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景德镇瓷器上的堂明款

明清代瓷器堂名款大全堂名、斋名一般是文人士大夫的居室之名，这种风气在清代尤为盛行。

据《清人室名别称字号索引》一书记载，当时有据可查的斋名、室名就有数千个。

清代帝王也常将自己居住的地方冠以书斋、堂名、以明其志、抒其怀。

这种堂名、斋名之风在瓷器上也有所表现。

清人许之衡《饮流斋说瓷》一书中说：“瓷款之堂名、斋名者，大抵皆用楷书，制品之人有四类，一为帝王，一为亲贵，一为名士而达官者，一为雅匠良工也。

”其书汉云：“称堂、称斋者，亲王、亲贵、达官、名匠皆有之，若称书屋、山房者，称珍藏、珍玩、雅制、雅玩者，亲王达官有之，而帝王无是也，故此类款，概谓之称家款。

”据耿宝昌先生在《明清瓷器鉴定》一书中对清代瓷器的不完全统计，属于堂名款一类的瓷器有250多种，但是在这些堂名款瓷器中，哪些属于帝王专用之瓷，文献中却很少记载。

帝王堂名款瓷器出现的时间较早，在宋代定窑、汝窑、钧窑瓷器上就有“奉华”、“慈福”、“德寿”等铭文，主要是宋室宫殿之名。

历代帝王都有自己的堂名款瓷器，也往往用一些典雅的堂名、斋名书于瓷器上，在传世品中这些瓷器占有一定比重，只是目前很难与文献记载相对应。

关于清代帝王的堂名款瓷器，《饮流斋说瓷》一书有少量论述，其曰：“乾隆有彩华、彩秀二堂，皆内府物也，雍正为东园、文石山房；雍乾间为红荔山房；乾隆为友棠咨砚书屋、瑶华道人；道光为十砚斋。

”但是《饮流斋说瓷》中的这些记载究竟依据的材料是什么？他所记载的堂室是否确有出处？这些堂室是否均为帝王所有？据目前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看，帝王的堂名往往与帝王的活动范围有关，其中大部分应在紫禁城宫中或圆明园、承德避暑山庄等地行宫内，目前能够确切查有出处的帝王堂名款瓷器有以下几种：“中和堂”款瓷器：中和堂为圆明园内建筑，康熙皇帝曾在此居住，传世品中书“中和堂”款器物，主要为青花釉里红器，有盘、碗、碟、盆等，纹饰多为山水人物图。

“中和堂”款中又有“康熙辛亥中和堂制”（康熙十年，公元1672年）、“康熙壬子中和堂制”（康熙十一年，公元1673年）、“康熙癸丑中和堂制”（康熙十二年，公元1674年）、“中和堂制”等不同款识，分别代表不同时期中和堂款瓷器。

明清xx瓷器上的堂明款景德镇是中国古今制瓷业中心，从明代开始成为瓷都，至清代其瓷都地位更加突出，除了宫廷、王府用瓷外，社会上的民用瓷，几乎绝大多数由景德镇生产供应。

但是，能代表瓷器生产水平的仍然是景德镇的御窑、官窑瓷。

从明代嘉靖朝开始，私家订烧器大量使用堂名款以标明生产厂家的名称，从而使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开出了一只艳丽的奇葩。

除了景德镇外，尚未发现其他地方瓷窑使用堂名款的情况。

因此，堂名款已成为景德镇瓷器制造业的一种特殊标识。

应该指出的是，古今收藏界有一种重官窑器而轻民窑器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标有堂名款瓷器质量品级。

甚至有些收藏和鉴定专家错误地以为堂名款是民窑品，这是缺乏堂名款瓷器知识的表现。

其实，有些官窑、御窑也有使用堂名款的情况。

如，“内膳房”款，是明代嘉靖朝王室用器；“乾惕斋”是清宫内府的堂名；“敬慎堂”、“彩华堂”是乾隆皇帝御用器；“慎德堂”是道光皇帝御用器；“大雅斋”、“体和殿”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器；“居仁堂”是袁世凯的专用瓷等等。

