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元素

日本武士道精神和儒学思想比较研究摘要：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

儒学伦理日本化的结果使“忠勇”成为武士道精神信奉的儒学德行。

而武士道精神首先起源于古代的日本，是一种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甚至一度成为日本的主导文化。

本文从武士道精神的内涵、起源、形成入手，分析它和儒家学说的关系。

关键词：日本武士思想；儒学思想；比较研究一、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上田秋成在《菊花之约》描写了一个武士之间相守誓约的故事，日本人家喻户晓。

两个武士约好在重阳节相聚，对菊花饮酒但是一个武士被敌人抓住了，无法脱身，为了不违背誓约，他自杀了，灵魂飞到约定的地点，与朋友饮酒之后飞灰湮灭。

这样的故事之所以能在日本人民心中引起深刻的感动，就在于武士精神对“诚”的崇尚。

而这个“诚”是来源于儒家思想。

日本很多学者提到：日本儒学是从中国儒学吸取滋养、以中国儒学的发展为原动力而逐步成长的。

日本儒学是武士道精神的思想基础。

明治维新以后，武士道精神并未随着武家政治的终结、身份等级制度的消失以及日本进入近代社会就画上终止符，相反它进一步渗透到日本民族的血液中。

二、武士精神的产生日本在镰仓时代，确定武家政权，随着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以及庄园制的发展，逐渐在豪强争夺中形成了地区性的家族式军事集团即武士团。

时至江户时代，结束了漫长的战争，进入和平时期。

随着德川幕府政权的发展，武士阶层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很多武士开始成为官僚，开始治国理政，急需规范社会的道德和行为准则。

所以当时，德川幕府把朱子学确立为官学。

三、儒家思想与武士道精神的融合武士道精神作为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是日本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一种特有的精神与道德体系。

即使在封建统治消失已久的今天，在各个领域我们仍然能够看出武士道精神在日本人们心中留下的深刻印记。

比如公司的终身雇佣制，日本人的重诚信，讲礼节，自杀率高等社会现象。

本文通过分析武士道精神中的儒家思想元素，揭示出儒家思想对武士道精神的影响，从中看出中国传统文化对日本文化的渗透。

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在日本企业文化中，方方面面都受到了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

