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改革四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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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经济改革四阶段统计数据表明,尽管民营经济占用社会资源的比重仅有三分之一,但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占到三分之二。
从民营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采取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改革措施大多带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
从民营经济总体来看,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解放前存而不论,改革开放前一直处于压制状态,也不做考虑):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7年,起步阶段,民营经济开始茁壮成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78年,当时的计划经济已经难以为继,主要原因是存在两大难题:日常必需品(含粮食)短缺和严重的劳动力过剩(知青返城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
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国家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开始允许个体经济(个体工商户)发展,雇工超过7人的则称为私营企业。
这一时期民营经济的发展活跃了市场,增加了供给,扩大了就业。
第二阶段,1988年至1991年,徘徊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纯私营企业被迫变身为“股份合作制”,来保护自己,部分地方政府也在引导和鼓励民营经济向这个方向发展。
第三阶段,1992年至2001年,快速发展阶段。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民营经济迅猛发展,增长速度极快,在此阶段,中小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受到政策的强有力支持。
但在此阶段后期,民营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
同期,国有经济民营化有较大发展。
这一阶段,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政府认识到依靠国家力量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的韩日模式实际上有较高的经济风险,转而学习美国模式发展中小企业。
同时,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较快,机制灵活,直接对国有经济形成了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特别是纺织、食品、家电等行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亏损严重,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不堪重负,财政风险日益高企,甚至影响到银行(对于部分亏损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指示银行继续贷款以维持其生存),于是国有企业民营化在国有中小型企业中开始大规模展开,即改制浪潮(也被称作“国退民进”)。
第四阶段,2002年以后,全面发展阶段。
忻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全市民营经济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正文:---------------------------------------------------------------------------------------------------------------------------------------------------- 忻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全市民营经济转型发展的实施意见(忻政发〔2013〕4号)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委、局、办:为加快全市民营经济转型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0〕13号)和《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总体要求(一)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转型发展”的总体思路,建立“目标分解到县市区、任务落实到企业、责任明确到法人、服务细化到部门”的推进机制,按照“一矿一厂、一企一业”的具体要求,推动全市民营资源型企业加快建设新型产业项目或非资源型产品项目(以下简称转型项目)。
从2013年开始,确保每个民营资源型企业的转型项目在3年内开工建设,5年内投产见效,力争用5年时间初步完成转型任务。
(二)设计生产能力10万吨及以上的铁精矿粉企业,参股煤矿的民营企业或参股人,年发运能力50万吨及以上的煤炭运销企业,是民营经济转型发展的主体。
鼓励扶持民营企业新上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转型项目。
(三)按照市委“3581”发展战略和忻州市“十二五”规划部署,转型项目的投资方向为:新型煤化工、新型材料、电力、现代装备制造、绿色农牧产品加工、特色文化旅游、现代物流产业以及科技含量高的高新技术项目。
其中,对现有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转型项目必须属于国家发改委最新颁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之鼓励类产业指导目录。
从2013年起,市发改委要从全市项目库中筛选市场前景好、投资效益高的项目向民营企业定期发布。
民营经济31条解读摘要:1.民营经济31条的背景和意义2.民营经济31条的主要内容3.民营经济31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4.民营经济31条的实施情况及面临的挑战5.民营经济31条未来的发展趋势正文:民营经济31条解读民营经济31条是我国政府针对民营经济发展出台的一项重要政策,旨在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本文将从民营经济31条的背景和意义、主要内容、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实施情况及面临的挑战、未来发展趋势等方面进行解读。
一、民营经济31条的背景和意义民营经济31条是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出台的。
