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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明朝社会转型失败原因探讨首先，政治制度的僵化是导致明朝社会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明朝时期，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制度的约束，政治制度逐渐变得僵化，无法适应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明朝实行集权制度，皇帝对国家的控制力非常强大，而地方官僚制度也非常严格。
这种集权制度严重限制了地方官员的发展空间和权力的下放，导致了一切权力都集中在皇帝和官僚之手。
这种政治制度的僵化使得明朝无法及时调整政策和制度，难以应对社会变革和发展的需求，从而导致社会转型的失败。
其次，官员腐败也是导致明朝社会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
明朝时期，由于政治制度的缺陷和官员的腐败现象严重，导致朝政混乱，国家治理能力严重削弱。
明朝官员普遍以个人利益为重，不顾民众死活，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甚至对农民进行剥削和压迫。
这种官员腐败现象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和经济发展，使得社会转型更加困难，导致社会转型失败。
最后，外患也是导致明朝社会转型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十六世纪是明朝面临外患最为严重的时期，特别是对于西方国家的侵略和威胁更加严重。
明朝时期，西方的军事技术和经济实力迅速强大，对明朝构成了严重威胁。
而明朝政府在面对外患时，由于政治制度的僵化和官员的腐败，无法及时调整政策和军事布局，从而导致了明朝在面对外患时的失败。
外患的影响导致明朝社会转型的困难程度更加加重，最终导致了明朝社会转型的失败。
综上所述，十六世纪明朝社会转型失败的原因主要有政治制度僵化、官员腐败以及外患的影响。
这些原因共同作用导致了明朝社会转型的困难和失败，从而使得明朝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和发展，最终导致了明朝的衰败和灭亡。
明清社会转型的看法一、明清社会转型是个超有趣的话题呢！在明清时期啊，经济上有了好多新变化。
就说商业吧，那时候的商业可发达了，出现了好多商业城镇。
像江南地区，那简直就是商业的天堂。
有各种各样的商铺，人们买卖东西可热闹了。
而且还出现了商帮，像徽商和晋商，他们可厉害啦。
徽商在盐、茶这些行业做得特别大，他们走南闯北，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好多地方。
晋商呢，在票号方面那是一绝，就像现在的银行一样，方便了商业往来。
不过呢，虽然商业发展得不错，但封建经济还是占主导地位，很多农民还是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完全从农业社会转型过来。
二、再看看思想文化方面。
明清时期有一些思想上的新潮流。
比如说李贽，这人可怪了，也可酷了。
他提出了一些反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观点，他觉得人人都有自己的私欲，这在当时可真是惊世骇俗啊。
还有黄宗羲，他批判君主专制，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这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是很大胆的想法呢。
但是呢，这些新思想并没有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封建礼教还是紧紧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
在文化上，小说发展得超级好，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这四大名著都出现在这个时期。
这些小说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从贵族生活到民间疾苦都有涉及。
不过教育还是被封建统治阶级把控着，读书还是为了科举做官，普通老百姓能接受教育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三、社会结构方面也有变化。
明清时期城市发展得挺快的，城市里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
这个阶层有自己的文化需求，像戏曲就很受他们欢迎。
但是呢，封建等级制度还是很森严，士农工商的阶层划分依然很明确。
在政治上，君主专制不断强化，明朝废除了丞相制度，清朝设立了军机处，皇帝的权力越来越大。
这种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的转型，因为它压抑了人们的创新和改革的积极性。
而且明清时期对外关系也很复杂，一方面有郑和下西洋这样的壮举，加强了对外交流。
但另一方面，后来又实行海禁政策，闭关锁国，这就使得中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潮流了。
总的来说，明清社会转型有它积极的一面，在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结构等方面都有新的变化和发展。
明清变革中的晚明思想明清变革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一个思想革命的时期。
其中，晚明时期的思想变革尤为重要，它为清朝时期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明朝矛盾破裂的源头，本文将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一、概述晚明思想的主要特点晚明思想的主要特点是多元化。
在这个时期，传统思想与外来思想交汇融合，用新思想来解决旧问题成为流行趋势。
其中，既有太极、易经等内部传统思想在这个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传统文化也得到了深入的探讨与发展，如沈德符提出的“日月精舍”等。
另一方面，洋务运动、南明、国术等则成为了当时最为引人注目的现代化思想。
二、传统思想传承：太极、易经太极思想在晚明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传承。
早在明代，太极的基本思想已经被广泛接受，如《太极图说》、《太极拳谱》等皆为代表作品。
而到了晚明，太极思想又得到了一些重要的发展，如俞大猷提出的“太极分阴阳，变化生万物”等理念就受到了广泛的推崇。
此外，易经也成为了晚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个时期，《周易参同契》、《周易本义》等书的问世，极大的推动了易经在中国思想界的发展。