下面是店铺为你整理的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希望对你有帮助。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1“以人为本”———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日本企业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在企业的经营管理中，“人”都被经营者作为企业的中心，因此“以人为本”的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日本著名的“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就把员工看作企业最重要的资源，认为“企业即人，成也在人，败也在人”.他自己的经营哲学就是：“首先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他还曾经说过：“松下先塑造人，后生产电器.”而有“国际经营者”之称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说得更加直接明了：“使企业得到成功的，既不是理论，更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人!”索尼公司的口号则是“要让管理工作去适应人，而不是让人去适应管理工作”.这些日本企业的管理思想都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另外，日本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只要员工没有过错，就可以在公司里从入职一直工作到退休，而且薪酬和地位也会随着工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同时，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对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和对在职员工的再教育，企业会根据公司的盈利情况，让员工在公司内部或者外部、甚至去国外进行研修，不断提高员工素质和业务能力，从而使其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以人为本，把提高劳动生产率与善于发挥和调动他人的积极性巧妙结合，这也是日本企业取得成功的一个奥秘.“以人为本”还有一个体现，那就是日本式的经营方法，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家族式经营方法.日本人把企业当成一个“大家庭”，每个员工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员”，都应该与自己的“家庭”荣辱与共.公司的社交性活动计划通常都排得满满的，表面上说自由参加，实际上是全员参加.公司还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资金给全体员工提供福利：从家属补贴、交通费、职务补贴一直到公司住宅、宿舍、住房贷款、借贷的延期偿还、存款、健康保险等，无所不包.毫无疑问，在这种“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下，大多数日本企业的员工都会因此认为，公司的经济稳定就等于自身的稳定，公司的经济发展就等于自身的发展，所以才会愿意为公司奉献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公司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2“以和为贵”———日本企业文化的精髓儒家文化把“以和为贵”作为最高的社会价值原则，日本文化将他发挥的淋漓尽致，不仅把“以和为贵”的儒家思想吸收进来，在处理人际关系中，将他作为基本准则，并且把它引入到企业文化中去.例如，松下公司的“和亲”、丰田汽车公司的“温情友”、三菱电机公司的“养和精神”等，这些都反映了“以和为贵”的思想“.和能生财”这一观点尤其在现代日本的企业管理中大行其道.在企业内部“,以和为贵”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方式，“人和”被广泛运用于员工与员工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即企业内部的团结.日本企业称为“株式会社”，他的意思就是说企业如同一个大家庭，每一位“家庭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维持家庭内部的和谐、团结，从而来避免产生家庭内部矛盾.“以和为贵”在日本企业内部被相当重视，从而使企业员工内部产生了强大的向心力、凝聚力和强烈的集团主义意识.松下幸之助认为，一加一等于二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法则，但是在人与人的'关系调节上，如果编组恰当，一加一的答案可能远远大于二.可如果搭配不合适，一加一很有可能等于零,甚至有可能都会出现负数.所以企业内部员工之间的关系，是日本企业非常重视和调整的一部分，即使发现并解决员工之间的矛盾，从而建立起和谐、融洽、团结的良好关系.最重要的是，“以和为贵”还能改善劳资关系，弱化雇佣与被雇佣意识，使整个企业呈现一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和谐景象，为企业以致整个日本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3“礼治、德治”———日本企业管理的圣经礼治和德治思想是孔子治国思想的两个主要方面，孔子认为，在治理国家上，行政和刑罚只能使人因为害怕而不敢做坏事，却不会使人有知耻之心，自觉不去做坏事，而用“礼治”来统一人们的行为，用“德治”来教化人们，却能起到行政和刑罚起不到的作用.日本的企业经营者把“礼治”和“德治”思想引入到企业管理中来，管理员工时更多的以用“礼”和“德”来教化、管理员工，尽量不采用严格的管束和处罚的手段，使他们自觉自愿地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尽职尽责的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奉献自己的全部精力.因此，在招聘员工时，非常注重对员工道德品质方面的要求，入职以后还要对其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培养教育，在日后的晋升和提拔时，作为主要的选拔标准，就是道德素养.另外，在儒家思想的道德教化中，特别强调统治者的身教，即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因此日本的企业经营者非常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各方面都要做员工的表率.而且在与员工交流时非常注意措辞，尽量避免给人留下高高在上的印象.例如著名的东芝公司董事长土光敏夫就是一位德才兼备的领导，他最崇尚的是“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主张言教不如身教.他经常深入员工之中，与员工谈心、聊天，认真倾听员工的声音，有时甚至会与员工一起举杯畅饮，把酒言欢，充满了人情味.这种情感上的交流深深打动员工，使员工都乐意为公司效劳，极大调动了员工们的积极性.从以上论述中不难看出，中国的儒家思想对日本企业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儒家的重要经典《论语》，更是日本企业经营者的行动指南和商务圣经，在我国亦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日本许多有名的企业家，如涩泽荣一、伊藤淳二、北尾吉孝等，都把《论语》作为自己为人处世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指南.尤其是被称为“日本企业之父”的涩泽荣一，也被称为“儒家资本主义的代表”，他将《论语》作为第一经营哲学，并在自己的著作《论语与算盘》中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就是“既讲精打细算赚钱之术，也讲儒家的忠恕之道”.当然，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并不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批判性地继承，并将有利于本企业发展的部分发扬光大.在日本经济界与学术界共同构筑的“日本式经营”学说中，许多因素都具有儒家思想的特征，并特别强调儒家思想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研究日本企业文化时，一定要先认真研读我国的儒家经典，在此基础上，才能更好地理解日本的企业文化.日本企业文化的渊源1.儒家文化的引进：日本引进儒教始于律令时代，大量经书随着遣隋史，遣唐使的往来流入日本，加之留学生，留学僧的学成归国及中国大陆名人，名僧的东渡，儒家思想经过诠释和吸收逐渐日本本土化了。

浅析日本武士道精神
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核心就是忠，忠于自己的上级，取自于中国的儒家思想“忠孝仁义礼智信”，但“忠”得有点极端，忠得不分是非，或者是，衍变为一种愚忠，就像我们经常在电影中看到的，受到一点屈辱，就集体剖腹自尽，实际上没有违背人性的。

不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是一种很复杂的精神，结合了中国的儒家精髓和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并且有正史和野史之分。

要了解日本的历史，武士道精神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

全球抗日纪念网记录了一名侵华老兵的故事，他曾说过：“日本武士道是极崇高的、极其伟大、是高深莫测的。

在武士道之名刀发出的正宗的锋刃寒光中，藏匿着连列强都畏惧的深不可测的震慑力和玄妙。

”美军攻占塞班岛时，四万多日军全军覆没，岛上还有一万多名平民，日军强迫他们自杀，母亲杀死婴孩之后自杀，老人们互相他杀或者自杀。

如此玄妙的故事似乎只在中国的古老的玄幻故事中才会有，但是发生在日本军队身上。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形成互为表里。

