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四世同堂》中的长子形象浅析鄂托克旗棋盘井第三小学苏瑾睿引言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众多人物画廊中，有两个颇为相似的人物，这就是巴金笔下的高觉新和老舍笔下的祁瑞宣。
这两个同出于大家笔下的人物，虽都是四世同堂的长孙，其性格特征也有某些相似，但是，他们毕竟生活在不同时代，因而在他们的思想中必然会打上不同时代的烙印。
在他们身上，虽然共同凝聚着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念，但也从他们的身上揭示出鲜明的不同时代特征。
一、《家》与《四世同堂》中长子的性格特征（一）《家》中高觉新的性格特征巴金在他的《家》里塑造了一个核心人物—高觉新。
这是一个矛盾的人物，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分裂的人物，一个有着进步思想却行为陈腐的人物，一个既是封建秩序的“帮凶”又是牺牲品的人物。
觉新生活的高家，是个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它的封建纲常礼教秩序十分森严。
作为这个大家庭的长房长孙，觉新的立身行事、言谈举止，都是在严格固定的行为准则的要求下培养出来的。
个人的愿望、意志在这套礼教纲常面前显得那么柔弱。
他的全部心思，必须忠实地用于继承封建家庭事业，履行自己对祖辈和后代的义务。
在这种家庭关系、礼治秩序约束中成长起来的高觉新，屈从、顺应、软弱、依附就必然是他的主要人格特点。
作品中的高觉新目睹了民国的成立、军阀混战的乱世局面，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年代里出现了“五四”运动。
在这个时代里既有许多像高家还维系着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大家庭存在，也出现了无产阶级、新势力相对峙。
高觉新就在这新旧制度、新旧思想更替的时代徘徊犹豫不前，既向往着新思想，又摆脱不了封建传统文化。
因此也就造就了一个“看新书过旧式生活的人”的矛盾个体。
他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他有过个性解放的要求，从此却变成了一个“不大用思想，也不敢用思想的人”。
他知道夺去他的幸福生活和光明前途，夺去他爱的梅和瑞珏的是“全个礼教、全个传统、全个迷信”，也奋斗过、抗争过，但屡屡碰壁、屡屡受挫。
他终于变成了“暮气十足的少爷”。
觉新的道路代表了第三种命运：即应该反抗而没有反抗。
[1]既不甘心维护旧制度,又没有勇气走新道路,由此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
以致在“五四”新思潮中,他选择无抵抗主义和作揖哲学,作为行为的理论根据。
他自小深受封建思想的教育熏陶，成人之后又身为长房长孙主理家政，在家里“他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又被人珍爱着，像一个宝贝”。
[2]这样特殊的处境，造成了他内心与精神上的矛盾和痛苦。
他从自身的痛苦遭遇中支持兄弟的叛逆行为，但从维护封建家族秩序和他在家中特殊地位的角度出发，他又得屈服于封建势力，并且还不自觉地扮演了维护封建秩序的角色。
在这种两难境地中，一个20刚刚出头的青年就决定永远埋葬自己的理想，做出一辈子的牺牲，他明知自己“一切都完了”，也不敢说，也不愿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事实上，他其后的生活就是靠陪伴着上辈人打牌、闲聊、主持红白喜事熬过的。
觉新也有过抗争和反叛，主要表现为忍让、屈从，“不抵抗”和“作揖”。
虽然他也常常自责和忏悔，但在忏悔的同时，又以和侍女姊妹们的打闹嬉戏来自我麻醉，求得一时的“解脱”。
他极尽周旋和敷衍之能事，在屈辱中苟活。
他被长辈们逼得毫无主见，主体意识近乎泯灭。
作者通过描绘一个优秀的年轻人的个性被毁灭的悲剧，批判了觉新的“作揖哲学”、“无抵抗主义”以及妥协、懦弱的性格特征。
牺牲精神是这种性格赖以支撑的基础，或者说是寄希望于未来。
觉新深深感到:“我不反抗，因为我不愿意反抗，我自己愿作一个牺牲者，…”。
[2]他认为:“我们生在这个时代，就只有做牺牲品的资格。
”他愿意牺牲自己，以为这是对自己处境与地位最好的诠释，但内心仍不免矛盾和痛苦。
他自己做了牺牲品，却把希望寄托于兄弟和儿子。
他想:“我们这个家庭需要一个叛逆，我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他也可以替我出一口气。
