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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过去和现在论文中国代史的研究状况，各段很不平衡。
长期以来，周、汉、唐、明诸朝历史最受重视，主要的原因是国家“一统”，有盛世，有英主，有武功，典章制度灿然可观，文化比较发达。
至于分裂时期的历史，历来总是被忽视，因为它往往延续于动乱之中，没有多少可以被称道的文治武功，典章制度也很混杂。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是处于被忽视、受冷落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当代史料编纂很盛，但都属于别史、杂史、载记之类，而且多出私家之手。
后来正史编纂告成，大量史料也就散失殆尽。
魏晋南北朝历时不过四百年，所含正史却有一志八书二史，如果加上隋书，总数达十二种，占二十四史之半。
这一事实，正好说明魏晋南北朝史料纷繁杂乱，亟须作进一步的综合整理工作。
但是在中国的王朝时期作过这种系统的综合整理工作并取得重大成果的，我认为只有北宋刘恕一人。
经刘恕整理的的这四百年的历史资抖，构成《通鉴》的一部分约一百二十卷。
它揉和了几部正史的主要资料，还增添了一些正史以外的资料，于叙事中首尾相呼，南北对应，极具水平。
《宋史·刘恕传》说：刘恕“于魏晋以后事考证差谬，最为精详。
”这个评价是恰当的。
刘恕以后数百年间，魏晋南北朝史料散佚更甚。
唐宋以下颇富史料价值的笔记小说中，也没有多少魏晋南北朝史料可供钩嵇。
史料整理更无从说起。
乾嘉考据风起，出现了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等家考史著作。
魏晋南北朝史以其所含正史种类特多，在诸家考史著作中占有较大比重。
此外在正史的补注以及补表、补志中，涉及此段历史的也较多。
乾嘉的务实学风是非常可贵的，这种学风影响下形成的考史、补史著作，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但是乾嘉学者的史学思想缺乏新意，没有导致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大发展。
历代关于魏晋南北织史的研究成果不过如此，比之于汉、唐盛世历史来，这块学术园地显得非常荒芜，究其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古人囿于其时代水平，不具备理解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眼光，因而不能从深处思考这段动乱历史的意义和作用，不懂得魏晋南北朝史为什么会孕育、生成出来，为什么又会孕育、生成另一段历史。
魏晋南北朝史读后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而精彩的时期，这段历史与其他时期相比，带有更多的变革与转折。
阅读魏晋南北朝史后，我对这段历史有了更多的认识和思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横跨了公元220年至589年，这些年份内，中国经历了由三分为鼎盛时期的魏晋，再到南北朝分裂的动荡时期。
在这段历史中，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在政治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频繁。
由于动乱不断，统治者之间的争斗和内忧外患使得政权往往难以稳定。
这也导致了社会秩序混乱，人民生活艰苦。
然而，正是在这个时期，一些具有政治才能的人物也应运而生，如曹操、司马懿、刘备等，他们以其智慧和勇气在乱世之中崭露头角。
其次，在经济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
北方以农业经济为主，农田的开垦和灌溉工程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而南方则以商贸为主，江南地区成为了经济繁荣的中心地带。
这段历史也见证了中国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物质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
再者，在文化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许多思想家和文化名人。
他们的成就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例如，王羲之的书法艺术成就了“王羲之法书”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书法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此外，玄学的兴起也是这段时期的重要特点。
道教、佛教和儒家思想相互影响，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景观。
通过阅读魏晋南北朝史，我不仅对这段历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也对中国历史的发展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这段历史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它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无论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还是文化传承，都对中国的未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的智慧和勇气，在乱世中不断努力和抗争。
同时，也要认识到历史的变革和转折，时代在不断发展，人们的努力和奋斗是历史进步的动力。
在今天，我们需要有对历史的了解与思考，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为我们的未来发展找到更好的方向。
近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研究概述梁满仓《中国史研究动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