现将已知的堂名款瓷按笔划整理如下：九思堂，道光朝器居德堂雍正朝某王府用器，道光年间白瓷罐亦有用此款者，称“居德堂罐”。

因器底有“居德堂制”四字款，而名，器形不大，多做粉彩，花卉艳丽可赏。

云在草堂xxxx瓷器xx精舍道光朝品天宝堂xx朝器天宝堂制xx朝器1xx书屋道光朝器xx制鼎xx红地金彩莲花xx书斋康熙朝器xx仿古制康熙朝器内膳房明嘉靖王室用器，五彩云龙盘底有此款。

xx清宫内府堂名，传世有“康熙辛亥”（1671）xx制“及壬子（1672）”、癸丑（1673）三种八字款的青花釉里红盘，均属康熙时宫廷用器。

文章山斗康熙朝器xx康熙朝器xx康熙朝器xx阁道光朝彩器xx光绪朝器市锦堂康熙朝器xx制多见于康熙朝器正谊书屋xx朝器古月轩景德镇瓷器堂名款。

又有乾隆朝彩瓷器说三种：一是乾隆朝内府轩名；二是古月轩是“胡”（古、月）姓人所精画的料器；三是为清宫一轩名，历代精品均藏于此轩。

明、清、民国官窑、名窑瓷器款识一览表款识起源于古代的彝器，至迟在东汉时期，便被移植到瓷器上。

在瓷器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往往有表明年代、窑名、人名、堂名、或者表示赞颂、祝愿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器底或器里有某种识别的图案，这些统称为"款识"，一般说来，款识是瓷器装饰的附属物，好的款识与装饰画面相配，可以增强器物的艺术性。

并且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瓷器的断代、断窑口和辨别真伪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附注：1．郭葆昌介绍：郭葆昌字世五，号觯斋，河北定兴人。

曾任袁世凯的“陶务总监督”，于瓷器之道尤为擅长。

特别是在1915年至1916年间，他为袁世凯“登基”烧制了4万余件“洪宪御瓷”，以备袁世凯登基之用，并作为馈赠参加大典的各国公使的礼品。

这些御瓷极为精美，并不亚于历代皇家“官窑”。

郭葆昌为了烧制“洪宪御瓷”，仅烧制费就用去了140万大洋。

但可惜随着袁世凯的“驾崩”，“御瓷”也风云流散，终成稀世珍宝，成为瓷器收藏家们追逐的宝物。

郭葆昌不仅是烧制瓷器的名家，也是鉴赏家和收藏家。

他的斋名之所以号“觯斋”，是因其收藏了一件价值巨昂的青铜觯（古时酒器）。

郭葆昌在烧制“洪宪御瓷”时，也连带烧制了一批自用瓷器，署“觯斋”款，另仿制了一批康、雍、乾三朝“官窑”，均为难得精品，今天亦是凤毛麟角。

他出过《觯斋瓷器图谱》，收有毕生珍藏名贵瓷器三百余件。

他不仅收藏、制作瓷器，也收藏字画碑帖。

当年故宫大内的“三希贴”中王献之的《中秋贴》、王殉的《伯远贴》，竟归郭葆昌所收。

郭保昌曾任故博瓷器鉴定委员，中外宾客请其额定、购买古玩者车水马龙于其寓所之前。

世人多以其为袁氏宠臣，殊不知此人颇有爱国之心，从不将真品卖与外国人。

1946年郭氏后人遵从遗愿，将瓷器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

当时“郭瓷”与“杨铜”（天津杨宁史所藏的青铜器）为故宫所购重要文物。

“郭瓷”中不仅有罕见的宋瓷，也有连故宫都没有的清官窑“移栖耳尊”，后均运抵台湾。

明清景德镇瓷器上的堂明款景德镇是中国古今制瓷业中心，从明代开始成为瓷都，至清代其瓷都地位更加突出，除了宫廷、王府用瓷外，社会上的民用瓷，几乎绝大多数由景德镇生产供应。

