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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也是史学理论与编纂的关键时期。
在这个时期，众多学者对于史学的研究与编纂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理论观点和方法。
本文将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为主题，深入探讨史学家们的观点和作品，以及他们对中国史学的影响。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主张“读史以原始为本”。
他们认为，人们可以通过研究古代历史，了解人类社会的起源和发展规律。
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研究史学的重要方法之一。
例如，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刘贵将“读史以原始为本”作为自己的研究原则，并在他的著述中详细探讨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化过程。
其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提出了“论史以本末”这一理论观点。
他们认为，研究历史时应该关注历史事件的起始和结束，以及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这一观点在编纂史书时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南朝梁代的历史学家范晔，他的《后汉书》和《三国志》，以及他的注释和批评文章，深受后世史学家的推崇。
另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还注重考证史实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他们认为，历史资料应该经过严格的筛选和验证，以确保史书的真实性。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采用了各种研究方法，如实地考察、文字研究、田野调查等。
他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为后世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编纂工作也取得了重要进展。
这一时期编纂的史书涉及范围广泛，内容丰富。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晋书》和《南史》。
《晋书》是晋代的编年体史书，收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类历史资料，详细记载了该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
《南史》则是南朝宋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主要记载了南朝刘宋、南齐、梁、陈四个时期的历史。
这两部史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后世研究者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了解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总的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理论与编纂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重要时期。
魏晋南北朝园林史研究魏晋南北朝园林史研究园林艺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其发展经历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变革与演进。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中国园林艺术迈向成熟的重要时期。
本文将通过对魏晋南北朝园林史的研究，探讨这一时期园林艺术的特点、影响以及对后世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正值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剧变时期。
这个时期的园林艺术，对于传统中国园林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园林建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宫殿园林为主，展现了帝王的权势与财富；二是以私家园林为主，突出了士人的文化修养与审美追求。
在宫殿园林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园林建设主要集中在洛阳、长安、建康等帝王都城。
其中，洛阳的园林规模最大、风格最为独特。
以洛阳宫为代表的园林，通常采用“以殿为中心，凭借建筑和景物相互交融”的设计手法，展现了帝王的威严与荣耀。
洛阳宫中的九曲溪、玉华山、建章池等，以曲折多变的水景和巧妙布置的假山为特色，构建了壮丽的景观。
而在私家园林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园林更多地体现了士人的文化修养与审美追求。
这些私家园林通常以王羲之、左思、庾信等文豪的府第为代表，注重园林的意境烘托和文化内涵。
例如，王羲之的府第就以“懿园”命名，整个园林以自然山石、奇花异树为背景，加之温泉、池塘等元素的巧妙运用，达到了自然与人文相融的效果。
魏晋南北朝园林的特点还体现在布局与构造上。
与前代的园林相比，魏晋南北朝的园林更加注重形式的多样性和变化性。
园林的布局更加灵活多变，注重景致的曲折和错落。
同时，园林的构造手法也更加讲究，巧妙运用水、土、山石等自然元素，并通过园中建筑的布置与之相互衬托，形成了独特的园林美。
魏晋南北朝园林艺术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和文化变革密不可分。
这一时期的园林艺术，既继承了前代园林的基础，又在宫殿园林和私家园林的发展中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同时，魏晋南北朝时期所追求的文化内涵和审美追求，也对后世园林艺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结起来，魏晋南北朝园林史的研究，揭示了这一时期园林艺术的特点和影响。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是一门专门研究中国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科。
