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地悲剧2

公地悲剧的终结者：广场舞大妈——两城环境卫生改进的建议人不臆想无少年，今日我臆想的题目是城中村环境、城乡结合部环境（简称两城环境）与城市社区的环境卫生差异原因。

看着挺好的出发点，为什么是臆想的那？现在给出解释，两城环境卫生不一定糟糕，城市社区的环境不一定美观，简单说它们之间的差异极有可能是我自身的杜撰。

要论两城环境和社区环境的差异原因，除了经济条件差、外来人口居多等因素外，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是否有广场，广场上是否有经常活动的大妈。

要解释为什么大妈也会成为影响因素之一，更准确说是广场舞大妈，没了它们，广场极有可能成为垃圾的堆放场所。

为了进一步解释，这里选用公地悲剧进行辅助。

1、什么是公地悲剧；2、两城环境与城市社区环境差异存在的原因；3、糟糕的两城环境卫生可以类比为公地悲剧的原因；4、两城环境卫生的终结者——广场舞大妈的原因。

一、公地悲剧据百度百科释义：公地悲剧，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而每一个人都倾向于过度使用，从而造成资源的枯竭。

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

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

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公地悲剧的解决原因有二：其一，公地变私地，即产权私有化，也是最受推崇的公地解决办法。

产权私有化有利有弊，利处是它确实可以杜绝公地悲剧的发生，局限是该产权可以私有化和私有化对拥有人有静利润，另外还会造成财富向一端聚集；其二，加强管理，即通过规则的制定确定谁有优先使用权，在不阳光的情况下，该办法极易发生寻租行为。

不过这里有一个疑问，公地一定要悲剧吗？自然不是，比如沙漠、风等资源，储量太大、用途有限，让他们悲剧很难；又比如，假如某块公地属于一个20至30户人家的村子，互相熟识，低头不见抬头见，这时候有人过度使用的话，道德制裁马上到——失去名誉，遭到村民排挤，整天有人在背后戳脊梁骨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公地悲剧也很难发生。

掉在地上的钞票为什么没有人捡？美国经济学界多年前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有一天，一位学富五车的经济学者教授和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助理教授一起外出吃午饭。

走在人行道上的时候．眼尖的年轻教授发现地上有张100美元的大面额钞票，便弯下腰准备把它捡起来。

不料，那位老教授立刻出手拦住他说：“别捡了，这钞票是假的。

”年轻教授不服气、问道：“你如何断定这钞票是假的?”老教授随口回答：“如果这100元的钞票是真的，早该被人拾走了。

”老教授的答案虽然书呆得可笑，但却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答案。

市场的高效率保证它时时出清，谈判桌上没有剩下的钱，人行道上也不可能有还未被捡走的钞票。

在老教授看来，年轻教授是经济学修养不够才会伸手去捡那掉在地上的钞票。

掉在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没人捡，当然还有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等其他原因。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种种浪费现象．其实就和钞票掉地上没人捡一样。

我们的无奈等待，其实还是和“捡不来、不让捡、捡了也白捡”分不开。

奥尔森1996年在美国《经济学展望》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大面额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有的国家贫穷》的文章。

他认为，能够在国家这一层次上解释贫富差别的只有两种可能：一是资源的禀赋不同。

二是公共政策和体制不同。

奥尔森的结论是、决定国家贫富的主要因素不是包括技术、知识、土地、资金和市场交易型人力资源在内的资源票赋，而是一个国家的体制和公共政策以及影响体制与政策质量的公共物品型人力资源。

穷国之所以穷，是因为有亿万元钞票掉在地上没人捡!要捡起这巨额钞票，必须靠千万人的分工、合作，必须有对私人产权的绝对保护以及对合同的公正实施。

好的体制和政策能够保证对产权长期有效的保护，杜绝任何形式的掠夺，激励人们从事分工、合作的创新生产活动，特别是“产权密集型”的生产活动。

“掉地上的钞票”之所以“捡不来”、“不让捡”或者“捡了也白捡”，关键是体制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大量钞票掉在人行道上没人捡的事确实也不少见．莫斯科街道上前些年就出现过这样的怪现象。

两种“公地悲剧”的比较与我国国有企业产权调整摘要:对比两种“公地悲剧”的产权结构、成因和解决方式,可以发现产权结构调整与资源配置效率相适应是一个不断的试错过程,有效的产权制度必然促使成本与收益向行为者集中。

产权结构调整与产权束调整是产权制度创新的主要方式。

无论何种方式的产权制度变革都需遵循一定的规则,其调整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产权效率、增加产权主体收益。

标签:公地悲剧;产权调整;国有企业一、两种“公地悲剧”的比较(一)两种“公地悲剧”形成两种不同的产权结构“公地悲剧”是指“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为共同体所拥用,共同体中的成员都有使用权,但没有人有权阻止他人使用,且在公地上活动的人不会考虑他的活动对邻里或后代的影响,结果是公地资源或者是其他公共资源因过度使用而造成枯竭[1]。

过度放牧的草原、过度开采的矿产资源、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以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