但是，能代表瓷器生产水平的仍然是景德镇的御窑、官窑瓷。

从明代嘉靖朝开始，私家订烧器大量使用堂名款以标明生产厂家的名称，从而使景德镇的瓷器制造业开出了一只艳丽的奇葩。

除了景德镇外，尚未发现其他地方瓷窑使用堂名款的情况。

因此，堂名款已成为景德镇瓷器制造业的一种特殊标识。

应该指出的是，古今收藏界有一种重官窑器而轻民窑器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标有堂名款瓷器质量品级。

甚至有些收藏和鉴定专家错误地以为堂名款是民窑品，这是缺乏堂名款瓷器知识的表现。

其实，有些官窑、御窑也有使用堂名款的情况。

如，“内膳房”款，是明代嘉靖朝王室用器；“乾惕斋”是清宫内府的堂名；“敬慎堂”、“彩华堂”是乾隆皇帝御用器；“慎德堂”是道光皇帝御用器；“大雅斋”、“体和殿”是慈禧太后的御用器；“居仁堂”是袁世凯的专用瓷等等。

现将已知的堂名款瓷按笔划整理如下：九思堂，道光朝器居德堂雍正朝某王府用器，道光年间白瓷罐亦有用此款者，称“居德堂罐”。

因器底有“居德堂制”四字款，而名，器形不大，多做粉彩，花卉艳丽可赏。

云在草堂雍正朝瓷器云溪精舍道光朝品天宝堂雍正朝器天宝堂制雍正朝器天香书屋道光朝器天宫制鼎明嘉靖红地金彩莲花天禄书斋康熙朝器天琛堂仿古制康熙朝器内膳房明嘉靖王室用器，五彩云龙盘底有此款。

中和堂清宫内府堂名，传世有“康熙辛亥”（1671）中和堂制“及壬子（1672）”、癸丑（1673）三种八字款的青花釉里红盘，均属康熙时宫廷用器。

文章山斗康熙朝器书锦堂康熙朝器石居康熙朝器双清阁道光朝彩器甘泽堂光绪朝器市锦堂康熙朝器正玉堂制多见于康熙朝器正谊书屋雍正朝器古月轩景德镇瓷器堂名款。

又有乾隆朝彩瓷器说三种：一是乾隆朝内府轩名；二是古月轩是“胡”（古、月）姓人所精画的料器；三是为清宫一轩名，历代精品均藏于此轩。

瓷器里的那些款儿之堂名款中国瓷器上的款识种类非常多样，除了大众熟知的“大明宣德年制”、“大清乾隆年制”等等这类年号款外，还有一种被称之“堂名款”的款识。

清乾隆粉彩三狮纹大碗（“红荔山房”款）观复博物馆藏“堂名款”顾名思义，就是将各种堂号名称落在瓷器之上。

说是堂名，但其内容并不局限于“某某堂”，凡亭、轩、楼、阁、殿、斋、居、室等等名称均可归入其中。

比如“雨香斋”、“惜阴堂”、“竹石居”、“朗吟阁”、“正谊书屋”、“红荔山房”、“懋勤殿”等等。

清乾隆粉彩三多纹水呈（“惜阴堂制”款）观复博物馆藏堂名款的流行大概是从明代的中后期，尤其嘉靖、万历年间开始大量出现，明末清初越演越烈，一直持续到晚清民国还很流行。

堂名款类的瓷器大部分都是私家定制品。

一些有身份的王公贵族，以及有品味的文人雅士们，为了超凡脱俗，与众不同，不愿使用市场上大众的商品瓷，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定烧。

为了区别和突出自己，就把自家的堂号写在上边，慢慢的成为了风尚，这种风尚甚至影响到了宫廷。

清代入关以后的许多皇帝，个个都是文人风骨，平时也喜欢写写字、作作诗，给宫里、园子里的建筑起个风雅的名字。

看着各处使用的官窑都写的是“某某年制”的年号款，千篇一律觉得太乏味，也开始要求御窑厂工匠，可以按照不同地点、场合使用的瓷器，书写不同的堂名款。

清道光《道光皇帝读书像》故宫博物院藏如此说来，堂名款瓷器都是皇家、贵族或文人所定烧的，所以质量往往更佳，品味也更高，数量也相对稀少，对于收藏来说也更具价值。

清道光粉彩花卉纹盖碗一对（“乐古堂制”款）观复博物馆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大部分人还是更认可写各种年号款的瓷器。