近年来，由于人们对文化问题越来越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研究，成就突出，内容丰富，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
据粗略统计，近五年中，全国各种刊物发表的研究这个时期文化的论文近百篇。
此外，还出版了罗宏曾同志近60万字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万绳楠30余万字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这两部论著对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整体研究，都具有开拓性的功绩。
就发表的文章来看，涉及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以及宗教文化、区域文化、学术思想及艺术文化、民族文化、宏观文化等各个领域。
现将其主要研究内容概述如下。
一、社会生活方面。
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 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
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
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
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
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
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士族、人物士族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个重要的统治阶层,对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发展影响巨大。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学者们在以往用经济和阶级为视角研究士族的基础上,又用个案、地域、文化、婚姻等视角对士族进行多角度的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士族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
士族。
侯旭东《汉魏六朝父系意识的成长与“宗族问题”一一从北朝百姓的聚居状况谈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三集)指出汉魏六朝时期“宗族”尚处在由多系“亲属群”转为“父系继嗣群体”的初始阶段，“父系意识”初步形成，认为中国父系“宗族”自先秦以来存在连续性的假设需要修订，并提示对“宗族”以外的民间组织给予关注。
卜宪群《东晋南朝家族的分化与士族的衰落研究一一以琅玡王氏为中心》(《南都学坛》第3期)从琅玡王氏各房支变动的具体状况分析士族的衰落过程，认为士族内部的分化瓦解是侨姓士族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强调士族各族之间，同族不同房支之间，同一房支不同家庭之间升降互有不同，衰落也有早晚之异，不能以郡望统而论之。
刘新光《东晋陈郡谢氏江左地域选择述论》(《南京晓庄学院学报》第1期)认为陈郡谢氏在江左家居地和仕宦地的选择，为它的崛起提供了有力的地域支持，而其衰落也与这种地域支持不复存在直接相关。
杨升之《“清”：魏晋士人的社会生活理念》(《许昌学院学报》第4期)注意到魏晋士人“清”的理念，认为魏晋时代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是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源。
陆静卿《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及其与士风的关系》(《甘肃社会科学》第2期)、《谈谈魏晋上层妇女的“达”》(《肇庆学院学报》第4期)指出汉晋之际妇女精神风貌的转变与士风的变化密切相关。
张宏慧《魏晋风度与士人服饰》(《许昌学院学报》第6期)指出士人在服饰上的刻意求新是审美思潮的新导向，是魏晋风度在服饰艺术上的体现。
王旭东《门阀士族的婚姻习俗与门阀制度的盛衰》(《中州学刊》第3期)阐述了门阀士族婚姻习俗的演变与门阀制度盛衰之间的关系。
溯源与澄清：“中国古代专制说”实为西方偏见——为《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辩护【摘要】：侯旭东先生在其文章《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中指出，时下流传甚广的“中国古代专制政体”的论断实为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这一观点招致学界许多学者的批判。
本文认为，中西方政治实践的差异使得西方思想家将其认为的“专制”嵌套在了中国的政治体制之上，而从中国语境出发，皇帝的独断其实是政治与行政正常运作的保障，与西方概念中的“专制”大不相同。
本文从中西两个方向溯源论证中国古代专制说确为西方偏见，从而为侯文辩护。
【关键词】：“中国古代专制说”中国古代政体侯旭东西方偏见文化自信侯旭东先生在其文章《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下简称侯文）中颠覆性地指出：时下流传甚广、影响颇深的“秦至清的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为专制政体、皇帝为专制皇帝”的论断并非科学研究的结果，而是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
19世纪末经由日本而广为不同立场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接受，并通过历史教科书成为大众所普遍认同的观念。
这种观念的确立不仅阻滞了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深入，甚至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走向，有必要对其进行纠偏。
