大家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大家都在学生时期学习过他被选入课本的众多文章，但大部分人却不知道，他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我们小时候都爱看的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艺术顾问，更是优秀出色的画家、文化学者、教授、博导、国务院参事……甚至春节、中秋节等民俗假期都是由他参与建议并被讨论施行的。
21942年，冯骥才出生于天津，高中时期被选入天津市队开始了篮球生涯，由于意外受伤，转而进入天津书画社开始临摹绘画，这一画就是十五年。
文革结束后，冯骥才先生住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创作长篇小说《义和拳》，一经出版，就引起了轰动。
70年代末，冯骥才创作并发表了“伤痕文学”代表作《铺花的歧路》等小说。
整个80年代，冯骥才都是新时期引领文学创作的重要作家。
这时的他开始了对文革的文化反思，采访记录了很多文革亲历者的口述史，出版了《一百个人的十年》这部经久不衰的小人物文革反思录。
90年代以后，冯骥才开始接触文化遗产保护，并为了保护文化遗产而开始了卖画筹钱之路。
刀刻使蔚县剪纸焕发出巨大的生产潜能,使蔚县成为中国剪纸产品最大的加工基地。
创制刀具,是蔚县剪纸艺人的看家本领。
这种刀只有自制,无处可买。
而制刀过程又有诸多不传之秘。
在蔚县剪纸用的刀具中,分为大刀、小刀和扭子三种。
一幅图案复杂刀工精细的人物剪纸作品往往要用30把刀具。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把中国民间文化现状概括为“死去的”、“濒危的”和“活态的”三种,而且经过他十年间的考察,现存的文化遗产以前两种居多,“唯蔚县剪纸是个活态”。
剪纸是蔚县艺人吃饭的一个工具,从清光绪年间的刘老布用他雕银的刀具雕出的第一张剪纸开始,剪纸就使部分蔚县人改善了生活,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王老赏等一批优秀剪纸艺人出现,剪纸逐渐走向成熟,形成了蔚县剪纸的艺术风格和艺术品位。
村村寨寨有了剪纸艺人,剪纸就成了艺人们生活的主要来源。
进入七、八十年代,蔚县剪纸开始了规模生产,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如雨后春笋。
蔚县剪纸艺人们始终让这一民间艺术在传承中不断发展,从创意、题材、材质、推广等方面赋予了蔚县剪纸更强的生命力。
蔚县剪纸不仅成为文化个性鲜明的艺术品,也成长为一个活态的、发展着的产业。
专业村28个,专业户1100多户,从业人员3万多人,年产剪纸500万套,年收入突破亿元,产品远销欧、美、日、德、新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如今,蔚县剪纸走进厅堂、走上挂历、走进礼品册……离开窗花的蔚县剪纸活得更加潇洒。
周永明剪纸世家在蔚县无数个大大小小的剪纸专业村里,南张庄村是最典型、最著名的一个。
从蔚县县城出发,大概十分钟的车程,就到了中国剪纸第一村――南张庄。
王老赏、周永明,20世纪两个大师级人物双峰并立在这里,遂使这个村子享有了非常的名声。
在南张庄,村口路边是一家挨一家挂着不同招牌的剪纸专卖店,其中有一家分外显眼,那就是“周永明世家剪纸厂”。
周永明是蔚县剪纸大师,他的孩子们在剪纸艺术的环境里,都成长为了著名剪纸艺人。
如今,7个儿女有6个都在从事剪纸事业。
探索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幸福之路—— 中国（四川—甘孜—乡城）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高峰论坛综述刘德伟 张志勇[中图分类号] K890；F32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214（2021）01-0125-04２０２０年１０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２６条“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指出：“统筹县域城镇和村庄规划建设，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风貌。
”随着国家“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编制实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９日—１２日，由中国民协、四川省民协、乡城县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高峰论坛在四川省乡城县举行，论坛围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探讨了新形势下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新课题、新方法。
与会代表提出，要加快建设传统村落保护的科学体系，让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融入乡村振兴战略，融入国家经济文化发展大格局。
一、谋幸福：中国白藏房文化之乡的启示乡城位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大香格里拉旅游圈的中心位置，白藏房是乡城的标志，县境内硕曲河由北而南纵贯全境，像一根丝线把沿河两岸的白色村寨连在一起。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经中国民协组织专家组考察论证，乡城被正式命名为“中国白藏房文化之乡”。
