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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先勇的名词解释白先勇，台湾作家、评论家、戏剧家，被誉为华语世界现代派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作品涉猎广泛，包括小说、散文、戏剧等多个领域。
白先勇以独特的文学风格和对台湾历史与文化的深入挖掘而备受赞誉。
本文将对白先勇的一些重要概念和作品进行解读，以期能更加深入地了解这位杰出作家。
一、漂亮的五四白先勇的小说《台北人》中，他提到了“漂亮的五四”这个概念。
五四指的是1919年五四运动，这是一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运动，也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发端之一。
白先勇将五四与台北社会的变革联系在一起，他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台湾社会时尚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详细描绘了台北人对于“漂亮”的追求和认同。
在白先勇看来，“漂亮的五四”是指年轻一代在追求时尚与美丽外表的同时，也意味着对自由、个性和现代价值观的追求。
这个概念再度让人反思当代社会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对于美的追求与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
二、洪深洪深，这是白先勇在《孽子》中对于一位家世显赫的女性角色的描述。
这个形容词指的是一个女人的骄傲和强大内心，以及渴望突破传统束缚的欲望。
洪深的人物形象，不仅是对传统女性形象的反思，也是对于女性权力和地位的重新定义。
在白先勇的作品中，洪深的形象常常象征着一种自以为是的傲慢，但又不失对现实的见识和分析能力。
作为一位生活在封建社会的女性，她可能会受到众多限制和束缚，但她同时也展示了追求独立自由的渴望，使人们对于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境遇展开了探索与思考。
三、故事和历史的交融白先勇对于历史和故事的交融有着独到的见解和创作手法。
他的小说《台北人》以及《孽子》等作品，常常通过故事线索的穿插和历史事件的渗透来展示历史与个人命运的交织。
他通过对战国、明清等历史时期的引用和呼应，将历史与现实、个体与集体紧密联系在一起，呈现出复杂而饱满的作品世界。
这种对于历史的重塑和对故事的重新构建，不仅让读者领略到历史的厚重感，也让人们对于自身处境和历史背景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面黄肌瘦的孩子杜拉斯文本资料（一）王咏：杜拉斯作品中的“东方形象”新论摘要：法国女作家杜拉斯的许多作品以越南殖民地为背景，东方为杜拉斯作品增添了独特的风格。
作为白人女性，杜拉斯在国家、种族的维度上获得了强势。
站在西方文化本位的立场上，杜拉斯赋予了东方独特的品质和格调。
在她的文本中，东方是一片有着神奇“本质”的土地。
东方“异”文化和某种种族气质存在着必然联系。
杜拉斯还通过西方人的眼睛，塑造了一群同质而次等的东方人形象。
关键词：东方；东方男人；东方女人东方殖民地是玛格丽特·杜拉斯终生难忘的地方，《杜拉斯传》写道，“印度支那殖民地，这已经成了她生命的底片”[1]（P1）。
然而，杜拉斯看待这一“底片”的眼光却是复杂而暧昧的，这根源于作者双重社会身份之间的矛盾。
“她的家庭既不属于法国资产阶级，也不属于那些确实难以想象真能与之混杂在一处的越南人。
”[2]（P64）她是穷人，有机会接触到那些在生死线上顽强挣扎的越南底层人民，并对他们的苦难极为同情；但她又是白人殖民者，可以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注视那些挣扎在第三世界里的人们，并有意无意地赋予被殖民者特定的本质。
杜拉斯既处于西方权力分配的弱势地位，又在东方场域占有白种女性的优越位置。
“这种双重性，展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殖民的背景下，欧洲女人身陷种族、性别、阶级的模式中。
作为女人，……她们在社会、政治地位上从属于男性，男性是她们理所当然依赖的人。
作为白人妇女，……她们是殖民地世界的一部分，她们从这个世界获得了相当的特权。
”[3]在和东方交往的漫长历史中，欧洲人“有一种认识几乎始终没有改变，那就是世界上泾渭分明地存在着一个‘我们’和‘他们’，每一方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容置疑地摆在那里。
”[4]（P178）杜拉斯的文本也不可避免存在着一个西方注视下的东方。
在她的作品中，东方、东方人和西方、西方人有本质的区别，形成一个二元对立结构。
