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中国古代农业的特点概括为三点：一、农业技术的主流是精耕细作；二、以种植业为中心、农牧结合、综合经营的广大农区与以游牧为主的广大牧区同时并存和相互补充；三、各地区各民族农业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我国古代农业是在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的相互交流和融汇中向前发展的。

一、起源的多源和发展的多元以往人们把黄河流域视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认为我国农业首先发生在黄河流域，然后逐步传播到其他地方。

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已从根本上推翻了这种观点。

七十年代在浙江余姚河姆渡发现了距今近七千年的丰富的稻作遗存，完全可以和同时代黄河流域的粟作文化相媲美，而文化面貌却有明显的差异。

这一惊人发现无可辩驳地证明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一样是中华农业文化的摇篮。

又从现有材料看，华南地区农业发生也相当早。

这里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洞穴遗址中，新石器时代文化层往往直接叠压在旧石器文化层上，时代则可以追溯到距今近万年甚至一万年以上，其经济生活虽然仍然以采猎为主，但不少地方已经出现了农业的因素。

如适于垦辟耕地的磨光石斧，点种棒上的“重石”，与定居农业相联系的制陶，人工饲养的猪等等。

从当地的生态环境和有关民族志的材料看，这里的农业很可能是从种植薯芋等块根块茎类作物开始的。

远古时代不同作物种植区农业有各自独立的起源，这是比较明显的，但同一作物种植区内农业文化的源头恐怕也不止一个。

农业起源和作物起源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当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产生某种内在要求的时候，当地居民就会从采猎生活逐步转变为农业生活，而他们种植的作物，可能是独立驯化的，也可能是引进的。

因此，同一作物区内也可能有不同的农业源头。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截至八十年代中，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已发现七千余处，分布在从塞北到岭南、从东海之滨到青藏高原的广阔地域上。

考古学家把数量众多、内涵丰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区分为不同的区系类型，各家划分方法虽有差异，但无不承认各地区新石器文化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过程，形成区别于其他地区的不可替代的特点，他们不是出自某一中心文化的传播，而是从本地区旧石器文化中发展而来的。

[2] 我们知道，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农业的发明，新石器时代文化不同区系的独立形成和发展，反映了这些不同地区的农业起源应该是相对独立的。

例如，长江中游和下游存在不同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系统，两地都种稻，长江下游发现了距今七千年的稻作遗存，长江中游也发现了距今九千年的稻作遗存（湖南澧县彭头山）；但又各有不同特点，长江下游种的是秈稻和秔稻的混合体，从耜耕发展为犁耕，长江中游种的差不多是清一色的秔稻，主要使用石锄一类生产工具。

有人分别称之为“耜耕稻作农业”和“锄耕稻作农业”，它们起源和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是明显的。

在黄河流域，则存在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前仰韶—仰韶文化系统和以山东为中心的北辛—大汶口文化系统，两者之间相隔着广漠的湖沼洼地。

虽然农业面貌相似，均种植粟黍，但亦各有特点。

北部辽燕地区的前红山—红山文化系统也属粟作农业区，但自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其文化发展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常处于前导地位，很难想象其农业是由于接受中原某地农业的传播而形成的，以上三文化区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已逐步形成，其农业的形成和发展虽相互影响，但也应是相对独立的。

总之，我国农业不是从单一中心起源而向周围辐射，而是在若干地区同时或先后发生的。

在这种多中心起源的基础上，我国农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基于如此自然条件和社会传统的差异，经过分化与重组，逐渐形成不同的农业类型。

这些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往往是不同民族集团形成的基础。

中国古代农业是由这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不同类型农业融汇而成，并在它们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碰撞中向前发展的。

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多元交汇”。

二、长城内外：农区与牧区我国历史上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可以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形成并立的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

农区和牧区的分立和关联，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交流和碰撞，是我国农业史的主要线索之一。

我国农耕文化区和游牧文化区大体以秦长城为分界。

长城分布在今日地理区划的复种区北界附近，这并非偶然的巧合，它表明我国古代两大经济区是以自然条件的差异为基础，并形成明显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生产结构和生产技术。

长城以南、甘肃青海以东地区，气温和降雨量都比较适合农耕的要求，可以实行复种。

在这里，定居农业民族占统治地位，其生产结构的特点是实行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多种经营。

粮食主要是谷物。

因此，班固说“辟土殖谷为农”。

中原人又因此被称为“粒食之民”。

不过，班固的定义并不全面。

事实上，农区每个经济单位，无论地主或农民，都既种粮又养畜，并视不同条件各有侧重地栽桑养蚕、种植棉麻、染料、油料、蔬果、樵采捕捞，以至从事农副产品加工。

就是种粮也实行多作物多品种搭配，所谓“必杂五种”。

衣着原料的解决以种植业为基础。

棉麻直接来源于种植业，蚕丝生产亦以桑树栽培为前提，是植物性生产与动物性生产、农业生产与手工业生产的结合。

农桑并举或耕织结合成为传统小农经济的基本特点。

我国农区历史上存在过大规模的国营牧业和大牧主，但在广大农户中，畜牧业是作为副业存在的。

主要饲养猪、禽和耕牛。

它一方面利用部分农副产品（如秸秆糠粃、蔬菜的残根老叶，粮食、油料加工后的糟渣，也包括一些饲料作物）为饲料，另一方面又为农业提供畜力、肥料和部分肉食。

由于食物中以植物性粮菜为主，肉类较少，农产品加工备受人们重视。

如把瓜菜、果品、鱼肉、蛋类等腌制储存起来，以备缺乏时，尤其是冬季食用。

尤有特色的是利用微生物发酵制作酱、豉、酒、醋等。

在长城以北，横亘着适合气候干燥寒冷、沙漠草原相间分布的蒙新高原，发展农耕条件比较差，但却是优良的牧场。

在这广阔的舞台上，匈奴、柔然、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游牧、半游牧民族相继代兴。