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复杂，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因此需要深入研究和理解。
作为一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你将深入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交流等方面。
你将需要掌握相关的历史文献和资料，并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和技术来分析和解释这些资料。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的就业前景比较广阔。
你可以在高校、研究机构、博物馆、图书馆等单位从事教学、研究、编辑、出版等多方面的工作。
同时，你也可以在政府部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等领域发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如果你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想要深入了解中国历史上这个重要的时期，那么可以考虑成为一名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生。
通过学习和研究，你将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2005年日本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作者】前岛佳孝/胡宝华概况。
2005年讲谈社出版了《中国的历史》系列著作，其中魏晋时期的有金文京《三国志的世界——东汉三国时代》和川本芳昭《中华的崩溃与扩大——魏晋南北朝》两本专著。
这套系列丛书比原来的《世界历史》丛书的篇幅增大了许多，所以这两本书不仅有概说和通论，而且作者因个人兴趣所发的议论也随处可见，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另外，关于北朝的历史，皮阿斯(Scott Pearce)发表了《代之地》(早稻田大学北朝史研究会翻译，刊于《史滴》27)。
文章论述了五胡至北魏末年中国和北方的相邻地域社会的起源、发展与历史意义。
政治。
津田资久的《曹魏至亲诸王考》(北海道大学《史朋》38)指出，传统认为曹丕与曹植之间有摩擦的结论，是基于陈寿《三国志》中某些含有偏见的记载而形成的，它反映了陈寿对西晋武帝与齐王司马攸兄弟之间的政治斗争的一种姿态。
文章还认为曹魏西晋的诸王政策与对《周礼》解释的变化密切相关。
渡边义浩的《杜预的左传癖与西晋正统性》(《六朝学术学会报》6)指出，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里对弑无道之君给予认同的解释，提出了杀高贵乡公的司马昭与西晋正统化等问题。
他的《杜预的谅制与皇位继承问题》(《汉学会志》44)一文，论述了杜预对服丧期缩短所给予经学证据的过程中，有维护司马攸政治发言权的目的。
通过渡边的文章，可以看出运用经学知识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的研究方法正在逐渐形成。
此外，渡边还发表了《杜预的春秋长历》(《东洋研究》155)。
满田刚的《诸葛亮死后的集团指导体制和蒋琬政权》(创价大学《人文论集》17)指出，在诸葛亮死后出现了持续八个月之久的以蒋琬、杨仪、费袆、姜维为首的集体领导体制，但是最初的意图并非如此，而是要建立以蒋琬单独领导的体制。
我们希望满田刚在以后的研究中，对蜀汉政权在诸葛亮死后出现权力向个人集中的原因能有所论证。
三崎良章《关于十六国夏的年号》(《史观》152)，强调在赫连勃勃的第四个年号“真兴”的改元过程中，曾强制要求对国家体制业已完成并开始行使国家主权的北凉政权，使用与夏同样的年号。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对于中国哲学、文化、艺术和政治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个时期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儒家经学，另一个是佛教学术。
一、儒家经学1.经学发展的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变化的一个时期。
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迅猛，人们的思想观念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这种变化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儒家学说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发展了新的儒家学派，如黄老学、玄学等。
②佛教传入：南北朝时期，佛教被引进中国，与儒家思想相互融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学说。
③政治制度的变化：东汉末年，中央政府逐渐衰落，各地方割据成为常态。
北方各个民族也分裂成多个小国，政治气氛更加混乱。
2.经学发展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家经学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①强调性情意志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儒家学派，如玄学、黄老学、新学等，相对于先秦儒家，更强调人的内心世界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性情意志是人的本质，只有超越了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定，才能达到人的真正境界。
②关注人的自由和人权：这个时期的一些学派，如黄老学、新学等，强调人的自由和人权，认为天生人权不能被侵犯，政府的权力也应该受到限制。
③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这个时期的儒家学者，认为文化深化了人类的思想，提高了人类的道德境界。
因此，他们把文化的意义看得更加重要。
3.代表性学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不少优秀的儒家学者，他们的学术研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下是其中的一些代表人物。
①王充：王充是汉代末期的学者，他强调人的本性是恶的，主张道德教化的作用。
他的《论衡》是一部重要的思想著作。
②魏晋玄学：魏晋玄学是一种新兴儒家学派，代表人物有王弼、郭象等。
他们强调“太极一”、“道法自然”，主张“非我之心、非不我之心”。
③黄老学：黄老学是一个重要的学派，代表人物有郭璞、申鲁等。
他们强调人的天性，主张“无为而治”。