她的许多作品均以东方为背景，构建了一个西方游子经验中的东方镜像。
浅谈《台北人》中的几种象征意蕴白先勇的小说很耐读，这不光是因为他深厚的语言功底和心理描写，更是由于其小说中丰富的象征意蕴。
一．整体意象——《台北人》《台北人》中的“台北人”并不是台湾本土人，而是从大陆流亡到台湾的，他们客居台北多年，仅仅是看起来像台北人，“台北人”这一名字不但说明了他们现在所生活的空间，又隐含了一种被流放的无家可归。
他们大多是中年人或是老年人，他们难以忘记曾经的岁月，那些难忘的过去不但与传统文化和中华民国的历史有关，更是他们青春的刻痕。
他们虽然生活在现在的台北，但却凭借当年在大陆的生活记忆生存，他们中的有些人几乎完全生活在「过去」里，像是《岁除》中的赖鸣升，《一把青》中的朱青；即使能够接受改变承认现在的人也保持着对「过去」的深厚的怀念，随时会想起过去的“幸福生活”，处处拿现在的台湾跟过去的大陆相比。
他们象征着一种飘零的状态，一种历史沧桑感和一种难以言说的乡愁。
也正应了白先勇那句话：“那些人物、那些故事。
那些已经慢慢消逝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马上就要成为过去，一去不复返了。
”二．人物（一）《永远的尹雪艳》——尹雪艳尹雪艳是一个“风一样的女子”，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神秘而冷艳。
她喜好白色，从不涂脂抹粉，也不爱穿红戴绿，经常打扮得如同“一株晚开的玉梨花”，显得清新高雅。
欧阳子先生曾在文章中谈到“尹雪艳，以象征含义来解，不是人，而是魔。
她是幽灵，是死神。
”尹雪艳很像是一个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存在：她“总也不老”仿佛岁月的侵袭对她毫无影响，“十几年前那一班在上海百乐门舞厅替她捧场的五陵年少，有些天平开了顶，有些两鬓添了霜”，她也“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
而她小说一开篇即说尹雪艳“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可还是有很多人趋之若鹜：“生活悠闲了，家当丰沃了，就不免想冒险，去闯闯这颗红遍了黄浦滩的煞星儿。
”。
她有一股强大的磁场可以把那些怀念往昔的贵客们聚集在她周围，她身上强烈的吸引力其实是欲望的象征，是人们对富贵繁华的向往，即使这向往兴许会把人引向死亡，但还是不停地有人铤而走险去追逐欲望。
纽约客白先勇《纽约客白先勇》纽约客白先勇是一位享誉世界的作家，他以其深入人心的作品和独特的写作风格在文学界崭露头角。
本文将从纽约客白先勇的生平和创作经历、他的代表作品以及对他的影响进行探讨，以展现这位文坛巨匠的精彩人生和卓越成就。
纽约客白先勇，1945年出生于台湾，是一位华语文学的重要代表人物。
他在台湾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光，在这段时间里，他的兴趣广泛，对文学和艺术有着极大的热情。
在20世纪60年代初，他前往美国留学，深造于哥伦比亚大学，这一段经历对他的创作有了深远的影响。
白先勇的创作风格独特而个性化，他擅长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深入人心的描写，将读者带入他构建的情感世界中。
他的作品呈现了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种种困境，展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互动。
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他的戏剧作品，都充满了交错的情感纠葛和深刻的触动。
在白先勇的代表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是他的长篇小说《台北人》。
这部作品以台湾为背景，讲述了一个家族三代人的命运和挣扎，展现了台湾社会的变迁和人们的生活轨迹。
白先勇通过鲜活的人物形象和细腻的描写，让读者对台湾的历史和文化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台北人》被誉为白先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也是华语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此外，白先勇还以他的戏剧作品《红楼梦》获得了广泛的赞誉。
《红楼梦》是一部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小说，白先勇将其改编为戏剧形式，以其独到的见解和创作手法，呈现了一个更加现代化的红楼梦世界。
他巧妙地将原著中的情感和冲突转化为戏剧冲突，增加了作品的戏剧性和观赏性。
这部作品不仅在国内外舞台上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为白先勇赢得了无数的赞誉和奖项。
