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布特式空间俱乐部:一个理论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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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综述摘要:财政分权自产生以来就一直是世界各国财政体制改革中重要实践问题,也是各国理论界所关注的前沿理论问题。
财政分权理论以主流的公共品供给理论为基础,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之间密不可分,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问题。
本文通过借鉴已有的文献以及前人所作综述的基础上,结合最新理论成果,围绕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公共服务对近期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作一个梳理和简要评述。
关键词:财政分权,公共品供给,理论综述财政分权(fiscal decentralization)是从分权衍生而来的。
哈耶克(hayek,1945)最早提出分权的思想。
财政分权是指,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税收权和支出责任范围,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其预算支出规模和结构。
财政分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拥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
本文围绕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基于公共服务均等化,对近期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作一个梳理和简要评述。
一、西方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的理论综述财政分权理论的研究是以蒂布特(tiebout)在其1956年发表的经典论文《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为起点的,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first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fgff),主要围绕着地方政府职能和公共物品供给;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second generation fiscal federalism,sgff),将讨论的重心从公共物品供给转向了地方政府行为模式上。
1、第一代财政分权与公共品供给理论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也被称作传统财政分权理论,或是第一代财政联邦主义,以蒂布特、马斯格雷夫和奥茨等为代表。
因其三人在这一理论领域的先驱性贡献,第一代财政分权理论也被称为tom 模型。
该理论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研究政府职能如何在不同级次政府之间进行合理配置以及相应的财政工具分配问题。
其核心观点是,如果将资源配置的权力本身更多地向地方政府倾斜,那么,通过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能够迫使政府官员的财政决策更好地反映纳税者的偏好,从而强化对政府行为的预算约束,相当程度上改变中央政府在财政决策中存在的不倾听地方公民意见的状态。
简述蒂布模型蒂布模型是一种用于描述和分析复杂系统的模型,它由美国科学家杰伊·福斯特·蒂布(Jay Forrester)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提出。
这个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如经济学、管理学、工程学等,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预测系统的行为。
一、蒂布模型的基本概念1.1 系统蒂布模型所研究的对象是一个系统,它是由一组相互作用的部件组成的整体。
这些部件可以是人、机器、物品等等。
1.2 反馈环路反馈环路是指系统中某些部件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其中一个部件的输出会影响另一个部件的输入。
这种反馈环路可以是正向或负向的。
1.3 动态行为动态行为指系统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它可以是周期性、趋势性或不稳定性的。
二、蒂布模型的核心元素2.1 存量变量存量变量是指系统中某个时刻可观察到的状态量,如库存数量、人口数量等。
2.2 流量变量流量变量是指系统中某个时间段内的变化量,如进出库存数量、出生率等。
