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中央研究院1949年迁台始末

谁阻止了司母戊大鼎迁往台湾【导视】：1948年淮海战役打响，为躲避战火，国民党南京行政院决定将大批大陆文物分三次迁往台湾。

在那兵荒马乱的时代，一批批珍贵文物是如何被运抵台湾的？这一路又经历了怎样的磨难和风险？而当时在南京博物馆的青铜器中，有一件旷世珍品、被称为“国之重器”的司母戊大方鼎却侥幸没有被运走，而是留在了大陆。

究其原因，只因其太大、太重，事实果真如此吗？区区几百斤的大鼎就真的无法远距离运送吗？究竟是《谁阻止了司母戊大鼎迁往台湾》呢？本期《档案》即将为您讲述。

【短片】：1949年4月21日零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全线发起渡江战役。

当天，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第二天，国民党当局弃守南京，部署退却。

23日，代总统李宗仁撤离南京，国民政府发言人在何应钦公馆宣布撤离南京。

至此，国民党政府定都22年的首都南京，不到三天时间就被解放军解放。

当解放军部队攻入南京飞机场时，在一侧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体型巨大的木头箱子，箱子四周被装订的严严实实，这个大箱子里装的会是什么呢？【讲述人1】：（背景板）观众朋友，欢迎打开今天的《档案》。

当解放军现场拆开铁钉，打开木箱子一看，现场所有的人都愣住了。

这里面装的不是别的，正是1939年在安阳小屯出土的、有着“镇国之宝”美誉的、并且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大、最重的青铜器——司母戊大方鼎。

见此情景，解放军赶紧再将木头箱子原封不动地封好，小心翼翼将大鼎护送到了南京博物馆保存。

那么，这装订好的司母戊大鼎原本打算是要运往哪里的？它最终又为何会遗留在了南京机场呢？【短片】：1948年是中国近代史演进最为激烈的一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了，南京的人们再也坐不住了，四天之后，南京市鼓楼区的一所寻常院落当中，一个秘密会议正在召开。

参与人员有当时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杭立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考古学家李济等8人。

1、《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初期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指导抗战的纲领性文件，是国民党抗战时期的政治纲领。

该纲领系统阐述了国民党的抗战政策，除前言外，分为总则、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动员、教育七项，共33条。

其总口号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强调抗战和建国应同时并进。

在抗日方面表现了积极态度，但对发展民众抗日运动加以种种限制。

它集中反映了国民党实行的片面抗战的指导路线。

2、减租减息：中共在抗战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政策。

其主要内容是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

这一政策的实施，既团结了地主，增强了抗战力量，也改善了农民生活，提高了他们的生产和抗日的积极性。

3、精兵简政：抗战时期，中共为解决财政困难而实行的一项政策。

精兵，就是缩编主力部队，充实连队，加强地方部队和发展民兵。

简政。

即为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实行合署办公。

通过精兵简政，提高了主力部队的战斗力，增强了政府机关的行政效能，减轻了人民负担。

4、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是以文教界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党，爱国民主党派之一。

1941年3月在重庆秘密成立，定名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1944年秋，改称“中国民主同盟”。

解放战争时期，民盟起着组织者和领导者的核心作用。

1947年10月，国民党内政部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

1948年1月，在香港重建组织，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

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建国后，团结、推动盟员及所联系的群众，积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5、乡村建设派：乡村建设运动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一批以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中间派别知识分子为了改变中国社会的落后面貌，提倡并实践的一种对乡村的文化教育运动。

晏阳初主张用教育手段来复兴农村、复兴中国，并在河北省定县搞了平民教育、县政建设试点。

梁漱溟试图用儒家思想解决中国落后问题。

他系统提出乡村建设理论并在山东省搞了试点。

台湾民国档案收藏的现状与特点作者：方新德来源：《档案管理》2008年第02期摘要：本文对“国史馆”等3个主要档案机构的收藏现状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其对历史档案的管理以为史学研究服务为出发点，总体上以欧美国家的档案工作为楷模，并积极引进应用信息化技术，但也保留了一些旧中国时期的做法，可供我们参考借鉴。

关键词：民国档案台湾1949年蒋介石政权撤离大陆时，将其党政中枢机构包括蒋介石本人的大批重要档案携带到台湾，这使台湾成为民国档案的主要收藏地之一。

收藏这些材料的机构主要有“国史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和中国国民党党史馆。

3个馆因其馆藏的重要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台湾对历史档案的管理水平。

2007年11月间，我应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之邀，到台湾查阅民国时期史料，顺便也考察了上述机构。