在这些书的影响下，易经的精髓被广泛地讨论与解读，其成为了晚明时期思想的核心之一。
三、现代思想涌现：洋务运动、南明、国术晚明时期，西方的思想逐渐影响到了中国。
在这种大背景下，洋务运动成为了引领中国现代化思想的标志性事件。
在洋务运动中，西方的科学技术被引入中国，如铁路、邮政、船舶等现代化的事物。
同时，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国防也得到了重视，卫所、炮台等建设被迫切要求。
南明时期则是中国经历了一段历史的重要时期。
在这个时期，《资治通鉴》、《明史》等书问世，对于历史的研究得到了重视。
同时，南明的思想也随着时代的演进得到了发展与壮大，其代表性的政治思想就是明王朝的复辟，反映了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初步探索与拓展。
最后，国术则成为了晚明时期思想涌现的最后一环。
在晚明时期，国术逐渐被大众所接受，武术也逐渐成为了普通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明末官僚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明末，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是一个官僚制度发展与社会变革交织的时期。
在明朝末年，由于诸多原因，官僚制度开始发生变革，这对于中国社会的转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明朝晚期的官僚制度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弊端。
宦官集团的权势膨胀，使得朝廷的政治逐渐被丑恶和腐败所侵蚀。
此外，官僚体系内部的陈规旧章、官僚主义等问题也愈发严重。
这使得明朝末年的政治局面异常动荡，人心思变，官僚制度不再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
其次，明末的社会转型不可忽视。
明朝中晚期，农民起义频发，民变阶级抬头，这是一个社会动荡的信号。
农民起义的背后，是由于明朝统治阶级的对于社会矛盾的短视和无能。
这种社会矛盾的激化，最终促使了明末社会的转型。
在这一时期，明末的官僚制度也开始逐渐变革。
明末的士人蕴养了大量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官僚制度变革的推动下，发起了种种改革举动。
这种变革力度可能不及后来的清朝变革，但却影响深远。
例如，明末张居正主持的一系列改革，将封建制度向官僚制度倾斜，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尤其是他推行的练甲兵、增设守备机构等举措，对于加强国家安全和稳定社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明末的科举制度改革，也为社会流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使得人才得以更好地发挥作用。
然而，在明末的官僚制度变革中，也存在着种种限制与障碍。
首先，明末的农民起义使得中央政权不得不采取更加严厉的手段来镇压叛乱。
这使得官僚制度更加复杂和僵化，难以逐渐变革。
其次，明朝末年的财政困难也限制了官僚制度变革的进程。
明朝末年军备开支巨大，而财政收入不足以维持这样的开支。
这使得官僚制度变革的资源短缺，不能实现更大的变革。
总的来说，明末的官僚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是相互交织的。
尽管明朝晚期的官僚制度存在着一些弊端，但是这种体制却为中国历史上的变革提供了契机。
明末的官僚制度变革虽然受到了一些局限，但却为后来清朝的官僚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同时，明末社会的转型也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1. 引子：社会变革的开端大家好，今天我们聊聊晚明时期，那可是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你可能会想，晚明有什么特别之处？说白了，就是那个时候，社会就像一锅热汤，翻滚着，冒着泡，变化得让人目不暇接。
这段时间，不光是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也开始绽放，真是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不过，转型的背后，总有些波澜壮阔的小故事，今天就来聊聊这其中的酸甜苦辣。
2. 社会结构的转变2.1 从农耕到商业在这个时代，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经济结构开始大变样。
过去那种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渐渐被商业经济取而代之。
市面上小商贩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热闹得不得了！人们不仅在田地里劳作，开始纷纷涌向集市，卖东西、做生意，简直就是“赚了个满载而归”。
这让很多人从贫穷的泥土中走了出来，开始过上了小康生活。
2.2 新兴阶层的崛起而在这个变革中，商人阶层开始崭露头角。
他们有的甚至比那些传统的士大夫还要富有。
这可是颠覆了大家对“有钱人”的认知，以前人们总是觉得士人是有文化有地位的，谁能想到，商人也能翻身当主人！这就好比是一场大变戏法，令人瞠目结舌。
不过，商人的崛起也让社会的阶层分化愈加明显，富人与穷人之间的鸿沟似乎更深了。
3. 文化的碰撞与交融3.1 文化多样性的表现文化方面，这时候的中国也热闹非凡，诗词歌赋、戏曲杂剧各展风采。
明代的小说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像《红楼梦》《西游记》这样的经典作品，不仅让人捧腹大笑，也让人思考人生的意义。
书籍的印刷技术也得到了发展，大家伙儿不再是靠口口相传，能买到书，真是个好时代！3.2 思想解放的潮流同时，晚明也是个思想解放的年代。
人们开始不再盲目崇拜权威，反而更多地去追求个性与自由。
儒家思想受到挑战，像道家和佛教的思想也渐渐被人们接受。
这就像一场思想的盛宴，大家争先恐后地分享自己的见解，真是热闹非凡。
可惜，这种繁荣的背后，社会的动荡也在不断加剧。
4. 社会动荡与未来的思考4.1 动乱的暗潮说到动荡，晚明可真是风波不断。
晚明时局对现下社会的观照【摘要】明朝晚期，政治动荡、社会矛盾、文化兴衰、经济发展和外部压力共同影响着时局。
这些问题在当今社会同样存在，值得我们深思。
政治动荡提醒我们警惕权力过度集中导致的危机；社会矛盾提示我们要关注社会公平与稳定；文化兴衰教导我们文明传承与发展；经济发展启发我们应该注重可持续发展；外部压力提醒我们必须保持国家独立与安全。
晚明时局对现下社会的启示是我们要认识到历史的重要性，避免重蹈覆辙。
要借鉴晚明时局，我们应当推动政治制度改革，注重社会和谐发展，加强文化传承，实现经济全面发展，保障国家安全。