2.3 控制变量控制变量是指可以通过人为干预来改变系统行为的因素,如政府政策、市场价格等。
2.4 决策变量决策变量是指人们在面临不同选择时所做出的决策,如企业投资决策、个人消费决策等。
三、蒂布模型的建模过程3.1 确定研究对象和目标在建立蒂布模型之前,需要明确研究对象和目标。
这有助于确定需要考虑的因素和关系。
3.2 确定系统边界和部件确定系统边界和部件是建立模型的基础。
需要考虑哪些部件对于实现目标是必要的,哪些可以被忽略。
3.3 确定存量变量和流量变量根据研究对象和目标,确定系统中需要观察的存量变量和流量变量。
这些变量应该能够反映出系统状态和行为。
3.4 建立反馈环路根据实际情况,建立正向或负向的反馈环路。
这有助于理解系统中部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
3.5 建立方程根据存量变量、流量变量和反馈环路,建立数学方程。
这些方程可以描述系统的动态行为。
3.6 验证模型验证模型是检验模型是否准确的过程。
需要通过实际数据来验证模型的可靠性和预测能力。
统计与管理二○一五·十财经论坛西方财政分权理论文献综述李 鹏 杨硕飞财政分权理论的奠基人是蒂布特,1956年,他发表了论文《地方公共支出的纯理论》,被认为是分权理论的起点。
经过施蒂格勒、奥茨、马斯格雷夫、特里西等人的发展,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钱颖一、罗兰、温格斯特和怀尔德森等人为代表形成了新一代财政分权理论。
两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为财政分权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传统财政分权理论(一)关于财政分权可以降低信息成本的论述蒂布特(Tiebout,1956)的“用脚投票”理论。
蒂布特预定了居民可以自由流动的前提,这样居民根据自己的偏好和收入水平寻找到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成本好效用最大化间的一种理想组合。
而且他们会自动聚集到这一地方政府周围,同理当这一地方政府不能满足居民的要求,那么居民可以用脚投票。
迁移到自己满意的地区,从而促进地方政府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获得更大的财政收入。
另外如施蒂格勒也认为,地方政府对于辖区居民公共物品的需求信息掌控具有优势,而且对于公共产品种类和数量的选择也由不同地区的居民自行选择。
特里西(Richard W·Tresch,1981)提出了“偏好误识”理论,他认为,中央政府在了解公众的边际消费替代率时具有随机性,即带有偏好误识,这是由于信息在传递过程中有距离的阻碍作用。
因此,地方分权是必要的。
(二)财政分权与资源配置关系的论述马斯格雷夫(Musgrave,1959)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工应该明确,中央政府主要负责跨区域的宏观经济稳定增长和调控收入差距,而地方政府更加贴近基层群众,可以进行符合居民偏好的资源配置,提高配置的效率。
同时,不同的税种应该在中央与地方各级政府之间固定分配,使得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相对独立的税权。
美国经济学家夏普(sharp)也认为,政府部门级次不同,不能相互替代。
因此,中央政府应该根据各级政府的事权分工,政府正常行使其职能所需要的财政资金,合理地划分财政税收权限。
地方政府竞争通常是指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政区域地方政府之间提供公共物品、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时,在投资环境、法律制度、政府效率等方面开展的跨区域政府间的竞争。
作为中央政府区域代理人的地方政府因其所代表的局部(或个体)利益而使相互竞争进一步扩张,甚至逾越彼此的边界。
在中国许多地区特别是长三角地区,地方政府竞争一方面成为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又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由于该领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政府行为,因此,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成为热门话题。
一、地方政府竞争理论研究的源起及内涵关于地方政府竞争研究的源起,学术界比较公认的看法是:最早源于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对地方政府竞争进行的简要分析。
而明确对地方政府竞争的研究是蒂布特,在《一个关于地方支出的纯理论》中从一个消费者对地方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偏好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用脚投票”理论,对地方政府竞争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布莱顿是第一位真正意义上使用“政府竞争”概念的学者,他主张政府在本质上是具有竞争性的。
