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范氏家族的墳墓和祠堂
遠藤隆俊
序論
關於墳和祖先祭祀的問題，是貫穿中國歷史的重要問題。宋元時代是祖先祭祀方法由墳寺到祠堂變更的重要時代，在此期間正是祖先祭祀的大轉換期。本文將以蘇州范氏為題材在考察此問題的同時，從宋代士大夫的社會問題，特別是家族、宗族的側面將墳墓、墳寺、祠堂的事態和祖先祭祀論述清楚。
一、墳墓的分佈和遷居
蘇州范氏就是，曾經出過北宋中期副宰相范仲淹家族。其先祖是唐代武則天時代的范履冰，其子孫范隋（麗水府君）在唐末時期從華北遷居到了蘇州。根據清代族譜《家乘》的記載，履冰為范氏遠祖，隋是始遷祖，並將范仲淹放到了始祖的位置。雖然范隋時代之前的系譜和墳墓中存在著許多不明的地方，但是蘇州范氏確實是范隋的子孫。本文將以范隋以後的墳墓為中心進行研究。
他們的墳墓在《范文正公集》、《范忠宣公集》和《家乘》中有詳細的記載，其中《家乘》的個人紀錄和卷二十〈墳墓考〉中最詳細的進行了歸納。這些都是清代編撰的第二次史料，但是都是宋代開始被保存下來的紀錄和根據實地調查編寫的資料，從一定程度上可以對宋朝社會進行如實地反映。本文將以《家乘》為輔助，從大形勢上進行考察。表1，根據《家乘》的記載將宋元時代的范氏墳墓的立地、分佈和當時時代的變遷進行的分類。從現在開始，宋代范氏的墳墓和家族的生活的特徵進行研究。
二、墳墓的立地和風水、階層、夫婦合葬
首先是墳墓的立地和風水的關係。不論是蘇州還是洛陽，還有其他的地域，可以肯定的是墳墓的選定和風水是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如前面敍述的那樣，蘇州的墳墓群是沿著天平山的「龍脈」而建造的，根據《過程錄》，興國軍的墳墓也得到了風水師的大加讚賞。事實上，從後面掲示的圖3「天平山圖」以及「萬安山圖」就可以明白，所有的墳墓都是群山環繞，由此可以看出，墳墓的立地和風水有著重要的關係。到此為止的研究可以表明，墓地風水也是風水中最重要的部
分，風水的影響也在范氏墓地中如實地顯現了出來（渡邊1990、三浦1998）。
三、墳寺和祖先祭祀
本節將對墳寺和祖先祭祀進行考察。關於宋代的墳寺制度竺沙雅章氏和黃敏枝氏都作了很多的研究，非常明確和詳細地進行了考察。根據這些研究，墳寺制是官僚的菩提寺是由國家認可保護的制度，特別是在宰相等高級官僚就使用這一制度對墓地的管理和祖先祭祀以及維持一族的持續。蘇州范氏以白雲寺作為墳寺，來管理天平山和墳墓。關於詳細內容，竺沙氏的著作中進行了非常詳細的考察。
但是，正如前面敍述的那樣在范氏家族中，不僅僅是蘇州，洛陽的萬安山也存在著同樣的墳寺。根據《范文正公集》的遺跡〈洛陽志〉，此墳寺被稱為「褒賢顯忠寺」，出名為「法會寺」，在范仲淹逝世的時候，宋仁宗賜「褒賢顯忠」的匾額，因此更名為「褒賢顯忠寺」。圖3「萬安山圖」的西側的一畫就是顯忠寺，就從這時開始顯忠寺就成為穎昌范氏的墳寺。換言之，范氏家族在蘇州白雲寺的基礎上，洛陽的顯忠寺因為得到皇帝御賜的匾額，所以作為墳寺得到許可並得到恩典。
四、從墳寺到祠堂
關於宋元時代的家廟、祠堂以及祖先祭祀活動，已經有了很多的研究（小林2000所收、吾妻2001、小島2001、常2004）。根據這些研究可以瞭解到，家廟就是祖先的牌位祭祀的宗廟，唐制中天子五廟、官僚二品以上四廟、五品以上三廟、六品以下採用祖禰正寢的祭祀方式。雖然在宋代設置某種制度的理論已經開始流傳，但是作為國家制度還不完備，不成熟。還有，南宋朱熹的《家禮》中提倡正式設立祠堂、五代以內的祖先在祠堂舉行祭祀活動。本來，祠堂就是為了祭祀鄉里和官界的先人、賢人的設施，《家禮》中講道和家廟是同樣的意義。
在此之後，因為朱子學得到廣泛的普及祠堂擔負起了家廟的作用，同時祠堂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家禮》雖然作出了祭祀到五代為止的祖先排位的規定，但實際上五代以上的先祖也一直得到了祭祀，從宋末到元代之間宗祠的形態得到了完備。還有，付隨家廟和祠堂，墓祠和影堂也出現。墓祠就是在墓前墳寺設置的祠堂，具有何強的道教、佛教色彩。後者影堂就是祭奠祖先遺像的祠堂，宋代特別是到祠堂的普及時代為止家廟作為代替設施被使用。
結論
第一，關於宋元的時代性和墳墓的重要性。正如本文所敍述的那樣，宋元時代為近世宗族時代的萌芽期，與明清時代相比宗族的制度和概念還沒有在社會上得到普及。祖先祭祀的方式也已佛教為時代的主流，儒教的方式是在南宋以後特別是在明代以後就更加明確化了。義莊、家譜、祠堂等宗族的要素都是在雖然是在宋代出現的，但是在宋代這三點要素以一體化的形勢出現還是很稀少的。范氏這樣的大家族除外，在普通的家族和宗族中缺少一、兩個要素還是很平常的。
第二，關於蘇州范氏的典型性。本論文選題的蘇州范氏在北宋時代開始就已經擁有大型的墳墓、墳山、墳寺和祠堂，是近世宗族特別是近世士大夫的典型。在這樣的背景下父子兩代中進士，幾代也官僚輩出。還有，國家和官府也倍加保護、援助，使其成為了宗族特別是士大夫的典型。在這層意思上看，像這一家族在宋代也是很稀少的，別說一般老百姓就是普通的士大夫也是無法比及的。雖然到了南宋史氏家族等同樣的例子不斷增多，但從社會上來看還是非常特別。可是，他們的規範和行動從某種意義上來看就是當時社會的典範和模範，不論是士大夫還是一般老百姓都紛紛效仿。可以說他們成為了士大夫的典範。
第三，關於族譜的史料性和現地調查和歷史學的關係。本論文以宋元時代為中心進行了考察，也多次清代族譜《家乘》。通常這樣的研究方式不是贊成的，運用宋元時代的第一材料才是正確的手段。而且族譜中虛偽誇大的成分和大，明清時代的研究也是非常慎重應用的史料之一。本論文引用的《家乘》關於文獻將領將討論，宋元時代的考察也要慎重進行。范氏家族和《家乘》、義莊關係等是宋代以來史料的累計，其可信性相對比較還是比較高的。還有，在使用族譜的時候一定要和宋元時代的第一史料並用，由於旁證資料的使用，其有效性就可以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