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作家群与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作者：李晶来源：《艺术评论》 2021年第1期李晶【内容提要】以陕西作家群为代表的当代中国文学流派，既具有时代精神式高峰的潜质，也具有个体自创式高峰潜质。
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陕西作家深受人文和地理环境、民族传统以及时代精神的影响，在文学叙事、理论实践及政治建构三重关系中体现出鲜明的作家主体性。
他们的写作始终源于、并落脚于最广大人民的现实处境。
作品触及了政治制度建构的文学实践、理想信仰的问题处理以及传统文化资源的当代意义这三方面的主题。
从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等多维度充实现实主义，写作手法臻于当代中国现实主义的高峰，具有鲜明的经典性与当代性，跻身世界文学潮流。
【关键词】当代中国文学高峰；环境；时代；主体性；经典性；当代性思考当代中国文学领域的高峰潜质问题，以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应当是一个较为合适的讨论对象。
不管其具体作品是否可以被明确认定为文学高峰，但这一作家群体合力开辟了当代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广领域，在表现时代、历史、现实和民族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文学成就，值得我们去思考。
今天回望其形成的来路，可以为筑就新的文艺高峰提供借鉴。
本文主要围绕被收入“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的陕西作家代表作（《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分析其崛起动因、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文学作品所具备的经典性和当代性价值，从中探析出筑就文学高峰的诸种要素和规律。
一、地域特色与时代生活（一）陕西人文地理的影响黑格尔认为，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依存于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历史。
丹纳（Hippolyte Taine）深受黑格尔美学思想的影响，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说，他认为对艺术家、艺术作品的理解需从其诞生的时代精神和风俗概况中寻得[1]。
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被丹纳称作影响文学的“精神气候”。
地理空间和人文氛围孕育出不同地理条件下具有鲜明差异特征的艺术作品，即自然地理规定着文学创作的基点。
文学作品的其他因素均围绕地理环境幻化出不同的表现形态。
贾平凹在《文学与地理》中写道：“什么样的地理也是出什么样的作家。
”[2]他坚持认为，写作的虚构性一定建立在地理真实性之上，这是写作的基础。
陕西作家群的写作背景均筑基在这片土地上，这也决定了文艺高峰中现实主义的精神品格。
这不仅体现在这群作家不自觉地耳濡目染，也包括他们自觉接受地理环境的塑造，是一种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双重接受。
青年时期，柳青一直在外求学。
1952年，他便从北京搬迁至陕西长安县皇甫村，写作《创业史》。
他主动回到陕西的地理环境，身体力行做皇甫村的观察者与记录员。
路遥、陈忠实和贾平凹也都有着长期农村生活成长的经历，并将之反映在文学创作中。
在他们看来，文学活动的根本起点是从具体的生存空间出发，写作不是建立在无根的空间之上。
事实上，在探讨自然环境时已然同步进行着社会环境的考虑。
后者搭建起陕西作家们的历史文化空间。
人的思想情感、心理状态、审美体验、价值判断以及政治组织结构等诸多因素，在不同的自然地理中打磨。
自然地理和社会环境二者共同塑型人类文化创造活动，比如在探讨世界文学时，可以归纳出诸如日本文学追求物哀之美，德国文学承载着深邃厚重的思考，拉美文学标举出魔幻现实……陕西地处黄河中部，早期植被繁茂、水土肥沃，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这片土地养育了一大批先民，他们创造了璀璨辉煌的古代文明，因而，陕西作家群的文学书写带有鲜明的历史文化印记。
随着自然气候日趋严峻，陕西的历史文化重镇逐步朝东南方向迁移，人们普遍有着强烈的生存忧患意识。
所以，陕西的文化中兼具历史深厚感和顽强抗争的宿命观。
作家多采用现实主义手法，着重记录、描绘、刻画该地区的乡土农村风貌与农民命运，他们将文学创作视作神圣志业，表现出为文学献身的精神，也使得其作品中往往带有厚重的史诗特质。
在有关“种族”对文学作品影响的论述中，丹纳提到，人的身体与生俱来的气质和结构赋予了不同民族不同的气质。
这类似于种子与植物的关系——种族便是民族文学发展的种子，是文学艺术得以产生并发展的内在根源。
作为十二朝古都的西安，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见证者。
民族的文化基因早已在此孕育、生长、延续，陕西文学家作为中华民族有机构成分子，其笔下的文学作品无不贯穿着民族文化的历史底蕴，集中关注陕西不同地区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生活哲学，流露出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关注，并发掘传统与时代之间的张力。
贾平凹说道：“对于农村、农民和土地，我们从小接受教育，也从生存体验中，形成了固有的概念。
”[3]《创业史》和《平凡的世界》歌颂时代演进中的勤劳奋斗，《秦腔》与《白鹿原》思索过去与当下的时间辩证性。
这些作品都表现出农村的落后与进步，农业在时代中的转变，农民的坚毅与自卑……与此同时，任何作家的世界都携带着个人成长印迹。
无论是柳青、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还是之后的陕西作家，他们的写作刻上了自身的成长体验，而其自觉的文学追求又与自然和人文地理环境密不可分。
由此，形成了“种族”与“环境”之间相互循环影响的格局。
可以这么理解具体的“环境”空间与个人存在意识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们的生存空间，地域性的地理特征深刻塑造着生活于此的人们的文化风俗。