二、佛教学术1.佛教传入中国的背景佛教在公元68年由境外佛教传入，当时汉朝的末期国家处于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的混乱状况。
魏晋南北朝史学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民族，地理、军事，士族、人物，学术、文化；宗教、考古、吴简研究；对魏晋南北朝史进行讲述，其中包括：十六国各政权在如何使自己政权的属性与五德历运学说相协调的问题上，先后表现出犹豫和矛盾的态度，蜀汉官制的特点，汉晋间民屯的不同形式及中古田制的演变，汉晋中央政府对南匈奴的管理政策经历了转变过程，对南匈奴产生多方面影响，历史时期阮姓的起源、宗族的形成、人口变化及迁移与分布情况，得出两晋南北朝以前阮氏主要聚居陈留郡，之后大批南迁，形成了以河南、长江中下游和珠江流域为中心的三大聚居地，使得南方阮姓人口远远多于北方的结论，魏晋至隋唐时期历史文献学的重大发展与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文献学思想走向成熟相关，孙吴初期长沙郡吏民的取名风俗和婚姻生活，三国时期道教在魏、吴、蜀三国均有传播，但方式与广度有所不同，长安、洛阳、建康、凉州四大文化中心的兴衰，僧侣自身的文学创作及佛教思想对于中古文学的巨大影响都说明了僧侣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所起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等。
具体材料请详见：本年度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八届年会暨纪念缪钺先生百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7月21—23日在四川成都召开，130余位中外学者参加了大会。
本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史相关研究论著颇丰，主要有：《缪钺全集》(八卷，河北教育出版社)，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中华书局)，高敏《秦汉魏晋南北朝史论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发微》(中华书局)，周伟洲《古都西安：长安与南海诸国》(西安出版社)，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天津古籍出版社)，张金龙《魏晋南北朝禁卫武官制度研究》(上下，中华书局)，张旭华《九品中正制略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陶新华《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官僚管理制度研究》(巴蜀书社)，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李卿《秦汉魏晋南北朝家族宗族关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杨洪权《两晋南北朝徙民中若干问题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魏明孔《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卷》(福建人民出版社)，李传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与政治的关系》(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张作耀《刘备传》(人民出版社)，夏炎《中古世家大族清河崔氏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王鹏廷《建安七子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余敦康《魏晋玄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卫绍生《魏晋文学中的中原文化》(学苑出版社)，邵磊《治山丛稿——南京文物考古论丛》(凤凰出版社)，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思想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至58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杰出的历史人物和文化艺术，也孕育了丰富多彩的历史思想。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思想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贡献巨大，并且对后来的历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背景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变革时期，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进而引发了社会思想的转变。
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逐渐向南方转移，魏晋南北朝逐渐崛起，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政治分裂、经济转型和社会动荡的现象。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逐渐呈现出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同时，佛教的传入也使得中国社会的思想更加复杂多样。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思想流派1.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思想流派之一，代表人物有玄奘、林氏、河上公等。
道家思想主张“无为而治”，即通过不干预事务，而让天地自然运转，从而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2.儒家思想儒家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另一个主要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有王充、郭象、陶渊明等。
儒家思想主张周公制度，强调礼、乐、尚义、守宗法、尊孔子、治家、平天下等。
3.佛家思想佛家思想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流派，代表人物有竺法淙、慧能、道信等。