” [2]他差不多把全部的爱倾注在儿子身上，甚至对儿子寄予厚望:“我所想做而不能做到的，应当由他来替我完成。
”然而，他想做什么呢?这只是渺茫的希望而已。
最终儿子的死，使他仅存的一丝丝幻想也如肥皂泡一样破灭了。
（二）《四世同堂》中祁瑞宣的性格特征如果说《家》中的高觉新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在激烈的社会动荡不安背景下封建大家庭长子的命运的话，那么《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则可以看作是20世纪40年代在严重激烈的民族矛盾冲突下长子的典型，他是典型的北平文化熏陶出来的一个市民知识者。
祁瑞宣的“家”可以说既是有着中国社会所独具的亲情血缘关系组织，同时也是多少带有近代城市家庭意味的社会细胞。
[3]在这里，祁瑞宣受到的主要不是长辈的严格管教和约束，而是经济上的拖累。
他的自我牺牲主要不是来自封建纲常礼教的外在扼杀，而是自己内在“家庭意识”的制约[3]。
他为了“家”而“自觉”熄灭自我追求，是出自对长辈及家庭的内心理解和体谅。
这样的家庭环境造就了祁瑞宣思想的深刻而内敛，首先他作为一名中学教师，他靠真平学识吃饭而不攀岩附会任何人;作为一个贤孙、孝子、慈父，他心甘情愿为十口之家的温饱和安定奔波劳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又不得不在40年代激荡的政治风云中仍然按照旧的封建伦理观念办事;他恨极了日本侵略者，深知只有奋起反击才能使民族获得新生，因而渴望站出来，挺起胸膛，加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战中去，承担起时代所赋予的特殊使命，但主客观因素决定了他却只能在五色旗下苟且偷生;他一度将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南京政府，而结果却是加剧了自己的惶恐和苦闷;他严守师德，渴求做好传道授业的本职工作，以一颗赤诚之心对学生负责，但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纯洁的青年变成亡国奴;他并不甘愿吃英国使馆的“洋饭”，但他长子长孙的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为了老人、兄弟、妻室、孩子不挨饿受冻，不得不去上班;他为一些被征服者缺乏民族气节而痛心疾首，但自己在北平沦陷后，又得留在老人膝前陪笑度日。
总之，祁瑞宣是一个有文化、有正义、有抱负、有气节的知识分子，国难当头他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却身不由己。
他身处的地位环境、他的个性，逼着他痛苦地选择了一条苟安偷生的道路。
诚然，祁瑞宣经过惶恐、偷生，最后还是发生了转折性的改变。
但是，这种转变是极其缓慢、微弱的。
从小说中，我们看到，“八·一三”上海抗战，曾使沦陷的北平为之一振，瑞宣也兴奋起来。
他听到继续抗战的广播，眼睛又亮了，在他心中升起了希望，他确信中国不会亡，并更深地谴责自己的无所作为。
不久，他被捕入狱了，在监狱里受到了更严酷的考验，终于觉悟到，再这样的“偷生”就等于死亡，“把所有的血都流净也比被征服强。
”于是在过了四年隐忍、屈辱的亡国奴生活后，他开始投入抗日斗争;与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钱默吟取得联系，以教书为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当钱默吟先生再次被捕后，他毅然接编了抗日地下刊物，成为一名抗日积极分子。
他经历了被捕、坐牢，父亲的惨死，钱诗人的遭遇，二弟的堕落等一系列变故，终于逐渐抛弃了过去信仰的“崇高”和“人道”，最终有了令人欣喜的微弱的战斗行动。
作为“四世同堂”中坚环节的瑞宣，他的悲剧说明:“没有四世同堂的锁链，他必会将他一点点血洒在最伟大的时代中，够多么体面呢?可是，人事不是想象的产物，骨肉之情是最无情的锁链，把大家紧紧穿在同一命运上。
” [4]（三）二者的异同当我们看《四世同堂》时，会惊喜的在祁瑞宣的身上看到高觉新的影子，他们在性格以及行为上存在很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是“时代病”的患者[5]，基本症状都是忧郁和痛苦，在我们国家现代化的过程中，他们是现代化起始阶段中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而又受到西方文化强力冲击的一代人，在根深蒂固的“家”本位文化与闪烁微弱的“人”本位文化激烈交锋的一代人[5]。
