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奎因的意义不确定性论题的研究

论奎因分析和综合的论述论⽂论奎因关于分析和综合的论述论⽂ 【内容提要】奎因关于分析和综合的批判论述⾮常出名，但是⼈们⼀般只接受他的论证，⽽不接受他的结论。

本⽂试图说明，奎因的结论是⾃然的，也是有道理的。

⽽且，这是由他的论证⽅法决定的。

奎因的批判论述的重要意义主要不在其结论，⽽在其⽅法。

这种⽅法就是应⽤现代逻辑进⾏分析。

【关键词】分析性/同义性/定义/保真互换性 【正⽂】 在哲学的讨论中，关于分析和综合的区别与讨论由来以久。

这样的讨论也许可以追溯到休谟关于依赖于观念的真和依赖于事实的真之间的区别，也可以追溯到莱布尼兹关于理性的真和事实的真之间的区别。

但是⽆论如何，⾃康德明确地提出他那个关于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的著名区别以来，⼈们基本上都相信，真命题分为两类，⼀类命题（分析命题）的真仅仅依赖于其构成的词的意义，另⼀类命题（综合命题）的真不能仅仅依赖于其构成的词的意义，就是说，与⾮语⾔的事实有关。

1951年，奎因发表了著名的论⽂《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在这篇论⽂中，他对传统的这种关于分析和综合的区分提出了挑战。

他认为，分析性这个概念是不清楚的，因此依赖于这个概念所做出的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之间的传统区别是不存在的。

他的观点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持者，更有反对者，结果在⼏⼗年的时间⾥，形成了关于这个问题⼀系列深⼊细致的讨论和激烈的争论，使分析性这个重要概念得到了⽐以前更加明确的刻画和说明。

本⽂着重探讨两个问题：第⼀，为什么奎因会得出这样⼀个违反常识的结论？第⼆，奎因的结论有没有道理？ （⼀） 对于奎因的观点，⼈们提出了许多批评。

⼀个⼗分值得注意的情况是：⼈们⽆法否认奎因的分析论证，然⽽就是不接受他的结论。

最主要的批评是认为奎因根本否定分析和综合的区别是不对的。

这种批评往往不是针对奎因的具体论证，⽽是针对奎因的结论。

⽐如，⼀些批评者认为（[4]，p.73）： “⼈们有理由要问：这样⼀种区别（分析和综合的区别——引者注）存在的假设是否不成⽴。

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奎因)二、经验论的两个教条现代经验论大部分是受两个教条制约的。

其一是相信在分析的或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的真理与综合的或以事实为根据的真理之间有根本的区别。

另一个教条是还原论:相信每一个有意义的陈述都等值于某种以指称直接经验的名词为基础的逻辑构造。

我将要论证:这两个教条都是没有根据的。

正像我们将要见到的，抛弃它们的一个后果是模糊了思辨形而上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假定分界线。

另一个后果就是转向实用主义。

(一)分析性的背景休漠关于观念间的关系与事实之间的区别，莱布尼茨关于理性的真理与事实的真理之间的区别，都预示了康德关于分析的真理与综合的真理之间的区分。

莱布尼茨谈到理性真理在一切可能的世界里都是真的，除去形象性之外这话是说理性真理就是那些不可能假的真理。

我们听到有人以同样的腔调把分析陈述定义为否定之则陷于自相矛盾的陈述。

但这个定义没有多大的说明力;因为这个分析性定义所需要的真正广义的自相矛盾概念，正像分析性概念本身那样有待于阐明。

这两个概念是同一个可疑的钱币的两面。

康德把分析陈述设想为这样的陈述，它把不过是主词概念中已经包含的东西归属于主词。

这个说法有两个缺点:它局限于主一谓词形式的陈述，而且求助于一个停留在隐喻水平上的包含概念。

但是，从康德关于分析性概念的使用比从他对分析性概念的定义能更明显地看出，他的用意可以这样来重新加以表述:如果一个陈述的真以意义为根据而不依赖于事实，它便是分析的。

循此思路，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个被预先假定的意义概念。

我们不要忘记，意义不可以和命名等同起来。

1弗雷格的“暮星”与“晨星”的例子，罗素的“司各脱”和“《威弗莱》的作者”的例子，都说明名词可以是同一事物的名字而具有不同的意义。

在抽象名词方面，意义与命名的区别也同样重要。

“9”和“行星的数目”是同一个抽象东西的名字，但大概必须认为是意义不一样的。

因为需要作天文观测，而不单是思考意义，才能确定所指的这个东西的同一性。

这才是哲学：蒯因与语义上溯从1930年代到1940年代，许多科学取向的哲学家倾向于采取某种形式的逻辑经验主义。

而蒯因在哲学中最大的影响之一，就是他对逻辑经验主义提出了质疑。

蒯因提出的一些批评是精细的、高技术含量的。

但他所批评的目标可不是一些细节，而是逻辑经验主义的根基：综合命题和先验真的分析命题的可以被区分。

到了1950年代早期，哲学家们，甚至是那些并不完全接受蒯因的精细论证的哲学家们，也都不能再将逻辑经验主义视为理所当然的正确。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变。