通过近些年的许多拍卖记录对比便知，同样类似的两件东西，写年号款价格就会比写堂名款的高出几倍，甚至更多。

分析这个现象最重要原因，可能与大部分人不了解堂名款中所涉及的堂号及其背景有很大关系。

因为我们历史上许多重要的堂号到今天大多只剩个名字了，建筑早已损毁无存，连史籍里也很少有详细的记录，大众对其陌生。

中国历代瓷器款识（三）清乾隆旭华堂藏和辉堂制嘉荫堂制湛恩堂制成信堂制凝和堂植本堂制彩华堂制彩润堂制彩秀堂制致远堂制敬修堂制敬畏堂制宝恩堂制澹宁堂制惜阴堂制荣瑞堂制敦睦堂制明远堂敬慎堂静镜堂诚信堂敦叙堂雅⾬堂述古堂述德堂曙光堂制禄寿堂制瑞德堂制筑野堂制思荣堂制裴孝友堂裴逢吉堂忠信堂制资善堂制斯⼲草堂椿荫堂养和堂制师古堂制庆宜堂制六谦堂制致和堂制乐静堂乐善堂恭寿堂制恭寿堂宗祠⼷好堂清赏古⾹斋宝晋斋宝善斋宝啬斋宝啬斋藏有正味斋宁晋斋宁静斋宁远斋澹宁斋制百⼀斋德诚斋经斋觉是轩妙⾹馆制九畹⼭房百⼀⼭房蜿委⼭房⽂⽯⼭房红荔⼭房对屏⼭馆乡麟楼制市隐楼制宝机楼制⽟杯书屋浴砚书屋正谊书屋内府珍藏荔庄啸园东园略园潭柘寺供听松庐听云⼭主⼈馆七⼗⼆鸳鸯社昊⼗九制壶隐⽼⼈壶隐道⼈瑶华道⼈泉制唐英唐英敬制唐英俊公⽒唐英隽公俊公沈阳唐英沈阳后学蜗寄唐英敬录沈阳唐英敬制钦命榷陶使者沈阳唐英敬制蜗寄唐英制榷陶使者唐英制督陶使沈阳唐英题蜗寄居⼠古柏堂蜗寄居⼠清赏蜗寄题沐斋沐斋居⼠制陶成居⼠制古泉堂陶成居⼠陶成堂印陶成堂制陶成堂印陶铸陶榷甄陶雅玩乾隆甲⾠俊公赠品陶⼈榷陶呈星使蜗寄⽼⼈唐英之印隽公⼄因雅制瞿宝珍⽟锋⽯林陶珍韩睦宗清嘉庆懋勤殿彩华堂制彩秀堂敬畏堂制种芝堂制志勤堂庆宜堂制事敬堂制寿颐堂制诚信堂⽟庆堂制嘉荫堂斋⾕⼭⼈造嘉荫堂制嘉荫堂藏⼀善堂制植本堂润碧轩制澄怀轩藏春江花⽉楼素织⼭房永源成记完颜⽒俊公⾃制福海珍藏佩珂监制清道光嘉乐堂制精进堂制养和堂制巨德堂制厚植堂制经笥堂制公勤堂制乐古堂制种芝堂制存古堂制庆宜堂制皆⼭堂制惜阴堂制浩然堂制嘉荫堂制崇礼堂制定府⾏有恒堂珍赏⾏有恒堂退思堂制邸退思堂制慎德堂制退思堂德斋主⼈珠琳堂制求谦堂制锡庆堂制眉寿堂制敦厚堂制荣瑞堂制百寿堂记陶陶草堂监制⼀善堂制履信堂制聚庆堂制多福多寿堂制了孙传代留余堂监庆堂制约已堂制⽟庆堂制青莲堂制听⾬堂敬修堂敬畏堂种德堂观莲舫制承启堂李⽒宗祠静镜堂制九思堂制墨缘堂制筑野堂居梧堂双清阁制桂⽉⼭庄锄⽉⼭庄宁晋斋制宝善斋制德诚斋制慎静斋制愿闻吾过之斋湛静斋⼗砚斋思补过斋坦斋珍藏夔斋监制思补斋制知不⾜斋道光年制⼗花斋斋性轩古⽉轩尘定轩⾃诒轩制