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作者：李金营来源：《读写算》2011年第16期【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动荡的社会环境为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总特点。

这种特点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本文就统治者的重视、史官制度的发展、史料的储备、私人修史的盛行及门阀氏族制度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阐述了这个时期史学多途发展的原因。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史学；多途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

在其370年的历史中，经历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东晋南北朝十六国这样一个政权更换频繁、社会动荡不安的历史时期。

而正是这种政治斗争激烈、社会矛盾尖锐的社会环境为这个时期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机遇，形成了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使中国史学走上了由初步发展到渐趋成熟的道路。

对于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晚清学者梁启超曾评价说：“两晋六朝，百家芜秽，而治史者独盛，在晋犹然。

”[1]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魏晋南北朝史学发展，形成了这种史学多途发展的局面呢。

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统治者对史学的重视。

不仅汉族统治者重视，而且少数民族政权中也开始出现以本民族及其政权为中心内容的史学专著介绍本民族的起源、发展和建国等历史状况，以标榜自身政权的合法性、正统性。

除了编修本国史书以彰显自己的功德外，新建立的王朝往往还会编纂前朝的历史，分析总结其灭亡的经验教训，作为统治天下的龟鉴。

这也成为断代史编写成风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史官制度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官制度向史馆制度过渡的时期。

无论汉族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大都设置了史官。

著作官在此时建立并得以发展，它主要有皇帝直接任命，或由中书监、秘书监或吏部官员任命，或他官兼任。

而曹魏政权始置不兼他职的专任史官。

《晋书•职官志》记载说：“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此后，《史通•史官建置》和《通典•职官八》都有相关记载。

魏晋南北朝民族迁徙的特点及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在经过秦汉400多年统一之后出现的又一次动荡、战乱和分裂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社会人口大量频繁地迁徙，而迁徙的主要和基本的形式是民族迁徙。

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的民族迁徙相比，这一时期的民族迁徙有着明显的特点和重要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的主要特点就是动因多。

远在文明时代的开端，我国就存在着多个民族集团。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民族迁徙绵延不断，其最基本的动因是在经济方面。

魏晋南北朝以前，黄河流域、中原地区一直是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唯一重心所在。

长期以来，较好的自然生活环境、先进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吸引周边民族向中原迁徙。

秦汉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和发展更促进了这种迁徒。

东汉末年，中原军阀混战，割据势力并起，但周边民族的向内迁徒并未因此而停止。

如建安年间，南匈奴自并州迁至以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为中心的晋中、晋南地区。

西晋泰始至太康年间（265—289年），塞外匈奴也曾数次向塞内迁移，徙居河西宜阳、雍州等地，总计人数约20多万。

鲜卑族这时也由东北不断向西南迁移，逐渐分布于东起辽东、西迄青海的塞外及北边诸郡。

而十六国时期建立后赵政权的羯胡，则是魏晋间“前后徙河北诸郡县，居山间”的胡人。

南方的蛮族这时也逐步北迁，以致“伊阙以南，满于山谷矣”。

北魏统一北方后又有不少蛮族首领率众北附。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争连年不断，特别是西晋灭亡以后，除汉族外还有多个少数民族曾在北方建立政权。

为了扩大地盘，掠夺财富，掳掠劳动力，各政权之间的战争频繁发生，这些战争成为民族人口迁徙的又一个动因。

在战争中，数以万计的人口成为俘虏，被胜利者带回自己控制的区域。

如南朝刘宋嘉后期沈庆之伐蛮，前后俘获20余万人，多被迁至建康以为营户。

北魏拓跋焘出击柔然，“凡所俘掳及畜产车庐弥漫山林，盖数百万”。

另外还有大量人口迫于军事实力而降附。

如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亲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以下，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其余众万余落，悉徒居中国”。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220年—589年)，又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段只有37年大一统，而余下朝代替换很快并有多国并存的时代。

本文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全称三国两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