佛家思想主张超凡脱俗、涅槃解脱，强调世俗的苦难和人生的无常性。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成果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各个思想流派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比如，王充的《论衡》在儒学中拔得头筹，体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对于自然科学的研究。
此外，《庄子》、《列子》正式成为道家思想的重要代表性著作。
而佛教的传入，则丰富了中国的宗教文化，促进了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交流。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对于中国历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实际上，四大类学派中的儒、道、佛和法家，都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并得到繁荣发展。
儒家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曹文柱 李传军一 概 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乱世。
为总结治乱兴衰的历史经验,自唐代以降许多史家和学者倾注精力对这一时期所遗留下来的资料进行整理和研究。
其中成就较大的著述当首推《资治通鉴》。
在这部编年体史书中,魏晋南北朝400年间的历史大事不仅被梳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司马光还通过“臣光曰”的形式表述了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看法。
《资治通鉴》之外,考察或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还有宋人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程大昌《演繁露》、陆游《老学庵笔记》、王应麟《困学纪闻》、叶适《习学记言》,明人李贽《藏书》、《续藏书》等。
明末清初学者王夫之的《读通鉴论》系统地分析、批判了这一历史时期统治者的成败得失。
清代乾嘉学派是传统史学研究的高峰。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等著作有许多条目涉及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在20世纪之前,历代学者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不少成绩,但总体看来皆囿于循环史观,基本的路数不过是著史、考史和评史而已。
中国的新史学在19—20世纪之交开始萌动。
一批学者受到西方传来的各种进化史观、发展史观的影响,注意摆脱旧史学研究的羁绊而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天地。
整个20世纪,中国史学家不再甘心于整理国故,而是力图通过分析史料去寻找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动因、联系和带有某种规律性的认识。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也因之翻开崭新的一页。
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以1949年为限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前一个时期可分为1901—1929年和1930—1949年两个阶段。
后一个时期可分为1949—1966年、1966—1978年和1978—2000年三个阶段。
20世纪初的30年,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具有由旧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色彩。
粗略统计,1901—1929年发表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不足90篇,著作仅为10余种,而且大部分论著的思想和方法都相当陈旧,基本未脱传统史学的窠臼。
魏晋南北朝研究书目及部分作者简述-.-.三、社会、经济类：-.-.-.五、文化、文学类：-.-.六、人物、地理类：-.-.九、文艺、考古类：十、工具、综述类：-.华山馆丛稿华山馆丛稿续编十二、部分作者简述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
清朝著名诗人陈三立的第三个儿子。
夫人唐筲，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
曾留学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
1918年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
归国后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
解放后，任中山大学教授。
《陈寅恪集》（含《柳如是别传》，三册；《寒柳堂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诗集附唐篔诗存》；《金明馆丛稿》，二编；《书信集》；《读书札记》，三集；《讲义及杂稿》），陈美延编，北京：三联书店，二○○一至二○○二年。
共14册。
唐长孺（1911—1996）教授。
江苏吴江人。
武汉大学教授。
早年从事中国辽、金、元史的研究。
1944年后，专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并从事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的整理和研究。
著有《魏晋南北朝史论丛》、《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国三至六世纪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和《唐书兵志笺正》等书。
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过多篇学术论文，并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卷》（隋唐五代部分）、《吐鲁番出土文书》（10册）等王仲荦(1913－1986)，余姚明伟乡人，生于上海。
1930年师事章太炎，开始从事文史研究。
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长期从事文史教学和研究，精于魏晋南北朝隋唐史。
著有《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古代物价史》、《敦煌石室地志行记综录》等。