蒯因对逻辑经验主义的拒斥引出了两个相互联系的观点。

第一，他认为在哲学和经验科学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

哲学和科学是在同一阵线上的，只不过哲学所研究的问题更加理论化，更加抽象。

这是他自然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

第二，他对卡尔纳普的批评为形而上学留出了空间，形而上学是对世界的本质进行一般性的反思，这些反思是基于我们拥有的最佳的科学知识的。

我们还要反思如何对这些科学知识进行最客观和清晰的整编。

蒯因的自然主义思想和对形而上学的接受，反应了分析哲学在半个世纪里的进展。

也许没有蒯因，这些进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发生。

但是我们很难否认蒯因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以形而上学为例，两位领军人物，索尔·克里普克和大卫·刘易斯都是蒯因的学生。

）不过，蒯因可能会反对一些人对他的观点的教条式理解。

就自然主义而言，许多哲学家都乐意使用经验科学中的概念和结果，但很少有哲学家认为哲学应该像科学那样，被清晰度、证据和解释效力等标准所约束。

结果就是，哲学家们普遍说自己认可自然主义，但没有几个人能接受蒯因对自然主义化的哲学所设立的那么严格的标准。

形而上学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甚至更糟糕。

蒯因确实认为，哲学家们可以对世界做出非常一般性的见解，（比如，集合存在，但属性不存在）他这么说，是对系统化的科学知识负责的，是为了最大化知识的清晰性和系统性。

不过，许多哲学家都乐意自由地对世界的本质发表见解，很少接受蒯因对这一过程的限制。

浅析奎因在《论何物存在》中对非存在之谜的解决【摘要】奎因（W.V.O.Quine，1908-2000）是20世纪下半叶最有影响的美国逻辑学家与哲学家，现代分析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在逻辑实证主义向逻辑实用主义的演变中，被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古老的柏拉图的非存在之谜，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

因此，人们将这个难以解决的问题称之为”柏拉图的胡须”。

而奎因在《论何物存在》中对非存在之谜这一难题进行了分析与解决。

本文将通过奎因先后对麦克西、怀曼的批判，来分析奎因是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

【关键词】对麦克西的批判对怀曼的批判古老的柏拉图的非存在之谜，总是让持否定意见的人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即不能承认他的反对者与它的意见不同。

非存在之谜，在历史上看来，它一直是难解决的，因此，人们将它称之为“柏拉图的胡须”，它常把奥康剃刀的锋刃弄钝了。

但奎因认为，非存在之谜的解决对于本体论问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因此，奎因在《论何物存在》中，通过先后对麦克西、怀曼的批判，来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对麦克西的批判奎因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对麦克西进行批判：（一）麦克西认为：语词的涵义等同于指称，若此词无指称，则无意义。

奎因假设麦克西和“我”，对本体论有不同的看法。

以飞马为例，麦克西主张飞马存在，我却主张飞马不存在。

麦克西认为，非存在必定在某种意义上存在，否则那不存在的东西是什么呢？如果飞马不存在，那我们在使用这个词时就没有谈到任何东西，因此我们说飞马不存在也就没有意义了，但当我们否认飞马存在时，就会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从而得出飞马存在。

显然，在这里，麦克西认为，“飞马”这个词有意义，必须以存在飞马这个东西为前提。

奎因从以下三个方面反驳了麦克西的这种观点：第一，句子的意义决不以句子中被预设对象的存在为前提。

奎因借助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指明我们怎样才能有意义的使用表面上的名字而无须假定有据说被它命名的对象。

例如：在“《韦弗莱》的作者是诗人”这一句中，主语是“《韦弗莱》的作者”，表达了一个对象，谓语是“是诗人”，来说明主语的性质。

第25卷第5期V ol 125　N o 15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angchun N ormal Un iv ersity (H umanities and S ocial Sciences )2006年9月Sep 12006从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到翻译的可译性张万敏(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吉林长春　130032)[摘　要]奎因的翻译不确定性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关于意义的判定问题。