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

其突出表现则是玄学的兴起、道教的勃兴及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

在从魏至隋的三百余年间，以及在三十余个大小王朝交替兴灭过程中，上述诸多新的文化因素互相影响，交相渗透的结果，使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及孔子的形象和历史地位等问题也趋于复杂化。

陈寅恪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最精湛的部分,也是他超越前人的方面在于:一是史料的扩充,如诗文与史实的互证、考古与音韵资料的应用、域外记载的采撷;二是分析方法的改进,即史法的进步。

陈寅恪在考据学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同时他又受到新思潮以及在国外从事研究经历的影响,故不拘囿于传统的朴学方法,运用了各种新颖的方法、理念和观念,从而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极其丰富的成果,对后世学者影响甚大。

就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来说,他不仅在许多方面有开拓创建之功,而且有不少方法、结论至今仍发人深思,给人启迪。

魏晋南北朝政治各国「魏晋南北朝」，它是几个朝代统称的复合词，虽然只有五个字，但其中所包括的朝代或国家，可以多达几十个。

我们不妨就先从「魏晋南北朝」一词开始，「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

由于曹魏受汉室禅让，在三国时代及后世被肯定为中原王朝，而「蜀」、「吴」两国为该时代的附属割据王国，所以「魏」为正统，可以称为「魏朝」。

而「晋」主要指的是三国灭亡后，由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王朝与后来割据在南方的半壁江山东晋王朝(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南北朝」则指晋朝正式灭亡后，南北对峙形成的几个朝代，南方包括宋、齐、梁、陈四朝，北方则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直到隋朝建立，统一中国南北方后，自东汉灭亡后，长达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才算正式结束。

魏晋南北朝史学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地理、军事，士族、人物，学术、文化；宗教、考古、吴简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史进行讲述，其中包括：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蜀汉官制的特点，汉晋间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变，汉晋中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经历了转变过程，对南匈奴产生多方面影响，历史时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得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口远远多于北方的结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相关，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取名风俗和婚姻生活，三国时期道教在魏、吴、蜀三国均有传播，但方式与广度有所不同，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及佛教思想对于中古文学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僧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等。

具体材料请详见：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纪念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1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了大会。

本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研究论著颇丰，主要有：《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周伟洲《古都西安：长安与南海诸国》(西安出版社)，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中华书局)，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陶新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洪权《两晋南北朝徙民中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张作耀《刘备传》(人民出版社)，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卫绍生《魏晋文学中的中原文化》(学苑出版社)，邵磊《治山丛稿——南京文物考古论丛》(凤凰出版社)，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曹文柱　李传军一　概 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

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

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

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

《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

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

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

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

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

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

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

粗略统计,1901—192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未脱传统史学的窠臼。

魏晋南北朝文献资料《三国志》《三国志》陈寿（233—297）撰。

有魏志（志一作书，下同）三十卷，蜀志十五卷，吴志二十卷。

陈寿字承柞，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人，蜀汉时任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

入晋后任治书侍御史。

晋太康元年（280）平吴后，陈寿撰《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但他的思想感情，仍倾向于蜀汉。

关于《三国志》的宗旨、体例和后人对它评论的当否，可参看缪钺《三国志选注·前言》。

陈寿的时代距三国不远，不少事是他所闻甚至及见的。

魏、吴两国都有官修史书，成为陈寿撰述的依据。

蜀汉末立史官，但陈寿心怀故国，尽力搜求能得到的材料，如《诸葛亮传》中收录了诸葛氏集目录和传主自己编集的上表；《杨戏传》中收录了杨戏的《季汉辅臣赞》，都是《史记》《汉书》所未有的变例。