曾参加点校二十四史，负责《宋书》、《南齐书》和《南史》点校的定稿工作。
魏晋南北朝文学研究综述引言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该时期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本文旨在对魏晋南北朝文学进行综述研究，探讨该时期文学的特点、风格和影响。
时代魏晋南北朝时间跨度较大，大致从公元220年至589年，该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动荡时期。
自三国时期的蜀汉、魏国和东吴之间的争斗开始，至隋文帝统一南北朝，期间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和北方民族的入侵。
这样的政治动荡也造就了这个时期独具特色的文学作品。
文学特点对现实的关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很多作品对社会现实问题保持了高度的关注。
由于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文人们更加关注社会现象和人民的遭遇，他们通过诗词、文论等文学形式表达对社会不公、民生问题的关心。
例如，陆机的《述志赋》就直接批评了那个时期的士人追求名利的现象。
理论品味的升华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注重理论的思考和品味，更加注重表达自我内心的感受。
文人们不满足于表面的描述，更关心世界的本质和意义。
他们在作品中追求感悟和理解，通过以文集、辞赋等不同的文体形式来展现自己的思想。
例如，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就是他对茶会上的境界感悟的表达。
风格特点清新婉约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在风格上注重清新婉约，追求简洁明快的表达。
诗人们倾向于运用比喻、象征等修辞手法，通过简洁的语言来抒发内心的情感。
例如，曹操的《观沧海》通过五言绝句表达了他对政治动荡的思考和感慨。
悲凉唯美在政治动荡和社会变革的下，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也透露出一种悲凉的氛围。
诗人们用凄美的语言描述人生的短暂和无常，表达出对生活的无奈和无法改变的命运。
例如，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通过对隐居山林生活的描写来表达他对社会的失望和向往。
影响与价值魏晋南北朝文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化，为后来的文学作品提供了宝贵的源泉。
其次，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独特的思想和艺术方式，对后世作家有很大的启发作用，如唐宋诗人对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的推崇和学习。
一九九一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简况何瑜《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较多。
为庆贺唐长孺先生八十寿辰，武汉大学出版社特将《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作为纪念专辑出版。
此外，山东齐鲁书社出版了反映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二届年会成果的《魏晋南北朝史论文集》，北京东方出版社也将关于诸葛亮躬耕地讨论会的论文结集出版，加上其它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本年度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论文明显多于往年。
第二，研究领域仍在不断拓展。
从已发表的论著来看，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社会、军事、经济、民族、宗教、文化、人物等方面，其中有些题目是前人较少注意到的。
第三，在研究深度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现将本年度的研究简况综述如下。
一、政治方面的研究研究魏晋南北朝政治问题的论著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制度，二是社会阶级与阶层。
在政治制度方面，阎步克的专著《察举制度变迁史稿》<24万字，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全面考察了察举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向科举制度演变的过程，指出察举制虽比世卿世禄制、任子制优越，但缺乏规范性、人格化色彩浓厚，有着很大的随意性，所以终究被体现出程式化、规范化、非人格化的科举制度所取代。
认为魏晋以来的士族在政治上的特权是察举制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正是唐代士族在政治上垄断特权的消失，才有可能完成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化。
此外，书中还论述了知识群体在察举制度变迁中所起的作用。
最后还指出科举制固然有明显的进步性，但并非在一切方面都优于察举制，过去研究中的看法似失之于片面。
张旭华的《关于曹魏九品中正制的几个问题》<《郑州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和《西魏、北周时期的九品中正制及其作用》<《北朝研究》1991年上半年年刊）两篇文章，则对于这两个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提出自己的看法，并纠正了近年来的一些看法，如认为西魏、北周时废除了九品中正制等。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史料拓展.2017-9-6 陈爽（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曾经被陈寅恪先生归于“不古不今之学”。
学界对于所谓“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等语意与语境的理解虽见仁见智，但“不古不今”之说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魏晋南北朝的史料特点。
在20世纪前期的学术环境下，较之文献稀缺、史料难征的先秦两汉和文集众多、档案浩繁的明清时代，中古时期的史料系统完整，数量适中，学者可以凭借博闻强识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基础史料的积累，进行有的放矢的系统研究。