长期以来,民营经济作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创新、扩大就业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受制于多种因素,民营经济发展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
民营经济31条的出台,有利于破解这些难题,为民营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二、民营经济31条的主要内容民营经济31条涵盖了诸多方面,包括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优化金融服务、减轻企业负担、支持创新、改善营商环境等。
具体措施包括:放宽市场准入限制,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企业税费负担,优化税收征管;完善金融支持政策,提高民营企业融资可获得性;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支持创新发展;加强产权保护,维护企业合法权益等。
三、民营经济31条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民营经济31条的实施,将有利于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首先,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有助于更多民营企业进入市场,形成竞争新格局。
其次,优化金融服务和减轻企业负担,将有助于民营企业更好地获得资金支持,降低经营成本,提高盈利能力。
再次,支持创新和改善营商环境,将有助于民营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核心竞争力。
四、民营经济31条的实施情况及面临的挑战尽管民营经济31条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实施过程中仍面临一些挑战,如政策落地难、部分地区和部门落实不到位等。
第一阶段(1978年—1988年),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以来,到1983年全国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天时、地利、人和”条件下,全市农业生产发展迅速。
主要体现在粮食产量有明显提高,畜牧业生产突飞猛进,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们的吃饱乃至吃好的问题,这十年里全市农村经济步入较快增长的阶段。
1982年-1986年,中央连续五年制定和颁布了关于农村工作的五个“一号”文件,从1983年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继而到延长土地承包期、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收入、进一步深化改革。
中央稳定的农村经济发展政策,给改革初期的我市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呈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前所未有局面。
据统计,1978年粮食总产量97.9万吨,首次打破建国以来全市粮食产量记录,到1979年突破100万吨大关,达到106.5万吨。
1988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12.6亿元(产值及增加值绝对数为现价,其增幅用不变价计算,下同),其中:实现农业产值5.8亿元,牧业产值5.2亿元,农业、畜牧业的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分别为46.0%和41.3%。
第二阶段(1989年-2003年),改革确定了农村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农村改革进入了一个全面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时期。
农村改革的成功和生产效率的提高,把农村改革引向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改革外部环境的更高层次。
随着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全面确立,农村第二步改革进入了全面探索市场化改革的阶段,改革重心放在改革农产品流通体制、培育农产品市场、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促进非农企业发展等重要方面。
因此,第二阶段可以看成是农村改革迈向市场化的阶段。
通过这一时期的改革,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到农业和农村经济之中,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过渡奠定了基础。
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和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召开,推动了全国新一轮的经济高速增长。
发展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四新”经济心得体会今年以来,我国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为代表的“四新”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已成为民营企业发展的新机遇、新赛道。
从总量上看,我国“四新”经济民营企业数量已超过2500万户;从增速上看,今年前5个月,全国新设民营企业376.4万户,其中新设“四新”经济民营企业215万户,占比57・1%。
“四新”经济是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标志。
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各产业中广泛应用,从网上购物到在线教育,从远程医疗到智慧旅游,从生物识别支付到工业互联网平台,处处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积极探索、蓬勃发展的身影。
通过研发新技术、投身新产业、创造新业态和新模式,民营企业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开拓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增强了抗风险能力°此外,“四新”经济领域方兴未艾,再加上创新性、适应性、包容性的政策支持,对于起步规模较小、商业模式灵活的民营企业而言,聚力“四新”经济领域无疑是创新创业、转型升级的明智选择。
“四新”经济强调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全面联动。
企业天然具有黏合科技与产业的优势,在聚力发展“四新”经济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瞄准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加快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对能够走向产业化并最终带动新业态发展的新技术持续加大投入,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四新”经济创新链。