《三国志》中包括董卓、袁绍等人的传，可与范晔《后汉书》比较对照研究。

所撰日本古代史重要资料的《倭人传》，迄今为中外学者所重视。

陈寿书取材颇广，但漏略也不少，如名医张仲景、发明家马钧都未立传。

少数民族只收录了东北方面，而蜀汉的南中诸族和孙吴的山越都付缺如。

《三国志》以简练见长，而“裁制有余，文采不足”（清李慈铭语），是其缺点。

弥补《三国志》这一缺陷的，是宋裴松之（372—451）的《三国志注》。

裴松之字世期，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先世东晋时渡江。

松之官至国子博士太中大夫。

他奉朱文帝命为《三国志》作注，元嘉六年（429）奏上。

裴松之的宗旨是补缺略，备异闻，纠正错误，评论得失。

他广搜博采，注中引书一百五十余种，绝大多数今已亡佚，如陈寿只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各用了十三字和四十一字叙述曹魏重要措施屯田，裴松之在《武帝纪》注中引用王沈《魏书》的记载，补充了一百四十七字：在《任峻传》注中，引用《魏武故事》所载曹操令以补充枣抵事迹，关于屯田有一百八十二字。

裴注中保存的史料，质和量都不在原书之下，同为今天研究三国历史的重要依据。

裴注的字数约为本书的三倍，但亦有六十一篇传（包括一些重要人物的传）没有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

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

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

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

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

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

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

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

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

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

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

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

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特点。

答：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封建史籍取得了独立地位。

这一时期，史书体裁及数量都大量增加。

就体裁而言，除了传统的纪传体之外，又出现了方志体、史注体、人物传记及宗教类史籍等。

这一时期史料的特点：
1、正史在各种史料中占最重要的地位
在全部的二十四部正史中，关于魏晋南北朝的正史就有十二部，
它们是：《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五代史志》（唐太宗于贞观十七年（643年）命褚遂良等人修撰梁、陈、北齐、北周、隋五朝典章制度的《五代史志》，李延寿也参加了该书的编撰。

经过十二三年的时间，《五代史志》于唐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

《五代史志》共十志三十卷，后并入《隋书》刊行，其中的《经籍志》成于李延寿和敬播之手，记录了从古代到隋朝的历代著作。

《经籍志》亦简称《隋志》，是专指《经籍志》而言的。

《经籍志》正式创立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世书籍的分类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都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的最基本的史料。

2、私人著述很多
在十一部正史中，有一些是私人修撰的，如《三国志》、《宋书》、
《周书》、《梁书》、《陈书》、《北齐书》等，这就有利于提高史料的真实性。

3、各种体裁的史书大量增加
如，除了纪传体之外，又出现了史注体、方志类、人物传记及宗
教类史籍，从而为研究魏晋南北朝史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料，不用再为缺乏史料而苦恼了。

15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分裂和民族融合是这一时代显著的特征。

由于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此起彼伏，弑君篡位、改朝换代如同走马灯，促使当时的统治者重视运用史学来总结前朝兴亡成败的经验教训，并为自己的政权创造正统理论，从而都促进了史学繁荣。

瞿林东先生曾高度评价这一时期的史学，认为其在许多方面的成就“是秦汉时期史学所不能比拟的”。

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史学繁荣发展的基本面貌、史学的经世特点、史学的玄学色彩以及史学独立等四个方面简要分析总结这一时期的史学发展特点，体察中国史学史的演变历程。

一、史学繁荣发展的基本面貌魏晋南北朝历时370年，既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动乱时代，又是思想文化开放创新、孕育着历史进步的变动时代。

这些都对史学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逐渐形成了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基本面貌。

（一）南朝私人撰史趋于兴盛，北朝官修史书有了相当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朝私人撰史兴盛，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巍为壮观的景象，同时也涌现出如西晋之王铨、南朝宋之范晔、梁之吴均，北魏之崔鸿等一大批优秀的史家。

这其中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史官制度不健全。

受门阀制度影响，负责修史的人往往并不十分合适，致使私人修史之风渐起。

其次，门阀制度的推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门阀政治，通过九品中正制来选拔官员，因此社会盛行品评人物的风气。