“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公地”资源的产权特点。

以公共牧地为例,在公共牧地上每个成员都知道其活动的成本不是由他个人完全承担,每个成员都能平等地分享资源并获得报酬与收益,每个人也都知道资源过度使用会枯竭,但对事态的恶化却感无能为力。

假设购买一头牛花a美元,有c头牛在这块牧地上放牧;f(c)表示所生产牛奶的总价值,每头牛的平均产量是f(c) / c。

为使利润最大化即maxf(c)-ac最大,需有f′(?觬)=a。

也就是说,为获得最大利润,母牛的边际产品价值需等于它的边际成本a。

如果一头母牛的边际产品价值大于a,那么在公地上增加放牧头数是有利的,如果母牛的边际产品价值小于a,减少已放牧的母牛头数是有利的。

在公共牧地上,每个牧民都可决定是否放牧及放牧多少,只要一头牛的平均产量大于这头牛的成本,放牧这头牛就是有利可图的,即只要f(c) / c>a就可继续增加放牧头数,一直进行到利润降到零时为止,即f(c?觹)-ac?觹=0此时放牧的头数c?觹必然大于利润最大化时的头数?觬。

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也译为公共地悲剧、共同悲剧（公共牧场理论）1、什么是公地悲剧1968年英国加勒特·哈丁教授(Garrett Hardin)在《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文中首先提出“公地悲剧”理论模型（公共牧场）。

他说，作为理性人，每个牧羊者都希望自己的收益最大化。

在公共草地上，每增加一只羊会有两种结果：一是获得增加一只羊的收入；二是加重草地的负担，并有可能使草地过度放牧。

经过思考，牧羊者决定不顾草地的承受能力而增加羊群数量。

于是他便会因羊只的增加而收益增多。

看到有利可图。

许多牧羊者也纷纷加入这一行列。

由于羊群的进入不受限制，所以牧场被过度使用，草地状况迅速恶化，悲剧就这样发生了。

公地作为一项资源或财产有许多拥有者，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有使用权，但没有权利阻止其他人使用，从而造成资源过度使用和枯竭。

过度砍伐的森林、过度捕捞的渔业资源及污染严重的河流和空气，都是“公地悲剧”的典型例子。

之所以叫悲剧，是因为每个当事人都知道资源将由于过度使用而枯竭，但每个人对阻止事态的继续恶化都感到无能为力。

而且都抱着“及时捞一把”的心态加剧事态的恶化。

公共物品因产权难以界定(界定产权的交易成本太高)而被竞争性地过度使用或侵占是必然的结果。

2、公地悲剧的成因说到哈丁的“公地悲剧”或日“公有资源的灾难”，那是对个人在利用公共资源时存有私心的确证。

哈丁将这一状态模型化：一个向众人开放的牧场，在其中每个牧羊人的直接利益取决于他所放牧的牲畜数量的多少。

由于在缺乏约束的条件，当存在过度放牧问题时，每个牧羊人虽然明知公地会退化，但个人博弈的最优策略仍然只能是增加牲畜数量，久而久之，牧场可能彻底退化或废弃。

这就是“公地悲剧”。

“公地悲剧”的发生，人性的自私或不足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公产缺乏严格而有效的监管是另一个必要条件。

所以，“公地悲剧”并非绝对地不可避免。

公共地悲剧“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是一种涉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Common good）对资源分配有所冲突的社会陷阱（Social trap）。

这个字起源于威廉·佛司特·洛伊（William Forster Lloyd）在1833年讨论人口的著作中所使用的比喻。

1968年时，加勒特·哈丁（Garret Hardin）在期刊《科学》将这个概念加以发表、延伸，称为〈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而这个理论本身就如亚里斯多德所言：“那由最大人数所共享的事物，却只得到最少的照顾”。

牧民与草地的故事有一个关于牧民与草地的故事，说的是当草地向牧民完全开放时，每一个牧民都想多养一头牛，因为多养一头牛增加的收益大于其购养成本，是有利润的。

尽管因为平均草量下降，增加一头牛可能使整个草地的牛的单位收益下降。

但对于单个牧民来说，他增加一头牛是有利的。

可是如果所有的牧民都看到这一点，都增加一头牛，那么草地将被过度放牧，从而不能满足牛的需要，导致所有牧民的牛都饿死。

这个故事就是公共资源的悲剧。

哈定说：“在共享公有物的社会中，每个人，也就是所有人都追求各自的最大利益。

这就是悲剧的所在。

每个人都被锁定在一个迫使他在有限范围内无节制地增加牲畜的制度中。

毁灭是所有人都奔向的目的地。

因为在信奉公有物自由的社会当中，每个人均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公有物自由给所有人带来了毁灭。

”公共地悲剧非正常的管理方法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哈丁转向寻求非科技或非资源管理的方法。

正面：牧羊人可以从增加的羊只上获得所有的利益负面：牧场的承载力因为额外增加的羊只有所耗损然而，牧场理论的关键性在于这两者的代价并非平等：牧羊人获得所有的利益，但是资源的亏损却是转嫁到所有牧羊人的身上。

因此，就理性观点考量，每一位牧羊人势必会衡量如此的效用，进而增加一头头的羊只。

但是当所有的牧羊人皆做出如此的结论，并且无限制的放牧时，牧场负载力的耗损将是必然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