需要指出的是蒂布特的理论提出后,在欧美国家有关“辖区政府间竞争”的经济学讨论和跨学科讨论日益增多,尤其是有关辖区政府间竞争的演化论分析日益盛行。
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德国的经济学家在政府竞争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大进展。
虽然国内外对地方竞争理论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但目前对地方政府竞争的内涵仍未有统一的说法。
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从区域吸引力及发展的角度分析。
其代表人物是布莱顿,他认为,各地方政府间关系总体上来看是竞争性的,政府之间、政府内部部门之间及政府与政府之外行为主体之间为供给合意的非市场供给的产品和服务,提高自身的吸引力,就会围绕居民和资源相互竞争。
国内学者张飞、曲福田等从吸引力的角度来界定地方政府竞争,他们认为,地方政府竞争是指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政区域之间为增强各自的竞争优势,围绕吸引具有流动性的要素而展开的跨地区政府间的竞争。
公共选择学派地方公共物品与俱乐部——俱乐部理论(一)俱乐部与非纯公共品 1.公共物品、非纯公共物品与俱乐部在现代经济中,政府作为经济中的一个部门,主要提供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私人部门提供。
不过,介于公共物品与私人物品之间还有一种商品,称作非纯公共物品或混合商品,多数由政府提供,也可以由私人联合提供。
非纯公共物品类似于俱乐部提供的物品,研究非纯公共品的供给、需求与均衡数量的理论,叫俱乐部理论。
2.俱乐部理论俱乐部经济理论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期A.C.庇古与F.奈特有关对拥挤的道路征收通行费的论述。
现代俱乐部经济理论的真正奠基人是布坎南与蒂鲍特。
俱乐部经济理论的基本目的是研究非纯公共品的配置效率问题。
(二)布坎南模型——“内俱乐部理论” 1.俱乐部均衡的布坎南模型布坎南的创始性研究解释的是俱乐部的自身问题,不考虑俱乐部与外部的联系,因而叫内俱乐部理论。
在俱乐部研究上,布坎南既是创始人,又最具有代表性与影响力,其后的很多研究与之紧密相关。
俱乐部规模包括提供的物品数与容纳的成员数两方面。
如果只从俱乐部成员的角度考虑,那么按照微观经济理论,俱乐部欲实现均衡,就必须满足如下两个条件:(P92 第二自然段的后半部) 2.最优俱乐部规模的决定简言之,布坎南的理论表明,俱乐部成员的效用同时取决与俱乐部物品与成员数量。
若俱乐部物品太多,则用私人物品消费量少,故效用不高;若俱乐部物品太少,则效用同样较低;若俱乐部成员太多,就会因拥挤而减少效用;若俱乐部成员太少,则每人分摊成本较高,也会减少效用。
所以俱乐部中的物品与成员数适度,并且应同时决定。
3.布坎南模型的推论布坎南的俱乐部理论解释了非纯公共物品的配置,但这一理论同样可适用于纯公共物品与纯私人物品两个基本点极端例子。
(三)联系俱乐部内外的一般理论 1.俱乐部内外均衡的一般理关于俱乐部的一般理论有很多人进行了研究,其中W.奥克兰的模型较完整较有代表性。
以下便以奥克兰模型为主介绍一般俱乐部理论。
蒂奇纳的知识沟理论-详解蒂奇纳的知识沟理论( P.J.Tichenor'S Knowledge Gap Theory)目录• 1 什么是知识沟理论• 2 “知识沟”理论背景• 3 “知识沟”理论的主要内容• 4 对“知识沟”理论的评价• 5 缩小“知识沟”的对策• 6 “知识沟”理论的否定•7 “知识沟”和“数字鸿沟”之间的关系•8 相关条目什么是知识沟理论“知识沟”理论是1970年美国传播学家蒂奇诺(P.J.Tichenor)等人在一系列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理论假说。
这一理论认为: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者经常能比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更快地获得信息,因此,大众媒介传送的信息越多,这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也就越有扩大的趋势。
大众传播的信息传达活动无论对社会经济地位高者还是社会经济地位低者都会带来知识量的增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获得信息和知识的速度大大快于后者,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结果是两者之间的“知识沟”不断变宽,差距不断扩大。
“知识沟”理论背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的学校中,贫富儿童在学习能力和学习成绩上的明显差距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就是说,家庭经济条件好的儿童常常是在进入小学之前就接受了良好的学前教育,而那些家庭贫困的儿童在学前没有钱请家庭教师,没有钱购买启蒙读物,进入小学后,二者在学习能力和成绩上自然会产生明显的差距。