于是重视家传、编写谱系成为时尚，具有家学传统的修史者更是把修史当作一种献身于“名山”的事业。

最后，史学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记》、《汉书》已是“师法相传”；梁、陈到唐，“《汉书》学”已经形成，为世所重。

（二）史书种类和数量迅速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的数量呈现出一个高峰。

《隋志》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通计亡书，合874部，16558卷，而这些书绝大部分产生于魏晋南北朝时期。

除了数量，史书的品种、类别也增多了。

萧梁时期阮孝绪编撰《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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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记载与真实性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的历史记载丰富多彩，但也伴随着诸多争议和争论。

许多历史学者、学术界人士和普通人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性存在不同的看法，这也使得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成为一个让人感兴趣、充满挑战的领域。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记载主要来源于文献和考古资料。

在历史文献方面，《资治通鉴》、《历代国志》等成书于宋朝、元朝的正史，以及《魏书》、《晋书》、《南史》、《北史》等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地方志均是重要的史料。

此外，诸如《世说新语》、《太平广记》、《文选》、《皇朝经世文编》等文学作品，也是反映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珍贵资料。

但是，这些历史文献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不同文献之间存在着时间和地域上的差异，有时存在着主观臆断和篡改等情况，因此需要认真分析鉴别，从中提取可靠的历史信息。

在考古方面，出土的陶器、青铜器、墓葬和建筑等实物资料，提供了许多有关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重要信息。

例如，在南北朝时期的南京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砖、瓦、木构件、陶器等，这些实物不仅反映了当时的建筑技艺和生活方式，还证明了南京在南北朝时期的重要地位。

此外，出土的墓葬也是我们了解古代社会风俗习惯的重要途径。

例如，在广东东莞泥岗头出土的北朝中期的一座墓葬中，发现了12只沙漏，这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的流行文化和对时间的重视程度。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革的时期，它的历史记载多姿多彩，包容着各种复杂和多元的历史现象。

例如，在政治方面，南北朝时期社会的政治形势十分复杂，涌现了许多王朝和政权，比如刘宋、南梁、北魏等。

在文化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涌现了许多杰出的文化人物，例如曹操、孔子、王羲之、王勃等。

虽然魏晋南北朝的历史记载丰富多彩，但其中也不乏对历史真实性的质疑。

例如，在《资治通鉴》中，对壬戌之变、永嘉之乱等历史事件的描述存在着诸多争议和问题。

同时，在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和争论。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2017-9-6 陈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曾经被陈寅恪先生归于“不古不今之学”。

学界对于所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等语意与语境的理解虽见仁见智，但“不古不今”之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魏晋南北朝的史料特点。

在20世纪前期的学术环境下，较之文献稀缺、史料难征的先秦两汉和文集众多、档案浩繁的明清时代，中古时期的史料系统完整，数量适中，学者可以凭借博闻强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基础史料的积累，进行有的放矢的系统研究。

数十年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但史料稀缺，选题难觅，也成为后继学人的共同困惑。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料的特征，学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往往将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与魏晋南北朝史料学混为一谈。

二者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存在强烈的反差。

史学史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被周一良先生称为“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传世正史完整而系统，前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加上“二史八书”，占去二十四史之半；私家史著为数众多，史注之风盛行，史学体裁多样，国史、家传、别传、杂传、地志、记注、谱牒等异彩纷呈，史学也就此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为独立的乙部之学。

而史料学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则是一个文献和考古资料都极度匮乏的时代，这一时期在中国古代书写史上很“不幸”地处在纸张广泛使用，而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历史阶段。

依靠手工传抄的大量图书文献，既无法如秦汉简牍那样历经岁月而长久保存，又不能像宋元典籍那般通过版刻印刷化身千万。

牛弘总结隋以前古代典籍的五次毁灭性“书厄”，有三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史籍未能逃脱焚毁和失传的厄运，完整存世文献屈指可数，且文本形式单一。

