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与反公地

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

如草场过度放牧、海洋过度捕捞等。

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

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

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

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反公地悲剧【Tragedy of Anti-Commous】1998年，美国黑勒教授（Michael·A·Heller）在《The Tragedy of Anti-Commous》一文中提出“反公地悲剧”理论模型。

他说，尽管哈丁教授的“公地悲剧”说明了人们过度利用（overuse）公共资源的恶果，但他却忽视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underuse）的可能性。

在公地内，存在着很多权利所有者。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每个当事人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该资源或相互设置使用障碍，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于是就发生了“反公地悲剧”。

二者的区别概述公地与反公地“悲剧”的本质在于产权问题。

产权一般具有两种形态：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

当某种资源为某个人单独所有时，该资源为私人财产，其产权为私人产权。

它具有产权制度边界清晰、产权归属明确，所有权效率高的特点。

当某种资源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所有时，称为公共财产，其产权为公共产权。

它具有以下特点：在消费规模上没有限制，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这项资源的权益，所以存在收费困难；每个当事人天然享有资源权益，无需采取交费申请加入的方式；每一当事人在使用该资源时，会影响和损害其他成员的利益，即存在外部性。

土地流转的反公共地悲剧土地流转问题的处理关系到中国广大农民的利益、农业发展以及农村的稳定。

在土地流转的过程中，农民拥有土地的“使用权”，而集体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两方作为土地“产权”的拥有者，两方利益相悖的现象在中国农村长期存在，从而导致农户与集体组织的矛盾不断激化，在中国各地愈演愈烈的“圈地运动”导致农民损失巨大可见一斑。

据相关资料统计沿海地区失地农民已近百万人，然而中国现在仍缺少行之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进而导致土地市场的不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中存在着大量的无序现象，土地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无法达到最优配置，利用率偏低。

因此必须对现行土地制度做必要的改革以规范土地流转市场，使土地这一生产要素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

一、“反公地悲剧”理论阐释1998年，美国经济学家Heller教授（Michael.A.Heller）提出《The Tragedy of Anti-Commons》，即“反公地悲剧”。

他指出“公地”（公共资源）内存在着很多产权所有者，没有人单独拥有使用权，为了得到各自的利益，每个产权拥有者都会阻止他人使用该资源，或者是设置障碍，导致资源低效率、无效率配置或不能利用而闲置浪费的情况，出现资源未能被充分利用的困境，即发生“反公地悲剧”。

“反公地悲剧”是在“公悲剧”（Tragedy of Commons）理论基础上提出的。

美国加州大学哈丁教授（Garrett.Hardin）于1968年提出了“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理论。

“公地”制度是古代英国的一种土地制度，指的是封建领主把自己的土地划出一部分作为公共牧场，供牧民无偿放牧。

然而，由于公地内放牧不需要交纳费用，牧民们都增加了牛羊的数量，久而久之，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成为不毛之地，酿成“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说明人们过度利用（overuse）公共资源而使其被破坏的悲剧，却忽视了资源利用未被充分利用（underuse）的可能性，而“反公地悲剧”理论正是对“公地悲剧”理论的补充。

破解“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路径创设作者：牛杰会来源：《农村经济与科技》2017年第22期[摘要]中国目前寻租性腐败层出不穷，其根源在于对公共资源不合理和不合法的利用，而当下公共资源利用过程中存在“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困境，其主要根源在于公共资源的相关产权界定不清晰。

完善公共资源利用，使其发挥更大功效，需要加强相关制度创设的研究和改进，本文提出通过“强制征税”和“道德诱导”等路径的选择进而改善公共资源利用中的浪费和不足的问题，形成公共资源合理、高效利用的良性循环。

[关键词]公共资源；公地悲剧；反公地的悲剧；征税；道德诱导[中图分类号]F321.1 [文献标识码]A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攻坚关键期，经济领域的改革已逐步完善并向政治体制改革过渡，我们不难发现以往的转型期中国的四种主要腐败类型是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的腐败、税收流失的腐败、公共支出性的腐败，这四种主要的腐败来源和根基是对于公共资源的不合法、不合理的利用而导致的腐败，基于此加强对于公共资源的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的意义。

1 引言对于公共资源概念的界定国内外学者都作出了比较详尽的界定，国内学者主要是高培勇教授，界定如下：如果一种物品或服务同时具有效用的非分割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但在消费上具有竞争性，则该种物品或服务属于公共资源。

非竞争性是指一个使用者对该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它对于其他使用者的供应，非排他性是指使用者不能排除在该物品的消费之外。

基于公共选择理论个体的“理性经济人”假设和博弈论中“囚徒困境”推引个体的理性行为将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进而个体在利用和分享公共资源时在一定限度上会出现公共资源的拥挤和不合理利用，产生“公地的悲剧”。

“公地悲剧”理论源自加州大学生物学G·哈丁（Garrett·Hardin）于1968年发表的《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Commons”）一文。

“公地”制度曾经是英国的一种土地制度，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中划出一片尚未耕种的土地作为牧场，无偿提供给当地的牧民放牧。

公共地悲剧“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一种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Common good）对资源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陷阱（Social trap）。

