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解释的第三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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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以及释义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第三条国家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的完整、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尊严。
第四条国家领土完整。
国家实行区域性的分权管理。
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第十条建立在对人民生存权的保障之上的基本医疗和卫生制度,保障广大公民的基本医疗和卫生权利。
第十一条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第十二条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部分内容,我们来一起深度解析一下。
宪法确立了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地位。
从宪法的这一点可以看出,我国的国家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是以人民为中心的,这是我国政治体系的基本特征。
宪法强调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这说明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人民,为人民所用。
这体现了我国政治体制的民主性和人民性。
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包括医疗和卫生权利、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等。
在这里我想共享一下对宪法的个人观点和理解。
宪法不仅是国家的基本法律文件,更是全国人民共同的意志和理想的集中体现。
宪法的设立,是为了保障人民的权利,规范国家的行为,维护社会的秩序,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宪法的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重要保障。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和理想的体现,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保障。
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让大家更加深入地了解宪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在此,我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主题,深入探讨了其内容、精神和意义,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
让我们共同致力于学习和贯彻宪法,共同建设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
【论文摘要】中国社会现在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为求得社会治理的稳定需行善治并兴法治,在宪法层面检讨目前宪法的中央与地方分权的不明确,重新梳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意义关乎重大。
本文从宏观的宪法学视角检视中央与地方分权所具有的宪政意义,对当代中国中央与地方关系展开制度上的想象与语词上的重构,期待能以宪法保留保障下的法律分权制来涵摄未来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并指待日后修宪能够弥补此缺憾。
【论文关键词】中央与地方关系;单一制;民主集中制;地方自治;宪法保留【正文】一问题的提出中央与地方分权以及地方自治问题是最典型的宪法问题之一,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课题之一。
而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国家结构形式直接关系到国家职能的实现,关系到国家的统一和分裂,其是宪法对国家权利进行配置的重要方面,是宪法对公共权力进行纵向配置的形式。
它们涉及如何适当配置权力与资源以实现中央权威与地方自治的最佳平衡,以及国家如何在激励地方创新的同时确保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和其他不利于国家政令统一的现象。
对此,许多国家的宪法与法律都扮演了核心角色。
而中国实施近代政治制度较晚,在宪法的制定者的理念里,没有意识到中央与地方分权问题重要性。
而当下中国的宪法学人也稍少顾及这一问题领域的研究。
中央与地方权力配置缺乏统一和严格的法律规范,这种状况往往导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混乱和政府资源的浪费,一方面中央的宏观调控能力比较薄弱,另一方面地方保护主义影响了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这些问题集中是控制与反控制、放权与收权的矛盾。
从我国现代化转型过程来看,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着这种客观存在的张力正在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一个巨大的历史契机。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土地幅员广阔,不能期待以中央一隅来有效治理全国。