在时代的变迁中，道德、伦理、文化等方面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在他们内心冲突激荡，从而使他们具有了一种迷惑、犹豫、彷徨等极为矛盾的性格特征。
他们都是“四世同堂”的长孙，温文尔雅，甚至都带有一些女性性格。
他们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自觉地将全家族的平安和温饱的沉重负担，放在自己的肩上；他们的性情都在行动上力求以自我牺牲为宽慰;他们都无法摆脱封建传统陈规滥调，去实现属于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只能在父慈子孝、庸庸碌碌的生活中倍受煎熬;他们都将自己的抱负寄托在弟弟身上，鼓励并帮助他们出走，投入时代的炙热熔炉，而自己却留在家中恪守职责;他们常常感到自己是知书达理的“废物”，是一个“无用的人”，但只有也只能也只好认命；高觉新和祁瑞宣还有一个惊人相似的特殊境遇—早年丧父。
这样一来，“长兄如父”这一伦理信条，对于他们成了具有实际内容的义务。
他们既无“父”的权威，可又必须尽父亲一般的义务。
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注定了他们除了牺牲自我而别无他路的悲剧命运。
家庭的腐朽和崩溃，给他们的弟妹们带来的可能是生命解放、青春勃发的良好机会，而给这些大哥带来的就不仅是机会，而更多的还有沉重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债务。
他们依稀看到了希望的光环，而在走向希望的跋涉途中，却有着重重的障碍和荆棘。
从某种意义上说，觉新与瑞宣的自我牺牲，也是传统的中国人向现代人进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些萎而不顿的长子们为了家庭和个人的生存，在人格的天平上为把握平衡而艰难地度量着。
觉新与瑞宣虽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仔细阅读会发现二者又不尽相同。
他们是不同历史时代的产物，觉新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二十年代初期，当时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是社会最基本、最主要的矛盾。
我们从《家》中，从高家的许多下层人的悲惨命运可以看出，封建势力的统治和压迫是很普遍的。
觉新在封建势力的迫害下，终没能走上幸福自由的道路，最后只能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
而瑞宣生活在中国社会四十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民族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所以二者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
他们又是不同阶层的“四世同堂”的长孙，祁家与高家的家族类型不同，所以在对长辈的服从上表现为不同的形式，甚至有人将这俩种家族模式形象的称为“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下里巴人”的家族模式是“以没有被不合理的等级观念污染过的自然纯真为基础，家长头上没有显贵的桂冠，肩上却挑着为全家人着想的重担，人与人之间连接的纽带是关心和爱戴，具有古朴的风貌”，[5]相比较而言，高家的礼教模式让人望而生畏、甚至令人难以喘息。
瑞宣和觉新对长辈安排的婚事都没有进行反抗，但细细读来，瑞宣的选择包含了更多的感情亲情成分在里面，有太多的“不忍”，而觉新则是迫于长辈威不可言的压力。
巴金塑造高觉新时，时代、社会的裂变只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的，人物活动的舞台是自身所在的封建大家庭，家庭的内部关系更为紧张些。
而祁瑞宣处于国家动荡不安的时期，国家的安危迫在眉睫，没有国哪有家，民族自尊心与强烈的国家责任意识促使他应该奔赴国难，但血肉亲情紧紧地将他捆绑在家庭的责任与重担上，他一直陷在家与国的矛盾中无法自拔，作者把人物放到了一个更加宏大的舞台中去展现，这种更为紧张的抗战背景下的“四世同堂”，也决定了祁瑞宣的内心矛盾和痛苦，要比高觉新更为忧愤深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