只有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当下社会面临的种种挑战。
【关键词】。
1. 引言1.1 明朝晚期社会背景明朝晚期社会背景主要包括政治动荡、社会矛盾、文化兴衰、经济发展和外部压力等多个方面。
在政治方面，明朝末期因为腐败、宦官专权等问题，导致政治腐败严重，政府失去人心，统治危机不断加剧。
社会方面，民生困苦、地方割据现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民不聊生。
文化方面，在这一时期，文化发展较为颓废，儒家经典学习重心转移，士人思想多发生变化，传统文化受到冲击。
经济方面，明朝晚期虽然存在少量地区经济发展，但整体上经济萧条，财政危机愈演愈烈。
外部压力方面，明朝时期西方列强逐渐扩张势力，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
以上种种因素共同作用，使晚明时期社会呈现出严重的动荡状态。
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有深远影响，也为我们现今社会带来了一定启示和警示。
1.2 现代社会现状在当今社会，我们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问题。
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社会结构不断变化，新兴科技的快速发展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变革。
与此政治腐败、社会不公、文化冲突、经济不平等等问题也层出不穷。
政治动荡成为当代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各种政治运动和抗议活动频繁发生。
人们对政治的信任度下降，对社会治理的不满情绪愈发高涨。
社会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贫富差距拉大，城乡失衡加剧，民众对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不公感到不满。
转型的内在理路：晚明思潮的反思(一)晚明时代，经济、社会、思想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对于这些变化的性质、趋向和意义，学术界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国内学术界居于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晚明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旧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开始解体，新的带有“近代”性质的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正在萌动。
具体到思想史方面，就是认为晚明出现了与西方“过渡”时期极其相似的思想成果和社会思潮。
这样一幅涂抹上西方式“近代性”色彩的思想图画，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实况呢？对此似乎还值得进一步加以思考。
一、对晚明“近代性”的反思中国古代曾多次上演王朝兴衰的戏剧。
导致许多王朝灭亡的那些痼疾和征兆，在晚明也都显现出来。
但是，学者们普遍认为，决不能仅从王朝兴衰的角度来理解晚明，因为晚明已踏上“走出中世纪”的路途，出现了一些不同于已往的变化，这些变化实质上就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最初迹象。
换句话说，晚明之所以不同于汉、唐、宋等朝代的晚期，是因为后者仅仅是在社会性质没有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的某个王朝的衰落，而前者不但是一个王朝的衰落，更重要的是延续了近2000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衰落，新的社会正在这衰落的母体中孕育生长。
也就是说，晚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近代性”。
上述看法，并非是从中国历史本身的发展脉络中推论出来的。
在中国历史上，即使在所谓“长期延续”的“封建社会”中，许多时期都发生过“不同于已往的变化”——如唐宋之际就发生过重大社会变迁，为什么学者们认为只有晚明的社会变迁才具有“近代性”呢？很明显，这种认识并非“本土的”，而是跨文化比较的产物。
跨文化比较是历史研究的一种常用的重要方法，通过比较可以更加深刻地理解各种文化的特点和实质。
但是，跨文化比较又有严格的方法论要求，不能用一种文化的话语霸权去规约另一种文化，使此种文化成为彼种文化的附属物。
遗憾的是，近代西方在世界上确立经济霸权的同时，也确立了话语霸权，跨文化比较在许多时候便成了展示西方文化之“典范性”的工具。
明代后期：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自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中国社会停滞论”以来，这种观点长期成为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精神文化决定论”，更为这种观点披上理论的外衣。
此后。
中国社会停滞论的表述尽管花样百出，但其共同点都是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稳定不变，没有发展，自身不可能滋生近代性因素，只有靠西方的冲击，才能打破平稳状态，向近代社会转变。
作为对这种停滞论的回应，我国学者吕振羽于20世纪30年代初提出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90年代，一些学者提出“市场经济萌芽”、“近代化萌芽”、“早期工业化”等观点；我国台湾的学者也展开了中国“前近代”的研究；西方和日本的学者亦从不同的角度阐述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内部出现的近代文明因素，从而形成与中国社会停滞论相对立的发展论的观点。
随着争论的不断深入，人们把目光逐渐集中到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两朝，亟盼弄清这个时期是否滋生出新的近代社会因素。
能否向近代社会转型。
于是，一些明史学者纷纷加入到这个研究行列，相继发表了一系列论著。
张显清先生主编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就是其中一项最新的学术成果。
《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的诸位作者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实证方法，同时注意借鉴和吸收其他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