据乡城县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热龚东灯介绍，居住在白藏房里的几代人除了不断积累智慧和财富装点白藏房以外，还创造出了许多灿烂丰富的在地文化。
白藏房是乡城民间工艺技能（夯墙、雕刻、灶神图腾和佛像塑造、彩绘、唐卡等）的结合体，乡城河谷深厚灿烂的文化底蕴皆由白藏房建造孕育。
“白藏房的修建从来也不是一家人的私事。
村民们帮工互助，和谐共荣，通过房屋的修建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依靠，白藏房其实也是邻里友善的重要载体。
”据了解，乡城县实行全域白藏房传统文化保护措施，已成功申报了色尔宫、马色、仲德、木差４个行政村为国家级传统村落，东尔村和那拉岗村为省级传统村落。
332019（2）专稿 Feature“知识分子要有‘先觉性’”冯骥才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位重量级作家，他写知识分子生活、市井文化、近代历史的故事都很经典。
他匠心独运，开掘生活底蕴，咀嚼人生。
他有许多篇文章入选不同年级不同版本的语文课本，连小学生都对他很熟悉。
新世纪初，冯骥才先生以天下文化兴亡为己任，“把书桌搬到了田野”，和时间赛跑，投身于祖国城市历史文化保护和民间文化抢救。
他奔走呼号，倡导与主持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汇集各路仁人志士，寻找民族精神的依存。
他的文化自觉、忧患意识和切实的行动引起社会的热切关注。
十多年来，冯骥才以文化人的情怀、担当和对当下文化现状的关切及忧思，经常成为舆论焦点。
我对冯骥才先生非常敬佩，也一直关注着媒体对他的追踪和报道，关注着他的动态。
他出的书很多，但凡我在书店里看到他的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著作，一般立即就会买上一本，譬如《思想者独行》《中国传统村落拨打120》等，但很遗憾，一直囿于工作忙乱顾不上认真拜读，往往只是先翻翻目录，读读前言后记，等待有相对充裕的时间再认真领略和 品读。
2016年青岛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的《冯骥才》，洋洋300万字。
其中分两个部分：一为“诗文书画”，三卷；二为“文化保护”，分为《思想》《行动》《田野散文》三卷。
冯骥才先生说，这三卷“具有现实意义的最新的东西，也是这套书的最大价值” 。
冯骥才先生作为当代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的倡导者，提出了一系列文化保护的思想理念，对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对唤起全社会的文化自觉起到了重要作用。
《冯骥才》“文化保护”三卷，对冯先生文化遗产保护的思想、观点、理论、言论及行动，进行了梳理整理，系统地展示了作者对当代文化遗产重大问题的思考和研究，许多篇什是新作、近作、力作，在社会上引起过热烈反响。
“民间文化在田野不在书斋”身高1.92米的冯骥才先生始终站在抢救民间文化的第一线，多年来一直奔走于全国乡间田野，实地调查寻访民间文化遗存，辗转联系散佚各地的老艺人，并不断提出抢救、保护、利用的建设性意见。
2013年6月26日，新京报专访天津大学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冯骥才。
新京报记者周岗峰摄对于多年来致力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冯骥才来说，六月的脚步依然是忙碌的。
这个月初，他主持成立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那之后他又获得了一项国际艺术赞助大奖，但他却把1.5万欧元奖金转手相赠。
身材高大的冯骥才待人温和，只有谈到被破坏的传统文化时，会愤而拍击坐椅扶手。
谈及城镇化对中国文化的根，对传统村落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侵蚀，他直言“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破坏”。
冯骥才特别提出，在一个非正常的转型时期，不能完全让民间文化正常消亡。
冯骥才，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书画家、民间文艺家。
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小说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院长。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致力于城市文化和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与保护。
今年6月4日，在天津大学主持成立了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研究中心。
粗暴的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文化的根，特别是对非遗，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破坏。
我们要特别提出“文化保护”，在一个非正常的转型时期，不能完全让民间文化正常消亡。
国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个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必须反省，不然我们无论怎么做，也不太能解决问题。