有关研究证明,这种差距随着年级的上升而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升学率、学历甚至将来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上的两极分化。
面对上述情况,一股要求实现教育机会平等的社会呼声不断高涨。
在当时这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下,美国政府出台了一项“补充教育计划”,试图通过大众传播和其他手段来改善贫困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条件。
通过制作儿童启蒙教育的电视系列片,利用电视媒介来缓解贫富儿童接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问题就成为“补充教育计划”的一个重要项目。
于是,针对这一目的制作的《塞萨米大街》(又名《芝麻街》)电视系列片应运而生。
蒂布特式空间俱乐部:一个理论综述摘要:蒂布特的空间俱乐部模型有许多独特之处,空间因素对地方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有一定影响,在地方公共产品供给上分散的市场机制和集中的政府机制应该分工协调。
关键词:空间俱乐部;蒂布特模型;藤田昌久中图分类号:f06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90-02作为地方公共产品供给模型,蒂布特模型有许多独特之处。
土地和区位等空间因素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将阐述蒂布特式空间俱乐部的理论研究脉络,探讨在空间因素的作用下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问题。
一、蒂布特式俱乐部的空间要素蒂布特模型是以社区为研究对象,这是与美国社会的现实状况密切相关的。
有资料显示,在美国,“大多数大都市区有大量不同类型的社区可供选择。
在美国一座大城市的方圆20英里内,就有几百个郊区可供选择……在郊区之间,按收入来划分居住区的相当多,因而实际上存在着排他性区域规划,服务水平也千差万别(即使有时收入是近乎相同的)。
”这些现实中的社区与理论中的俱乐部有许多相似之处。
据统计,“有5 000多万美国人生活在居委会管制的地区。
这些‘装有城门的社区’决定它们将有多少成员、雇用多少保安人员、是否建高尔夫球场和公共游泳馆等等。
”可见,在崇尚自由、民主、多样化、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中,社区可以近似地视为当地居民的一种俱乐部。
俱乐部理论是由布坎南在1965提出的。
布坎南假设一个群体中的各个成员会对他人的消费形成外部经济(即规模经济)或外部不经济(即拥挤成本),这两个因素相互作用产生了一个u型供给曲线,也产生了一个俱乐部边界。
俱乐部产品对内部成员是非竞争性的,对外部成员是排他性的:拥挤成本和会员费用就是排他机制。
蒂布特模型中最优地方公共产品的平均成本曲线也是u型的人口规模函数;在规模经济的作用下社区将自然产生一个效率边界。
但布坎南在其经典论文中并没有提及蒂布特。
他提及科斯的灯塔是要表明通过适宜地界定产权可以有效地实现俱乐部的排他性。
但他却没有意识到蒂布特模型中的空间因素也是一种排他机制。
蒂布特指出:“每一种社区服务模式都是由城市管理者根据该社区原有住户的偏好来设定的。
对每一种社区服务模式而言,都存在一个最优的社区规模。
这个最优量被定义为能够以最小平均成本为其提供系列服务的居民数量。
这非常类似于厂商的平均成本曲线的最低点。
这样的成本函数意味着一些要素或者资源是固定的,否则,在既定的偏好模式下,对社区规模进行限制将缺乏合理的逻辑支持。
对某个厂商而言,存在一个平均成本曲线的最小值,而且,这条平均成本曲线能够被其他厂商复制。
与此类似,可以存在完全相同的社区。
固定要素这一假设解释了为什么社区不能通过增长的方式来扩大规模。
这些固定要素可以是一个郊外社区有限的土地面积,连同一套限制公寓建筑的分区法规,也可以是当地面积有限的海滩。
任何具有这类特征的事物都能形成一项制约。
”蒂布特提及“郊区社区有限的土地面积”、“当地面积有限的海滩”等,表明他已经意识到土地的稀缺性、区位的垄断性以及交通成本等空间因素的作用。
所以,蒂布特世界中的社区就是包括了空间地理因素的地方公共产品俱乐部。
斯蒂格利茨称之为“岛屿”。
而斯塔雷特称之为“空间俱乐部”。
二、土地、区位与空间俱乐部在蒂布特式俱乐部里,地方公共产品就像空气一样是均匀地分布的;需要一种专门的排他机制来限制进入、明确俱乐部的边界。
而现实中的地方公共产品通常定位于某个特定的区位;其服务能力会随着距离和交通成本的递增而逐渐衰减,从而自然形成一个俱乐部边界。
居民进入某个特定社区需要首先购买适量的土地或住宅。
而地方公共产品的消费是与土地或住宅消费捆绑在一起的;而后者的供给是相对固定的或稀缺的。
特别是某些地方公共产品(如学校、博物馆、游泳池、海滩等)通常是坐落在特定空间区位上的。
其所提供的公共服务不是均匀散布在整个社区,而是由一点向四周辐射的。
那么,交通成本的发生、空间区位的排他性和竞争性就成了无法回避的问题。
特定区位上的地方公共产品存在一个有效的空间服务范围或界限。
在这个界限之内,每个居民不仅要处于某个特定的区位,而且还要占用一定的地理空间,因此,土地的稀缺性、住宅供给的刚性以及由此引发的竞争也会显现出来。
斯塔雷特指出:“空间分割的事实引入了‘俱乐部竞争’这个因素——它与我们以前讨论过的竞争性是无关的。
当个人占据空间时,一个人对临近公共产品的空间使用排斥了其他人使用同样的空间(可能迫使第一个人选择不太喜爱的位置)。