日本武士视杀人为友谊，武士可以割下切腹自杀者的头颅；日本武士视杀人为权力，如果自己受辱之后可以杀死对方而不受制裁；日本武士又视杀人为职业，武士拔刀之后必须杀人才能收回刀鞘。

若是战败只能剖腹自尽才能洗净耻辱，否则，只是一个活死人，因为没有人会尊敬他，哪怕是自己的亲人。

武士道与儒家思想之渊源作者：隋玉芳来源：《山东青年》2015年第12期摘要：本文主要以《武士道》中直接引用的儒家经典为切入点，探讨了武士道与儒家思想之间的渊源。

通过与儒家经典原著相对照，可以看出武士道对中国儒家思想的异化，尤其是“仁”的弱化和异化，导致中日两国走上了“一文一武”完全背道而驰的道路。

关键词：武士道；儒家思想；仁；异化武士道被誉为日本民族之魂，原本只是“武士”这一特殊阶层须遵守的道德原则，而后逐渐发展扩大，近代以来甚至成为整个日本民族的道德准则、日本传统文化的象征。

在其主体“武士”阶层早已消失的今天，武士道仍然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而作为日本独特文化代表，究其思想根源的话，却是与中国的儒家思想渊源颇深。

武士道的代表著作无一不深受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的熏陶，凡是致力于研究武士道的日本人，无一不在谈论中国文化、儒家思想。

而研究成果表明：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儒家思想是武士道的理论基础。

本文将主要从新渡户稻造的《武士道》中所引用的儒学经典入手，探讨武士道与儒家思想之间的渊源，并着重探究其中之差异。

一、《武士道》与儒家经典《武士道》作为近代武士道研究的经典，自1899年在美国出版英文版之后，大受欢迎，先后多次再版，并陆续被译成多国语言。

该书探讨了武士道的道德体系，其中直接或间接引用了大量儒家经典。

在其第二章，新渡户稻造论述了武士道的渊源，除去佛教、神道等，孔子的教诲即儒家思想被认为是武士道的最丰富的渊源。

年轻人以孔子、孟子的著作为必备教科书，成年人则不仅是要了解，而且更要去践行之，即以孔、孟的教诲作为价值标准和行动准则。

但他同时认为五伦等基本的人伦道德，并非完全来源于儒家思想，而是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日本民族所认识到了的，只是借助于儒家思想得到了确认。

儒家思想为原本就已萌芽的日本人的人伦道德提供了理论支持，使其具体化、形象化、理论化。

新渡户稻造一方面承认儒家思想对武士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否认武士道完全照搬于儒家思想。

武士道与儒学相关? 孔子何以成日本教育之神公元285年，百济博士王仁渡海到日本，向道稚郎子献《论语》和《千字文》。

一般认为，这是儒家学说传入日本之始。

儒学的传入促进了日本古代教育事业的发展。

王仁及其他渡日学者，在宫中讲授《论语》、《千字文》等儒书，使日本真正有了自觉的文化教育。

不久，出现了最早的学校——学问所，专门负责向王子、大臣们传授儒家经典。

教育范围虽然不算大，但影响是深远的。

513年开始设立五经之学。

到七世纪，由于圣德太子的倡导，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

孝德天皇朝置国博士，天智天皇朝设立学校，文武天皇朝颁行大宝令，规定首都设大学，各国设国学，教授学生《周易》、《尚书》、《三礼》、《左传》、《孝经》、《论语》，皆以汉魏古注为准。

从奈良到平安时期（710——1192）官吏的选拔考试，题目都是有关儒学和汉学的。

随着儒学教育的发展，儒家思想逐渐被统治阶级的一些代表人物接受。

到了推古天皇朝的圣德太子，制定十七条宪法，除第二条要求笃敬佛家三宝（佛、法、僧）外，多为儒家思想。

如第一条“和为贵”；第二条“国非二君，民无两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

反映了儒家的中庸和忠君观念。

他所制定的十二级冠位制，也以儒家德目“德、仁、礼、信、义、智”（分大小）作为各级的名号。

统治阶级特别重视孝的观念。

孝谦天皇天平宝字元年（757年）下诏：“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

百行之本，莫先于兹，宣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

”（《续日本纪》）儒家思想对日本古代政治生活也有相当的影响。

大化革新（645年）和大宝令（701年）的制定，是日本古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们使日本从原始的有氏族色彩的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的“法式备定”的律令国家。