——冯骥才谈非遗保护进步挡不住破坏势头我们历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我们的非遗绝大部分也在村落里，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失的话，这些都不存在，就无所依附了。
新京报：如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情况如何？冯骥才：十几年过去了，从做出的一件件事来讲，民间文化保护有了一个轮廓：有法律保护，有《非遗法》；确定了一批传承人，也有了一些资金支持。
有些国家，比如俄罗斯，就没有做这些整体性的非遗保护。
这些成果跟知识分子的呼吁、媒体发出的批评声音、公众的文化保护意识密切相关。
这些虽然慢慢建立，但都挡不住非物质文化遗产被破坏的势头。
前几天我在北京开会，我说我们的“非遗”正遭受第二轮破坏，主要原因有：第一，申遗时，带着政绩需求，目的不纯。
申遗成功了，政绩提升了，“非遗”就被扔在一边了。
第二，虽然给传承人发补助，但很多时候，他们见不到钱。
有一次，我们想给日本、韩国等非遗保护做得好的国家介绍我们的经验，就近带他们去看了天津的国家级非遗“皇会”。
现场，老人把伞盖等表演的家伙摆出来，那是乾隆年间的老东西，外国人一看，全傻眼了。
我问那个会头，国家给传承人的资金补助，你收到了没有？他说，什么补助，不知道啊。
我当时一听，坏了，我知道很多人收不到，别让日本人看咱笑话，把他支走了。
现场，我写了个单子给他，“冯骥才欠某某会5万元”，叫他凭此为证，到我的工作室来拿钱。
他不好意思来，后来协会派了一个人把钱给了他。
第三，非遗成为省级、国家级保护对象之后，有了知名度，就有企业进来开发。
你想，民间的文化首先是自娱自乐的，又是手工的，承受力很小，很脆弱，和机器生产不一样，不能大量复制。
比如说，湖南隆回有一支花瑶，他们刺绣非常精美，我们把这个刺绣列为国家级非遗。
名单一公布，马上就有人把刺绣开发成旅游产品。
现在，这个刺绣简直不能看，就跟电脑画的一样，什么文化内涵都没有了，大量复制。
再这么下去，过十年，花瑶的刺绣就会消失。
第四，没有专家支持，这是非常严重的原因。
在日本、韩国，他们把非遗称为“无形文化遗产”或者“人间国宝”。
他们的做法是，比如说你是一个手艺很绝的木工，你的周围就有一个专家组，会主动帮助你，给你制作档案，帮你出主意，告诉你如何坚持自己的特点。
对于天津皇会，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做的。
因为这些非遗，是代代相传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形成了自己的个性，但不见得他们对自己的东西有认识，这得依赖专家。
可是，我们的非遗，可以说，95%以上后面是没有专家支持的。
第五，城镇化的影响，这是最致命的。
我们有一个调查，这十年，每天约有90个村落消失，这既包括传统村落，也包括自然村。
我们历史文化的根在村落里，我们的非遗绝大部分也在村落里，我们少数民族的文化也都在村落里，如果村落消失的话，这些都不存在，就无所依附了。
这些村落消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城镇化。
粗暴的城镇化进程对中国文化的根，特别是对非遗，是一种断子绝孙式的破坏。
城镇化把村落彻底铲平了。
比如说，我们这个村落里有种特殊的音乐，只有我们这个村落有，如果村落消失，这个音乐也就没了。
这不是说有几个会音乐的人在，就能传承下去，而是这个村落里的人都喜欢这一种音乐，有这样一个文化土壤、文化空间。
总体来说，民间文化一方面在稀薄化，大量地减少，另一方面，它变得流动，越来越不确定。
新京报：也许要和乡村建设两相结合，使之成为活态的接地气的保护。
冯骥才：对。
我们首先把传统村落“过一遍筛子”，选出一批来保护，已经公布了第一批名单，马上要公布第二批。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研究保护标准，必须要有一套办法，我们正想组织一批专家来制定这个办法。
没有办法，是行不通的。
这是很重要的事，我们正在抓紧时间展开。
谈商业开发文化产业观念是绝对错误的我们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文化责任感，也需要反思。
全球消费化的时代，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公民也需要反省，最需要反省的是，我们有没有公共意识？新京报：当我们谈论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把它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看待，而不是觉得它是自身发展或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冯骥才：对，民间文化本来是生生灭灭的，人们不再认同，就会放弃它，这是很自然的。
有些东西，人们不喜欢它，它会消失，谁也没有力量挽留，这可以称为“正常消亡”。
我认为，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从“文革”进入改革，从计划经济一下进入了市场经济，又一下子城镇化了。
这样的“急转弯”，有些东西消失得太快，你都来不及思考。
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很高，轻视精神的价值。
还有，这些年的社会变化，使得我们缺乏历史情感、文化情怀。
我们对我们的文化不太在乎，这跟西方不一样。
几年就把所有城市都变成了一个样，这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过。
