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回
追溯历史强音
——浅谈希伯来文化精神
刘雅霖
（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江苏无锡２１４１２２）
摘要：重视人的精神与灵魂与彼岸价值世界的追求，强调理
性对原欲的限制，是希伯来文化精神之魂。这种尊重理性，群体 本位，崇尚自我牺牲和忍让博爱的宗教人本意识，奏响了历史最
强音！ 关键词：希伯来文化；希伯来文化精神；原欲；上帝；谦卑；救
赎；理性；人本意识；约制意识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３－２１１１（２０１１）０６－０１６５－０２
引子
时间的长河不曾停息．大浪淘沙。留下的则是人类历史上最
为珍贵的财富。无论是古老的东方，还是神秘的西方，其文化的
发展都已铸造出不朽的辉煌。恰如中国文化的缘起十分复杂一 样，西方文化的源头也十分庞杂。其中。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是两个最为重要的源头。
马修邛可诺德在一个世纪前指出：“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
化…．．我们的世界就在这两极之间运动。”他把希腊文化的精髓
界定为“如其实际地观看事物”，把希伯来文化的精髓界定为“品
行与服从”。其中，希伯来文化凭借其浓厚而神秘的宗教色彩和
严肃而庄重的约制精神在历史上凑出了一曲震人心扉的强音！
在此，我们就有关“希伯来文化精神”的一些问题进行探讨。
ｌ希伯来文化
希伯来文化，即希伯来人所创造的文化。希伯来人属古代北
闪米特民族，是犹太人的祖先。历史家们使用“希伯拳人”一词来
指称（ＩＨ约全书》中那些族长们的后裔。他们在纪元前１１世纪建
立了王国，初代国王是扫罗，第二代是大卫王，第三代是所罗门
王。所罗门王在位的时国家最为兴盛。呈现前所未有的繁荣景
象。与此同时，希伯来文化也迎来了其发展的全盛时期。
古希伯来及其承续者犹太民族被视为“谜一般的民族”，在
其数千年的经历中一直是以“孤独流浪者”的悲剧形象出现在世
界历史舞台。因有所约制而孤独，因流浪而需要有所寄托，希伯
来文化由此诞生。
希伯来文化中所蕴含的“人”的观念，经由中世纪文学对后
第３ｏ卷第１期
Ｖ０１．３Ｏ Ｎｏ．１ 长春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ｌｍｎｇｅｈｕ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１年１月
Ｊａｎ．２０ｌｌ
希伯来文化 索尔贝娄作品中的永恒母题
朱潇潇
（中国矿业大学外文学院，江苏徐州２２１００８）
［摘要］母题表述的是一种集体的文化意识，源自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集体记忆和民族传统意
识。母题中蕴涵的民族文化积淀决定了作品的文化倾向和人物的文化身份。希伯来文化一直是索尔贝
娄的创作母题，它决定了贝娄的写作风格、语言表达、人物呈现和主题展开。对希伯来文化的认同使
贝娄摆脱了边缘人的困境，成为一个超越种族和文化限制的人类作家。
［关键词］母题；希伯来文化；索尔贝娄
［中图分类号］Ｉ１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１７８Ｘ（２０１１）Ｏ１一Ｏ１１６—０３
母题一词源自拉丁文ｍｏｖｅｏ（推动）。作为文学学术语，母题是具有崇高意味（语义内涵）的作品成分。
母题虽然与作品的题材和中心思想（主题）密切相关，但并不仅限于此…１。主题是由作者通过自己的作品表
达出来的一种旨意，是作者个人思想观念的艺术性表述；而母题是一种具体和个别的话语形象，它通过在作
品中不断重复地出现而表达出来，它表述的是一种集体的文化意识，源自于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集体记忆
和民族传统意识Ｌ２Ｊ。母题可以是单篇和一组作品的一个方面——作品构建的一个环节，也可以是作家的整个 创作［１］。
母题扎根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之中，保留在民族的集体记忆里。作者在自己后天的文化浸染中有意识
或无意识地领受了各种母题的形象意蕴。民族的集体记忆决定了母题的内容，母题中蕴涵的民族文化积淀决
定了作品的文化倾向和人物的文化身份 ２。虽然索尔贝娄早年不愿被称为犹太作家，但是希伯来文化一直是
他的创作母题。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给Ｃｙｎｔｈｉａ Ｏｚｉｃｋ的信中，他称自己为在美国的一个犹太作家。贝娄曾
1 第四章 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
（美）威廉·巴雷特
马修·阿诺德i所写的描写十九世纪英国情况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一书，即使是今天仍然对我们有重要意义。他在该书中同本章题目相同的著名的一章中写道：