数十年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名家辈出，硕果累累，但史料稀缺，选题难觅，也成为后继学人的共同困惑。
关于魏晋南北朝史料的特征，学界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往往将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与魏晋南北朝史料学混为一谈。
二者不仅概念不同，而且存在强烈的反差。
史学史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被周一良先生称为“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传世正史完整而系统，前四史中的《后汉书》《三国志》，加上“二史八书”，占去二十四史之半；私家史著为数众多，史注之风盛行，史学体裁多样，国史、家传、别传、杂传、地志、记注、谱牒等异彩纷呈，史学也就此摆脱了经学附庸的地位，发展成为独立的乙部之学。
而史料学意义上的魏晋南北朝，则是一个文献和考古资料都极度匮乏的时代，这一时期在中国古代书写史上很“不幸”地处在纸张广泛使用，而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历史阶段。
依靠手工传抄的大量图书文献，既无法如秦汉简牍那样历经岁月而长久保存，又不能像宋元典籍那般通过版刻印刷化身千万。
牛弘总结隋以前古代典籍的五次毁灭性“书厄”，有三次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史籍未能逃脱焚毁和失传的厄运，完整存世文献屈指可数，且文本形式单一。
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一直强调阅读基本史料，提倡引用常见之书，以小见大，从寻常史料推导出不同凡响的结论，这体现出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所特有的学术自信。
但缺乏史料发现这一原动力，这一断代史研究也面临着“增长的极限”。
200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杨英《中国史研究动态》2002年第5期2001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呈现出兴旺的局面。
本年度北朝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七届年会于8月8日至12日在山西大同召开，有近200位海内外学者参加，是历届年会人数最多的一次，其中日本学者近40人。
此外，本年度出版的专著有：阎步克《乐师与史官》(三联书店)在近年来15篇最新研究成果中引入“品位”、“职位”等新概念，对乐师、史官文化的传承，汉代的禄秩，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的官品、散官等作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将传统的典制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周建江《太和十五年——北魏政治文化变革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考察了北魏政治史中后党、迁都、六镇等重大事件及其对北齐、北周政治的影响。
胡阿祥《六朝疆域与六朝政区》(南京大学出版社)对六朝疆域变迁、政区沿革等作了综合研究。
许辉、邱敏、胡阿祥主编《六朝文化》(江苏古籍出版社)运用了大量的考古资料、方志笔记等，并吸收天文、地理、建筑、艺术等多种成果，是近年来六朝史研究内容最全面的著作。
汪波《魏晋北朝并州地区研究》(人民出版社)对魏晋南北朝并州地区的人文、宗教、政治形势及其演变等作了全面研究。
罗宗真《魏晋南北朝考古》(文物出版社)分城址、石窟寺、帝陵和石刻、世家大族墓等九个部分介绍了魏晋南北朝考古资料及研究状况。
此外，《中华姓氏谱——卢》(卢美松著)、《中华姓氏谱——萧》(杨师群著)(现代出版社、华艺出版社)二书分源流、人物、人文、文献四篇，将魏晋南北朝门阀土族当作传统姓氏文化的一部分，体现了将历史研究、文化研究相结合的新视角。
除了专著外，论文集有：胡守为主编《陈寅恪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唐长孺社会文化史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庆祝何兹全先生九十岁论文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本年度发表的230余篇学术论文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
从数量看，政治史最多，约有50多篇，思想、文化、学术史其次，约有近40篇；社会史类约有近20篇。
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综述过去的100年，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不仅国内的史学工作者经过深入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日、美等国学者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取得不少成绩。
这些研究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思想文化、社会生活诸方面。
限于篇幅，这里只拟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状况，扼要地介绍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和意见。
对于有争议的问题，介绍稍详；对于有定论的问题，则从简。
一、政治史对本时期政治史的研究，学术界素来颇为关注，成果甚丰。
在职官研究方面，阎步克的系列文章对本时期散官发展、官职位阶化、军号散阶化进行了探讨。
《魏晋的朝班、官品和位阶》认为，曹魏末年创制的九品官品承继了汉代区分官位尊卑的朝位运用规则，官品中的官职前后排列形成一种等级排序，若干同类官职构成了不同的“位”，从而形成了繁多的“阶级”；“阶级”同时是官员所累积的个人官资，通常以秩满、朝廷不时开恩“普增位”等方式获得；官阶之外的勋阶大约主要来自军功，与将军号构成的军阶序列关系密切。
《魏晋南北朝的军号散阶化进程》考察了本时期军号散阶化历程，指出“将军”之号向将校以及各类官僚的普及滥授，使其虚衔化、位阶化的主要动因，军号的阶官化是以序列化为其内容。
《南北朝的散官发展与清浊异同》考察了文散阶在南朝与北朝的不同进程，认为在北朝的迅速推进得益于军阶的拉动，向将士普授文散官，使其进化为位阶；南朝由于“文清武浊”观念使文散官的阶官化的进程相对迟缓。
这一时期先后建立过许多胡族政权，出现许多带有胡族色彩的官职，因此，对这一时期官制的研究较其它时期要更加复杂。
冯君实《十六国官制初探》分析了十六国政权中胡汉分治的情况，认为大单于和单于台的设置，是胡族落后的国家机构形式在中原的残留，反映了民族压迫的存在。