“国史馆”的历史可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1947年正式成立于南京，1957年在台复馆。

它位于台北市南远离市区的大崎脚山脚下，馆舍建在颇陡的山坡上。

几幢小楼分别以历任馆长的名字命名。

从我住的中研院到那里要坐公交车转两次地铁。

再转乘公交车方能到达。

这样的选址恐怕也是出于“备战”的考虑。

该馆主要职能是“掌理纂修国史事宜”，故在没有“国家档案馆”的情况下。

由它负责收藏国民政府和各部会及台湾省政府的档案。

据介绍，它的库房面积约2000平方米，馆藏有1000多万件，130多个全宗，分为一般档案和特藏档案。

其中最著名的是蒋介石档案。

蒋介石一生比较注重积累保存其个人材料，来台后这些档案存放在大溪，故以“大溪档案”闻名于世。

1995年移交给“国史馆”。

后正式命名为“蒋中正总统档案”。

现已向学术界提供利用，开放的文件有12,437份，照片5万余张。

近史所收藏的主要是自清末、北洋到国民政府的外交、经济部门的档案，还有一些名人捐赠的个人文献。

其中外交、经济两方面的档案有34万余份。

中央研究院迁台后，1955年2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筹备处，1965年4月正式设所。

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始末准备1943年12月1日，由中、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开罗宣言》正式公布。

宣言规定：“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

”1945年7月《波茨坦公告》重申了《开罗会议》的原则。

开罗会议后，国民政府即着手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

1944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了台湾调查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调查台湾省情，训练干部。

国民政府还举办了台湾行政干部、警察干部等各类训练班，为接收台湾培训干部。

1945年8月15日，日本被迫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国民政府开始实施收复台湾的工作。

8月27日，国民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警备总司令。

9月1日，陈仪在重庆国府路140号成立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总司令部临时办事处，派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具体负责，开始筹划去台受降接收的各种事宜。

9月3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以“中字第18号备忘录”致冈村宁次，“奉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委员长命令，派陈仪为台湾及澎湖列岛受降主官”。

9月9日，侵华日军中国战区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作为台湾省代表参加了签字仪式。

在南京期间，葛敬恩约见了代表台湾日军出席投降仪式的日军驻台第十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树中将，令其做好中方入台接收的各项准备工作。

9月16日，何应钦任命张伯爵为台湾南部第22地区空军司令、林文奎为台湾北部第23地区空军司令，在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的带领下，于9月17日飞抵台湾澎湖列岛。

据当时报纸报道：“飞机降落在机场上的一刹那，早巳等候在机场上的同胞报以热烈的掌声与激情的欢呼。

美丽的澎湖，风光旖旎，海港的雄壮，回归祖国的激动心情，非笔墨所能形容。

” 9月28日，陈仪在重庆成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与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前进指挥所，由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警备总司令部副参谋长范诵尧分任正副主任。

10月5日，葛敬臣、范诵尧率领前进指挥所官兵71人分乘5架运输机，于下午4时飞抵台北松山机场。

《台北故宫》解说词第1-5集《台北故宫》解说词第1集国宝迁台1948年11月6日，淮海战役正式打响。

随着解放战争中，国民党部队的节节败退，此时的南京城里，很多国民党官兵家属想着离开这个城市撤往台湾。

搭乘飞机已经成了奢望，水路更是人满为患。

“中鼎号”靠岸的消息不胫而走，船刚停稳，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的官兵家属就一拥而上，把船占得满满当当。

下关码头的混乱局面，急坏了一个人，他就是杭立武。

杭立武时任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兼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他的任务就是让这700多个箱子能尽快出港。

情急之下，他打电话给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

桂永清赶到码头，登上“中鼎号”，劝大家说，箱子里都是非同一般的珍宝，急需运走。

终于，人们听了桂永清的话，下了船。

1948年12月22日清晨, “中鼎号”装载完毕，终于启航了，这次航行的终点是台湾岛的基隆港。

看着远去的“中鼎号”，杭立武松了一口气，从接到文物迁台的任务起，他就一直为这些箱子的安全忐忑不安。

这些箱子共有712个，里面装的是来自五个机构的顶级国宝，其中包括故宫博物院的皇家收藏，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安阳殷墟出土文物、中央图书馆的宋元古籍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大批珍贵文物。