我国一个省的人口与土地,在世界上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的国家。
可以想见,中国的治理是一个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仅在2008年的一系列的民族骚乱事件,我们就不得不沉思为何民族关系并不平和,整体性的中央与地方关系治理更是如此。
精心整理政治学原理综合练习(四)一、填空题1、第三条道路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混合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政治口号。
3、代议制民主理论是现代民主的主流理论,也是现代通行的民主宪政制度的理论基础。
4、宪法和个人权利被看成是民主宪政体制下约束政府权力的根本机制。
5、宪政制度将选举制度、代议制度和权力制约结合起来,体现了当代人们心目中的政治正义观念。
二、选择题(每题至少有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多选或者少选均不能得分)1、根据阿尔蒙德观点,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 A B C )A 政治态度B 政治信仰C 政治感情D 政治价值2、政治理想是社会成员在政治活动中重要的精神依托,直接影响着人们的(A D)。
A政治动机 B 政治情感 C 政治态度D政治行为3、意大利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D)在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点的时候指出,国家统治=暴力+文45)的C 倡导保护环境D 提倡用温和的改良的办法对待环境危机8、从社会成员个体的角度讲,政治社会化是一个人通过学习和实践获得有关政治体系的(A B C D)的过程。
A 知识B 规范C价值 D 规则9、在成年阶段,政治社会化主要通过( A B C D)来实现。
A 日常社会生活B大众传媒 C 政治实践D政治活动10、特定的政治符号在社会生活中具有重要的政治(B D),因此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政治文化的传播作用。
A 凝聚意义B 代表意义C 表现意义D 象征意义1、马克思主义分析(A C ),为我们确定政治发展的含义提供了指南。
A 国家类型历史演变的方法论B 阶级分析的方法C 社会发展D 辩证唯物论2、在当代,政治发展主要指政治的(A )过程。
345)就是7。
8、宪政的核心是(D )。
A 形成公民社会B 依法治国C 保障自由D民主政治9、只有民主权利得以真正确立,公民的自由才可能得到保障,而两者的统一是在( A )的框架下才能实现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摘要:作为民主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实践成果,英国“第三条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是与各自国情相适应的产物。
从共同的国际环境、特殊的国内环境以及政党对执政地位的永恒追求来比较两种发展模式形成原因的区别与联系,从理论取向和客观沉淀来比较两种发展模式基本特征的普遍追求和各自特色,对于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深入理解、不断完善和坚持实践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英国第三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比较基金项目:本文是2010年国家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10GXS5D235)的阶段性成果收稿日期:2011-12-16作者及单位:卢保娣,华北水利水电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政治学。
(河南郑州,450045)中图分类号:D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679(2012)01-0011-03英国“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模式比较作为当代社会主义的两大主要分支,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催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而民主社会主义则与西方现实紧密衔接,以战后欧洲国家福利国家模式的成功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有效转型,产生了以英国为代表的极具影响的“第三条道路”。
尽管就所孕育的制度基础来说,英国的“第三条道路”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本质不同,但两者与各自面临的客观现实相适应并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足以表明两者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关于两种模式的概述一般来说,模式指“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
”[1]在本文里,所谓“模式”则特指20世纪后半期英国工党在政策反思基础上提出的“第三条道路”和中国共产党在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逐步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两种社会发展路径的选择。