此文一出，即刻在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以黄敏兰为代表的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亦有罗岗等学者对侯旭东的观点表示支持。
本文认为，侯先生的主张颇有可取之处，尤其是“中国专制说”是西方对东方的偏见之论断言之凿凿。
本文试图论证中西方政治实践的差异滋生了“中国专制”的观点，并从中西两个方面溯源证明其确为偏见，最后阐发其发展路径与现实影响，以期为侯文辩护。
一、专制说的西方溯源：偏见何以产生在侯先生所反驳的“中国专制说”中，“专制”是作为一种政体出现的。
“政体”的提出通常要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他在对希腊各城邦的政体作类型学分析时概括了“王制、贵族、共和”三种正宗政体与“僭主、寡头、平民”三种变态政体。
①此后，政体的概念在孟德斯鸠、霍布斯等思想家的使用与阐发中不断得到丰富与发展，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经久不衰的讨论话题。
魏晋南北朝史论集读后感魏晋南北朝历史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和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发展。
在读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后，我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个特殊历史时期的厚重历程，以及历史对当今社会的深远影响。
作为一名普通大学生，我的历史知识储备并不够充分，但是读完这本《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后，我觉得我的视野被打开了，生活在当今时代也许很难想象晋朝时期的鲜明特征，然而通过不断深入的阐析、特立独行的思考，这本书作者们提供了清晰的历史记忆，一次次引我走入古人的深处。
在这个特定时段内，中国社会呈现出多样化的面貌。
各地区的文化、地理和民族特点都在不断地相互融合、交流和互通有无，而这也反映了中国历史和人民的尊严。
此外，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科技、文化、艺术和其他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的发展，这些成果也为今天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化宝库，这些充满感染力的文化创造力在今天的时代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我在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深入感受到了社会中阶层分化的开端以及当时倡导玄学思想的人宗教信仰、离经弃义的代表性事件，这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它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不可忽视的位置和价值。
这本书的阅读对我的思考和社会观念的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它们让我进一步深入了解历史的真相、了解时代的变迁，同时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所承担的责任和历史使命。
在今天的知识普及和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需要不断创新思想，掌握更多的历史知识，用不断地积累和教育实现自己的价值。
总之，读完《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后，我对这一历史时期的认识、理解和理解都有了更加丰富的认识和深入的思考，感受到中国人民勤奋创造的精神和追求真理的精神和决心，同时也更加清晰地认识到历史是一个追求进步、社会发展、文化繁荣和人民幸福的过程。
我们需要不断学习和思考，让我们的思想与时俱进、行为符合当代的价值观、理念和道德规范。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一、引言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背景和特点1.政治变迁和分裂2.文化氛围的变迁3.社会变革的影响三、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发展概况1.研究背景和动因2.学术界观点和争议3.研究方法和途径的变革四、主要研究领域与成果1.政治史研究1)魏晋南北朝政权的兴亡与变迁2)帝王与政治家的形象研究2.文化史研究1)文学艺术的转型与发展2)社会思潮和观念的变化3.社会经济史研究1)城乡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变迁2)农业与手工业的演进五、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意义和不足1.深化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认识2.对当代社会的启示和借鉴3.研究领域的限制和待完善之处六、结语引言二十世纪以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研究逐渐兴起，并成为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这一时期为中国历史演进奠定了重要基础，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本文旨在探讨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发展概况、主要研究领域与成果，并对其意义和不足进行分析。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背景和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标志着汉族晋人取代了少数民族汉化的政权，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的政治变迁和分裂是显著的特点，历经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六国，国家版图频繁变化，政权更迭不断。