无论是小说还是戏剧，白先勇的作品都充满了独特的个人风格和对人性的深度探索。
他独特的叙事手法和细腻的描写技巧使他成为华语文学界的一面旗帜。
他的作品深刻而真实地反映了人类的情感体验和社会的现实，引发了读者们的共鸣。
白先勇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文学界，他还是一位有着广泛社交背景的文化思想家。
从《纽约客》看白先勇小说中的留学生形象作者：Fengdeqixi_jxh 摘要：《纽约客》是白先勇留学美国期间的创作的作品。
他以一个漂泊者的姿态，讲述一个个留学海外的国民党贵族子弟的生活，写他们在中西文化冲击下的认同危机，写他们的失落感和孤独感，以及最终走向沉沦的悲剧人生。
关键词：留学生；文化冲击；失落；孤独写作背景白先勇的成长经历是曲折的。
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国民党的官僚家庭度过的，先辈们的“显赫”和上流社会的“气派”，在他童年的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台湾后，又目睹了国民党旧官僚的没落，以及许多离乡背井、流落台湾的下层人民的痛苦挣扎，他们的思乡和怀旧情绪，都影响着作者；在美国，旅美中国人对美国物质文明的向往和对西方文化腐朽一面的厌恶，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执着和飘泊海外而无根的痛苦感觉，同时涌入他的心胸。
这些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思想感情，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真实的反映。
正如他自己说的，用写作表达人类心灵无言的痛楚。
白先勇在母亲去世后不久，就飞往美国。
孤身一人漂泊在外，再加上母亲的离世带给他巨大的打击，正如他自己所说：“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一部份。
”初到美国，他的内心十分复杂，一度无法写作。
而在跨越了这个障碍之后，他的写作就更成熟了，创作了《纽约客》系列留学题材作品。
《纽约客》中的各个留学生形象《芝加哥之死》是此系列小说的第一篇，即白先勇走出阴霾，重新执笔的第一篇。
当时他站在湖边，岁月流失感涌上心头：“湖上一片浩瀚，沿岸摩天大楼万家灯把，四周响着那耶诞音，到处都是残年急景。
我立在堤岸上，心里突然起了一阵奇异的感动，那种感觉，似悲似喜是一种天地悠悠之惫，顷刻问，混沌的，寸景，竟澄明清澈起来，蓦然回首，二十五岁的那个自己，变成一团模糊，逐渐消隐。
我感到脱胎换骨．骤然间，心里增添了许多岁月。
黄庭坚的词：“去国十年，老尽少年。
”不必十年，一年已足，尤其是在芝加哥那种地方。
去国怀乡——第一代留学生的小说创作题材：近代中国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949年离开大陆到台湾的人，有相当多的都对台湾的现实不满，又到了他们梦想的黄金国——美国。
但是他们终于发现，台湾故非乐土，美国亦非天堂，不禁四顾茫然，成了“无根的一代”，从内心深处产生了无限寂寞、孤独的“乡愁”。
虽身处异国，但经常怀念的却是自己童年时代的祖国、亲人、故土。
这种思念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这些留美学生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大都反映台湾人的现实生活。
其中，於梨华主要写旅美知识分子，聂华苓主要写台湾的小市民，白先勇的作品则大部分写台湾上层人物，如《游园惊梦》的主人公钱夫人。
伤感主义色彩:而这种对家、国的思念在客观的历史条件下又始终不能实现，且形成了一种感伤情结，患了“怀乡病”。
于是这些作家的作品都不可避免地凝结了浓重的感伤情绪。
这种“乡愁”虽然包含着感伤的思想，但也曲折地反映了爱国主义思想和深沉的民族感情。
在美国,，旅美中国人对美国物质文明的向往和对西方文化腐朽一面的厌恶,、，对祖国文化传统的执着和漂泊海外而无根的痛苦感觉，同时郁积在他们的心里。
这些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情感,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真实的反映。
作为第一代留美学生的代表，白先勇的作品具有浓郁的伤感主义色彩。
他的每一篇作品，都几乎流露出郁结在心中的无限哀愁和悲天悯人的情怀。
第一种因素是他对笔下人物的没落所发出的一种悲叹。
他认为这些人物的灭亡完全是由个人的命运决定的，或者是前世的“冤孽”。
从而认为人生无常，生死有定，一切都是空的，表现出浓厚的虚无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这虽然是消极的、唯心主义的，但却给作品增添了一层神秘主义色彩，使作品更富有感染力。
第二种因素是他的作品描写了台湾人民和海外华人所共有的”乡愁”——怀念祖国、故土、亲人的哀愁。