他们广泛披阅官私修撰的各种明代通史、政书、笔记、方志、文集、传记、谱牒、碑刻、契据、档案和类书、丛书，挖掘出丰富的史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问题作了全面、系统、深入的探讨和理论阐述，形成了明代后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开始起步向近代社会转型的观点。
所谓中国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系指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由古代传统政治、文化向近代政治、文化转化，由封建主义时代向资本主义时代转化。
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自身经过将近两千年的发展，至明代已积累、孕育出新的社会因素。
2 中国文化研究 2004年春之卷晚明社会变迁:研究视角的转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万 明晚明社会变迁这一课题,是一个颇具魅力的课题,究其原因,就在于晚明社会的深具魅力。
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正式提出,到50年代以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持续探讨;从中国社会明清停滞论,到中国近代化、现代化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些中外史学界讨论最热烈的重大问题,无一不涉及晚明社会研究,换言之,晚明社会研究关系到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的变迁,在探讨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启动和障碍时,是我们不容回避的重要课题。
近些年来,关于现代化和全球化的研究已经形成社会科学研究新的热点,受到中外学者普遍关注。
与之相联系,中国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变,或者说社会转型究竟始于何时?中国如何与世界接轨,或者说中国与世界是怎么连接起来的?这样重要的问题再度摆在我们面前,如此咄咄逼人,令人无法回避。
为此而向历史纵深思考,我先是从海外政策的角度开始探索的,并将拙著定名为 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 。
当时得到了一国家项目的支持。
课题研究接近尾声时,我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政策是浮在表层的,在海外政策演变的背后,影响政治的更为重要的因素不是政策变化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变动,或者说是时代的演变。
仅在政治史的范畴里,具体说来停留在政策层面,难以理清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动,因此研究必须深入,进入极为复杂多变的社会内部去寻求。
于是,1999年在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立项、2000年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晚明社会变迁研究 就这样产生了。
由此,我进行了研究视角的全面转换:从上层政策演变趋势的考察下移到社会内部变迁轨迹的追寻。
现在这一课题经过9位学者共同努力,已经完成结项,正待出版。
而在研究中意识到的应该打破学科界限,广泛开展文史哲三方面研究晚明学者间学术对话的愿望,迟至今天才实现,真有相见恨晚之感。
但是,我想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这里,我就谈谈近年我们所做的研究和我个人所做的探讨。
《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绪论万明第一节研究课题的提出晚明，中国社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对这一色彩斑斓、时人称为天崩地坼的社会实态进行研究，形成了晚明社会变迁这一课题。
对于明史研究者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
应该说，晚明社会变迁这一课题是一个既旧且新的课题。
说它是一个旧的传统课题，是指以晚明社会为研究对象，晚明社会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早已引起众多学者的关注。
严格地说，从社会问题的角度，对晚明进行分析和研究，始自明末清初顾炎武等人。
顾炎武于明末开始收集编纂《天下郡国利病书》，其后撰写了一系列相关论著，包括《郡县论》、《钱粮论》、《钱法论》、《生员论》等，以及《日知录》这部基于社会历史现实的学术札记，从而开了晚明社会研究的先声。
20世纪30年代，中国从社会角度进行的研究取得不少成果；到80年代，中国社会史研究复兴后，研究则获得了迅速发展。
然而，作为一个课题来提出，晚明社会变迁又是一个新的课题，迄今为止，虽然国内外对晚明社会各个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大量研究成果，相关的成果更多，但是，专门研究明显不足①，直接以晚明社会变迁为题，尝试进行的整体研究，尚有待于开掘，至今还没有一部以此命名、以问题意识贯穿来进行比较全面的综合研究的专著问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①傅衣凌是变迁论的倡导者，著有《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是从社会经济中的资本主义萌芽角度对明清社会历史发生的重要变化及其意义的全面研究；牛建强《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7年版)是唯一以明代中后期社会变迁为题的著作，以社会风尚结构全书，主要论述了社会风尚的变化及其取向。
将晚明社会变迁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首先应该对晚明有一个时间范围的界定。
然而我们发现，在以往的研究中，“晚明”一词应用的时间范围并无规范界定。
有用为明末同义语的，有指称嘉靖以至明末的，也有以万历划线的；还有更为宽泛的概念，以谢国桢《增订晚明史籍考》为例，书中将晚明等同于明季，而实际上所指并非明末，而是自万历以迄清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为止，也即明末清初。