意义的不确定性必将导致翻译的不确定性。

但这并不能说明翻译是不可为的,不能成为不可译性的理论基础。

这一理论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为我们从哲学角度研究翻译的本质提供了思路和方法。

[关键词]翻译的不确定性;意义;可译性;不可译性[中图分类号]H 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8X (2006)05-0102202[收稿日期]63[作者简介]张万敏(6),女,吉林梅河口人,长春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翻译理论研究。

一、“翻译不确定性”论题的内容及其成因奎因是美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他在语言哲学领域也颇有建树。

1960年他的著作《词语和对象》(W ord and Ob 2j ect )出版了。

在这部被施太格缪勒称为“20世纪最有影响的两部哲学著作之一”的著作当中,他阐述了翻译不确定性(inde 2terminacy of trans lation )论题。

其具体内容如下:“‘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方法设计把一种语言翻译为另一种语言的翻译手册,它们可以都和土著言谈倾向整体相容,但相互间则不相容。

’所以,翻译的不确定性有时也被称为‘不相容的翻译手册’”。

导致翻译不确定性的原因有两个:意义或内涵的不确定性和指称或外延的不确定性。

奎因认为,我们现在的翻译活动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翻译活动,与翻译活动密切相关的文化因素以及其它非语言因素,都会影响翻译过程,帮助译者在不需要完全依赖“翻译手册”的条件下进行翻译。

希拉里普特南影响我的十二位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影响我的十二位哲学家这篇文章发在201O年6月期的《哲学分析》杂志上。

希拉里·普特南在我收到的关于什么是杜威讲座的介绍中，有一段，读起来是这样的：期待中的谈话不是“杰出教授S关于x 话题的最新成果”，而是对某个重要哲学家生活的一种更加富有个人特色的看法．一套更富有反思精神的评说。

在杜威基金会的理事会上，有人说：“不是我能在《哲学杂志》或《哲学评论》上找到以及读到的论文，不是演讲者可在标准杂志上发表的最新成果，而是某种具有更多历史和情感内容的东西。

”不用说，我既感到高兴又感到畏怯(尤其感到畏怯)。

幸运的是，附加的说明[卡伦·汉森(Karen Hanson)撰写的]建议“演讲者可以回忆将他(她)引入哲学的人和事，并对这个领域的今日状况给出个人的看法”。

这使我有了一个想法。

因此，我决定围绕着十二位多年来一直影响着我的哲学家的名册来组织我的演讲，关于每位“影响者”，只描述一个在我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观念．要么是因为我在某个时候接受了这个观念，要么是因为它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发现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会产生很有价值的结果。

我在一定的地方终止了这个名册，因为我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限制。

我知道，我没有对那些以极为重要的方式影响了我的人的观念做出描述，因为我设计的这个名册是要就我的思想发展，“讲一个故事”，而不是提到所有影响我的人。

由于这个原因，像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戴蒙德(Cora Diamond)、古德曼(Nelson Goodman)、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特拉维斯(CharlesTravis)以及沃尔什(VivianWalsh)等这些重要的哲学家朋友们并没出现在这个名册上。

(我计划在未来数月中写一个更加详细的思想自传，在这个自传中我会补上这些遗漏。

)好吧，现在我们开始吧!作者简介：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美国哈佛大学哲学系教授。

奎因的翻译观1引言语言在普通人看来是多么平常的存在。

但是，哲学家们却从未停止过思考：语言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语言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又是什么让语言变得有意义？许多问题，都使哲学家们陷入了沉思。

在这众多的语言哲学家中，奎因和戴维森是颇具影响的。

1951年，奎因发表了”经验主义的两个教条”一文，标志着20世纪哲学的语言转向的开始。

奎因关注的是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而非翻译理论。

但在探讨意义理论和指称理论时，奎因设计了一个著名的翻译的例子——原始翻译或极端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 )，并进而从语言哲学角度对原始翻译的过程及方法、可译性、翻译的不确定性、翻译的标准等重要翻译课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就在同时期，身为中学教师的戴维森因一篇论文的发表而名声大振，于是戴维森也加入了语言哲学研究的行列。

他和奎因的观点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但是也有区别。

他们都为语言哲学做了极大的贡献。

2奎因的“原始翻译( radical translation )” 当我们想到语言时，大部分时候我们想的是我们所熟知的语言中的词语。

奎因认为，正是因为我们太熟悉自己的语言了，以至于我们看不清楚语言本身的本质。

所以，他认为，只有研究一种我们完全不熟知的语言，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到语言的本质。

因此，他大胆地提出了这样一个例证：一个语言学家去一个他完全陌生的土著部落，既不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民族风情，也不了解那里的语言。