“乡愁”有三种类型：一是台湾上层人物的乡愁。
《游园惊梦》里的钱夫人，是高级军官的妻子，在丈夫死后却只能穿着褪色、过时的礼服参加上流社会的宴会，更无限怀念过去在大陆的生活。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儿童形象论内容提要以“五四”时期儿童本位观的提出为先导，中国现代文学中出现了具有独立个体特征与审美价值的儿童形象，根据儿童与“父”性的不同关系，这些形象可归纳为无父型、失父型、恋父型、弑父型和寻父型等几种类型。
现代作家们正是通过这些儿童形象的塑造找到了一个颠覆成人、传统、历史等的形象工具，一个承载“爱心”、“自然”、“未来”(也包括新文学自身的未来)等哲学、理念、人生观等的形象载体。
作者王黎君，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绍兴 312000)在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儿童”往往以面目朦胧的群体性形象的形式，时隐时现地游荡在几乎被成人形象填满了的文本空间里，起着微弱的点缀作用或纯粹的叙事功能。
这种状况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中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鲁迅、萧红、端木蕻良、萧乾等作家笔下一个个活泼天真稚气四溢的儿童形象带着孩子特有的生命表征和精神气质，个性鲜明地跃动在整个中国现代文学的形象序列里，构成了成人形象体系之外的又一多元群落。
他们不仅从“儿童”的共名的群体性形象中脱离了出来，具有了儿童天赋的稚气活泼的本性和独特的个性特征，而且被作家赋予了灵气，蕴含了形象塑造者的精致用心，也承载着作者的观念和理想。
儿童形象的大量的出现，其触发性因素是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和现代儿童观的形成。
在“救救孩子”的激情呐喊声中，在认识到了“儿童也是‘完全的个人’”、“自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①之后，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开始抒发他们对儿童的认识和崇拜：“光明的孩子――爱之神”；②“小孩子!他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③“成人大都已失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
”④等等。
在这种带有纵容意味的儿童崇拜氛围的笼罩之下，作家们自然就不可能忽视刚刚才被从尘封的历史中挖掘出来的儿童，关注他们的命运，尊重他们的生命特征和社会地位，崇敬他们天真稚气的主体个性，也在他们身上寄寓着自己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念。
白先勇小说的艺术特色可以从四个方面来概括。
第一，小说题材广泛，思想内涵丰富复杂，表现历史的沧桑感和人生的无常感。
小说中有交际花、舞女、佣人、军政要员等社会上不同阶层的人物。
余光中曾说：“其作品在主题上可以说为当代台湾的中上层社会塑下了多面的浮雕。
”第二，人物形象塑造。
白先勇小说一反传统的写作方法，把人物刻画放在第一位，情节描写放在第二位，善于抓主要特征写人物的性格。
在艺术结构上，不是概述人物所有的生平经历，而是截取一个特定的时间，在其中穿插人物从前的经历，常常采用时空交错的方法，表现出人物的独特性格。
白先勇小说中对人物的描写多用白描手法，而且多描写人物的穿着打扮，较少描写容貌。
此外，作家还常用内心独白的方法来刻画人物的心理。
小说的语言口语化，带有浓浓的上海腔或江苏腔。
第三，传统与现代融合的艺术技巧。
白先勇自小爱读古典小说，受《红楼梦》、《金瓶梅》等的影响深，小说中的人物对话、对人物穿着、佩戴的描写都散发着浓郁的古典文学味。
白先勇后来还接触了许多外国文学，欧美文学对他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如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内心独白、人道主义，以及意识流写法、象征手法等。
第四，结构短小精悍，结构严密。
白先勇的小说除长篇小说外一般都很简短，不是展现人物生活的整个过程，而是突出人物命运巨变的断面，不用复杂曲折的情节埋没人物，而是淡化情节来突出人物。
以下以《台北人》中的两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和《游园惊梦》为例来分析白先勇小说的艺术特色。
《永远的尹雪艳》写的是舞女尹雪艳的形象，她原本是上海百乐门的红舞女，在上海时，有许多社会上层人士以获得尹雪艳的芳心为荣，即使是国民党败北到了台北，尹雪艳凭借自己舞女的本领仍然过着舒适的生活。
小说情节性很淡，主要描写了一个打扮永远洁白素净的女子形象——尹雪艳。
小说里作家对尹雪艳的容貌几乎没有描写，都是通过她的衣着打扮来塑造形象的。
