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具体来说，阐述了四个方面：第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基础，是贯穿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的思想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第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第三，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品质。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第四，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和关于生产力的学说。其中，生产力问题是联系科学观、技术观与历史观的纽带。从马克思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一个很大的发展，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技术观和历史观三者的统一，从而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一元论特征。从时代背景上来看，它又是对当代科学、技术和生产三者一体化发展趋势的高度理论概括。
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科学技术提高到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首要位置。这不仅是基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而且也是有充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依据的。事实上，这个科学论断本身就体现了唯物史观的新发展。早在１００多年前，马克思就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论点，开始把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全部历史的基础）这三个概念结合在同一个命题中。今天，邓小平同志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把生产力主要地归于科学技术的高度，不仅从形式上、而且从内容实质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观、技术观和历史观三者的统一。
（一）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观的本质是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观并不是一种就事论事的肤浅理论，也不同于一般的西方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它不是把科学看成是单纯的“知识体系”，也不是把技术看成是单纯的“工具和规则的体系”，它从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个人类历史的基本前提出发，把科学和技术都当作社会现象来考虑。认为作为特殊的社会历史现象，科学技术与社会环境之间应当存在着相互作用。首先，马克思主义从社会对科学技术作用的角度来说明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是人认识和改造自然的社会活动。人为什么要认识和改造自然？从根本的动机上来说，就是为了满足自身的社会需要。古代科学的发生和发展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例如，天文学是为了满足农牧业定季节的需要而产生的，而数学又是为了满足天文学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力学则是为了满足农业生产和城市手工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近代科学的产生也同样如此。“如果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末，我们要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１）］尤其是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第一次达到使科学的应用成为可能和必要的那样一种规模”。于是，“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应用而互相竞争”。［（２）］这大大刺激了科学的发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那就是“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３）］。
其次，马克思主义又从科学技术对社会作用的角度来论证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恩格斯当年在马克思墓前曾这样阐述马克思的科学观：“他把科学首先看成历史的有力的杠杆，看成是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４）］马克思本人也曾说过，“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５）］。因为火药把封建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马克思还说，“蒸汽、电力和自动纺机甚至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６）］对此，恩格斯举了奥地利的例子。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前后，欧
洲的革命似乎对奥地利这个封建贵族的君主国没有产生影响。奥地利皇帝弗兰茨当时颇为得意地说：“我和梅特涅还支持得住。”但是，当蒸汽、机器和铁路机车越过崇山峻岭进入奥地利时，就迅速地拔掉了封建王朝的最后根基。恩格斯写道：“欧美的公众现在可以高兴地看到，梅特涅和整个哈布斯堡王朝怎样为蒸汽机轮撕碎，奥地利君主又怎样为自己的机车辗裂。”［（７）］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已经把科学技术看成是生产力了。因为按照他们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只有生产力才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正象马克思说，“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８）］
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观实际上作为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形成于１９世纪中叶。唯物史观不可能产生在古代，因为那时科学尚未独立，科学一直到中世纪还只是神学的“婢女”。唯物史观甚至也不能产生在１７世纪和１８世纪。那时，科学虽已独立，但尚未成为生产力，而且科学本身正处在逐步形成的阶段。因此，与当时科学和生产发展的这种状况相适应的历史观，是一种“从历史运动中排除掉人对自然界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排除掉自然科学和工业”，亦即“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的唯心主义历史观。［（９）］
唯物史观历史不同于旧历史观的地方就在于它对历史运动的描述突出了人对自然的关系，而旧历史观则“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１０）］。唯物史观的出发点是人对自然的关系，强调“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１１）］。因此，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真正科学的历史观应当是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密切相联的历史观。而这种科学的历史观也只有在人对自然界的两种关系，亦即自然科学（理论关系）和物质生产（实践关系）达到统一之后，才能可能出现。１９世纪恰好具备了这样的历史条件，它曾经是科学、技术和生产全面跃进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在各个分支领域已取得长足进展的自然科学通过技术这个环节，被并入物质生产过程，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生产力发生了空前的质的飞跃，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１２）］。由此可见，只有在自然科学与物质生产相结合以后，历史观才有可能被奠定在物质生产基础上。这时，不仅生产力对历史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得到了充分的显露，而且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化大生产代替了小生产方式，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全面发展起来。这就使马克思能够“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从而“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１３）］。总之，历史观变成科学，是以科学成为生产力为前提的。
科教兴国战略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和发展动力的科学性选择，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又一丰富和发展，也是我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大创新。科教兴国思想的基础内容，是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教育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的基础，而且为科学技术的积累、创新与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提供基本的人才和智力保证。教育与科技相结合，是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专门人才、加速科技进步，从而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途径，是实现我国跨世纪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必要条件。
科教兴国战略的提出，是全党全社会对新时期科技和教育战略地位认识上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基础上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全面推进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