同时，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化格局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儒家文化的衰落、佛教兴起以及氛围多元化的文化盛衰交替都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
而社会变革也在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军事的动荡而加速，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大，产生了诸多社会问题。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发展概况二十世纪初，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开始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其发展与当时社会背景有着密切关系。
中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出现了巨大变革，社会学术研究呈现出“回归本土”的趋势，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研究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兴起。
学术界对魏晋南北朝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积极开展田野调查和出土文物的考古研究，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基础。
魏晋南北朝史学探微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政治的分裂、经济的繁荣与衰落、文化的交融与独立，都给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带来了独特的特点。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深入探讨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一、政治与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环境极其复杂，政权更迭频繁，战争不断。
这种动荡的局面为史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这一时期，史家们开始国家分裂、民族矛盾、社会动荡等现实问题，将其记录在案，以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后世提供借鉴。
1、政治环境对史学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和动荡直接影响了史学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不同政权对史学的需求各不相同。
例如，南朝宋齐梁陈等政权更迭频繁，史家们通过对各个政权的兴衰更替进行详细记录，为后世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同时，这种动荡的局面也促使史家们更加现实问题，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
2、政治因素对史学的促进尽管政治环境动荡不安，但各个政权都相当重视文化建设，力图通过史学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巩固统治。
例如，南朝梁武帝时期，出现了“五史”修史高潮，这些史书成为后世研究梁朝历史的重要依据。
此外，北朝政权也注重修史，通过对南朝历史的研究，增强了对北方的统治力。
二、经济与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环境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在东晋时期，南方经济得到大力开发，商品经济日益繁荣。
而北方则因战乱频繁，经济受到严重摧残。
然而，经济的繁荣与衰落都为史学发展提供了契机。
1、经济繁荣对史学发展的推动在南朝时期，由于经济的繁荣，史家们开始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
例如，《宋书》中的《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南朝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为后世研究南朝经济提供了依据。
此外，由于海外贸易的兴起，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开始出现，这些研究为史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经济危机对史学的影响然而，经济的衰落也为史学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在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许多人流离失所，这对史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关于近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观察与思考①侯旭东居于汉唐统一帝国之间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表面看来国家分裂，战乱不已，民生凋敝，是中国历史上黑暗时代，经过研究却不难发现纷乱与萧条背后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碰撞激荡，南方经济长足发展，诸民族密切交融，各种制度承前启后。
20世纪以来经过陈寅恪、唐长孺等几代学者的辛勤探索，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