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提出文化保护，在一个非正常的转型时期，不能完全让民间文化正常消亡。
新京报：说到市场经济，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如何面对消费主义的侵袭？如果我想做民间文化保护的志愿者，这可能是要首先面对的问题。
冯骥才：这个问题挺麻烦。
我曾强调，要和文化产业死拼，文化产业的观念是绝对错误的。
我也说过，中国有三个产业化让我们积重难返，一个是教育产业化，一个是医疗产业化，还有一个是文化产业化。
这样一来，教育、医疗、文化都向钱看，那这个民族坏了，我们没有长远的追求，特别是没有纯精神的追求，没有精神绿地了。
文化产业化扭曲了很多人的价值观，认为文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赚钱，所以很多愿意保护文化遗产的人，他们看到当地人赚钱了，甚至觉得是做了一件好事，他们对文化本身的价值并没有足够的认识。
这一点，需要苦口婆心，反复不断地讲，要重视文化价值。
新京报：我注意到文化遗产保护遇到的一个难题：保护会引发关注，关注有时会不可避免地被商业利用，即使没有旅游开发，也可能由于过度的关注，人来到现场观摩，而有所破坏。
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如何解决？冯骥才：曾经有朋友告诉我，冯骥才你知道吗？你是好心干了坏事。
他的理由是，你看到一个好东西，四处喊，喊了以后，谁都想伸手拿到家里去。
但是我觉得，好肯定是要说的，不能让它自然消失。
从西方来说，你比如，大家都说卢浮宫好，世界上每天有很多赞美卢浮宫的文章，但卢浮宫并没有因为这些赞美而消亡。
关键之处，还在卢浮宫的管理。
我举一个另外的例子。
我去凡尔赛宫的时候，有人请我看一间60平米大小的屋子，这是以前皇室人员去大厅在这里短暂休息的地方。
这屋子曾经漏雨，损坏很严重，后来开始修缮，我去的时候刚修好，在里面却不觉得是刚修的。
我一问，才知道这屋子修了16年。
60平米，修了16年！屋子里椅子的垫布都拿出来研究，什么材料，什么方法织的，都有专门研究。
这样对待文化的态度，你说敬畏，什么是敬畏啊？我们什么地方敬畏，嘴里敬畏啊。
我们应该反思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地热爱我们的文化，是不是真的热爱？我也在反思：国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个什么位置。
这个问题必须反省，不然我们无论怎么做，也不太能解决问题。
实际上，我和你说的这些话，如果不是我说，换一个高级别的领导人来说，那个作用比我大得多。
我说的话，只不过比一般老百姓的声音大一点而已。
另外，我们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文化责任感，也需要反思。
全球消费化的时代，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公民也需要反省，最需要反省的是，我们有没有公共意识？我们说的这些话题，都跟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公共空间有关。
谈个人理想我有时失望，但不绝望我作为一个知识人，绝对不会生活在表面，不会生活在一杯啤酒里，虽然喝啤酒挺舒服的，还是要生活在深层次的思考里。
新京报：十多年前，你刚进入文化遗产保护。
现在最初的心态、想法、理想是否发生了转变？冯骥才：这十多年，我一直在做民间文化遗产保护。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也经常忘记自己的岁数。
忘记岁数，才能永远年轻嘛。
但是，我有时感觉到，我并不是一个成功的人，我做的事情并没有达到我的理想。
新京报：你的理想是什么？冯骥才：我的理想是社会的文明。
所谓民族复兴，实质是文明的复兴，社会的最终理想是高度文明的社会。
社会应该这样，有文明准则，有文明底线，人人都文明自律。
人有人性、有欲望、有兽性的部分，但得自律，要克制自己。
我在一篇文章里，引用傅雷在罗曼·罗兰写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前面说的一句话，就是英雄也不是没有卑下的情操，这是说，你要不断克制，要跟自己内心的敌人战斗。
你看，我是一名作家，我主要写批评文章，我必须要用我的笔来批评那些不对的事情。
在我看来，你只有真正批评生活中那些不对的东西，你才能把对的东西树立起来。
我现在都七十多岁了，没有什么更多的需求，和年轻时候的想法不一样了。
我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但是不会放弃我的追求。
我经常失望，但是我不会对自己做的事情悲观。
新京报：你自己觉得是个寂寞的行动者吗？冯骥才：（叹气）反正我能沉下心来。
嗯……我有时觉得孤独，能够一起谈自己想法的人不是很多，会觉得我跟人有距离。
但是，我这种孤独跟生活没有多大关系——虽然有时会觉得孤独，但我不会放弃自己——这是一种思想的孤独感。
我到很多地方去，老百姓都很热心，但跟我一起干活的人少。
我觉得，坐在那说话的人多，走起来，就没人了。
在大学做教育，也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我作为一个知识人，绝对不会生活在表面，不会生活在一杯啤酒里，虽然喝啤酒挺舒服的，还是要生活在深层次的思考里。
越往里思考，你的想法越深入，你越会产生一种孤独感，但这不影响你对生活的激情，也不影响你的追求。
我坚信，不是一代人，可以完成这样的事情的，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不过要一代一代人，不放弃地把它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