大化革新和大宝令都是学习隋唐文化的结果，其中有不少内容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的。

与此同时，孔子的地位在不断提高。

大宝令规定，大学和国学在每年春秋的两个仲日对孔子举行释奠之礼，这种祀孔仪式一直延续下来。

开始称孔子为“先圣孔宣父”。

中日儒学思想比较总结中日儒学思想比较总结儒学是东亚地区的一种哲学思想体系，其中中日两国的儒学思想具有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同之处。

本文从儒学的基本内容、思想观点和影响等方面对中日儒学思想进行比较总结。

一、基本内容中日儒学的基本内容都包含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经典著作，并以孔子、孟子、朱熹为代表人物。

这些经典著作都强调人伦道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主要内容包括：道德修养、仁爱之道、君臣父子之道、社会秩序等。

二、思想观点1. 人性观点中日儒学都认为人性本善，但在人性善恶的比重上有所不同。

中儒倾向于强调人的天性追求善良，而日儒则更加关注人性中的恶劣因素。

后者认为人性善恶参半，需要通过教育来进行修正，以使人性向善发展。

2. 社会秩序观点中儒学强调仁爱之道和和谐的社会秩序。

孟子提出“养老有大道，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强调个体的修身养性，以实现和谐社会。

而日儒强调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注重君臣父子之道，倡导家庭及社会体系的和谐。

3. 教育观点中日儒学都重视教育的作用。

中儒主张通过教育来提高人的素质和修养，使人们能够在社会中充分发挥作用。

孟子提出“求其志者，不以苟得之；求其言者，不以苟得之”，主张人们要以责任感和道德自律的方式追求卓越。

而日儒更加注重教育的实践性和情感教育，通过生活体验和亲子关系来塑造个体的道德行为。

三、影响中日儒学思想都对两国的文化、社会和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 文化影响中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构建和社会风俗习惯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而日儒学则是日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对日本的团结、秩序和礼仪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影响。

2. 社会影响中儒学的思想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社会形成了注重礼仪、忠诚奉献的价值观念，对家庭、爱国等方面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日儒学的思想则在日本推动了义务教育、家庭观念和社会道德规范的形成，对日本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浅析日本儒学的政治伦理思想摘要：日本儒学进一步抑制了中国儒学中本来就不甚发达的抽象的理性思维，吸取并拓展了社会实用功能。

因此，比之中国儒学，日本儒学具有非理性且重实用的特点，其哲理思辨色彩十分淡薄，而政治伦理色彩却更加浓重，与国家政治的结合也尤为紧密。

这就为日本历史上国家政权的操控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儒学中的尊卑秩序来控制民意、推行国策，打下了牢固的基础，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关键词：日本儒学伦理文化儒家思想进入日本社会后，首先参与了日本的政治，成为日本古代律令制国家体制建设中的活跃因子。

公元604年，圣德太子(574—622)制定了日本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十七条宪法》，列出朝廷大臣应遵守的规则共计2l项，其中有19项都源自中国的儒家典籍。

日本早期儒学的影响集中于立国治民的政治理论层面，主要为统治阶级的皇室成员和贵族知识分子所接纳和提倡。

可以说，日本儒学自始至终都承担着发挥政治功能的作用。

而神道思想的现实功能性，又进一步使得与之结合的日本儒学与国家的现实利益之间，保持着极为紧密的关系，最终沦为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

日本儒学的政治伦理性质在武士阶层统治的时代得到了极大发展。

镶仓幕府的成立，标志着武士作为重要的社会阶级的崛起和自立。

此后一直到江户时代的漫长历史阶段，国家的政权和意识形态的统治权都掌握在武士阶层手中。

武家统治者在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统治地位的过程中，从中国儒家的朱子学说那里挖掘出了符合武士本位的理论一严格的阶位等级制度。

中国儒学所强调的长幼尊卑的秩序，恰好符合了武家政权的利益，所以被日本儒学全面接受并严格落实为社会制度和行为规范，最充分地发挥着实用功能。

德川幕府时代，朱予学说己被尊为“国家学术”、“官方哲学”，因为德川幕府本来就是在将军武士的征伐之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它必然要借助阶位等级制度来维护下不犯上的统治秩序。

提倡君臣各尽其责、各守其职。

毕生服务于幕府统治的林罗山则模仿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编撰了《本朝编年》，宣扬“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

第六讲日本儒学与武士道5世纪儒学传入日本，崇尚中国文化的圣德太子积极倡导儒学，604年制定的《宪法十七条》，大量导入儒家圣训，以提高皇室权威，日本早期儒学基本为全面引进和效仿时期。