不过，几经耕耘之后，学者亦面临资料有限、问题难求的困境，研究一旦面临“山穷水尽”的地步，就表明既有的研究思路已接近走到尽头，需要变换角度、拓展思路。
兹不揣谫陋，谈谈对近几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历史研究的观感以及未来走向的点滴思考。
一、研究人员构成的变化首先应当指出的是，目前，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队伍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世代交替。
20世纪50、60年代大学毕业的学者基本退出研究工作，目前的主力是50、60年代出生，80年代以后毕业的学者。
70年代以后出生，2000年前后毕业的年轻学者已开始步入学界，崭露头角。
这些学者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接受相对系统的学术训练，观念上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束缚，视野开阔。
但是，完全成长于现代学科教育体制之下，传统文化的修养说不上丰厚，对古代文化隔膜更深，要作到对历史的“同情之理解”也更不容易。
另一方面，多年来中国历史学教育缺乏系统、周密的思考与安排，学术史的训练、理论与方法的训练与语言工具的训练不足，亦潜在地制约着学者的未来发展。
二、研究的新动向1、围绕儒家及其礼制的研究最近几年研究相对集中的领域之一是礼制，几位学者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到这一问题。
梁满仓自2001年以来发表系列论文，讨论魏晋南北朝礼制上“五礼”制度化的过程、南北方不同特点、军礼的鼓吹、讲武礼以及礼学问题等②。
指出魏晋之际源出于《周礼·春官·大宗伯》的“五礼”开始被应用到朝廷制礼实践中，至萧梁时期基本成熟。
北方五礼体系建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
关于礼学的核心，清人皮锡瑞已注意到汉儒重《仪礼》，魏晋以后重《周礼》，作者则对此做了详细论证。
③这实际揭示出两汉与魏晋以后在礼制——经典与实践两个层面上的一个重大变化。
不同于梁满仓“礼制史”的角度，阎步克则基于制度史主体的立场对中古时期《周礼》所记载的六冕制度在汉代至宋明，尤其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应用情①本文初稿是作者2007年8月25 日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召开的“第一届中国中古史中日青年学者联谊会”上的发言。
②梁满仓《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五礼制度化》，《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27-52页；《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文史》2005年第3辑，第73-111页；《魏晋南北朝军礼鼓吹刍议》，《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37-59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对礼的认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第273-307页；《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讲武》，《唐研究》第1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1-62页；《魏晋南北朝礼学、礼制与凶礼实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五集，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47-106页；《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制度述论》，《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2期，第13-35页。
③梁满仓《魏晋南北朝礼学述论》，第84页。
况做了细致的梳理与比较，意在揭示帝国体制下传统与现实、文化与政治的关系。
作者概括出冕服使用中显现的两种对立的倾向：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①。
关于《周礼》在中古的命运，作者概括为“古礼复兴运动”②。
楼劲则对北魏道武帝开国时期的各种制度建设进行了细密的考察，亦强调了《周礼》的深刻影响③。
此外，郭善兵近年亦专注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宗廟祭祀，发表不少论文出版了专著④。
我对此间的礼乐教化问题也做过一番粗略的梳理⑤。
魏晋南北朝文献显示玄学、佛教与道教在思想领域唱主角，儒教则处于“沦歇”状态，今人亦多相信这一印象，因而以往注意这一时期的儒家与儒教者少，上述关于礼制研究揭示出另一番景象。
尽管经学受到强烈冲击，但依然占据统治思想的核心，且顽强地发展，以《周礼》为中心的礼教脱颖而出，并对后世产生重要而持久的影响。
祝总斌、严耀中与何德章的研究亦值得重视⑥。
这些研究将使我们对时代思想氛围的认识更为全面、平衡。
同时，礼学开始受到重视，亦是研究开始突破现代学科分类，深入传统学术堂奥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传世文献的记述既揭示了不少现象，但常常也掩盖了不少现象，需要仔细辨别，特别是要将具体的“表达”置入恰当的语境中加以把握，否则就会产生曲解。
此外，值得指出的是，胡宝国从思想史的角度对汉唐之间史学发展演变的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⑦，使史学史的研究跃上了新的台阶。
2、法制史2001年以来楼劲对北朝法律问题做了不少研究，如北魏后期令班行的具体情况、北魏时期科、格与式的含义，在中国法制史的地位、论证北齐麟趾格是刑法典等⑧。
韩树峰除了研究汉代的刑罚外，对魏晋时期律令形式变化，如《刑名律》《名例律》的出现，的原因做了细致的分析，指出魏律不仅实现了内容上的儒家化，形式上也在名理学与玄学的影响下确立了新体例，从而也规定了后代律令体例的发展方向⑨。