此外，60箱重要的外交档案和国际条约文本也随船前往，这里就有那份着名的《南京条约》。

这些珍贵的文物之所以能从遥远的北京来到南京，事情还得从三十年代说起。

1933年，为躲避日军战火，故宫博物院等几家机构精选了一万九千多箱珍贵文物紧急南下。

这次大迁徙历经14年，辗转贵州、四川、陕西等地，行程十几万里，直到1947年12月又被全部运回南京，暂时存放在南京水西门内的朝天宫。

1937年故宫博物院在这里设立了南京分院。

作为那次文物大迁徙的主要负责人，杭立武万万没有想到，一年之后，这些国宝又将开始新一轮的颠沛流离，而且这次是漂洋过海。

1948年11月10日，南京市一处不寻常的院落中正在召开一个秘密的会议。

来开会的一共8个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翁文灏, 这所官邸的主人, 教育部次长杭立武,这次会议的倡导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考古学家李济、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故宫博物院的古物馆馆长徐鸿宝。

1949年国民党政权“迁都”广州始末作者：陈晓平来源：《文萃报·周二版》2020年第10期从1949年2月起，国民党政权各“中央”机构陆续南迁广州，至10月14日广州解放，8个月的偏安局面遂告结束。

这次“迁都”广州过程，把国民党各派系互相拆台、互相掣肘的黑幕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加剧了人心涣散，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灭亡。

府院之争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发表“引退”文告，随即带领少数亲信回到浙江。

李宗仁以副总统身份代行总统职权，但却无法指挥蒋的嫡系部队，无权任免重要官员，也无法动用蒋所控制的经济资源。

行前，蒋介石对广东人事作了布置，命亲信将领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让薛岳出任广东省主席。

总统府与行政院之间随即发生“府院之争”。

行政院长孙科得蒋介石授意，于1月25日正式宣布将政府南迁广州。

此舉明显是拆李宗仁的台。

2月4日，行政院长孙科偕同副院长吴铁城、国民党秘书长郑彦棻，乘坐中航飞机抵达广州白云机场，余汉谋前来迎接。

孙科的“迁都”行动纯属突然袭击，“代总统”李宗仁意见很大，认为解放军尚未渡江，“中央”机关都跑了，剩下“总统府”孤零零留在南京，不仅工作无法开展，对和谈也极为不利。

2月20日，他追到广州跟孙科交涉，要求首脑人物仍回南京办公，未获满意答复。

对不听话的孙科内阁，李宗仁甚为恼怒，遂发动倒孙运动。

3月8日孙科提出辞职。

然而，李宗仁想组织“听话内阁”的企图仍然失败，往复协商的结果，接替孙科的是蒋介石嫡系何应钦。

4月21日，解放军发起渡江作战，李宗仁、何应钦召集行政、立法、监察三院正副院长及秘书长举行联席会议，“与会者咸以和谈破裂，首都将受炮火威胁，政府势须迁往广州，当决定即日起紧急疏散，行政院除国防部暂迁上海外，其余各部会均迁往广州，立法院亦决定迁穂。

至总统府则准备先迁至上海，再向广州移动。

”4月24日凌晨，解放军进入南京。

14个小时后，何应钦乘“中美001号”专机飞抵广州天河机场。

两天后，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童冠贤、经济部长孙越崎等也相继抵穗。

从武汉到台湾国民党逃台军人的辛酸历程(上)作者：雷炎来源：《坦克装甲车辆》 2020年第18期雷炎1948～1949年，中国进入“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历史性时刻。

解放战争进入最后胜利阶段，国民党兵败如山倒。

在此期间，那些最终逃到台湾的国民党溃兵究竟看见什么，思考什么，在七十年后的今天其实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国民党逃台军人杨承祖从武汉到台湾的经历，就具有这样的意义，作为站在历史性失败集团一边的个人，他所反映的“东鳞西爪”也是印证历史必然的重要证据，那就是中国人民选择共产党，选择新中国是不可阻挡的意志。

徐蚌战败，华中危急1948年秋，杨承祖考北大、清华、武大都落榜，到鄂城教了一个多月小学，10月初回武汉。

正好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因鄂西共产党游击队壮大而迁来汉口，10月才招生，杨承祖考上国文系。

当时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东北全失，华北和华中也连吃败仗，百姓人心惶惶，支持共产党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相信共产党胜了，社会会公平，穷人会翻身。