新的“第三条道路”于20世纪90年代由美国民主党率先提出,但由英国工党积极倡导且付诸实践,并对欧洲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形成辐射。
参考白斌老师与宋老师的课堂教学,个人的卷一法理学法制史宪法部分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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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理学白斌老师课堂笔记:1.实证不评价,评价不实证。
(评价的意思是认为是否符合道德)权威是分析,社会现实看效果。
传统古典看道德。
第三条道路非实证。
2. 道德一旦被上升为法律,就具有具体性、确定性。
、3. 规范性就是应然性,应当这么做。
法律和道德都有规范性。
只要是规范,就有强制性。
4. 道德也有内在强制性,道德只重视义务,不强调权利。
法律依赖于语言,而语言具有模糊性,因此法律都需要解释,解释一定有价值判断。
只要是法律活动,都必须遵守程序,只要是法律工作,一定涉及到价值,考试中说和法律和价值无关的都是错的。
(五大实践)法是国家强制。
只要是法,就具有国家强制性,不是社会强制。
历史的观点,变化发展的观点,马克思的观点基本都是对的,3. 法的本质(三本):国家(正式)、(统治)阶级、物质这三本是马克思逐渐剥离的过程,出现本质就在这三本里面找,其他的基本都是错的。
4. 不同的就是不同的。
法律是外在强制和国家强制。
不是社会强制。
5. 国法不是国家法,国家法是公法,国法包含公法、私法、社会法等。
6. 只要是法,就具有普遍性。
说有影响和联系的话,一定是互相有影响的,互相有联系的。
一般的原理不因个别反例的存在而无效。
7. 法的规范作用:指引自己,预测对方,教育大家,评价他人,强制违法。
指引有两种形式,个别指引,规范指引。
两种方式,确定指引(应当、必须)、不确定指引(可以、或者),区别是有无选择。
8. 价值位阶原则基本价值(自由>公正>秩序)高于非基本价值(效率和利益等)说任何一价值是判断法的唯一标准都是错误的。
任何一种价值都不是绝对的,都可以被限制。
任何规范对相关主体都有指引作用。
注意关键词识别。
如出现一法院的判决、出现都弱智的保护,体现的是正义价值。
各种价值之间是存在冲突的,为了一种价值牺牲另一种价值是价值位阶(如出现必要限度就是比例原则)。
宪法第三章概括内容
宪法第三章概括了我国的国家机构和权力运行的基本原则和体制安排。
宪法第三章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以及它们所担负的职责和权力范围。
首先,宪法第三章规定了我国的国家权力机构,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全国人民检察院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意志行使立法权、监督权和其他职权。
国务院是国家的最高行政机关,负责国家行政事务的日常运行。
中央军委是我国的最高军事机关,负责国防建设和军队的指导。
全国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负责执行法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其次,宪法第三章明确了这些国家机构的职责和权力范围。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和修改宪法、监督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等。
国务院负责组织实施宪法、法律,管理行政机关和军队,保证国家的正常运行。
中央军委负责领导全军,在党的领导下履行国防职责。
全国人民检察院负责执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最后,在宪法第三章中也明确了这些国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和权力的制约。
各个国家机构之间相互协调,相互监督,不得互相侵犯对方的职权。
各个国家机构都应当依照宪法和法律行使自己的职权,并对自己的工作负责。
总之,宪法第三章为我国的国家机构和权力运行提供了基本框架和制度安排。
这一章的设立确保了国家机构的有序运行和权力的合理行使,为我国的法治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
宪法第三章的内容介绍宪法第三章是中国宪法的基本章节之一,主要涵盖了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在这一章节中,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以及国家对公民权益的保障和监督。
以下是对宪法第三章内容的相关参考内容的介绍。
首先,宪法第三章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
其中,公民享有人身权利,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等。
公民还享有人格尊严权,即受到尊重和保护个人尊严的权利。
此外,公民还具有自由权利,包括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
另外,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有权选择和信仰宗教信仰,同时也有权不信仰宗教。
其次,宪法第三章还规定了公民的政治权利。
其中,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即有权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通过投票来选举和被选举。
公民还有言论和表达权利,有权对国家政策和事务进行评论和表达意见。
此外,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参政权利,包括提出建议、批评和投诉的权利。
公民还有加入政党和社会团体的权利,有权参与社会和政治组织。
宪法第三章还关注公民的社会权利和经济权利。