“尹雪艳从来不爱擦胭抹粉，有时最多在嘴唇上点着些似有似无的蜜丝佛陀；尹雪艳也不受穿红戴绿，天时炎热，一个夏天，她都浑身银白，净扮的了不得。
主持人语：在世界华文文学中，“儿童”是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本栏目的三篇文章，通过对白先勇、林海音和新移民作家笔下“儿童”元素（形象、心理情结、视角）的分析，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儿童”元素如何介入世界华文文学的建构并丰富了世界华文文学的形态。
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刘俊内容提要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具有重要的功能和地位，按照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作品中出现的方式和形态，可以将之分为“远景”、“中景”和“近景”三种类别。
本文通过对这三类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的功能和特征分析，论述了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小说世界中的巨大“表现功能”及其艺术特性。
关键词白先勇小说儿童人物形象青少年人物形象白先勇是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高手，在他的作品中，玉卿嫂（《玉卿嫂》）、尹雪艳（《永远的尹雪艳》）、朱青（《一把青》）、金大班（《金大班的最后一夜》）、娟娟（《孤恋花》、李彤（《谪仙记》）、钱夫人（《游园惊梦》）等众多个性鲜明、神采各异的女性人物形象，已经成为20世纪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形象经典。
於梨华在《白先勇笔下的女人》这篇文章中，对白先勇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我认为，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位作家，刻划女人，能胜过他的。
……不管是舞女大班的金兆丽，还是清唱出身的蓝田玉，还是富豪千金的李彤，还是交际罂粟的尹雪艳，还是表明素净，心里烧着一把火的玉卿嫂，还是几次死别，把心冻成一块冰的一把青，还是痴肥又痴心的玫宝，还是骄纵又任性的丽儿，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看得见、听得到、觉得出的人，……他笔下的女人与读者有直接的联系与沟通而介绍她们的白先勇，却是隐而不见的。
我认为：一个作家最大的成功，莫过于造成读者与他笔下的人物的直接沟通。
①白先勇塑造女性人物形象的杰出才能，给读者（和研究者）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一提到白先勇笔下的人物形象，人们马上就会联想到玉7*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华文文学与中华文化研究”（项目号：14ZDB080）、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复合互渗’现象研究”（项目号：12BZW14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项目号：11＆ZD11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史”（项目号：11＆ZD112）的阶段性成果。
卿嫂、尹雪艳、金大班、李彤、钱夫人（蓝田玉）等鲜活灵动的女性人物形象。
事实上，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除了这些已经经典化的女性人物形象之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人物形象系列：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不但贯穿了白先勇小说创作的全过程，而且也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占据重要位置，为形成白先勇小说世界的独特性、丰富其艺术风格和美学品格，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主要包括如下这些人物：《金大奶奶》中的容哥儿，小虎子（1958）《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姊（1959）《闷雷》中的马仔（1959）《月梦》中的静思、少年（1960）《玉卿嫂》中的容哥儿（1960）《黑虹》中的大毛、二毛、三毛（1960）《小阳春》中的丽丽（1961）《青春》中的少年（1961）《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魏伯飏、唐爱丽（1961）《安乐乡的一日》中的宝莉（1964）《岁除》中的刘英（1967）《梁父吟》中的效先（1967）《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丽儿（1969）《满天里亮晶晶的星星》中的少年们（1969）《孤恋花》中的五宝（1970）《孽子》中的李青、小玉、吴敏、老鼠、阿凤、弟娃（1977）《Danny