浅析明代史学转型的原因明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它不仅代表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高峰，也标志着中国史学的转型，即从传统理学史学向经验主义史学的转变。
那么明代史学转型的原因有哪些呢？1. 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明代是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朝代初期的废寺变产、赎买地归、市场繁荣等一系列的废除不必要的制度和政策，扩大了人民群众对土地的掌控和使用。
对此，庞士元曾有“其生活业已转化”之言，明朝时候大量的民间实践和调查研究，为史学的资料来源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2. 科技发展的推动明代科技的飞速发展，尤其是印刷术、地图绘制、古迹勘察等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极大的推进了史学研究的发展。
对古籍的印刷和整理，为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来源。
3. 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明代时期（1368-1644），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了新的高度，这些交流为文化的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借助远距离航行的技术，大量西方文化和知识传入中华文化领地，在海外共存相互影响的文化交流中，中国史学从此走上了一条开放的道路。
4. 思想文化的变革明代古代权威思想受到了挑战，梁永久为其时代的代表人物。
在它的“观史”中，寄托了他的新史观的思想内容，强调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等思想。
这种思想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5. 史学理论的创新明代史学的理论开发是史学转型的必然结果，张溥的《新学大义》和杨慎和钱谦益的《中国通史》思想与学术的创新更为有力地促进了史学的推进。
他们是中国史学史上有着丰富的学术思想和成果的书籍，为后来的史学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明代史学转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科技发展的推动，中西文化交流的影响，思想文化的变革和史学理论的创新。
总的来说，是明代时期整个社会的开放性和活力的体现。
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作者：商传《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12日11版）商传1945年生，河北保定清苑县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从事明史、社会史文化研究。
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
主要著作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史》《走进晚明》及论文《明初商屯质疑》《关于明代民屯的几个问题》《〈明太祖实录〉三修本评价问题》等，参与并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中国通史》（明史卷）等工作，主编《明文化丛书》，并撰写其中《明朝文化概论》。
南都繁会图资料图片演讲人：商传演讲地点：浙江义乌商城讲坛演讲时间：2015年10月晚明社会转型最终伴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了，中国从此失去了一次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历史遗憾。
回首明朝灭亡的那幕“天崩地裂”的悲剧，究竟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呢？是张居正，还是万历皇帝？或者是东林党与阉党？抑或是那个时代从上至下的每一个人？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是改朝换代。
每个朝代，长不过三百年，短不过数十年，便都灭亡了。
自秦统一中国开始，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建立与灭亡，即“初”与“末”。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读历史，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不仅有“末”，还有一个时段被定义为“晚”，这三个时段即晚唐、晚明和晚清。
“晚”与“末”的不同之处，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晚”的时段相对“末”要长些，一般都尚有数十年时间的延续；二是被称为“晚”的时代，虽然出现颓势，但是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却十分繁荣；三是“晚”的时代，一般都具有社会变迁的特点。
被误读的晚明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晚”的时代中，晚明最具特色。
因为晚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没有外来干预下的自身的社会转型。
今天大多数学者认同晚明时代始于万历时期，此距明亡，尚有大约七十余年，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最多彩的一幕。
从传统观点看来，晚明时代是伴随着神宗万历皇帝的荒怠开始的，明朝的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弊端，尽显现于此时。
晚明时期的社会变革与文学创作简介晚明时期指明朝末年，特别是崇祯帝统治时期（1628-1644年）。
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动荡不安、社会变革剧烈的阶段，也是文学创作中充满创新和思想多元化的时期。
本文将探讨晚明时期的社会变革对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并分析其在各个领域的具体表现。
社会背景在晚明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许多重要的变革与挑战：1.农民起义：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矛盾导致了农民起义的爆发，如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和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等。