清顺轩⽵韵⼭房云溪精舍春江花⽉楼双照楼制寿春楼藏百福楼胡海楼绛⽉楼晋甄吟馆监制冶春吟馆邸清赏从⾹书屋天⾹书屋遗安书屋古⾹书屋珍玩友棠浴砚书屋澹怀室瞿之室制完颜宗祠慧福寺古潞李⽒梅坡制解⽵主⼈制造学⼭⼩筑正斋主⼈赵之谦查⼩⼭制熊⽒壁⾂仿古养园仿古道光年冯⽒制沈恰如制健庵雅制福英供奉佛天珠峰祝岭雅藏乐敬字置琴南⼿制仙源陈国治作道光⼆⼗四年定王府制道光已⾣⾏有恒堂主⼈制道光庚⼦年定王府制道光⼄已年定王府制定府⾏有恒堂珍赏道光丁未春定府⾏有恒堂制道光丁丑秋九⽉善宝属陈国治作王炳荣李裕元马衡和宋⽟峰制醴渠⾃制醴泉⾃制清同治体和殿制乐寿堂慎思堂制诒⾕堂制务本堂涵德斋制敬顺斋制慎静斋⽵雪轩晋砖吟馆监制王炳荣作李裕成宝胄第制清光绪储秀宫制长春宫制⼀善堂⼤清光绪春怡堂制慎德堂制⽢泽堂制退思斋愿闻吾过之斋光绪丁未⽟海堂仿⼤雅斋嘉泰松轩陶法宝俭存斋恕斋清玩⼀百⼆⼗畦芍药园主制聚厚轩燕赵悲歌之⼠孔⼦后四⼗⼀葵卯制汀源郑⽒⼦孙宝⽤乐道堂主⼈制熊⽒壁⾂仿古澹园居⼠素云道⼈光绪戊盐城宋锦桂画样景德官窑做造贵池南⼭村刘⽒聚学轩永宝⽤清何朝春许云麟许裕源博及渔⼈许云麟制珍如⾦记顺和苏记源益店⼤昌宝⽟如璋来禽黄炳霍来冯铁来瑞号民国居仁堂制（袁世凯所⽤）颐寿堂乐古堂怀仁堂制静远堂制（徐世昌所⽤）⾕冶堂寿护草堂主⼈⼤德堂制慎德堂制昭德堂制退思堂制延庆楼制（曹锟所⽤）⽵清⼭房藏经⼭房⽵肃⼭房碧云⼭房澄怀园惟⼀斋古松斋觯斋（郭葆昌所⽤）乐陶斋如意馆陶陶斋（王琦所⽤）饮冰斋（刘⾬岑所⽤）觉庵（刘⾬岑所⽤）佩古斋（程意亭所⽤）古⽯斋（⽥鹤仙所⽤）古欢斋（潘陶宇所⽤）再思轩（刘希任所⽤）⽯庐（染兑⽯所⽤）希平草庐（王⼤凡所⽤）栖碧⼭馆（徐仲南所⽤）平⼭草堂（汪野亭所⽤）彤云⼭房（汪晓棠所⽤）晴窗读书楼（邓碧珊所⽤）亦陶斋（张志汤所⽤）清平画室（余翰青所⽤）愿闻吾过之斋（王步所⽤）郭世五陶务监督郭葆昌制汪友棠汪晓棠汪照藜汪云⼭汪洋汪少亭汪⼤沧汪以俊汪少平汪⼩亭任逢瑞萧靖初潘祖熙潘陶宇潘庸秉许上礼陈雪岩陈德明罗⼦林莲溪陶叶震嘉何许⼈陆云⼭程⽔⾦程云农程⼦其李明亭王云泉王锡良王⼤屏王倚之王晓帆邹洁争⽂侯争国钧余⽂襄柳兰亭魏墉⽣邓肖禹邓碧孙邓重明涂菊亭毕伯涛朱明朱受之冯⼤陀万云岩章仕保张松涛张志汤张沛轩熊梦亭熊作仙熊⽂融曾福庆段⼦安丽泽轩黄晓村董师曾⽅伯卿⽅云峰吴俊吴寄甄饶华阶黄发顺钱仲明孙⽉轩徐韵泉徐天梅郑效维杨鸣皋余翰青余⽵青余见⽥余磊青余鹤筑刘⾬成刘仲卿刘希任刘希⽟游海滨娄观涛河头居⼠胡邦浩⽯宇初⽯奇峰⾄云主⼈姜梦神。

