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与承认

认同与承认集群且多元，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之一。

西方学者关于这一议题的学术性争论，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安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和价值。

总括起来看，普遍主义的基本理论预设在于公民身份不可争辩的唯一性，并据此主张消解公民的民族身份；而文化多元主义虽然部分地反对普遍主义，但强调公民身份的最高地位并将民族身份置于次要的位置然而普遍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似乎都没有注意到，多民族国家中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身份其实是一体的两面，而不是处在连续统的不同位阶上的两个不同身份。

在多元社会中，多元政治的存在本身就势必要求建立一个能够包容多元的制度架构和法律规范，而在这样一个具有利益表达功能的包容性架构下，民族群体显然应该被视为一个政治集团而不是被剥离掉政治属性的文化集团。

本文从相关争论的整理与综述入手，分析了整合多民族社会的不同方案。

关键词：认同承认政治多元主义文化多元主义集群且多元，是人类政治生活的基本特征之一，但如何组织和维系这个集群且多元的社会，则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自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一直试图通过公民身份的制度安排将社会成员从集群化状态打碎到原子化的境地，继而通过国族建构实现民族国家的构建。

在这种普世性或普遍主义政治的治下，民族国家普遍地通过破坏少数民族身上先前就存在的那种独特的民族观念而谋求建立共同的民族观念，全体的人民断绝过去所有的一切地域、语言、宗教与社会的认同，而能以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缔造一新的民族。

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之下，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和由此而来的争论实际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关于集群化还是原子化的争议，而围绕承认政治展开的讨论则将这种争议在更深入的层面还原到集群化的面向上来。

在这方面，东西方都经历了一个思考、探索和实践的过程；而追寻、解读这样一个思想和历史的过程，对于理解当下的中国民族问题及其处理的路径，都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

一、普遍主义还是多元主义：时序变化中的一体与多元普遍主义政治的核心理念，是通过平等主义的导引打碎原有的各种群体，并通过公民身份的赋予实现身份的单一化和原子化，进而使得人们的族属认同经由国族认同转向对国家的认同和效忠。

这种理念在格罗斯的阐述中得到较典型的体现：公民权在这里创造了一种新的认同，一种与族属意识、族籍身份分离的政治认同，它是多元文化的一把政治保护伞。

他同时也是一种新的政治联系，一种比种族联系和地域联系更加广泛的联系。

因而，它提供了一种将种族上的亲族认同(文化民族)与和国家相联系的政治认同(国家民族)相分离的方法，一种把政治认同从亲族关系转向政治地域关系的途径。

在格罗斯看来，在亚里士多德的意义上，国家是公民的联合。

翻译成现代语言，就是不分种族和宗教、所有具有公民权的人的联合。

它是一种作为多民族国家建设之基本手段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明确地说到，一个正式的公民应该不是由于他的住所所在，因为成为当地的公民；侨民和奴隶跟他住处相同[但他们都不得成为公民]。

而从古希腊城邦政治的实际情况来看，有学者认为，公民这个词，奴隶不在内，被释放的奴隶和异邦人不在内；甚至在城内出生的希腊人，而他的父亲来自离城8或10英里畦头未耕之地以外的，也不在内。

其实早在1913年，威廉弗格森就明白地告诉读者：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全部都被下述观念支配：人类世界是由上等人和劣等人的无限过程组成的，将这一过程向前推进，乃人类最基本的本能之一；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由于天生劣等种族存在，才能证明奴隶制的合理性，而且劣等者又特别在亚细亚民族中常见，在希腊根本没有，所以任何希腊城邦奴役任何其他希腊城邦的居民，都是不公正的，这样，它只能发动对蛮族的战争，从那里抢劫奴隶。

罗伯特。

达尔也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城邦的理想化解释，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与现实相去甚远。

由此可见，格罗斯完全没有注意到古希腊城邦国家中公民身份的单质性特征，而恰恰基于这样一种对史论和史实的误读，格罗斯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忽视异质性存在的普遍主义典型论述：政治纽带从部落亲族转向地域，它是一个传统、一种政治文化的结果，这种政治文化最早起源于希腊、罗马的制度，后来成为西方文明的渊源。

经历了2500年的漫长时间，从希腊罗马制度中发轫的这种政治文化才成为现代发达的公民权概念和现代公民国家。

类似的论述，在中国学者的著述中也有呈现：为了共同组成一个有效运作的社会，族群意识必须淡化，建立在共同宪法和平等公民权之上的国民意识必须成为最核心的群体认同。

在这种形态中的族群意识，，只是国家政治框架中的亚文化的群体意识，而现代民族意识强调的是作为人们共同体的民族(Nation)，是政治实体中的公民身份和公民权利。

强调同质性、忽视异质性，强调国家认同、忽视族属认同，是普遍主义政治的惯常理念。

这样一种理念显然忽视了人们集群的天性和以群集为基础构建社会的特征，而恰恰是基于这样一种特性的政治理念的反应，普遍主义无疑遭到了多元主义的质疑。

另一方面，它也遭到了民族主义的激烈反驳：人类自然地划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性而能被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专制政权总是想在文化上使社会整齐划一，以便对个人和那些在经济利益、政治观点和宗教信仰上千差万别的群体实行绝对的控制。

此种政权愈是把自己认为是某种思想文化的代言人，无论是代表理性、民族、种族还是宗教说话，它们便愈能加快步伐，把它们所掌管的社会引向专制的地狱。

由于民族主义的理念在多元社会中将矛头直指多民族国家本身所引起的破坏力和震撼力，迫使西方思想家们不得不从西方自由主义的源头去重新思考破解之道：自由社会必须用个人自由来检验，特别是要保障那些遭到特权压迫的危险的人们的权利。