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一直强调阅读基本史料，提倡引用常见之书，以小见大，从寻常史料推导出不同凡响的结论，这体现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所特有的学术自信。

但缺乏史料发现这一原动力，这一断代史研究也面临着“增长的极限”。

第四章封建史学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史学第一节、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一、封建史学发展的表现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封建史学彻底摆脱“附经立说”的束缚，在学术领域形成一个独立、完整、多样化学科的重要时期。

这一时期，封建史学得到了初步的巩固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官私修史成风、史籍数量宏富、史著类型多样、史学地位提高。

当时各个政权的统治者面对频繁的政权更迭、风云变幻的政治斗争和尖锐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迫切需要借鉴前代王朝兴旺盛衰的经验教训，也迫切需要宣扬本政权开国创业的功德，因而在建国之后几乎都设置史官，组织人力编修前代史和本朝国史。

官修史书外，私人修史也蔚然成风。

他们或总结前代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或针砭事时弊，以为讽谏；或借修史建立名誉，求名当世，传名后世；或为避免遭无故贬斥杀戮，退而著史，寄托情趣。

当时史书的作者几乎遍及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和各个文化部门。

魏晋以前的史书数量不多，不过200部左右。

而《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官私史书多达874部，16558卷，除极少数是东汉、隋朝的史家所撰外，绝大部分产生与魏晋南北朝时期。

如以纪传、编年为体的后汉史有29家、三国史有19家、晋史有18家、十六国史有31家、南朝史有39家、北朝史有18家。

这一时期史书数量之多，卷帙之繁，是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不能比拟的。

“二十四史”中，就有五部成书于这一时期。

这一时期史书类型日趋繁杂，有许多史书类型是前所未有的。

纪传体的地位进一步巩固，编年体则蓬勃发展，作为直接为纪传体和编年体准备材料的起居注，发展成为一大门类。

杂传是借人物反映一定时期历史内容的一种史书类型，分为13类。

所记各类人物，有合传，有分传；有一时的，有一地的；有男的，有女的；有传记，又有序赞、题记、行状。

杂传保留了为史官不及备载和不以为载的“风俗之旧，耆老所传，遗言逸行”（欧阳修《崇文总目叙释.传记类》），有助于历史研究的扩大和深入。

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重要的史注作品，有的史家以注史而出名，其名声甚至超过了原作者。

魏晋南北朝史学探微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政治的分裂、经济的繁荣与衰落、文化的交融与独立，都给这个时期的史学发展带来了独特的特点。

本文将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深入探讨魏晋南北朝史学的发展及其特点。

一、政治与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环境极其复杂，政权更迭频繁，战争不断。

这种动荡的局面为史学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遇。

在这一时期，史家们开始国家分裂、民族矛盾、社会动荡等现实问题，将其记录在案，以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为后世提供借鉴。

1、政治环境对史学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上的分裂和动荡直接影响了史学的发展。

在这一时期，不同政权对史学的需求各不相同。

例如，南朝宋齐梁陈等政权更迭频繁，史家们通过对各个政权的兴衰更替进行详细记录，为后世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同时，这种动荡的局面也促使史家们更加现实问题，将历史与现实紧密相连。

2、政治因素对史学的促进尽管政治环境动荡不安，但各个政权都相当重视文化建设，力图通过史学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巩固统治。

例如，南朝梁武帝时期，出现了“五史”修史高潮，这些史书成为后世研究梁朝历史的重要依据。

此外，北朝政权也注重修史，通过对南朝历史的研究，增强了对北方的统治力。

二、经济与史学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环境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在东晋时期，南方经济得到大力开发，商品经济日益繁荣。