有一种说法，叫“三生有幸”——先生、学生和医生将受到重视。

杨承祖考师范学院，也想等到共产党来时会安全些，不会像无业者被国民党抓丁当兵。

国民政府不但军事失利，经济方面也因滥发金元券加速货币贬值和商品惜售。

母亲因杨承祖考上师院，想送他一只新手表，结果钟表行都不开门，还是托了朋友才买到一只英纳格表。

杨家住在武昌后长街房子里，楼下租给胡琏指挥的第18军留守处，先是副师长覃道善住过，以后团长尹俊的两位太太也住过，最后是留守处办公。

胡琏的部队扩充为第12兵团时，上面派黄维当司令，胡琏为副司令。

黄维在国民党军中资历深，曾是胡的上司，但多年未带兵作战，当时是中央训练团武汉分团主任，胡琏遂以就医留在上海了（蒋介石用人有偏爱老部下的习惯，黄维曾为胡琏直接上级，加上胡琏在抗战任师长时参加鄂西石牌战役，期间某团长阵亡，胡指定自己的部下升任团长，有传言说蒋介石向来亲自任命团长以上军官，胡琏“越俎代庖”，遂为蒋所忌，因此虽然逃台后多次与解放军交战“有功”，但终不得大用，后来干脆安排去当台湾驻南越“大使”）。

永远的大师----中央研究院第一届81名院士的风采（连载）1948年4月1日，中央研究院正式公布了中国第一届81名院士的名单，真可谓大师如云，星光闪烁。

其中最长者是83岁的吴稚晖，最年轻的是37岁的陈省身，到2009年10月29日为止，最后一名107岁的院士贝时璋辞世。

如今，这批在战火硝烟中产生的院士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随着大学的远去，留下的是钱学森世纪之问：中国的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大师来？当然新中国会出含泪大师，可以出鬼诗人。

问题出在哪里？这一问题恐怕不难回答，答案就在很多人的心中，就是没人敢说，没人愿意说而已。

早在清末的时候，章太炎就已经提出了教育独立的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他学校皆独立。

”北大校长蔡元培更是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胡适对于“教育应该独立”的意见则干脆提出了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三点意见：1.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

2.政治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

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力的影响。

3.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1928年4月2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专家治国为标榜和践行的国民政府开始积极从事国家教育建设。

尽管期间内乱外患不断，但由于国民政府对学术自由始终的尊重，这一时期涌现出来大批大师巨星，光彩夺目，照耀千古，仅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而言，就足可窥见一斑。

1928年6月，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蔡元培为第一任院长，集中了时有享誉国内外的顶尖学者百余人。

中央研究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为一体的国家科学研究院，直隶于南京国民政府，与教育部平行，代表中国与国际学术界对话。

蔡元培在最初筹备中研院时就计划特设名誉会员和外国名誉通讯员，“其职权虽不尽如院士之重要，但重视学术专家及国家学院制度，实出一贯”，但院士荣誉制度却在1948年才得以践行，还没有充分的人才基础再加上动荡的时局影响是关键原因。

262020年第4期 总第185期九三论坛九三沪汉缘：是这位先贤把九三学社组织从上海发展到武汉◎ 何一舟不论过去还是今天，九三学社对祖国的贡献，就是由这样一个个低调、朴素的片段组成的。

所谓手足之情，就像一家人一样，平时并不用高调表达，但在有需要的时候，总是义无反顾地支持。

今年是九三学社创建75周年。

九三学社的前身成立在抗战后期，创建者受五四精神影响，以民主、科学为宗旨，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为中国实现人民民主主义、发展科学而奋斗。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一批九三先贤积极投入祖国建设。

他们不仅在自身专业领域颇有建树，更是发展壮大了九三学社组织，将组织从几个点的星星之火，发展到全国。

他们的故事不该被忘却。

也许很多人不知道，1954年武汉市九三学社组织，是由一位上海奉贤的社员发展起来的。

他的科研足迹，与祖国发展、社组织发展的足迹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他一生中的三个重大决定，直接影响了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发展进程。

他就是中国原生动物学的奠基人、前中国科学院中南分院（武汉分院）副院长王家楫先生。

原生动物是体积最小的动物，也就是单细胞动物，我们经常听到的词语如轮虫、草履虫、血吸虫、寄生虫等，其实都是原生动物的不同细分类型。

原生动物广泛分布于水域，原生动物研究对鱼类养殖、水质环境检测、人类传染病防治都具有重要作用。

王家楫的一生跨越清末、民国与新中国三个时期。

他于1898年出生于原江苏奉贤，即今上海奉贤区。

尽管时代风云变幻，他却从未改变初心，作出了三个伟大的决定，用今天的话说，他是“最美逆行者”。

一、回到祖国1923年，在获得国立东南大学农学学士学位后，王家楫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动物系深造。

1928年他获博士学位，并任耶鲁大学斯特林研究员。

但是，在他得知外国将派遣科学考察团到中国采集标本时，他的民族意识被唤醒了。

王家楫说：“我们应当让外国人知道，中国人自己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中国的生物资源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开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