进入武士社会以后，日本则进入以神道哲学为核心，全面置换儒学时期，它逐渐背离了以“仁慈”为本位，以尊重生命为准则的儒学“原貌”，转向片面强调忠勇至上、淡化生命的武士伦理。

因此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武士道是将儒家思想与佛家思想加以高度扭曲变形的产物。

日本儒学则完全背离了中国儒学“以仁为本”的核心思想，而成为“自定一格”的独立体系。

客观地说，有着千年历史的武士道文化也是极尽丰富，它杂糅神、儒、释、道各学，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可谓天使与魔鬼的共生物。

因此，深入解析日本儒学与武士道，也是进一步破解日本文化的重要一环。

一、儒学的传入与异化（一）儒学的传入一般史学界认为，儒学传日时间为5世纪初。

据日本第一部正史《日本书纪》记载，应神16年（405年）百济博士王仁应邀赴日，带来《论语》10卷和《千字文》1卷，当时的太子菟道稚郎子还拜王仁为师学习中国典籍。

而603、604年日本古代明君圣德太子所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及《宪法十七条》，正是全面移植中国儒学的体现。

7—12世纪官方教育机构——大学寮，就是日本早期儒学传播的途径，早期儒学主要是训诂性质的汉唐经学。

《宪法十七条》融入了儒学、佛教、道家等思想，其中贯穿着君臣、父子等儒家人伦秩序和等级观念，以全面树立皇室中心主义。

同时也主张“以德治国”，如，宪法第十二条：勿敛百姓；第十六条：使民以时等，均体现出日本早期儒学与“以仁为本”的中国儒学在核心价值观上并无二致，因此日本早期儒学基本上可视为效仿阶段。

（二）儒学的异化可以说进入镰仓（1192—1333）武士社会以后，是日本历史与文化的重大转折点。

平安末期，日本开始形成以武士为中心的主从道德。

日本电影评论家岩崎昶（1927—）在《日本电影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武士则是以刀枪为谋生工具，以战争为职业，以暴力和战争为财富源泉和进身阶梯的阶级1。

浅谈中国儒家，佛学，道家思想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一）儒家思想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儒家讲究仁义礼智信，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义，勇，仁，礼，诚，名，忠，克”，就是引用借鉴了中国的儒家思想文化；武士道的“为主尽忠，死而后已”，为主君毫无保留舍命献身的精神，则是对传统儒家“士道”的一种反动。

儒家的“士道”讲究君臣之义，有“君臣义合”、“父子天合”的人伦观念，但是日本“武士道”是以为主君不怕死、不要命的觉悟为根本。

儒家的中庸思想、推崇“温、良、恭、俭、让”的处世哲学也对日本造成了广泛的影响。

日本社会文化中“没有绝对的是非”，日本人对一件事情的观点常常是暧昧不清的，不说明到底是对是错，自己究竟站在哪一立场上。

，“温、良、恭、俭、让”劝诫日本人相互之间和睦相处，相濡以沫，即使受到委屈，被人咒骂也不怨恨，不动怒。

日本民族把儒家“和为贵”的思想奉为民族精神的精髓，甚至把自己的民族称为“大和民族”；“和为贵”思想被日本企业界吸取并加以改造，提出“和谐高于一切”的口号，认为人与人之间应保持和谐关系。

日本企业认为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决不是单纯的利益关系，更重要的是互相扶持、互相帮助。

（二）佛教思想对日本社会文化的影响与儒家思想相反的，佛家思想在被日本人接受之前经历了较为波澜的过程，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渗透演变过程之后，禅宗思想得到了日本民众尤其是武士阶层的崇敬与欢迎。

人们信仰佛教超现实的神秘性, 尤其是传说在禅定修炼中能获得超凡的神异力量, 对以习武为业的日本武士们具有无比的诱惑力。

禅宗了悟生死的超脱态度符合日本武士的尽忠心理及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禅宗也宣扬生死轮回和灵魂不死的佛教教义, 禅宗主张在顿悟中, 参悟生死, 达到无生无死的涅槃境界。

佛教思想中的宿命论深深烙印在了日本人的精神世界里。

从日本的文学作品到影视动漫等，都可以看到宿命论的影子。

宿命论使得日本人对待现实世界的不公平和不满有了一种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宽容和忍耐，“今世的一切是前世注定的，很多不可改变的东西都是命中注定的”，“今生得不到的祈求来世能够得到”，等等这些思想，使得日本人对待生命和生活有了种超然度外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