其中,宪法规定了公民享有劳动权利,即有权选择、改换、终止劳动关系,并获得劳动报酬。
公民还有教育权利,有权接受教育并接受相应培训。
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包括享有社会保险、医疗保障、住房保障等福利权利。
此外,公民还享有文化权利和知识产权权利等。
宪法第三章还明确规定了公民的基本义务。
公民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维护国家的安全和利益。
公民还应当履行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此外,宪法还规定了公民的教育和军事义务,公民应当接受必要的教育和履行国防义务。
总之,宪法第三章内容主要涵盖了中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通过明确规定公民享有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宪法保障了公民的权益,维护了公民的基本人权和社会公正。
这一章节的确立,为中国公民提供了法律保障和依据,推动了社会稳定和公民权益的平等发展。
第三条道路-搜狗百科第三条道路-搜狗百科第三条道路也经常被评论为原有的“带有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民主主义观念,以及社会民主党派为了赢得选举而选择的一种手段。
批评家认为第三条道路理论最终是以劳动阶层和穷人的牺牲来换取大企业的利益和社会福利。
在现实政策中,英国的托尼·布莱尔和德国的格哈特·施罗德是实行这种政策的典型政治家。
无论在东德、东欧或其他地区国家,其结论都是一致的,即人民都希望有一个真正全力为民服务,保护人民,以民为中心的政府。
我们必须留意,这种情况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以欧洲为例,东欧企图避开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社会;西欧则试着躲避一个由市场主导的社会。
所以无论东欧或西欧彼此都在寻求一个最有活力和能力的政府,一个最可以平衡两者,支持人民生活最大福祉的政府。
过去十年的经验里,东欧各国发现虽然拥有了自由思想与舆论,却仍无法压抑或摒弃官僚积习。
这正是“第三条路”主要的讨论问题。
1、在当代是指一种适应科技、经济、社会、阶级和生存环境等各方面全球性变化的“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哲学或理论。
它最早至少可以追溯到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伯恩斯坦那里。
此后经常被社会民主党人和欧洲社会主义者所使用,以显示自己的观点与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差异。
即在传统的左派与右派之间,不放任自流也不像左派过分干预,是中间偏左的一种道路(偏向干预),出现在90年代。
2、第三条道路概括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外其他选择的思想。
它将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另外一种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吸引了来自不同传统——包括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以及近来的后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家。
现代形态的第三条道路是老式的社会民主主义及新自由主义的替代选择。
前者之所以遭到排斥,是因为它嵌入到了国家主义结构中,这种结构难以适应以知识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现代经济;而后者遭到拒绝,是因为它造成了混乱,损害了社会道义基础。
第三条道路的名词解释第三条道路是一个经常被提及和讨论的概念,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和哲学领域。
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左右两派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
它是为了寻求一种超越传统二元对立的新的政策和观点而提出的。
第三条道路最早被提出是在20世纪中期,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地理局势正处于冷战的高度。
传统的政治极端主义,即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分裂了各个国家和社会。
面临着如此紧张的局势,一些学者和政治家开始反思并提出一些全新的政策理念,以解决这些对立的问题。
第三条道路的主要特点是寻求一种在保持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之间达成平衡的政策。
它主张通过结合彼此竞争的意识形态来实现这一目标。
它认为在市场经济和国家干预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是关键,并认为两者都具有优点和局限性。
第三条道路的核心理念是追求可持续的发展和社会和谐。
它强调经济增长不仅仅是追求财富的最终目标,而是应该为社会福祉服务。
与此同时,它也不主张完全取消市场机制,而是鼓励政府在经济中发挥一定的调控作用。
这种调控旨在确保市场公平竞争、促进社会包容性和减少贫富差距。
在实践中,第三条道路的政策取向可以有多种表现形式。
一种常见的方式是通过运用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德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经济自由和社会福利并重,政府在经济运行中起到了重要的角色。
德国的成功证明了第三条道路的政策模式可以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公正的双赢。