叶炜多年研究中古法律史，2001年发表过关于北周“大律”的研究⑩，最近撰文分析了魏晋至宋代律学兴衰的原因，认为律学的消亡并非“士大夫始鲜知律”的原因，而是在重经①阎步克《宗经、复古与尊君、实用——中古《周礼》六冕制度的兴衰变异》，《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第1期、第2期。
作者的相关研究还有《〈伪孔传〉十二章之华虫粉米分合考》，《文史》2005年第4辑，《北魏北齐的冕旒服章：经学背景与制度源流》，《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第41-57页。
②阎步克《〈周礼〉诸臣冕服的两种推定与中古冕制》，《文史》2006年第4辑，第21页。
③楼劲《〈周礼〉与北魏开国建制》，《唐研究》第13卷，2007年，第87-147页。
④如郭善兵《就宗庙制度的损益看魏晋时代之特征》，《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魏晋南北朝时期婚丧礼俗研究概述》，《贵州文史丛刊》2001年第4期；《略析汉晋时期皇帝宗庙四时祭、禘祫祭问题》，《历史教学问题》2003年第4期，《魏晋皇帝宗庙祭祖礼制考论》，《平顶山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第27-30、33页；《略论南朝皇帝“七庙”中的女性宗庙》，《鲁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第5-8页。
专著《中国古代帝王宗庙礼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⑤侯旭东《魏晋南北朝时期礼乐教化述论》，《黎虎教授古稀纪念·中国古代史论丛》，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第453-469页。
⑥祝总斌《评魏晋宋齐“儒教沦歇”及“近世取人，多由文史”说》，《文史》2006年第1辑，第67-85页；严耀中《魏晋经学主导说——对玄学盛行于魏晋问题的辩证》，《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何德章《“关陇文化本位”与“南朝文化北传”――关于隋唐政治文化的核心因素》，《唐研究》第13卷，2007年，第15-28页。
⑦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⑧楼劲《关于北魏后期令的班行问题》，《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第39-51页；《对几条北魏官制材料的考绎——太和年间官制整改与官制诸令的若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121-155页；《北齐初年立法与〈麟趾格〉》，《文史》第61辑，2002年，第77-83页；《北魏的科、格、式与条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11-337⑨韩树峰《魏晋法律体例的变化与学术风气之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第140-147页。
⑩叶炜《北周<大律>新探》，《文史》第54辑，2001年，第123-137页。
义、重儒学背景下，政府要求普通文官具备基本法律素养的结果①。
汉唐法制史因新资料的发现整理而成为热点，或即将成为热点②，居于其间的魏晋南北朝法制史也会因此而受益。
同时，2002年甘肃玉门市花海乡十六国前后涼时期墓葬中发现了晋律注残本，有标题的是《诸侯律注第廿》，约存五千字③，释文整理发表后亦会带动法律史的研究。
3、官制史阎步克通过对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的研究，提炼出“品位”与“职位”视角来分析整个帝国官阶制度的演变，对青年学者产生相当影响，近来不少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都采纳了这一视角并予以扩展，如叶炜、张小稳、顾江龙的研究④。
阎步克最近提出超越“分期论”与“变革论”，认识中国历史的“周期性”与“连续性”、中华帝国“常态”与“变态”⑤，值得重视。
罗新近年致力于对汉魏以来北方部族名号的研究，发表了系列论文⑥，其研究的特点是较为充分地吸收了近代以来国际阿尔泰学（Altaic Studies），尤其是阿尔泰语言学研究的成果，利用内亚出土的碑文与汉语文献，通过对名号语源、在不同部族中相应称呼的挖掘及其含义的考订，归纳出部族名号分化发展的基本线索与演变规律。
他提出了“名号分化—官号与官称”的发展脉络⑦，具体涉及到匈奴的单于号、北魏的“直勤”、嚈哒的敕勤、突厥的特勤、拓跋鲜卑的得名、柔然、突厥、铁勒与契丹的可汗号乃至唐以后的皇帝尊号等等，试图由此探寻北方部族称号与官职制度名号发生与发展线索，并基于此重新认识北方部族政治体的发展，以及他们对汉族政权的影响（如皇帝尊号的出现）。
关于拓跋鲜卑得名的研究中还将部族名号的取得与固定化同部族组织的发展变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认为本人的identity （主要是官号或官号的一部分）发展成为部族名称的那些人物，基本上也都是把本部族带出部落阶段并开启酋邦时代的英雄，具体到鲜卑诸部，得名多在魏晋时期，此时是否是鲜卑诸部政治发育发生重大飞跃的时刻⑧。
这些研究带给我们许多重要启发。
这些论文已汇集成册，正在出版中。
此外，张金龙对于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发展演变及其与政治的关系做了细致的梳理⑨。
关于幕府、霸府、军府的研究比较多，主要有张军、林校生与陶贤都、方建春的研究⑩。
①叶炜《论魏晋至宋律学的兴衰及其社会政治原因》，《史学月刊》2006年第5期，第36-44页。
②预计2008年底出版的《唐研究》第14卷就是围绕《天圣令》的研究而编辑的，即是一例。
③张俊民《玉门花海出土的〈晋律注〉》，《简帛研究2002-200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4—325页。
④叶炜《级别、类型与品位、职位——论唐前期职事官经济待遇中的品位、职位因素》，《国学研究》第19卷，2007年，第39-56页；张小稳《魏晋南北朝时期地方官等级管理制度初探》，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6年；顾江龙《汉唐间的爵位、勋官与散官—品位结构与等级特权视角的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