在具体方向的选择上,民营企业应顺应科技创新和消费模式的演变趋势,既可以用“四新”经济改造传统业态、加快转型升级,按照“互联网+制造业/服务业”等模式做优传统产业,也可以发力“制造+互联网+服务”等融合性更强的新业态,培育新兴产业,引领和创造新需求Q 踏上“四新”经济赛道,民营企业发展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快"其中往往伴随着高投入、高风险等不确定性,因此尤其需要提高风险识别和管控能力,对于外部经济环境、市场偏好变化等因素多加考虑,警惕商业模式不明、盈利模式不清的所谓“风口”,明确自身优势劣势,立足真实的应用场景,找到未来竞争着眼点并与之契合,理清发展方向和路径。
民营经济改革四阶段统计数据表明,尽管民营经济占用社会资源的比重仅有三分之一,但对GDP增长的贡献已经占到三分之二。
从民营改革3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采取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改革措施大多带有一定程度的被动性。
从民营经济总体来看,其发展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解放前存而不论,改革开放前一直处于压制状态,也不做考虑):第一阶段,1978年至1987年,起步阶段,民营经济开始茁壮成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1978年,当时的计划经济已经难以为继,主要原因是存在两大难题:日常必需品(含粮食)短缺和严重的劳动力过剩(知青返城使这一问题更加恶化)。
为了解决这两大难题,国家在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同时,开始允许个体经济(个体工商户)发展,雇工超过7人的则称为私营企业。
这一时期民营经济的发展活跃了市场,增加了供给,扩大了就业。
第二阶段,1988年至1991年,徘徊发展阶段。
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纯私营企业被迫变身为“股份合作制”,来保护自己,部分地方政府也在引导和鼓励民营经济向这个方向发展。
第三阶段,1992年至2001年,快速发展阶段。
邓小平的南巡讲话发表之后,民营经济迅猛发展,增长速度极快,在此阶段,中小企业和民营科技企业受到政策的强有力支持。
但在此阶段后期,民营经济发展速度有所放缓。
同期,国有经济民营化有较大发展。
这一阶段,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政府认识到依靠国家力量发展大型企业集团的韩日模式实际上有较高的经济风险,转而学习美国模式发展中小企业。
同时,由于民营经济的发展较快,机制灵活,直接对国有经济形成了冲击,相当一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特别是纺织、食品、家电等行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亏损严重,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不堪重负,财政风险日益高企,甚至影响到银行(对于部分亏损的国有企业,地方政府指示银行继续贷款以维持其生存),于是国有企业民营化在国有中小型企业中开始大规模展开,即改制浪潮(也被称作“国退民进”)。
第四阶段,2002年以后,全面发展阶段。
中共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支持、鼓励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给各地发展民营企业带来良好的机遇,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民营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明显提高。
各地纷纷高调推进民营经济的发展。
民营经济进入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在这一阶段,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三资经济的融合渗透以及博弈竞争开始向更高层次发展。
由于民营经济在税收贡献、就业吸纳两大方面都成为第一位重要的所有制成分,国家开始由被动支持民营改革(以往民营改革大多是下边先开始改革,后来取得中央承认和允许)转为主动支持民营改革,但由于国有利益集团以及外资利益集团的存在,这一过程并不顺利,还存在一些波折,也面临着一些严峻挑战。
那么,下一步民营改革的问题与难点是什么?我将其总结为四个方面。
(一)观念问题现在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拐点(即在经济发展中以民营经济还是国有经济抑或外资经济为基本支撑点的问题),如果跨越了这个拐点,则进入顺利发展的惯性轨道,否则,也可能出现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种局面。
1.垄断行业能否向民营经济开放,如何开放?民营经济对GDP的贡献和在经济中所占比重明显增加,有力地推动了经济运行机制的市场化进程。
作为新的体制因素,民营经济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动力。
世界各国的发展史都已经证明,在绝大多数领域,民间资本的效率都要高于国有资本,这种效率体现为市场竞争。
竞争迫使市场中的经济主体提高效率,改善管理。
通过竞争,民营经济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
因此,允许民营经济进入垄断行业,是我国市场化发展的重要一步,一方面可以增加垄断行业的供给,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竞争降低垄断行业的成本。
但是,2007年由国资委颁布的新规定(国家绝对控股7个行业,对于军工、石油和天然气等重要资源开发以及电网、电信等基础设施领域的中央企业,国有资本应保持独资或绝对控股)实际上已经对2005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明确规定,国家将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等行业和领域,引入竞争机制,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这些垄断行业和领域)进行了微调。
这意味着国资委作为股权所有者,决定加强对这些行业的控制。
因此,垄断行业的开放将会成为今后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相互博弈的一个重要领域,在本质上它是一个观念问题。
2.是否允许民营企业做大做强?2002年之后,民营经济发展出现了新的趋势,在整体上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开始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如基础设施)、技术密集型产业(如重化工业)和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保险业)。
这种产业转型或升级需要外部环境的配合,因为与前期原始积累不同,它需要大量的社会资源(如资金)的进入。
在这一时期,国家实施了宏观调控,收紧了资金和土地的供应,2006年宏观调控进行了二次强化。
客观上,宏观调控对民营经济的转型产生了冲击(虽然它可能不是政府的本意),相当一部分民营大企业在此过程中遇到了困难甚至走向衰落。
由于国有经济不存在转型问题,因此发展相对较好,有学者称之为“国进民退”。