同时指出许多官职在这一时期的实际内涵发生了变化，如在许多政权的统治者未称王前，长史就不仅是一个属吏，而实际执行着尚书令仆的职责。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简介一、历史文献：1、正史：一志、二史、八书。
•陈寿：《三国志》、李延寿：《南史》、《北史》•房玄龄（唐太宗）:《晋书》、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姚思廉：《梁书》、《陈书》•魏收：《魏书》、李百药：《北齐书》、令狐德棻：《周书》•2、其它：世说新语、洛阳伽蓝记、颜氏家训、华阳国志、水经注等二、敦煌吐鲁番文书及敦煌吐鲁番学三、近现代著作：吕思勉、陈寅恪、唐长孺、王仲荦、马长寿、周一良、汤用彤、何兹全、田余庆、胡守为等人的著作一、东汉末年的军伐混战●东汉末年，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豪强趁机扩张自己的实力。
董卓、袁绍是其中影响较大的实力派。
●何进谋诛宦官，反为宦官所杀。
中军校尉袁绍率军诛杀宦官。
董卓趁乱领兵进入洛阳，废少帝，另立献帝，自称相国，独揽大权。
190年，关东军阀推袁绍为盟主，进讨董卓。
●董卓之乱是东汉末年军阀混战的导火线。
3、曹操崛起的原因●曹操根据毛玠、苟彧谋划，于建安元年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作为傀儡，并迁都于许。
从此，他“奉天子以令不臣”，政治上主动，号召力增强。
●他采纳枣祗建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
后推广到许多州郡，史称所在积粟，仓廪皆满。
从物质供应上保证了战争的胜利。
●他精通《孙子兵法》，是今存为此书作注的第一人。
著有兵书十万余言。
善于运用古代军事学说和战略战术，“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他多次下令求贤，要求“唯才是举”。
与东汉重视德行、门第不同，只要才干杰出，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出身微贱，不懂儒家经术，不仁不孝，名声卑污，他都考虑予以重用，甚至拔为大将、牧守。
豪强大族率众投奔者，也极力笼络，崇以官职。
因此，他又不完全否定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
部下对他如不竭诚效忠，一经发觉，立即清除，毫不容情。
“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手下人才济济。
●曹操“揽申、商之法术”，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
强调“拨乱之政，以刑为先”。
在此思想指导下，他残酷镇压农民反抗。
同时对豪强大族的不法行为也往往给予严厉打击。
官渡之战（200）200年（建安五年），终于爆发了著名的“官渡之战”。
官渡在今河南中牟一带。
开始，袁军气势旺盛，直逼官渡。
曹操声东击西，斩袁军大将颜良于白马、又杀文丑于延津。
然后以逸待劳，与袁军在官渡对抗半年。
后利用许攸来降之机，亲率轻兵五千人夜袭乌巢，歼敌七万余人，袁绍仅率八百多人逃回河北。
204年，曹操发兵尽取袁绍之地207年东征乌桓，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三、赤壁之战和三国鼎立208年曹军进至长江，乘船顺江而下，与孙刘联军在赤壁（湖北嘉鱼）相遇。
曹军远道而来，不习水战，加之瘟疫流行，战斗力下降。
鉴于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的情况，曹操错误地令士兵将战船用铁环连接起来。
周瑜利用天时地利，巧施“苦肉计”，派黄盖诈降，乘东南风向曹营发动火攻，一举击溃曹军。
这是中国历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史学家称之为“赤壁之战”。
1、九品中正制的内容●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官吏选拔制度。
又名九品官人法。
魏文帝曹丕篡汉前夕即延康元年(220)由魏吏部尚书陈群制定。
此制至西晋渐趋完备，南北朝时又有所变化。
以魏晋之制为例，其主要内容为：●①先在各郡设置中正，稍后又在各州设置大中正。
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当，且多由现任中央官员兼任。
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
郡中正初由各郡长官推选，晋时改由州中正荐举，中正的任命权掌握在司徒府。
州郡中正都设有属员，称为“访问”。
一般人物可由属员评议，重要人物则由中正亲自评议。
●②中正的职权主要是评议人物，其标准有三：家世、道德、才能。
家世又称“簿阀”、“簿世”，指被评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
中正对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评语，称为“状”。
中正根据家世、才德的评论，对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称为“品”。
品共分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但类别却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
一品无人能得，形同虚设，故二品实为最高品。
三品西晋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后降为卑品(下品)。
●③中正评议结果上交司徒府复核批准，然后送吏部作为选官的根据。
中正评定的品第又称“乡品”，和被评者的仕途密切相关。
任官者其官品必须与其乡品相适应，乡品高者做官的起点(又称”起家官”)往往为“清官”，升迁也较快，受人尊重；乡品卑者做官的起点往往为“浊官”，升迁也慢，受人轻视。
●④中正评议人物照例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对所评议人物也可随时予以升品或降品。
一个人的乡品升降后，官品及居官之清浊也往往随之变动。
由于中正品第皆用黄纸写定并藏于司徒府，称“黄籍”，故降品或复品都须去司徒府改正黄纸。
为了提高中正的权威，政府还禁止被评者诉讼枉曲。
但中正如定品违法，政府要追查其责任。
2、九品中正制的评价九品中正制度是继承东汉官吏选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结果。
东汉选拔官吏，主要是依据儒家的道德行为标准，宗族乡党的评定成为政府选拔官吏(具体途径是察举、征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据。
汉末大乱造成人士流移，给乡间评议带来困难，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乡间。
曹操当政的二十多年中，用人“决于胸臆”、“各引其类”的情况大量存在。