2.经济衰退：由于内外战争、财政紧张等因素，国家经济陷入困境，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3.文化转型：传统儒家价值观念开始被质疑和挑战，新思潮逐渐兴起。
文学创作与社会变革关系晚明时期的社会变革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文学题材与内容•描写农民起义：一些作家将农民起义的英雄形象融入到文学创作中，如《水浒传》。
•批评社会现象：不满于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家通过诗词、小说等形式进行了批评和讽刺，揭示了社会的黑暗面。
2. 文艺形式与风格•文体多元化：新的文体和创新的写作方式逐渐出现，如小说、短篇小品、诗歌等更加丰富多样。
•表达自我思想：作家开始尝试直接表达个人思想和情感体验，以个体角度来反映社会变革。
3. 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颠覆传统儒家观念：晚明时期兴起了一些新思潮，如王夫之提倡"性即是理"、"天赋人权"等理念挑战了传统儒家观念。
•彰显人性关怀：一些作品强调人性主义精神，关注个体命运和人的尊严。
总结晚明时期的社会变革对文学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不仅扩大了文学的题材与表达方式，也促进了新思想观念的涌现。
晚明时期的文学创作对后来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阶段。
万历年间社会思潮的转向万历前期，王门后学以无为本，倡导现成良知，心学开始走向禅学；万历中期，心学遇到了危机和挑战，思想界围绕“无善无恶”展开了两次大辩论；万历后期，顾宪成、高攀龙推崇朱学，以宗经为基础，弘扬儒家经世精神。
从万历年间王学与朱学的交替，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晚明社会思潮的转向。
以学经世是东林学派学术思想最显著的特点。
东林学派由王返朱并不是简单地回到程、朱理气心性论，而是以宗经为基础，弘扬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
经世即经国济世，指儒家关心社会、参与政治、以求天下致平。
关于经世，东林书院的创建人之一高攀龙在讲学中说出了一番令人警醒的话：“《大学》之道，先致知格物，后必归结于治国平天下，然后始为有用之学也。
不然，单靠言语说得何用?”[11](卷五) 这话源自朱熹理学，却又与朱熹理学有很大不同。
朱熹给《大学》作注，特意补上“格物、致知”这一章，强调格物致知对意正、心诚、修身的重要意义。
格物是朱熹一切社会思想的出发点。
高攀龙说“《大学》之道，先致知格物”，引用的是纯正的朱熹思想，但他接着说“必归结治国平天下”，这就不是朱熹，也不是《大学》想要说的话了。
《大学》开明宗义说破了其全部宗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明德”、“亲(新)民”是起点，“至善”是终极目标。
《大学》也讲治国平天下，但说的是德治，即归根于修身齐家，重在修身养性和内圣境界。
所列八条目看上去是体用结合，但实际上是言体而不言用，认为修己即是治人，用在体中。
《大学》重体轻用，思想精髓是“以修身为本”，而不是经世致用。
朱熹对此有深刻领会，《四书集注》的宗旨和灵魂就在于《大学章句序》中的三个字——“复其性”。
对于朱熹哲学，时人吕祖谦和陈亮等学者就提出了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心性哲学并不能拯救国家，应本末并举，注重实效和事功。
他们更强烈地感受到国家的危机，在他们看来，与其做一个慎独自律的君子儒，还不如做一个实事经国的豪杰。
为此，陈亮与朱熹展开了长达11年的辩论。
明清之际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朝社会逐渐失去凝聚力，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出现问题。
清朝的兴起，标志着中国历史的新时代的开始。
在这个重要时刻，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转型，带来了文化上的变革和变化。
社会转型明朝中期，因为一系列的原因，如内忧外患、社会不安、经济危机等，开始出现了社会动荡的迹象。
农民战争等社会事件的出现，使得明朝政府的统治力受到严重挑战，最终导致了明朝的覆灭。
清朝的兴起打破了明朝的治理结构，建立了不同的统治模式，对中国社会的改革提供了新的契机。
清朝是满族人所建立的王朝。
这种新的推崇保守主义、封建思想和传统价值的统治形式，扭转了明朝末期的滥用、贪污和剥削的严重情况。
晚明时期的政策和制度对于清朝带来了很多优秀的力量，同时给了民间企业家自由的扩展空间。
这时候，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许多自认为值得被尊崇的新阶层，他们有文化、商业和政治背景的联系。
清朝对外界的阻隔必然导致了民间经济和技术、文化的繁荣。
文化变迁明清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不仅在政治、社会上发生了深刻变革，同时在文化领域也带来了重大的变化。
在上色的年代，中国的文艺界出现了许多的新时代的文化。
这个时期的文艺作品能够反映当代时事，并在这个基础上表达个人内心的思想和感受。
这种理念不仅贯穿于文艺作品，也贯穿在社会观念和思想观念里面。
与此同时，明朝的文化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传统的文化传承劣迹斑斑，传统的文艺作品已成为“千姿百态”的旧风，应有出现了一批开化、高尚的新作品。
这些作品能够内化当代的文化氛围，更好地体现当代文化的发展。
明清之间，文化和文艺之间的联系逐渐深入和开放化，能够更好地为文化的发展和时代进步做出贡献。
总之，明清之交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是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的极其紧要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里面，中国的社会阶层、生产力、政治结构以及文化都经历了飞跃的发展和变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历史和文明的进步。
晚明社会转型的历史思考作者：商传《光明日报》（ 2015年11月12日11版）演讲人：商传演讲地点：浙江义乌商城讲坛演讲时间：2015年10月商传，1945年生，河北保定清苑县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从事明史、社会史文化研究。
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