而北方则因战乱频繁，经济受到严重摧残。

然而，经济的繁荣与衰落都为史学发展提供了契机。

1、经济繁荣对史学发展的推动在南朝时期，由于经济的繁荣，史家们开始社会经济方面的研究。

例如，《宋书》中的《食货志》详细记载了南朝土地制度、税收制度等方面的内容，为后世研究南朝经济提供了依据。

此外，由于海外贸易的兴起，对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也开始出现，这些研究为史学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2、经济危机对史学的影响然而，经济的衰落也为史学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在北朝时期，由于战乱频繁，经济受到严重摧残，许多人流离失所，这对史学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1.古籍三国志，〔西晋〕陈寿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中华书局1959年版晋书，〔唐〕房玄龄等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宋书，〔梁〕沈约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南齐书，〔梁〕萧子显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魏书，〔北齐〕魏收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梁书，〔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1973年版陈书，〔唐〕姚思廉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北齐书，〔唐〕李百药撰，中华书局1972年版周书，〔唐〕令狐德棻等撰，中华书局1971年版南史，〔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北史，〔唐〕李延寿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隋书，〔唐〕魏征等撰，中华书局1973年版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新唐书，〔北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1975年版旧五代史，〔北宋〕薛居正撰，中华书局1976年版新五代史，〔北宋〕欧阳修撰，中华书局1974年版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主编，〔元〕胡三省注，顾颉刚等点校，中华书局1956年版华阳国志校注，〔东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版世说新语笺疏，〔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余嘉锡笺疏，中华书局1983年版文选，〔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洛阳伽蓝记校释，〔北魏〕杨衒之撰，周祖谟校释，中华书局1987年版水经注疏，〔北魏〕郦道元撰，杨守敬、熊会贞疏，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颜氏家训集解，〔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唐律疏议，〔唐〕长孙无忌等撰，刘俊文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唐六典，〔唐〕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初学记，〔唐〕徐坚等撰，中华书局1962年版通典，〔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元和郡县图志，〔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艺文类聚，〔唐〕欧阳询等撰，汪绍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版建康实录，〔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中华书局1986年版太平御览，〔北宋〕李昉等撰，中华书局1960年版（据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文苑英华，〔北宋〕李昉等撰，中华书局1966年版册府元龟，〔北宋〕王钦若等撰，中华书局1960年版唐会要，〔北宋〕王溥撰，中华书局1955年版五代会要，〔北宋〕王溥撰，中华书局1998年版文献通考，〔元〕马端临撰，中华书局1986年版（据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影印）十三经注疏，〔清〕阮元校刻，中华书局1980年版（据世界书局本影印）四库全书总目，〔清〕永瑢等撰，中华书局1965年版金石萃编，〔清〕王昶撰，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据1921年扫叶山房本影印）八琼室金石补正，〔清〕陆增祥撰，文物出版社1985年（据吴兴刘氏希古楼刊本影印）廿二史考异，〔清〕钱大昕撰，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廿二史札记校证，〔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十七史商榷，〔清〕王鸣盛撰，北京市中国书店1987年版（据上海文瑞楼版影印）历代职官表，〔清〕纪昀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刘祜仁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版三国会要，〔清〕杨晨撰，中华书局1956年版南朝宋会要，〔清〕朱铭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南朝齐会要，〔清〕朱铭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南朝梁会要，〔清〕朱铭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南朝陈会要，〔清〕朱铭盘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两晋六朝文，〔清〕严可均辑，中华书局1958年版（据广州广雅书局刻本复制重印）全唐文，〔清〕董诰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三国志集解，卢弼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版晋令辑存，张鹏一撰，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赵万里集释，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赵超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唐代墓志汇编，周绍良、赵超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国家图书馆善本金石组，历代石刻史料汇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莂，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编著，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唐五代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辑录，唐耕耦等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吐鲁番出土文书，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等编，文物出版社1981—1991年版二十五史补编（二、三、四册），中华书局1955年版2.今人论著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万绳楠整理，黄山书社1984年版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陈寅恪著，中华书局1963年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唐长孺著，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谷川道雄（日）著，马彪译，中华书局2002年版魏晋南北朝史（上、下），王仲荦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1981年版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隋唐帝国形成史论，谷川道雄（日）著，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隋唐五代史(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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