Boy》中的K、丹尼（Danny O’Donnell）（2001）在这些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有些形象在作品中只是一种“背景”或一带而过的“陪衬”，如《闷雷》中的马仔、《黑虹》中的大毛、二毛、三毛、《月梦》中的静思和少年、《小阳春》中的丽丽、《岁除》中的刘英、《梁父吟》中的效先、《孤恋花》中的五宝、《Danny Boy》中的K和丹尼（Danny O’Donnell）等，这些人物在作品中形象模糊，并不是作者要着意描写的对象，他们构成了白先勇小说世界里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的“远景”。
另外有些形象在作品中是颇为重要但并非主角的次要人物，如《金大奶奶》中的小虎子、《我们看菊花去》中的姊、《青春》中的少年、《寂寞的十七岁》中的魏伯飏和唐爱丽、《安乐乡的一日》中的宝莉、《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丽儿、《孽子》中的阿凤和弟娃等，这些人物在作品中鲜活生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他们也没有成为作者在作品中要聚焦的“焦点”，而成了白先勇小说世界里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的“中景”。
当然，在白先勇的笔下，能在作品中成为“主角”和“焦点”的人物无疑都是吃重的角色，这些人物包括了《金大奶奶》和《玉卿嫂》中的容哥儿、《我们看菊花去》中的“我”、《寂寞的十七岁》中的杨云峰（“我”）、《孽子》中的李青（以及小玉、吴敏、老鼠），这些人物在白先勇的笔下构成了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中的“近景”，成为白先勇小说世界中的“核心成员”和代表性人物。
在研究界，最早注意到白先勇小说中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的是夏志清。
在《白先勇早期的短篇小说》一文中，夏志清认为“白先勇偏爱阿宕尼斯式的美少年，这是在他早期小说中不容置疑的事实”②。
对于白先勇为什么会“偏爱阿宕尼斯式的美少年”，夏志清给出的答案是与“白先勇的同性恋倾向”③有关，据此，他分析了《月梦》、《青春》中的“少年”以及《玉卿嫂》中的容哥儿等白先勇笔下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
在夏志清看来，《月梦》中老医生对少年的爱是出于一种“不太正常的”性爱冲动；《青春》中老画家对美丽的少男模特儿的痴迷，则是出自对充满了青春活力的“理想”的神往；而在对《玉卿嫂》中容哥儿这一形象的分析中，最能体现出夏志清深受新批评影响的痕迹———通过对作品的细读，夏志清解析出容哥儿“喜欢庆生”而在“下意识中，他把玉卿嫂当情敌看待”：也就是说，虽然《玉卿嫂》中的容哥儿自己并没有自觉的意识，但在夏志清的眼里，他其实是个同性恋者④。
夏志清对白先勇小说中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多属“阿宕尼斯式的美少年”与白先勇自己是个同性恋者相关这一判断，其内在依凭在于《金大奶奶》、《我们看菊花去》、《玉卿嫂》、《寂寞的十8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15．1七岁》“这些小说在形式上都是第一人称的叙述，……多少表露出作者童年、少年时代的自己”⑤，也就是说，在夏志清看来，白先勇早期小说中的那些“凭借自己切身经验改头换面写成的小说”⑥中的某些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身上，有白先勇自己童年、少年时代的影子。
夏志清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不无道理，但因为夏志清的文章写得较早（1969年），只论及了白先勇的“早期小说”，因此白先勇后续发表的一些作品他没有涉及，并且，夏志清当时只着重剖析白先勇早期小说中的那些儿童—青少年“近景”人物（以对《玉卿嫂》中容哥儿的分析最为精彩），对于那些“中景”或“远景”人物，夏志清或简单论及，或略过不提。
夏志清论述中的这些“留白”，为我们今天来分析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留下了可以扩大和进一步阐释的空间。