明代各朝景德镇瓷器款识特征，值得收藏明朝是中国陶瓷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阶段，也是景德镇瓷器走向繁荣昌盛的时期。

官窑年款多由宫廷出样，御窑厂有专人负责照样书写，字体严谨规整。

明代各朝官窑瓷器上年款的特点为：宣德款多，成化款肥，弘治款秀，正德款恭，嘉靖款杂。

明代共有十六个皇帝，用过十七个年号，但景德镇官窑瓷器款识不是每一朝都有。

朱裕平在《明清陶瓷》中说：明洪武，官窑虽建，但未见洪武年号款。

十五世纪中的正统，景泰，天顺三朝至今未发现一件带有年号款的官窑器。

万历后期官窑停烧，天启，崇祯年号稀少。

因此，明代官窑器上年号款识唯永乐，宣德，成化，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八朝。

明代是从永乐开始出现年号款，以后便成为定制。

永乐年号款为”永乐年制“四字篆体，或用青料书写，或在胎骨上刻饰，再用透明釉罩盖。

器物多为碗，盘等类，釉色以青花，白釉，红釉等居多。

宣德时期，官窑器上普遍书写年号款，款式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大多数为楷书，也有与永乐一脉相承的篆书款。

文字排列有直行，竖行，六字行，四字行，两行竖，三行竖等，款识外常围有单线圈，双线圈，花瓣，单框，双框等。

楷书”德“字，”心“上不写一横，”德“字两半偏旁比例不协调。

字体风格深受明初书法家沈度的影响。

成化时官窑年号款多为”大明成化年制“和“成化年制”两种。

成化朝达22年，但款识风格相近，用笔圆润有力，落笔处均无虚尖。

成化民窑款有“大明成化年制”和“大明成化年造”两款。

多为楷书，但与官窑字体有别。

其中“化”字书写较别致：字的左边单人旁中的一撇长而刚劲，撇下的一竖较短；右边的“七”旁，笔划转折有力而呈锋刃状。

弘治年号款有“弘治年制”和“大明弘治年制”，楷书款识，笔画平直，布白均匀，字体方正。

弘治民窑纪年款，有“大明弘治年制”和“弘制年造”两类。

字体稚拙，与官窑款相去甚远。

正德官窑年号款以“正德年制”和“大明正德年制”为主，其中“正德年制”，器身上除楷书年号款外，亦有波斯文，藏文，八思巴文等。

明清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的工艺特色御窑厂是明、清时期专为宫廷生产御用瓷器的所在地，始建于明洪武二年（1369年）。

据清乾隆二年《浮梁县志·建置·景德镇厂署》记载“御器厂建于里仁都珠山之南，明洪武二年设厂制陶以供尚方之用”。

考古资料表明，明洪武二年，朱元璋在元朝原浮梁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御器厂，此为御窑之始创。

到清代康熙年间景德镇御器厂改称景德镇御窑厂。

景德镇御窑厂是我国历史上烧造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工艺最为精湛的官办瓷厂，在长达近六个世纪的时间里，为“天下窑器之所聚”，荟萃着无数陶艺精英和能工巧匠。

生产烧制出了数不胜数的精美绝伦的瓷器，目前，海内外拍卖价格最高的瓷器大多出于此。

凭借皇家授予的特权，御器厂汇聚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极大推动了瓷器工艺的革新。