整个陕西由陕北黄土高原、陕南山地和关中平原三板块构成，三大地理板块的自然环境各异。
贾平凹比照民歌与地理之间的关联，分析了陕西北部和南部的民歌。
他发现陕北民歌标出的线条和陕北的地貌形状一致：“陕北民歌平缓、雄浑、苍原，陕北是土沟土梁土峁，一个一个不长树的山包连绵不绝。
”[4]从地理面貌上看，陕西作家群的作家分别来自三大地理板块：首先，陕北地区地貌破碎、干旱少雨，又由于位于草原与农耕交接地带，有着鲜明的西部地理风貌。
这里的人性格刚毅、豁达洒脱，造就了壮阔苍劲的审美感受。
例如，路遥善于在作品中反映人生苦难，挖掘生命之坚韧顽强，并渲染出作品整体悲凉雄壮的气氛。
第二，关中地区地形平坦，适宜于农耕，人们保持着稳定理性的生活态度。
这映射到柳青的《创业史》以及陈忠实的作品中，体现出较为深厚的人文底蕴。
第三，荆楚交汇的陕南之地，由于被秦巴大山与中部所区隔，形成地理上相对独立生长的空间，贾平凹等作家的写作思维更为无拘无束。
（二）时代生活：记忆与探索如果说“环境”“种族”这两个要素构成了文学艺术作品诞生的空间状况和地域标识，是作品中相对稳定的传统延续，带有特殊的地域人文特色；那么“时代”则是文学艺术获得流动性时间维度和对当下不定性回应的来源，因此，不同地理区域的创作共同呼应着当代现状。
丹纳把理解“环境”“种族”放置于动态变化之中，他认为“时代”或时代精神、时代力量对于文学的发生、形成与演变起着重要作用。
黑格尔有关“时代精神”的概念谈到每个人可从自身出发，把时代精神从晦暗不明的状态中抽取出来[5]。
陕西作家群自觉地追求写实书写，而最大的写实便是忠实于并反映其所处的时代精神风貌。
这决定了陕西作家群的写作与政治、历史之间的亲密性。
换句话，作家的写作一定是紧扣时代脉搏，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与国家政策话语的实施达成某种在场的回应。
正因为时代因素中包含着人民性的特质，写作之于他们不是个人化、精英化、学院派的。
这既规定出他们的创作必须扎根中国最现实的生活环境，具有显而易见的现实主义精神，又决定了其作品能够打动最广泛人群的内心深处。
从文学内容来看，陕西作家为了准确把握时代流动的状态，他们从不抛离所处的时代背景，把个体与地方、地方与全国、中国与人类这三组关系纳入时代变动之中考察，其写作有着强烈的实践意味。
因而，出现柳青为写作举家迁移的现象。
他近距离观察当代社会的变化，并完成史诗般的文学创作。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刻画出不同时期、不同政策下人们的生存百态。
忠于时代是他们的文学书写态度，也出自于保存民族记忆精神财富的责任感。
在《白鹿原》开篇，陈忠实借巴尔扎克的话，表达出“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的创作宗旨；被陕西作家尊称为文学“教父”的柳青，更是把《创业史》以“史”的名称标出。
他们共同追求把个体的写作转化成集体的创作，因为这既是作家个体置身时代的感知，又是时代记忆集体性的保存方式。
贾平凹总结道：“文学是你一个人写的故事，你的故事在写一个人的命运，而这个人的命运和这个社会，时代的命运有了交集重合点，你就不是你一个人，是集体的人，你的命运就不是你的，是社会的时代的，那么，这个故事就伟大了。
”[6]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之于陕西作家是保留记录人类生存精神史最好的方式。
在文字搭建的立体空间中，作家的书写有了记忆的属性，线性文字的记录营造出属于集体“人”的记忆档案。
每一个文学故事都是一种记忆的方式，但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学的个体化写作倾向。
陕西作家群从《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其小说涵盖了中国农村自清末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直至改革开放的波澜历程，所探讨的文学内容都与现实语境息息相关，里面涉及的人物都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原型（例如《白鹿原》里的朱先生是关中地区的举人牛兆濂、《秦腔》里的众多人物是贾平凹所熟知的乡民）。
作家们明晓著书立说在于以文学艺术化的形式表现出对时代的体察和回望，尤其是思考转型期中国乡村的社会心态。
就文学手法而言，这群作家都自觉地避开以先锋式手法或实验表现方法为主的创作，尽管这不代表其创作手法同现代主义等手法完全绝缘。
他们关注的问题始终与人民处境、时代状况紧密相连，与其说他们有意识创造性地遵循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毋宁说对时代的思索促使他们选择了现实主义。
实际上，对创作手法的选择也是一种表达文学思想方式的选择，陕西作家群是以文学方式来探索时代精神。
柳青《创业史》的出现与整个国家的前进处在同一时代背景，体现出作家高度的理论实践自觉性。
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的文学创作也属于与时代同行。
因而，他们的创作往往以时代大事件连接起小说人物命运、故事情节以及主旨内涵，对他们作品的解读一定要放在演变中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大语境下。
陈忠实视柳青的创作经历为榜样，认为自己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起码不差柳青多少”[7]。
这种自信来源于他有着实际的陕西农村生活的经历。
他也不否认，对于没有切身体验的历史，他是缺乏书写的自信，因为缺乏目见耳闻的一手素材。
但这并未改变陕西作家体察时代的意图。
在谈创作《白鹿原》时，陈忠实提到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为他写作小说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基础：“我想把关中近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发生的各种事变，跟我们国家近代以来的那个大的背景联系起来，避免孤立地看待在白鹿原发生的事情。
”[8]综上所述，援用“种族、环境、时代”三因素说，从自然地理和人文语境、种族气质、时代力量分析了陕西作家群崛起的内外成因。
这些因素搭建起地域性的地理空间、生存空间、历史文化空间和心理空间，催生出具有地域性特色的当代陕西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