主要著作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史》《走进晚明》及论文《明初商屯质疑》《关于明代民屯的几个问题》《〈明太祖实录〉三修本评价问题》等，参与并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中国通史》（明史卷）等工作，主编《明文化丛书》，并撰写其中《明朝文化概论》。
晚明社会转型最终伴随着明朝的灭亡而结束了，中国从此失去了一次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给我们留下太多的历史遗憾。
回首明朝灭亡的那幕“天崩地裂”的悲剧，究竟谁应该对这一切负责呢？是张居正，还是万历皇帝？或者是东林党与阉党？抑或是那个时代从上至下的每一个人？这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无法改变的规律是改朝换代。
每个朝代，长不过三百年，短不过数十年，便都灭亡了。
自秦统一中国开始，每一个朝代都有它的建立与灭亡，即“初”与“末”。
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去读历史，就会发现，在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朝代，不仅有“末”，还有一个时段被定义为“晚”，这三个时段即晚唐、晚明和晚清。
“晚”与“末”的不同之处，我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晚”的时段相对“末”要长些，一般都尚有数十年时间的延续；二是被称为“晚”的时代，虽然出现颓势，但是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却十分繁荣；三是“晚”的时代，一般都具有社会变迁的特点。
被误读的晚明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晚”的时代中，晚明最具特色。
因为晚明发生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没有外来干预下的自身的社会转型。
今天大多数学者认同晚明时代始于万历时期，此距明亡，尚有大约七十余年，时间虽然不算长，却演绎了中国历史上最多彩的一幕。
从传统观点看来，晚明时代是伴随着神宗万历皇帝的荒怠开始的，明朝的种种政治与社会的弊端，尽显现于此时。
而且历来有这样一种说法：明亡于万历、天启，而非亡于崇祯。
也就是说，明朝自万历时起，其虽未亡，而亡势已定。
万历朝虽然社会矛盾复杂，社会问题繁多，但即谓之为明亡之始，则是只看到表面的现象，是对于晚明历史实质不甚了解的误读，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主要原因：1.清朝统治者为说明取代明朝的合理性，刻意夸大明朝的失误。
2.明亡以后，明朝的遗民纷纷找寻明亡的原因，同时对晚明的政治与社会风气多有批评。
3.清及以后的史家，在论及晚明的时候常常会与太祖、太宗时代相比，因此会认为晚明国势日颓。
4.过去对于历史的研究，一般重于政治史研究，忽视了晚明在经济、思想、文化及社会模式等方面的发展。
5.对晚明发生社会转型的变化实质不了解。
晚明时代最主要的特点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明朝到了隆（庆）、万（历）间，商品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不仅在城镇，甚至一部分江南农村也出现了明显的雇佣劳动方式。
我们在史料中看到一个名叫谭晓的农民，他采用收买抛荒田地，雇佣劳动，利用农林养殖等生产方式，成为农村新富裕阶层的代表。
这条史料中的情况打破了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充分反映了雇佣劳动和商品生产。
经济基础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以及整个社会的变化。
晚明的时代特征明朝中叶以后，明朝人的生活发生了转变，我们今天称之为“由俭入奢”。
到了晚明时代，人们转为了追求纵欲与奢靡。
这起初只是官员与商人们的追求，然后是自上而下，很快便影响到整个社会，造成“士风俭薄，民风奢侈”的世态。
促进这种变化的就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比如纸张的使用，洪武年间，国子监生们用过的课本和写过仿书的纸张，要按月送到礼部去，仿书发送光禄寺包面，课本送到法司，用背面作草稿纸用。
到永乐宣德年间，年节烟火花炮还用旧纸制作，成化以后，鞭炮均用新纸。
待到万历年间，官员们上任或者在年节时得到的贺卡，多不胜数，而且制作精美，极为奢侈：“郡邑上任，或遇令节，红帖积受，多至百千，今昔奢俭迥别。
”（李乐〈见闻杂记〉卷二）伴随着经济发展，形成了奢侈的风气。
这种风气表现到了人们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
我们从大量史料中看到，晚明至少在经济相对发达地区形成了一种全社会竞奢的风气，比如人们的穿着，“今者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摺，倏忽变异，号为时样。
”（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再如请客吃饭，明朝中叶以前，一般人家是不请客吃饭的，即使偶有请客，不过家常便饭而已。
明中叶以后，“乡里之人，无故宴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
肴果无算，皆取诸远方珍贵之品，稍贱则惧渎客，不敢以荐。
每用歌舞戏，优人不能给，则从他氏所袭而得之，以得者为豪雄。
”（万历〈通州志〉卷二〈风俗〉）这里所说的通州，是南直隶通州，即今日江苏南通市，时属扬州府，较之苏松杭常诸地，犹有不及，然其风俗即已如此，且此种风俗，不仅限于南直隶、江、浙，当时的北方各地，也是“流风愈趋逾下，惯习骄吝，互尚荒佚。
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
其流至市井，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
酒庐茶肆，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甚勿振。
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
”（万历〈博平县志〉卷四〈民风解〉）晚明竞奢风气的意义不仅在于竞奢本身，而更在于对于社会奢侈风气的全新的论点，因为这才体现出了商品生产冲击下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全新的现象。
正当晚明奢靡风气盛行，而人多以为忧的时候，在松江府（今上海松江县）一个名叫陆楫的人提出了全然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人们享受奢靡的同时，所有与此种奢靡相关的生产服务，也都从中获利，得到了奢靡者之利，因此也便养活了许多小民：“有千万人之奢华，即有千万人之生理。