因此,对于民营经济的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政府应当采取何种态度和政策,将是决定未来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3.民企原罪问题是否会被追究?2004年,由于河北省1号文件引发了关于民营企业所谓“原罪”问题的大讨论,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这是一个实际存在的问题。
它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观念问题:仇富心理。
民营企业在早期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某些违规行为,本应采取客观、历史和科学的态度来看待和评价。
一些人将此视为民营企业有“原罪”并进行谴责、批判甚至要求进行追究。
这种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某些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甚至还影响了某些司法行为。
在观念上如果不能解决如何理性看待和保护财富的问题,民营经济的发展将会受到阻碍,甚至会引起部分民营企业家转移资本,导致资本外流。
4.是否允许民营经济(内资民营经济,不含外资企业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在比例上占主导地位,即占GDP的比重超过50%?目前全国工商联的提法是内资民营经济在2006年GDP中占49%。
上面这个问题实际上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随着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增速高于国有经济和外资经济),在比例上占主导地位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但是,从观念上明确这一点,有利于正确地引导社会舆论,减轻民营企业家的心理负担和忧虑,促进民营经济更健康的发展。
(二)融资问题民营企业的融资难是一个现实问题。
它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银行融资难、上市难、投资机构少(如风险投资)。
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所做的贡献与它从金融体系中所获的金融支持明显不成比例。
笔者认为,可以针对融资难的三个具体表现从三方面下手解决这一问题:1.引导地下钱庄“公开化”。
从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经验来看,地下钱庄对于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但其地位一定难以得到官方的承认。
如果通过政策引导(改限制发展为引导发展),使地下钱庄成为我国金融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一方面可以对其加强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另一方面可以更好地为民营经济提供金融服务。
2.设立OTC市场(英文为Over-the-Counter,即柜台交易市场)。
它可以便利中小企业筹资和扩大证券市场的规模,因为它的标准较低,上市费用也较低。
由于国内证券市场上市困难,不少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到海外上市,相当一部分就是到海外OTC市场上市。
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中最基础的一个环节(实际上,柜台交易的出现要早于正式的资本市场),OTC市场有其独特作用,由于其门槛较低,可为广大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快捷的融资渠道。
一般而言,在OTC市场上市交易的、表现优秀的上柜公司将来都有机会转往正式的资本市场上市,从这个角度看,OTC市场可以看做是一个很好的“培训基地”,可以很好地与沪市、深市对接。
3.大力发展内资的股权投资基金。
在银行融资(需要抵押)和上市融资(门槛较高)都有难度的情况下,资金短缺的民营企业通常会求助于股权融资。
天津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共计200亿,首期60.8亿)已经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实际上,OTC市场的建立也会有力地推动风险投资业的发展,它们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OTC市场是股权投资的一种重要退出渠道。
2006年外资投资机构在国内大量收购遇到资金困难的优秀民营企业,这反映了内资投资机构的缺位。
目前,国内不缺资金,缺的只是适当的政策开放和政策引导。
(三)国际化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际化问题日益提上日程。
企业国际化过程包括三大阶段:产品出口阶段、境外市场运作阶段、境外资本运作阶段。
从目前来看,政府的相关政策主要关注国有大企业的国际化,其基本方向是能源领域,对于国有企业在能源领域的国际投资给予各方面的优惠政策,包括用汇等。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外国政府对中国国有企业的能源投资非常警惕。
在这种背景下,由民营企业做先导,以“非能源投资”换取“能源投资”可能是一条重要的战略思路。
因此,我国政府应对民营经济的国际化给以先导支持,制订一系列支持政策,改革外汇管理体制,把鼓励民营企业发展外向型经济纳入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中。
制定和完善政策、法规和配套措施,加强政策培训和人才队伍建设,支持和帮助工商联发挥民间外交的优势,为促进民间国际经贸合作服务。
与此同时,国家要制定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境内国际化”,大力吸收国际资本、国际技术、国际化人才以及进行国际经济合作(如与跨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
这种境内国际化对中小企业“走出去”更具意义。
(四)创业环境问题创业环境不同于投资环境,良好的创业环境表现为对创业型企业的支持体系。
目前各地大多重视投资环境而忽视创业环境,这对中小企业创业已经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各地政府大多重视大企业,希望吸引世界五百强,这种思路必然导致在政策中忽略新创企业,严重的甚至导致“外进民退”问题。
实际上,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假定投资量相同,新创企业对本地经济所做的贡献要大于引进企业所做的贡献。
另外,没有庞大的金字塔塔基,其塔尖也是立不住的。
因此,政府的正确选择是改革政府管理体制,重视创业环境建设,提高中小企业的创业成功率,降低其创业成本,最好能在国家层面上设立中小企业总局。
如果使投资环境和创业环境并重,实现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互补共生式的双赢则是更好的选择,但操作难度较大。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是民营经济地区不平衡问题,因此,各地区在建设创业环境中也可以采取不同的做法。
比如,中西部地区就可以把吸引和承接东部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能源资源项目投资作为其创业环境建设的一个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