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和他的家族传奇班级：通信C111 姓名：刘晓泽学号：115919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人们曾经用这些词汇来描述荣氏家族以及荣毅仁本人，但这个家族早已不能简单地用商业阶层来概括。
1956年，荣毅仁将一个商业帝国的财产上交政府，次年1月，时任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毅，受毛泽东之托，专程到上海为荣毅仁“助选”，之后，荣毅仁就任上海市副市长，时年41岁。
毛泽东的评价是，“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
”荣毅仁因此被称为红色资本家，这是他传奇人生的关键词。
凭借着一种超乎常人的睿智，他在支撑一个庞大家族的同时，参与和推动时代进步。
红色资本家“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 荣毅仁秉承了父亲荣德生和伯父荣宗敬两人的性格。
荣氏家族曾在荣毅仁曾祖这一辈家道中落。
1873年，荣宗敬和荣德生先后去上海发展，那时的上海，资本主义经济刚刚长露萌芽，荣氏兄弟最先嗅出资本之味，开始经营钱庄。
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寻找新的商机，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
广东当地的思想活跃，洋溢着一种勇于开拓的精神，这些使得荣德生大受启发。
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
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
1903年，保兴面粉厂在无锡建立，这为荣氏家族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保兴面粉厂也由原先的合资经营改为独资经营的茂新面粉厂，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
到抗战前，荣家已拥有14家面粉厂，另外还衍生出9家纺织厂。
193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荣毅仁回到无锡，出任茂新面粉厂助理经理。
荣家企业扩张步伐在不断加快，渐渐地就从华东铺向了全国各地。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由此走向低潮。
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当时，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
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
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
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由此而来。
此后，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工等方法，给予大力扶持，荣氏企业实现了新的复苏。
“他那种爱国的心是从他父亲那儿继承来的。
”陈恒德说，荣毅仁在抗战时捐过飞机，解放后有能力的资本家都走了，只有他留了下来，一位对荣家颇有研究但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学者的看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私合营被作为对民族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条有效途径，在上海，荣氏对这一行动给予了最积极的配合。
他们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好地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
”“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在无锡梅园，这幅对联显示了荣氏家族的处世信条。
刀锋边的幸与不幸荣毅仁的性格有时也如刀锋一般，只是运用得巧妙。
他说：“我并没有因为自己是资产阶级而不敢讲话。
”1954年，荣毅仁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学习了毛泽东主席关于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等一系列讲话后，想到一个在当时来说既重要又敏感的问题：我国进入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但是经过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阶级关系有了调整，这个对抗性矛盾是否可以转化成为非对抗性矛盾呢？1956年，在全国人大的一次小型会议上，荣毅仁向毛泽东当面提出这个问题。
他希望马列主义学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多多在理论上给他以指导和帮助。
毛泽东回应说：“你这人倒蛮会用脑子、提问题的。
”半年后，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
1958年，荣毅仁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
时任纺织工业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陈锦华后来回忆说，荣毅仁在“文革”时遭遇到一些冲击。
1966年8月18日，北京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冲击各界名人。
荣毅仁当时住在北太平庄，他的女儿在北师大女附中上学，有些同学早就知道荣毅仁的住处。
8月20日，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涌到荣毅仁家里，都是些女孩子，当中还混进了一些社会上的来历不明的人，在荣毅仁家里大肆打砸。
他们批斗荣毅仁，并用他家里的摄像机把经过录下来，要寄到他在海外的亲戚那里。
荣毅仁考虑得很周全，他知道录像寄出去的影响，所以给了这些红卫兵假地址。
荣毅仁的夫人杨鉴清也被打伤。
陈锦华说，“对这些情况，部里一点也不知道。
”8月20日是机关发工资的日子，荣毅仁的司机郑耀辰送工资去时发现情况后向部里作了报告。