”空间竞争又会导致资本化的产生。
这里的“资本化”是指地方公共产品的价值被体现在与之相关的土地或住宅价格中。
资本化通过两种方式引导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一是资本化效应在成本-收益分析中被用来评估消费者对公共产品的支付意愿;一是对于社区管理者而言,其目标函数之一便是最大化经过资本化的土地价值。
而资本化有助于确定社区的有效边界。
将土地、区位、交通等空间因素引入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并把蒂布特模型和俱乐部模型结合起来的理论文献为数不少。
空间因素模糊了私人产品和公共产品的界限。
空间俱乐部理论与厂商区位理论非常近似。
一个霍特林企业向所有有意愿负担交通成本的消费者出售产品;因为其区位垄断性,即使存在很高的固定成本和零边际成本,它也可以获得利润。
如果空间俱乐部只有一个固定成本、而没有由用户数增加所导致的边际拥挤成本,那么,准确地讲,它就相当于一个出售私人产品的霍特林企业。
与区位理论关注非合作均衡的存在性及其特性不同,空间俱乐部理论对公共设施应该如何布局、如何获得足够的资金等社会计划问题也非常关注。
三、空间俱乐部:主要模型空间俱乐部的概念虽然最早由斯塔雷特明确提出,但其思想雏形早已有之:它隐含在霍特林的空间竞争模型里,体现在蒂布特用脚投票的世界中,布坎南和斯蒂格利茨先后用“岛屿”一词传递了同样的思想。
斯塔雷特首先认识到空间分割必然导致俱乐部竞争。
这与布坎南意义上的俱乐部产品所具有的竞争性不同;即使不存在地方公共产品分享过程中的拥挤因素,为了获取有利的区位、进而更多地分享处于特定区位的地方公共产品,这种竞争性也会存在。
空间因素损害了地方公共产品的纯度,使得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通过一个最基本的模型,他认为有效的空间俱乐部规模要求公共产品的平均供给成本等于各种边际竞争成本之和。
在模型中,交通成本而非拥挤成本起到了竞争成本的作用。
斯塔雷特指出:“交通本身对成员没有什么价值,但如果他们要分享集体产品,必然会引起交通成本。
”斯塔雷特的空间俱乐部模型与藤田昌久的邻里产品模型在思想上是大致相同的,只是在建模方法上有所差别。
二者都引入了区位和土地因素,揭示了社区内部空间要素对公共产品最优供给的影响。
但二者都属于岛屿模型,消费者—投票者不能消费其他社区的公共产品。
藤田昌久的超邻里模型则突破了岛屿模型。
他提出了“超邻里产品”概念,即指一个社区的邻里产品可以为邻近的社区所共享。
他假定了一个线性城市,位于cbd两侧对称地各有一个社区,各自在社区中心提供相应的邻里产品;距离衰减效应仍然有效,即邻里产品的服务水平随着距离的增加而递减。
与邻里产品模型不同的是,允许两个社区共享各自的邻里产品;即社区之间在公共产品供给方面存在溢出效应。
在邻里产品模型中不存在这种溢出效应,因此,邻里产品可以通过社区之间的竞争或分散的市场机制实现有效供给。
但当城市分为两个对称的不同社区、且不同社区的邻里产品因共享而成为超邻里产品时,藤田昌久证明:如果超邻里产品的使用比土地消费相对而言更为重要,那么所有公共设施定位于城市中心是最优的;反之,由两个非中心的社区分别供给邻里产品、居民分散居住以消费更多的土地为最优。
但这意味着采取分散化的方式将很难实现有效供给。
因为任何一个社区都不会单独在城市中心、也就是各自社区的边缘定位超邻里产品,否则这个社区的居民将只能从本社区供给的邻里产品中获得一半的潜在利益,但却要承担全部的成本。
如果没有一个适宜的协调方案,两种超邻里产品的最优区位将无法由两个独立的辖区政府决定。
最后,藤田昌久认为,超邻里产品的有效供给要求一个“整个城市的规划”或者“一个地方辖区之间的适宜的协调方案”。
霍克曼等在藤田昌久(1989)和霍克曼(1982)的基础上,整合了蒂布特传统的地方公共产品供给理论和中心地理经济理论,也提出了一个空间俱乐部模型。
他们使用“飞行的俱乐部”来形容布坎南的非空间俱乐部,即俱乐部并非坐落在真实的地理空间上,而是呈现在抽象的准空间中。
霍克曼等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与非空间或飞行的俱乐部不同,空间俱乐部的公共支出不应完全由用户费用来负担,而应该同时从地租中获得补贴。
给定社区的最优规模,土地价值最大化应该导致地租补贴与用户费用的合理配比。
二是当不同地方公共产品的市场区域重叠时,最优的分散化供给应该由对所有类型地方公共产品市场区域都有管辖权的地方政府来实现。
这意味着最适宜的供给者就是能够通过用户收费和征收地租来融资的都市政府。
他们认为“这种体系的好处是,与一个给定的都市区域内地方公共产品相关的决定的社会含义现在完全可以被该区域内部地租的变化所体现。
因此,影响一个独立的都市政府决策的信号将不再被空间外溢所扭曲,进而导致一个蒂布特方式的有效的分散化供给体系。
”四、结论空间因素的引入使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呈现出一定的复杂性。
不同层级社区的有效供给要由不同层次的政府供给。
分散的市场机制和集中的政府机制应该分工协调,共同促进地方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
参考文献:[1]曹荣湘.蒂布特模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2]masahisa fujita, urban economic theor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