那么明清各个时期景德镇御窑出品的瓷器又有何特色呢？明代御窑厂瓷器以青花、斗彩、五彩、白瓷为主要产品。

永乐、宣德时期的青花瓷，虽然比不上同期甜白瓷、脱胎器的精致，但由于苏泥渤青钴料的输入使用，使这时期的青花大放异彩。

画工的艺术修养很高，利用青料的散晕，作没骨花卉的笔法，产生水墨的趣味；有的利用线条上不同浓淡，产生活泼的变化，显得生动有力。

元代官窑风格的图案，加上中国绘画题材的运用和布局，是永、宣官窑的特征。

成化、正德青花瓷改用平等青，色调比不上永乐、宣德青花浓郁，更无散晕水墨效果，所以另避蹊径，朝着加彩或细致的表现力方面发展。

绘画手法力求精练，细描匀染，加上白瓷薄胎，达到精致的效果。

嘉靖、万历年间回青的使用，使青花瓷色彩浓艳而强烈。

万历年间有名的五彩、斗彩，成为后世彩瓷发展的基础；同时又有红地黄彩、蓝地黄花、红地青花、黄地青花五彩、描红等各式彩瓷，品种十分丰富。

明代开始，瓷器进入了彩绘世界，瓷胎也趋向薄、细、白，在器身书年款和堂名款。

到了清朝康、雍、乾三代，官窑瓷器生产臻于鼎盛，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康熙时不但恢复了明代永乐、宣德以来所有精品的特色，还创烧了很多新的品种，并烧制出色泽鲜明、浓淡相间、层次分明的青花。

明、清、民国官窑、名窑瓷器款识一览表款识起源于古代的彝器，至迟在东汉时期，便被移植到瓷器上。

在瓷器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往往有表明年代、窑名、人名、堂名、或者表示赞颂、祝愿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器底或器里有某种识别的图案，这些统称为"款识"，一般说来，款识是瓷器装饰的附属物，好的款识与装饰画面相配，可以增强器物的艺术性。

并且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瓷器的断代、断窑口和辨别真伪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附注：1．郭葆昌介绍：郭葆昌字世五，号觯斋，河北定兴人。

曾任袁世凯的“陶务总监督”，于瓷器之道尤为擅长。

特别是在1915年至1916年间，他为袁世凯“登基”烧制了4万余件“洪宪御瓷”，以备袁世凯登基之用，并作为馈赠参加大典的各国公使的礼品。

这些御瓷极为精美，并不亚于历代皇家“官窑”。

郭葆昌为了烧制“洪宪御瓷”，仅烧制费就用去了140万大洋。

但可惜随着袁世凯的“驾崩”，“御瓷”也风云流散，终成稀世珍宝，成为瓷器收藏家们追逐的宝物。

郭葆昌不仅是烧制瓷器的名家，也是鉴赏家和收藏家。

他的斋名之所以号“觯斋”，是因其收藏了一件价值巨昂的青铜觯（古时酒器）。

郭葆昌在烧制“洪宪御瓷”时，也连带烧制了一批自用瓷器，署“觯斋”款，另仿制了一批康、雍、乾三朝“官窑”，均为难得精品，今天亦是凤毛麟角。

他出过《觯斋瓷器图谱》，收有毕生珍藏名贵瓷器三百余件。

他不仅收藏、制作瓷器，也收藏字画碑帖。

当年故宫大内的“三希贴”中王献之的《中秋贴》、王殉的《伯远贴》，竟归郭葆昌所收。

郭保昌曾任故博瓷器鉴定委员，中外宾客请其额定、购买古玩者车水马龙于其寓所之前。

世人多以其为袁氏宠臣，殊不知此人颇有爱国之心，从不将真品卖与外国人。

1946年郭氏后人遵从遗愿，将瓷器全部捐给故宫博物院。

当时“郭瓷”与“杨铜”（天津杨宁史所藏的青铜器）为故宫所购重要文物。

“郭瓷”中不仅有罕见的宋瓷，也有连故宫都没有的清官窑“移栖耳尊”，后均运抵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