这个字起源于威廉·佛司特·洛伊（William Forster Lloyd）在1833年讨论人口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比喻。

1968年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期刊《科学》将这个概念加以发表、延伸，称为〈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而这个理论本身就如亚里斯多德所言：“那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

这样的比喻宣示著有限的资源注定因自由进用和不受限的要求而被过度剥削。

这样的情况之所以会发生源自于每一个个体都企求扩大自身可使用的资源，然而资源耗损的代价却转嫁所有可使用资源的人们。

（可使用资源的群体数目可能远大于夺取资源的数目）哈丁的主要兴趣如同前人William Lloyd 和Thomas Malthus 一般皆专注在人口学，尤其是人口成长所造成的问题。

他的论述聚焦于有限资源的使用，例如空气与海洋资源，并指出污染的负面共享性。

（他并非处理私人资源的蓄意污染，负面共享性是指公有资源被剥夺或污染所造成的共有损失）牧民与草地的故事有一个关于牧民与草地的故事，说的是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时，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有利润的。

尽管因为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草地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

但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

可是如果所有的牧民都看到这一点，都增加一头牛，那么草地将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需要，导致所有牧民的牛都饿死。

这个故事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

哈定说：“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这就是悲剧的所在。

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

2011年第11期山东社会科学No．11总第195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5乡村旅游地开发中的“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研究———以济南市南部山区为例李厚忠（山东女子学院旅游学院，山东济南250300）［摘要］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以其自然、轻松的特点受到人们的青睐，乡村旅游地开发得到了蓬勃发展。

但是，在乡村旅游地开发中，也存在诸如旅游资源过度开发、旅游环境受到污染、旅游设施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公地悲剧”是人们对公共物品过度使用而产生的不良结果，而“反公地悲剧”则是公共物品得不到有效利用被闲置而造成的资源浪费。

在乡村旅游地开发中解决“公地悲剧”与“反公地悲剧”，不能完全依靠群众的自觉行为，必须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解决。

［关键词］乡村旅游地；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中图分类号］F59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1］11－0146－04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近郊的乡村旅游以其自然、轻松的特点受到人们的青睐，乡村旅游地开发得到了蓬勃发展。

但是，在乡村旅游地开发中，也存在诸如旅游资源过度开发、旅游环境受到污染、旅游设施低水平重复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本文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从产权角度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研究背景与相关理论济南市南部山区是指济南市区以南包括千佛山在内的大片山区，这里地处泰山北麓，南高北低、群山环抱、空气清新、景色秀美、林地广布、森林覆盖率近30%；是济南城市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域和泉城泉水的命脉，是济南市的天然生态屏障。

南部山区面积约1440平方公里，包括柳埠、仲宫、高而、绣川、西营等五个乡镇，人口近60万人；居民主要收入来自于农业耕作和经济林果品的销售，人均年收入在3000元以下。

“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是经济学的两个概念，反映的是公共物品的问题。

美国学者哈丁（Hardin，1968）指出，当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权使用资源，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由此导致资源的过度使用，即为“公地悲剧”。

反公地悲剧1998年，美国黑勒教授(Michael·A·Heller)在《The Tragedy ofAnti-Commous》一文中提出“反公地悲剧”理论模型。

他说，尽管哈丁教授的“公地悲剧”说明了人们过度利用(overuse)公共资源的恶果，但他却忽视了资源未被充分利用(underuse)的可能性。

在公地内。

存在着很多权利所有者。

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每个当事人都有权阻止其他人使用该资源或相互设置使用障碍，而没有人拥有有效的使用权，导致资源的闲置和使用不足，造成浪费，于是就发生了“反公地悲剧”。

在实践中，要避免悲剧，我们要花费大量的交易费用、谈判成本以及说服潜在竞争者的成本。

一旦发生了“反公地悲剧”，我们很难将各种产权整合成有效的产权。

就像在大门上安装需要十几把钥匙同时使用才能开启的锁，这十几把钥匙又分别归不同的人保管，而这些人又往往无法在同一时间到齐。

显而易见，打开房门的机会非常小，房子的使用率非常低。

繁琐的知识产权保护、国企的多头管理等都是“反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

之所以也叫悲剧，原因在于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或财产的使用安排能给每个人带来收益，但由于相互阻挠而眼睁睁地看着收益减少或资源浪费。

反公地悲剧与公地悲剧的异同公地与反公地“悲剧”的本质在于产权问题。

产权一般具有两种形态：公共产权和私人产权。

当某种资源为某个人单独所有时，该资源为私人财产，其产权为私人产权。

它具有产权制度边界清晰、产权归属明确，所有权效率高的特点。

当某种资源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当事人所有时，称为公共财产，其产权为公共产权。

它具有以下特点：在消费规模上没有限制，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这项资源的权益，所以存在收费困难；每个当事人天然享有资源权益，无需采取交费申请加入的方式；每一当事人在使用该资源时，会影响和损害其他成员的利益，即存在外部性。

由于该资源向每个社会成员开放，允许他们自由进入，平等分享，并获取平均利益，因此，搭便车和产权拥挤现象就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