然乡闾评议并未完全废弃，史称曹操平定荆州时，托当地大名士韩嵩“条品州人优劣，皆擢而用之”；又称替曹操主持选举的崔琰、毛蚧“总齐清议，十有余年”，所谓“总齐清议”就是掌握和平衡各地的清议。
曹操对乡闾评议并未笼统否定，反对的只是汉末乡间评议中产生的弊病。
他纠正的办法一是提倡“唯才是举”，以反对虚伪道德和名实不符；二是压制朋党浮华和私人操纵选举，力图将选举之权控制在政府手中。
九品中正制的许多特点在曹操当政时期已有萌芽，曹丕、陈群进一步加以制度化。
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评议人物的标准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并重。
梁朝史学家沈约甚至说它是“盖以论人才优劣，非谓世胄高卑”。
但由于魏晋时充当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参预中正推举之权．而获得二品者几乎全部是门阀世族，故门阀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选拔之权。
于是在中正品第过程中，才德标准逐渐被忽视，家世则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的标准，到西晋时终于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九品中正制不仅成为维护和巩固门阀统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构成门阀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南朝时期，在中正的评议中，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无关重要，所重视的只是魏晋间远祖的名位，而辨别血统和姓族只须查谱牒，中正的品第反成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
在十六国和北朝时期，由于各政权具有少数民族统治的性质，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与两晋南朝相提并论。
后赵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复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权，但似乎并未设中正之职。
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
崔浩曾欲恢复分别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杀。
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
但自河阴之变后，此制亦流于形式。
到了隋代，随着门阀制度的衰落，此制终被废除。
[完2、屯田制与租调法曹魏建国后，发展经济的措施仍然主要是实行屯田制。
当时的屯田有民屯和军屯两种形式：所谓民屯是把召募来的流民和收编的黄巾军家属按军事制度编制起来，专门从事农业生产。
民屯的组织系统自上而下是大司农→典农中郎将→典农都尉→屯司马→屯（田客五十人）。
军屯又叫兵屯，是由军队进行的屯田。
屯田的实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与屯田制相应的赋税制度是租调制。
规定“收田租亩四升，户生绢两匹，绵三斤”。
3、司马氏夺权●司马懿的崛起：曹丕的任用，地位渐隆，对蜀汉、辽东的战事，提高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司马懿与曹爽的矛盾：曹爽推司马懿为太傅，夺司马懿的权，司马懿装病迷惑曹爽●正始之变：249年，司马懿率兵夺曹爽军权，杀爽、熹等，夷三族。
●司马氏执掌曹魏军政大权，清扫曹魏忠臣。
杀王凌、李丰、夏侯玄、毋丘俭、诸葛诞，废齐王芳，立十四岁的高贵乡公曹髦为帝。
忠于曹魏的内外势力大体翦除。
第二节诸葛亮治蜀●一、辅佐蜀汉，三分天下●二、法令严明，赏罚必信●三、平定南中，巩固后方●四、以攻为守，多次北伐复习思考题？●1、名词解释●官渡之战赤壁之战九品中正制●2、简要回答●（1）曹操为什么能统一北方而不能统一全国？●（2）简述诸葛亮的生平事迹。
●3、论述题●（1）三国鼎立局面是怎样形成的，又是怎样结束的？●（2）评曹操的是非功过。
1、西晋初年的社会经济——户调式（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户调式是西晋的基本经济和财政制度。
是灭吴、统一中国的当年颁行的。
其中主要包括土地占有制度、赋税制度和有关贵族、官僚的待遇等的若干规定。
●三国时期，田地的占有主要分为两类：一类为封建国家所有，多以屯田的形式进行经营；一类为私人占有，多集中在世族门阀的手中。
曹魏后期，政治日益黑暗，许多屯田被贵族和大官僚据为己有，大量的屯田客了沦为私家的农奴。
尚残存在国家手中的屯田，其剥削不断加重。
至魏末晋初，“持官牛者，官得八分，士（屯田客）得二分；持私牛及无牛者，官得七分，士得三分。
”（《晋书·传玄传》）。
屯田客的生活十分困难，这样的屯田实在无法继续下去。
公元264年（魏咸熙元年），“罢屯田官”（《三国志·魏书·陈留王奂纪》），凡是典农中郎将，都改为郡太守，典农都尉都改为县令、长。
于是，大量的屯田客转化为自耕农，也有不少田地和屯田客为贵族或官僚所霸占。
●晋武帝颁行户调式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均分土地，限制土地兼并，以保证封建国家的赋税收入和徭役征发。
户调式共有三项内容，即占田制、户调制和品官占田荫客制（1）、占田制●占田制也叫做占田课田制，是把占田制和田税制结合在一起的。
《晋书·食货志》曰：“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
其外，丁男（《晋昌·食货志》：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为老，不事。
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斛，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则不课。
”“占田”数是国家准许农民占有田地的数量，“课田”数是国家征收田租（税）的亩数，每亩纳粮八升（《初学记》卷二七《宝器部·绢第九》引《晋故事》：“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
”）曹魏之制，田租每亩四升，西晋的田租高出曹魏一倍。
●在当时的土地占有极不平衡的情况下，要人们按照规定的数额占田，是不可能的。
占田之数既不按照规定，而有多有少，那么课田要按照规定就极不合理，就会优容富者，苛剥贫者。
2）、户调制●户调制是征收户税的制度。
《食货志》又曰：“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为户者半输。
”还对边郡及少数民族的地区的“户调”作了具体规定。
边郡与内地同等之户，近的纳税额的三分之二，远的纳三分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