依照本文对白先勇小说中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远景”、“中景”、“近景”三种类型的区分，我们觉得，当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白先勇的小说中分别以“远景”、“中景”和“近景”的姿态出现的时候，他们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和功能是不一样的，以下我们来对这些人物形象进行逐一的分析。
先说“远景”。
在白先勇的小说中，作为“远景”出现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闷雷》中的马仔、《黑虹》中的大毛、二毛、三毛、《月梦》中的静思和少年、《小阳春》中的丽丽、《岁除》中的刘英、《梁父吟》中的效先、《孤恋花》中的五宝、《Danny Boy》中的K和丹尼）在作品中并不承担重要的角色功能，因此这些人物只是在作品中或稍一闪现或偶一带过，所用笔墨十分有限，然而，这些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作品中却并非可有可无，相反，他们虽然在作品中不承担重要的人物角色功能，但却承担着十分重要的推动叙事、暗示象征的功能，因此他们在白先勇的小说世界中虽是“远景”，却不可或缺，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闷雷》中的马仔，他是福生嫂“装肚子”“装出来”的儿子（从别处抱来的非生子），因此他的存在，其实是“证明”着马福生“不能生娃儿”，而正是由于马福生“一副窝囊样子”，才有了福生嫂和刘英之间的感情波澜———小说中的马仔可能并没有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可是他在作品中，却起到了“起承转合”、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功能。
在《黑虹》中，小说中的大毛、二毛、三毛作为“远景”人物，起的作用是与马仔一样的———他们的存在，只是在昭示着耿素棠对家庭生活的厌烦和对丈夫因无爱而生的厌恶，而这种厌烦和厌恶，又导致了耿素棠的离家出走和最后的“堕落”，小说中大毛、二毛和三毛虽然只是在作品的“背景”中“闪回”了几下，但他们对这篇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所起的作用不可谓不大。
在《月梦》中的静思和少年、《小阳春》中的丽丽以及《Danny Boy》中的K和丹尼身上，我们看到了同样“功能”的再次出现，《月梦》中的静思，以及《小阳春》中的丽丽，在作品中都是以主人公回忆的方式出现的，可是们的生与死，却构成了小说主人公吴钟英、樊教授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痛楚，并成了推动小说叙事发展的动力。
《Danny Boy》作为一篇以书信体为主要叙事方式的小说，“我”（云哥）生命中的K和丹尼，在作品中都没有正面出现，只是在“我”的书信中，提及到了这两个青少年：一个导致了“我”的去国（K），一个成了“我”精神救赎的对象（丹尼），然而，正是这两个模糊的人物形象的推动，才有了“我”（云哥）这个人物形象的清晰和丰满，因为，如果没有K的告发，“我”也许就还是那个“模范教师”而不会去美国并染上艾滋；如果没有丹尼的出现，“我”也就无法通过对丹尼的悉心呵护而获得心灵的充实和救赎———而这两点在塑造“我”（云哥）这个形象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这两个“远景”人物的支撑，“我”（云哥）的形象就“立”不起来，而小说的叙事，也难以展开。
作为“远景”出现在小说中的这些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除了具有推动小说情节发展、成为叙事动力的功能之外，有些还具有衬托、暗示和象征的功能，如《月梦》中的少年，在吴钟英的眼里，他就是静思的化身和再现———有了少年，静思才再次在吴钟英的心中“复活”，并引发吴钟英的情感涟漪，这样，少年这一人物形象，其实是静思的“重影”和衬托，写少年，说到底是为了写静思。
9论白先勇小说中的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岁除》中的刘英（与《闷雷》中的刘英同名）是刘营长的儿子，这个儿童—青少年人物形象在作品中，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作为赖鸣升的衬托和补充出现的———刘英长大了要做“陆军总司令”，而“心眼高”也正是幼年“赖伯伯”的一大特点，因此，少年刘英其实是赖鸣升“伯伯”的“过去”，作者写刘英正是为了表明赖鸣升的“巨人自我意象”⑦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从少年时代就“其来有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