若欲变千万人之奢华而返于淳，必将使千万人之生理几于绝，此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
”（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这种公开为奢侈消费辩护的理论，明显代表了工商业的价值取向。
晚明政治的变化万历十七年（1579）岁末，一份大理寺左评事雒于仁骂神宗皇帝的奏疏成为晚明政治状况的生动写照：“皇上之病在酒色财气者也。
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诚恋色矣，何以禁臣下之淫荡？皇上诚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四者之病，缠绕心身，臣特撰四箴以进，对症之药石也，望采纳之。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八，万历十七年十二月甲午）《明史》中记称：“会岁暮，留其疏十日。
”看到骂自己的奏疏，留十日而不知所措，这要算是中国历史上专制体制下的一件怪事。
这显然不同于我们对明代专制政治的认识。
晚明时代，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许国就曾说道：“小臣一开口，不必是，即为风节；大臣一开口，不必非，即为朋比。
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
”万历二十一年礼科给事中李献可疏奏立储事后，王锡爵与顾宪成一段对话更是对于皇权的挑战。
锡爵道：“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
”宪成则道：“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许国所论，是世风对于传统等级观念的变异；宪成的所言，则代表了当时部分士大夫不以君主之是非为是非，而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的政治观念，其内涵之中，不乏对于传统体制及专制君主主义的批判，带有明显反传统与反君主专制的思想。
至万历中叶以后，社会舆论对于时政的批评，已经从官场而至民间，从少数而至普遍，从口喃耳语而至抵掌剧谈。
内阁首辅沈一贯于万历二十六年所上揭帖中称：“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
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
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
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
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闻耳。
”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从积极方面看，推进了人文主义萌芽的发展。
王阳明的心学对于晚明社会思想变迁起到了理论基础的作用。
西方学者讲到明代中叶以后思想遗产时总结了如下的要点：强调实践；对时代日用需要产生觉醒；提高历史意识；强调生命力及天地生生不息的创造力；愈来愈强调物质世界；倾向于批判性的理性主义；倾向深邃的人文主义；提倡三教合一的综上所述合潮流；寻找儒家本质；倾向古典儒家中“天”的概念或天主；更深入地研究古典作品；注重理性形而上学形式。
晚明人文思潮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破旧时的等级，这在当时被称为“僭越”。
打破旧日严格的等级，是向非等级的阶级社会，也就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
我们也因此可以说，晚明时代政治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几点历史思考晚明既然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上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在政治上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进步，但是明朝毕竟灭亡了。
因此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总结晚明的历史教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国家权力异化国家公权力，本为平衡各利益群体之诉求，解决社会矛盾之作用。
所谓“异化”即其失去上述作用，而成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
公权力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无制度约束的税费征收。
其中最称典型者，莫过万历矿税之祸。
万历矿监税使四出，固然出于神宗求利心切，而近侍无不以为此乃不可失之发财机会，加之官民中应和者及其间的掮客们推波助澜，终于将一个本可成为近代采矿业发展的机会导演而成为一场矿税之祸发生。
《明史》论此，称：“至（万历）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
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
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
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
而二十四年，乾清、坤宁两宫灾。
二十五年，皇极、建极、中极三殿灾。
营建乏资，计臣束手，矿税由此大兴矣。
”（《明史》卷三百五《陈增传》）但其后事态之发展，则非仅为朝廷费用匮乏，逐渐发展而成为部分利益集团对于民间社会财富之攫取。
在中世纪的欧洲，关税起源于封建主对其领地上的过往客商所征收的捐税，客商缴纳了这些捐税，就可免遭抢劫。
后来各个城市也征收了这种捐税。
在现代国家出现之后，这种关税便是国库进款的最方便的手段。
晚明时代的中国，显然不是现代国家，虽然它已经发生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
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领主和独立城市，于是路桥税便成为政府和掌握公权力者获取社会财富的最方便的手段。
万历朝此种设卡收税与矿监税使横行的结果是商贾不通，其结果一方面是国家按制征收关税因矿税之征而锐减三分之一，另一方面皇室财政收入却大幅度增加，即所谓“内帑嬴羡”，同时众多的矿税监及其附庸者也从中获取了大量财富。
万历二十九年（1601）一个名叫王临亨的刑部主事奉命前往广东审理积案。
亲见并记录下了当地的税收情况：“岭南税事，从来有之，凡舟车所经，贸易所萃，靡不有税。
大者属公室，如桥税、番税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