第三条道路的理念也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紧密相关。
它主张在经济发展中重视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公正和人类福祉。
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指标。
然而,第三条道路并非没有争议。
批评者认为它的理念过于抽象,缺乏具体可行的政策措施。
他们指出,在实践中,平衡经济和社会发展往往面临困难,且在不同国家和文化环境下的应用也会有所不同。
尽管如此,第三条道路的概念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它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以在不同的观点和利益之间找到平衡点。
宪法解释的“第三条道路”——伊利和德沃金的宪法解释理论之比较王蕾2012-09-21 08:40:24 来源:《北方法学》2011年第3期摘要:美国200余年的制宪、释宪史为宪法解释提供了丰厚的制度土壤,形成了林林总总的宪法解释理论。
贯穿其中的则是宪法解释的合理性与确定性之间的平衡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形成了较为极端的“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之争。
作为对这二者的超越,伊利和德沃金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宪法解释的“第三条道路”,前者可称为宪法解释的“程序”模式,后者则为“原则”模式。
二者自觉地将宪法解释问题与民主观联系起来,从而将宪法解释的方法论推至一个更为丰富与抽象的层次。
关键词:宪法解释;伊利;德沃金一、宪法解释的方法论问题法律体系中存在着立法者无法预知的“缝隙”或“漏洞”,法官却不能因此拒绝审判,“立法者制定法律,司法者据此适用法律”的传统信念由此开始逐渐松动。
在涉及民法、刑法等部门法的司法实践当中,人们经常会求助“体现制定法精神和目的”的抽象规范来填补这种漏洞,试图消解由此产生的司法悖离民主渊源的可能性。
但是,随着宪法的司法适用,这种努力愈发显得力不从心,因为宪法中充满了难以直接适用的抽象目标和原则,这已不是偶然,而是常态。
并且,宪法领域内的“漏洞填补”具有不可纠正性,它无法像普通法律领域内的法官造法那样,可以通过监督机制得到更正。
于是,在宪法解释领域中,寻求稳妥的宪法解释与司法适用的方法和技术,解决传统权力划分框架下早已存在的缝隙和悖离,变得更加紧迫而必要,因为它常以一个更加骇人的面目出现—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
“反多数难题”只是我们所面临的司法裁量空间问题的一个夸张版本。
如果我们承认,司法并非机械地适用法律,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也并非是一个毫无规则可循的“暗箱操作”过程,那么,“司法过程(不同于立法和行政的)独特的专业性特征”就成为法律人必须诚实面对和坦率作答的问题。
如果司法是独特的,它的裁量技术必须有章可循,且不同于立法技术;如果它是有章可循的,它必须回答我们,它的独特“章法”如何与民主政治和谐共处。
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司法权能膨胀的国家,在美国,一切政治问题最终总会转化为法律问题。
[1]在自我确认了立法的违宪审查权之后,最高法院无时无刻不面对“司法僭越立法”的指责。
英国法律人曾不无讽刺地说:“事实上,它们(政治问题)由美国法官在法院里裁决并不意味着在那里它们不能被政治性地解决。
因此,如果贵国的宪法已经使其他地方的法律成为政治,那么,这样做就要冒着使你们的法院政治化的风险。
”[2]或许正是由于这样的警告不绝于耳,司法审查之范围、依据以及方法之类的讨论一直是美国法理学和宪法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美国法律人很清楚,若想有效地维持这项权力,司法权的行使必须有理有据,尤其是要避免法官在审查中以个人的价值偏好“曲解”宪法、否决民意。
这是美国学界在探讨妥当的司法审查方法时必须直面的问题。
简单地说,避免宪法解释的主观任意性,无非是要为其寻找一个客观的依据,这个依据可能是宪法文本,即宪法明示或暗含的规定,也可能是宪法文本之外的规范。
这正是美国宪法理论中的解释主义与非解释主义之争的焦点。
二者的分歧始于这样一个问题,即当无法从宪法文本中直接找到据以判断的依据时,该当如何?前者主张,此时我们应推定合宪,而后者则试图从其他的规范资源中寻求判断的依据。
不难看出,前者不易受到质疑,判决的确定性程度较高,但由于直接违反宪法条款的立法少之又少,这带来了审查有效性降低的缺点;后者使违宪审查更加富有成效,但审查的基础易于受到攻击,且确定性程度较低。
如何扬长避短,找到一条有效性与确定性皆优的路径与方法,一直是美国宪法理论不变的主题。
并且,“宪法解释的妥适方法问题”所及的不仅止于问题本身,它涉及到如何理解法律,它是否是立法者早已制定出来的东西;如何理解民主,他是否是立法者的多数表决方式;如何理解司法的功能,它是否仅仅是适用法律的机构;以及更为根本的,究竟何种价值与信念构成了我们的“自我理解”。
在这个意义上,伊利和德沃金均是这种“第三条道路”的开拓者,尽管二者的理论进路大相径庭,但同样扎实的论证、巧妙的思路、系统而成熟的理论体系使二者在宪法解释领域产生了同样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至今,伊利的程序主义和德沃金的权利论仍然在宪法理论当中占据支配地位,在他们的论述中,法律解释的方法、民主观念、人权、立法与司法的关系……这些无法分割的问题一脉相承、顺理成章且富有内在的逻辑。
二、“第三条道路”的“程序”模式(一)程序与实质两分伊利认为,既然完全诉诸宪法文本的解释主义不可行,非解释主义又无可避免地会使法官成为实际的修宪者,那么唯有另辟蹊径,从“程序”这一较少争议的层面入手,重塑司法审查的基础。
具体来说,司法机关的审查目标应该是监督政治过程(立法机关)是否对所有人都保持了开放,而非越俎代庖地去确认和衡量那些重要的基本价值。