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在按照我们所具有的最好的行为准则行进方面表现出值得称赞的精力和毅力，但在保证我们的行为准则不是一种愚昧的准则方面，我们可能就不够小心了。这不过是那句老话的另一种说法，即我们的长处和值得赞美的特点是我们的精力，而不是我们的智力。然而，我们还可以赋予这一思想更为普遍的形式，使之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范围。我们可以把这种意在实践的精力，这种关于义务、自我控制和工作的——即根据我们所具有的最好的行为准则而果敢行动的——强烈意识，看成是一种力量。同时，把意指那些归根结蒂作为正确实践的基础的种种思想的智力，那种由人的发展造成的各种思想重新组合的强烈意识，那种理解并尽善尽美地调整各种思想的不屈不挠的强烈冲动，看成另一种力量。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力量看成是对手——对手不是因其本身的性质的必然性而为对手，而是在人以及人的历史中表现出来的——看成是在它们之间划分世界王国的对手。如果要用两个最为光辉灿烂地体现了这两种力量的人类种族为之命名的话，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力量分别称为希伯来文化的力量和希腊文化的力量。希伯来文化和希腊文化，我们的世界正是在这两种影响点之间运动的。有时，我们的世界更强烈地感受到其中一点的吸引，另一个时候则感受到另一点的吸引；世界应当在两者之间和谐而又美满地达成平衡，尽管从未做到。
在阿诺德看来，希伯来文化有时有着一幅过于明显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中期不信奉国教教派成员所具有的留着胡须的呆板的面孔。从那时以后，我们对希伯来人的思想有了许多了解，我们对希伯来文化的图像也复杂得多了。尽管如此，仍然不妨从阿诺德的这段天才而又简明的话开始。这段话非常正确地领悟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并以极其简明的语言阐述了它们之间漫长的历史性斗争。
希腊与希伯来两大文化体系至今对西方文化仍产生着十分深刻的影响。希腊文化中的自然与理性，希伯来文化中的宗教意识，几千年来渗透到西方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为西方文明的不断进步提供了源源不竭的动力。
中华文化曾经有着几千年的光辉历史，然而到了近代，由于文化封闭导致的衰朽使得中国大大落伍了。中国近代史上，众多仁人志士为探求富国强国之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开始，中国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历程，然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终的结果是失败的，于是有识之士试图从根本上变革政治法律制度，来使中国强盛。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充分借鉴了西方的法律思想，确立了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和司法独立的政治结构，而《临时约法》最终只维持了短短一两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提倡的“民主立宪”同样也体现了法治的精神，然而对于中国来说，法律制度毕竟是舶来品，我们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很好的运作这套制度，“嫁接”过来的西方文化还不能完全适应本土的土壤，法律与文化、法律与社会的脱节越来越明显。其实，制度的建立和变更并不难，最困难的是如何逐步改变已经渗入到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心中的传统文化因子，从而使制度具有更为深广的社会文化根基。
西方社会的法治思想是我们一直都在学习借鉴的，尤其是当今我们党提出“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在不断探讨如何将西方的民主与法治与中国政治文化传统相结合。因此，若要对西方法治思想有深入的把握，还需要从西方的法治传统的角度来进行考察，如果对西方文化追根溯源，最终归结到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
在讨论两希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西方法治传统之前，首先有必要明确一下“法治”的概念。“法治”和“法制”是有区别的。“法制”侧重于制度层面，着眼于法律本身；“法治”则是强调运用法律制度进行治理和统治，强调“治”的过程。“法治”在本质上与“人治”是相对立的。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该包含两层含义：“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①]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奠定了西方绵延不绝的法治传统。由此而言，法治包括了两方面的含义：第一，法治的实施要拒绝人治，第二，法治的价值追求至善。后来西方的很多学者对“法治”的解释也大体围绕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进行阐发。“已成立的法律秩序获得普遍的服从”强调的是“守法”，“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强调的是“良法”，“守法”与“良法”构成了西方法治传统的两个重要的主题。研究两希文化对西方法治传统的影响，可以从这两个方面入手来考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