“我当时是部机关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就是管这些事情。
我向部党组书记钱之光报告了这件事。
”钱之光让陈锦华赶紧给周恩来写个报告，用特急件送到总理办公室去。
周恩来后来对钱之光说，荣毅仁你们一定要保护好，他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在国际国内都有影响，一定要保护好。
钱之光和陈锦华把纺织部机关的红卫兵头头找来，要以机关的红卫兵对付外地、外单位的红卫兵。
10多个红卫兵连夜开到荣毅仁家里去，看到那些学校的女红卫兵东倒西歪地躺在客厅里。
部机关红卫兵对她们讲：“我们是纺织工业部机关的红卫兵，荣毅仁是纺织工业部的副部长，是大资产阶级，要对他进行批斗，让他老实交代问题，请你们把他交给我们。
”后来，陈锦华把周总理关心荣毅仁夫妇的情况，以及部机关采取的措施都给荣毅仁讲了。
荣毅仁很激动地站起来表示：“我们全家人都非常感谢周总理。
没有周总理的保护，让你们采取这些措施，那我就没有今天了。
”创建中信信托业是整个国家金融业的基础，中信集团的创建无疑为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
“荣老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一名在中信集团工作10余年的男员工说。
从某种意义上讲，荣毅仁世界性的影响，正是来自于他创建的中信集团。
即使是荣毅仁自己，也曾公开承认，其所经历两个阶段的区别：在解放前，算个大的民族资本家。
从父辈1900年办厂创业，到1949年，50年艰苦奋斗与认真经营，才搞起20家企业，这在解放前已经是了不起了；自1979年担任中信集团董事长以后，仅9年时间，共投资、合资搞了209家企业。
1987年，邓小平邀请荣氏家族来京访问。
“一下来了400多人。
”荣毅仁的司机张继海回忆。
当时，中央曾想请荣毅仁担任旅游部部长，后考虑改革开放的问题，经邓小平亲自倡导和批准，荣毅仁于1979年10月4日创办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2004年2月更名为中信集团）。
公司成立第一年，荣毅仁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000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000多人次。
荣毅仁不遗余力网罗人才，聘请到为中美建交立下汗马功劳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为顾问，成为脍炙人口的美谈。
作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通道，中信在吸收和运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采用国际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等方面，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北京建国门外矗立着一座20多层高的现代化建筑，这正是中信集团最先的的大本营———国际大厦。
该建筑外部呈咖啡色，显得十分稳实和凝重，故有“巧克力大厦”之称。
1986年，美国著名大型经济杂志《幸福》公布了其组织专家评选出来的世界50名知名企业家的名单，荣毅仁赫然榜上有名，他因此成为新中国成立近40年来，国内企业家跻身世界知名企业家行列的第一人。
同年，中信集团迁入位于朝阳区新源南路6号的京城大厦。
董事长办公室内有一幅巨型彩照，那是邓小平与荣毅仁亲切握手的照片。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大选举荣毅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副主席，这位76岁的红色资本家又重新扮演起政治家的角色，再次把自己亲手缔造的商业王国交给了他的助手。
在中信公司第11届董事会上，新当选国家副主席的荣毅仁发表了告别演讲。
针对有人说中信的大榭岛计划是“蛇吞象”，荣毅仁说：“搞市场经济就要敢于蛇吞象！如果我们不加快速度，抓住机遇，就搞不成市场经济。
”荣毅仁的一生，始终在资本家与政治家之间转换。
有一位香港记者这样形容荣毅仁：“身材高大、满头银发，一身法式双排扣西服，挺直的腰板，总给人以器宇轩昂的感觉。
”其实，刚毅仁厚的荣毅仁喜欢的名言是：“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择高处立，就平处坐，向宽处行。
”荣智健初试身手，资产增值400倍1978年，父亲创办中信的前一个夏天，36岁的荣智健告别妻儿，带着一张单程通行证南下香港。
从这一天起，他告别了工程师身份，回归父祖两代的战场——自由的商业世界。
1942年生于上海的荣智健是荣家红色血脉的惟一男性继承人。
出身无锡望族、“比秦怡更有风度”的荣毅仁夫人杨鉴清难免对这个独子偏爱一些。
少年时，荣智健就是上海滩知名的公子，兴趣广泛，精力充沛，开着拉风的红色皮座跑车——那是父亲送的生日礼物，常常请朋友到和平饭店、红房子下馆子。
天津大学读书期间，正是三年困难时期，荣公子依然能开小灶吃小排。
那时，他全副心思都在棒球上，每天忙着练球，大学第一年参加了两次全国比赛，几乎一天课都没上。
养尊处优的公子生活一度因“文革”中断：他从水电部下放到吉林长白山下的一个水电站，在零下30摄氏度严寒中劳作，睡东北大炕；次年，再被下放到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水电站接受“劳动教育”，在山间搬机器、挖土方、抬石头、架设高压电缆……因为这段受难经历，他给儿女取名时将他们原该使用的“信”字辈(荣家家谱第四代)改为“明”字辈。
在荣智健看来，明白事理、明辨是非，比“信”更重要。
直到1972年，荣智健才调回北京，在电力系统做科研工作。
这当然不是他天生的战场。
荣氏家族的财富智慧在这个时候得以显现——荣毅仁早年和叔侄们在香港有一些合股企业，多为纺织工厂。
30年来他们从没动过这笔钱，本金加股息竟积下几十万元，这成为荣智健的起家资金。
在香港，他和大伯荣伟仁之子荣智鑫、荣智谦合股开办爱卡电子厂。
几年后，又通过堂妹唐芙生，结识了美国电脑业享有盛名的林铭和米歇尔·弗尤尔，3人合伙创办了加州自动设计公司。
短短6年，小荣办了两家公司，都在行情最好的时候套现，资产增值400倍。
对于自己的“第二桶金”，荣智健也爽快地承认：那时自己还是个大笨蛋，业务是美国的搭档在负责，只是这俩搭档实在太能干了！事实上，香港爱卡公司当时生产的电子表、集成电路和电脑存储器是直接销往大陆的，这是其他港商那时除了铤而走险的走私外不敢想象的通路。
父辈能给予他的，远非区区几十万和家族人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