他们拥有牲畜数以万计、十万计以至百万计的庞大畜群，在茫茫的草原上逐水草而居，食畜肉、饮湩酪、衣皮革、被毡裘、住穹庐。

畜群是他们主要的生活资料，也是他们的生产资料。

他们的畜群以羊为主体，马占重要地位，还有被农区人视为“奇畜”的驴、骡、骆駝等。

狩猎有保卫畜群和演习军事的作用，又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补充来源。

游牧民族并非没有种植业，不过种植业比较很小。

与游猎相结合的游牧几乎是唯一的衣食之源。

以往谈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时，往往一言以蔽之曰：精耕细作。

但“精耕细作”一语虽然抓住了农区生产技术的主流，但却难以概括牧区的生产技术。

事实上，我国古代农业生产技术存在着不同的传统。

以畜牧技术而言，农区畜牧业是与农业相结合、为农业服务的，较早形成了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讲究畜舍的布局与卫生，饲料的广辟与加工，喂饲的适时与适量，役使的合理与适度，又有精料集中喂饲、限制畜禽运动以快速育肥等办法，体现了集约经营的精神，也可视为精耕细作在畜牧生产中的延伸。

牧区的畜牧技术则大异其趣。

由于实行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强调要使牲畜“遂其天性”，重视牧场的保护和合理利用。

游牧方式孕育了动物种内和种间杂交的成功实践。

在阉割术和外科技术方面则表现了技术娴熟、方式粗朴的风格。

游牧经济的特点是移动性，其对象是活的畜群，而在畜群中又总是以羊为主体；要有效地控制大规模游动的畜群，必须依靠骑术的掌握。

骑术是人与马的结合，这种结合使人能利用马的善跑和灵活，产生巨大的机动能力，从而能驾驭庞大的畜群。

骑术的掌握成为大规模游牧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关键。

故尔北方草原游牧民重视对乘骑的训练，出现很有特色的“控马法”等。

牧民的农耕方式也是与其游牧方式相适应的，如有的牧民“借荒”、“寄田”农区，唯于春秋前往播种和收获，自然也谈不上精耕细作了。

我国历史上的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虽然在地区上分立对峙，在经济上却是相互依存的。

偏重于种植业的农区需要从牧区取得牲畜和畜产品，作为其经济的补充。

牧区的游牧民族种植业基础薄弱，靠天养畜，牧业的丰歉受生活条件变化影响极大，其富余的畜产品固然需要向农区输出，其不足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品更需要从农区输入，遇到自然灾害时尤其如此。

在通常的情况下，两大经济区通过官方的和民间的、合法的和非法的互市和贡赐进行经济联系。

从匈奴人到蒙古人，无不热衷于与汉区做生意。

但和平的贸易并不是总能够维持的。

农区统治者往往把交市作为控制、驾驭游牧民族的一种手段，从而使正常的贸易受到障碍。

游牧民族多处于奴隶制或初期封建制阶段，游牧经济的单一性形成的对农区经济的依赖性，有时以对外掠夺的方式表现出来，对定居农业生活构成威胁。

上述情况都可能导致战争。

战争造成了巨大的破坏，但加速了各地区各民族农业文化的交流和民族的融合，为正常的经济交往开辟道路。

因而战争又成为两大农业文化区经济交往的特殊方式。

农牧区的这种关系，对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发展影响极大。

我国游牧民族尽管有时把它的势力范围扩展到遥远的西方，但它的活动中心和统治重心始终放在靠近农耕民族统治区的北境。

中原汉族政权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政权之间虽然在历史上打过不少仗，但打来打去还是走到一块，多民族统一国家总的来说是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巩固。

这种现象都可以从两大农业文化区的相互对立和相互依存中找到它最深刻的经济根源。

我国古代农牧区分立和对峙的格局经历了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我国新石器时代农业遗址一般呈现以种植业为主、农牧采猎相结合的经济面貌，与营农氏族错杂并存的是以采猎为生的氏族部落，游牧民族尚未形成。

后世的牧区情形也是如此。

如西戎兴起的甘肃青海地区和匈奴兴起的漠南河套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当时属中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地方变体，而后来东胡活动中心的辽河上游地区则分布着发达的定居农业文化——红山文化和富河沟门文化。

晚至黄河中下游地区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同时或稍后，游牧部落才从西部、北部和东部的某些地区陆续出现。

黄河上游的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齐家文化，仍以种粟养猪为主，但巳形成适于放牧的羊群。

相当于中原夏代的四坝文化和卡约文化等畜牧业逐渐占居主导地位，并随着人口的增加、氏族分化和活动地区的扩展形成游牧民族。

这些以氐羌族为主体、被称为“西戎”的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群首先强大起来，逐渐向中原进逼，迫使周王室从镐迁到洛邑。

从西周中期至春秋时代，形成“华（农耕民族）夷（游牧民族）杂处”的局面。

西戎人以养羊为主体，他们和华夏各国打仗都采用歩战，说明当时他们还不会骑马。

到了战国，随着黄河流域大规模开发，进入中原的游牧人基本上接受了农耕文明，融合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除了部分羌人仍在甘青地区活动外，又有以骑马为特征、被称为“胡”的游牧民族在北方崛起。

后来，匈奴把北方草原这些原来互不统属的游牧部落统一起来，并与羌人联合，形成威胁中原农业民族政权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