对于伊利来说,价值判断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理性基础,它完全源自于个人的主观偏好,因此,只能通过意志强加而无法通过理性论证。
他奚落说:“正如同道尔教授所说,在将近二十五个世纪之后,那些硕果仅存相信被哲学家皇帝统治的好处的人,几乎都是……一些哲学家。
”[3]因此,对于价值问题的司法审查,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只能是,“我们喜欢罗尔斯,你们喜欢诺齐克,六票对三票,我们赢了,法律无效”。
[4]而且可能更糟糕的结果是,法官个人的价值选择将是精英主义的和不民主的。
既然价值问题不具有任何客观性,无法通过推理和论证得出正确的答案,它自然不适合由法官来处理,法官应该在各种价值选择面前保持中立,各种价值都应得到平等的尊重。
在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里,各种价值主张都能够在民主的程序中获得表达的机会,“这种机制能够确保没有哪一个单一的价值体系能保持其长久的统治地位,因此它有助于维持所有价值的平等”。
[5]当在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内,单一的价值目标必须被选择作为共同体行动的方向指南时,唯有立法机构可以以多数决的方式代表这个国家的人民选择他们意欲实现的价值和目标,允许法官个人以自己的价值判断代替人民的整体选择将具有“反民主”的性质。
因为现代民主国家“无论是在理论上或者是实践上,选举程序均是民主政治的核心机制,没有任何事物最终能够贬抑选举程序这项核心制度的重要性;而经由选举程序所产生的代议机关,掌握有决定政策的权力,这也无疑正是民主政治体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体制的特质之处”。
[6]但是,易于被人们忽视的是,代议机关决定实体价值问题的正当性有一个前提,即代议机关能够真正代表多数选民的意志。
如果代议机制失灵,一部分被孤立的个体在民主的协商程序中永远无法使自己的利益受到和他人一样的考量,始终处于少数和边缘地位,那么,他们事实上已经丧失了民主决策的表决权,就同没有投票权一样。
失灵的民主程序没有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而是将一部分人的价值偏见强加于另一部分人,这个程序所输出的结果也将丧失民主的正当性,它甚至是反民主的。
最高法院在这种状况下推翻立法机构的决定不仅不是反民主的,反而是与民主协调一致的。
因此,伊利认为,程序主义的路径是司法审查权正当行使的基础,增强代议机构的代表性、监督政治程序的运作过程的责任无疑最适合由法院担当,法官是程序专家和政治局外人,比起其他政治官员,更适合对立法进行审查。
对伊利来说,程序主义的路径并非单纯的理论上的空想,而是已然被沃伦法院付诸实践的有效经验。
1938年“卡洛琳内产品公司案”中斯通法官的第四注脚最早昭示了这种选择。
[7]注脚的主体内容表明:这个判决的核心是去探究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是否受到了不当的限制,包括有机会加入足以辨识、调和价值的政治过程,以及有机会分享上述政治过程所达成的价值协议在内。
[8]一方面,言论表达、结社以及选举方面的权利容易受到多数掌权者的不当限制,造成政治变革的渠道堵塞;另一方面,长期处于不利地位的少数群体事实上被“剥夺”了选举权,遭受歧视性的对待。
针对这两类情况,法院应该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政治参与的程序公正。
在伊利看来,沃伦法院在司法审查中所坚持的“以参与为导向、增强代表性”的路径虽然有效地解决了“反多数难题”,避免了“法官处理实体价值问题”的非议,但是,要想牢固确立“程序取向”司法审查方法的支配地位,就不能仅仅停留于“防守”,而必须积极为其寻找更加切实的宪法根基,因为毕竟“司法审查的目的就是解释宪法”。
[9](二)体系性解释伊利的程序主义解释路径建立在其所主张的美国宪法的本质的基础之上。
“美国宪法整体而言,仍然堪称是一部关注结构问题的宪法。
美国宪法素来以其统治程序见长,而不是强调统治的意识形态,美国自己也是个长于程序甚于实体的国家”。
[10]这是一个通过综合考察美国宪法制定的背景理论、具体宪法条文的制定目的、宪法条款之间的联系、立法史料、具体的和抽象的立法意图等因素得出的结论。
总体而言,这些方法并没有超出“宪法文件的控制范围之外”,是一种经过修正的、更为精致的文本主义,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某种主张更为明确的“新文本主义”。
体系性的解释方法强调的不再是字面含义,而是根据具有较高共识性的解释规范加以识别的文字的语境化含义。
因为“不存在脱离语境或脱离文化的文本可以被用作解释的唯一指导”。
[11]法律解释不能脱离特定的文化场域和背景规范,即便以“逐字逐句”解读宪法文本字面含义的方式解释宪法,也免不了要参照那些存在于宪法文本之外的具有广泛共识的背景性知识才能完成解释任务。
因为“虽然每一个宪法条文的射程范围都是有限的,但是,无疑地,每一个宪法条文都要求我们为它们注入未见于宪法文件的内容”。
[12]正如汉德法官所说:“字词并非互不相关地并列着的鹅卵石;它们只拥有一个共同的存在;不仅每个字词的含义相互解释,而且这些字词作为一个整体也从它们被使用的那个环境中汲取意思。
”[13]对伊利来说,体系性解释方法所依赖的文本外资源正是具有高度共识性的“立法机关乃决定实质价值问题的唯一合法机构”的观念。
这种侧重于宪法文件内部结构和整体精神的体系性解释方法超越了原来传统的文本主义,克服了其过于僵化和迂腐的弊病。
伊利认为,“为数不少的宪法条文用语,从文字表面观之,便需要援引条文之外的来源,来补注条文的内涵;但是,这些人仍然认为,用来补充条文内涵的理论,应该从整部宪法文件的一般性思想原则中推导而出,不可以全然跳脱于宪法文件的控制范围之外”。
[14]这里的“一般性思想原则”不是实质的价值原则,而是伊利所谓的“大写的程序”—民主的运作程序。
这种在宪法的整体原则的解读上所固守的“形式主义”取向,是伊利与非解释主义者分道扬镳的重要标志。
而这一点也正是伊利与传统文本主义一脉相承的地方。
对文本主义的坚持源于其中所包含的重要理论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