总之，语言学家对那个土著部落一无所知。

那么，他将怎样来了解这个未知的语言呢？奎因的设想是这样的：当土著人看到一只兔子跑过去的时候，土著人指着兔子发出gavagai 的音，那么语言学家就把这个音记下来，姑且认为gavagai 就是兔子的意思。

当然，要确定gavagai 到底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兔子，还是需要验证的。

因此，当语言学家看到一只兔子从眼前跑过时，他指着兔子说gavagai ，如果土著人表示赞同的话，那么，gavagai 就是兔子的意思；反之，则不是。

浅谈从翻译的不确定性看译者主体性论文提要:蒯因是二战后美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也是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哲学家。

他有关不确定性的理论引起学界很大的反响,为原本复杂的翻译现象添加了更多的神秘色彩。

多年来,国内外虽然不断有学者从不同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但是结果却差强人意。

本文尝试另辟蹊径,从人与世界的关系出发,探讨译者在具有不确定性翻译现象中的主体性问题。

1 引言蒯因(Quine, W.)被誉为“继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后影响最大的哲学家”(Ayer 1982: 242)。

国外学者认为他的《语词与对象》(Word and Object)是“20世纪影响最大的两部哲学著作之一”(施太格缪勒 1992: 204),我者钱冠连将这本书称为“语言学家绕不开的一座哲学山”(钱冠连 2009)。

蒯因深受杜威(Dewey, J.)实用主义的影响,在批判传统意义理论的基础上强调意义的整体性,并且提出自己的行为主义意义观。

他认为,“我们就像海员一样,必须在浩瀚的大海中修补自己的船只,绝不可能在船坞中拆卸船只,用最好的构件把它重新组装起来”(Quine 1960: I)。

2 不确定性1960年,蒯因在《语词与对象》中首次提出了翻译的不确定性论题。

蒯因将自己的翻译观概括如下:“我们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编写把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的手册,这些手册符合全部言语行为倾向,但彼此之间却不一致。

这些翻译手册将另一种语言的一些彼此并无明显等值关系的句子分别作为此一种语言的一个句子的翻译,因此它们在很多地方是有歧义的。

当然,当一个句子与非言语剌激的直接联系愈密切,不同手册的翻译之间的差异就愈小”(Quine 1960: 27)。

他认为间性框架中的翻译活动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行为,文化因素和其它非语言因素等与之相关的许多因素都会影响整个活动过程。

当然,蒯因所设想的翻译是一种极端的原始翻译(radical translation),并不能涵盖全部的翻译行为。

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性概念与奎因的批评叶闯在《经验论的两个教条》一文中，奎因从两个方向进攻分析与综合的区分，一是从分析性概念定义的逻辑的或其他方面的困难，一是从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在经验的确证面前不能区分。

本文考察奎因的批评和逻辑经验主义分析性概念两种典型描述，即艾耶尔（A. J. Ayer）和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分析性概念，试图说明奎因的哪些批评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性概念是有效的，哪些是没有效力的。

我们的结论是：奎因在第一个方向上的进攻在限制的条件下是有效的；而如果对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性概念更全面地理解的话，他在第二个方向上的进攻是无效的。

§1 逻辑经验主义的分析性概念及其哲学含义逻辑经验主义对分析陈述和综合陈述的区分包含着明显的认识论目的，即为科学知识的逻辑结构，科学知识在经验中的确证提供认识论的辩护和说明。

就逻辑经验主义者的理解来看，分析陈述与综合陈述在认识论的功能及结果上有实质的不同。

逻辑经验主义关于分析性的标准说明相合于休谟最初的说法，或者说，它的基本精神与休谟是一致的。

艾耶尔在《语言、真理与逻辑》第一版序言中一开始就说：“在这篇论著中所提出的观点来自于贝特兰·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的学说，后者本身是贝克莱和大卫·休谟的经验主义的逻辑结果。

像休谟一样，我把所有真命题分为两类：依休谟的术语，一类涉及‘观念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涉及事实。

前一类包含逻辑和纯数学的先天命题，我承认那些命题是必然的，并且是确定的，仅仅因为它们是分析的。

也就是说，我坚持这些命题不可能被经验拒绝的理由是，它们并没有对经验世界作任何断定，而只是简单地记录我们以某种风格使用符号的决定。

”1这个通常认为与罗素和维特根斯坦有承接关系的分析性的说明，确实是分析哲学中一般地被接受的关于分析性的概括。

这个概括中有两点要旨，第一，分析性、先天性与必然性三者至少在外延意义上等同；第二，分析性就是对于事实或经验的独立性，且是以语言为真的（“语言”在这里是广义的，包括逻辑与语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