自由民主国家已经不得不考虑异质性所带来的挑战，这个挑战基本上聚焦于据称是构成了自由主义的基础的个体。

在这里多元文化主义，比多元文化的变得更为重要，并且这也为将讨论延伸到认同、种族和民族的问题提供令人正当的理由。

#p#分页标题#e#多元社会的存在，毫无疑问是一个客观事实。

在这样一个多元社会中，公民概念充其量只是一个追求身份齐一化的政治性概念；而多元文化主义试图在维系公民身份的政治性前提下，将人们的群体权利限定在文化方面，以避免社会共同体因群体政治权利的对峙和冲突而走向崩解。

由此可见，多元文化主义显然不是普遍主义政治的替代物而仅仅是它的一个补丁而已；而如何去打补丁，则是一个深具争议性的议题。

二、从承认政治到族际政治：一个阐释路径的演进基于戴维伊斯顿关于政治的界定，多民族社会中的族际政治应该被界定为关于社会资源在民族群体之间的一个权威性分配过程。

在这样一个视角下，对于民族群体的厘定显然应该视为族际政治展开和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而这又意味着多民族社会对民族群体的承认这对于多民族社会的存续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自加拿大的查尔斯泰勒意味深长地指出：对于承认的需要，有时候是对承认的要求，已经成为当今政治的一个热门话题。

可以这么说，这种需要正是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背后的驱动力之一。

实际上，很多学者都关注到承认对于多元社会的意义与价值，而泰勒则更多地侧重于认同与承认的关联性：认同一词在这里表示一个人对于他是谁，以及他作为人的本质特征的理解。

这个命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同样地，如果得不到他人的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

在泰勒看来，随着等级制度的崩溃，近代以来的以普遍公民权确立为特征的政治发展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一种以平等承认为核心内容的普遍主义政治，表现为：不同文化和不同的性别要求享有平等的地位；强调公民享有平等的尊严，其内容是权利和资格的平等化，决不允许一等公民和二等公民的存在。

相较于缺乏普遍公民权的时代，普遍主义的政治显然建构在更广泛的合法性基础之上。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普遍主义的政治通过强调同一性和同质化的刻意规制，使得普遍主义不自觉地迅速嬗变为一种对少数人群体及其文化的宰制和取缔(由此而来的反制则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后呈现出来)。

从源于柏拉图所揭橥的精英主义政治到由卢梭开始倡导的普遍主义政治，这无疑是一个具有颠覆意义的范式转化；而针对普遍主义的多元主义则意味着另一个范式的出现。

多元文化主义在西方社会的浮现，恰如泰勒所言，乃是基于这样一种关于群体结构的变化而来的政治考量，社会的可渗透性意味着它们对跨国移民更为开放；意味着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游离于故土的人，他们的根基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这样一种大移居或大流散(diaspora)使得北美政治学家不得不思考如何消除他们的边缘化意识，同时又不在我们的基本政治原则上作出妥协。

与泰勒的社群主义立场不同，法兰克福学派的霍耐特则更多地从伦理的角度去建构一个以爱、法律和团结三者构成的承认政治理论：首先，各个主体之间爱的经验有助于产生情感信赖的基本层面，它们不仅在需要与情感的经验中，而且在这种经验的表达中，都构成了一切自尊态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条件；在法律承认的经验中，人们可以自视为个人，与共同体其他成员共有那种品质，这有助于使参与的话语意志结构可以建构在自我尊重的可能性上；最后，通过参与使得彼此对等的重视能够在共同的实践中达致团结。

霍耐特这种将承认政治建构在至善之上的思考，也被后来的不少学者认为充满着浓厚的乌托邦式乡愿意味。

不同于霍耐特和泰勒将承认设定在自我实现上，南茜弗雷泽激烈地建议把承认设置为一个正义问题：一些个人和群体被拒绝在社会的相互关系中完整伙伴的身份，仅仅当作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的结果，是不公正的，即：在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的结构中，他们不可能平等地参与，而这贬损他们的独有特点或被指派给他们的那些独有特点；把承认视为正义问题，将把它看作是社会身份的一项议题。

这意味着因为这一文化价值对社会参与者相关立场的影响而检验制度化的文化价值模式；身份模式中的承认诉求寻求将劣等化的群体确定为社会生活中的完整伙伴，能够作为同等的人与其他人相互发生影响。

也就是说，他们旨在将阻碍参与平等的文化价值模式去制度化，并用培育参与平等的模式取代之。

通过与霍耐特的激辩，弗雷泽赢得了不少喝彩，凯文奥尔森就称赞说：她能够敏锐地把当前纷乱的图景变得井井有条，容易理解。

她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当前政治图景的概要，并把表面上分散的不正义的点连接起来，让我们能够思考我们如何把本来是各不相同而分散的斗争与更大的政治图景，彼此互相联系起来。

在瑞尼尔福斯特看来，这一争论代表了两种最进步的学术努力，以构建我们称之为广义的正义批判理论。

但福特斯也同时指出：关于承认的论述为一般社会伤害的经历和更为狭义的不正义经历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感知中枢，但是，当涉及正义诉求的合理化标准的问题时，我们就必须说明一种程序道义论，即话语理论；正义并不是关于你拥有什么(或者没有什么)，相反，最主要和第一位的是关于你如何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