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刘勰和钟嵘“比兴”观的不同

【论文关键词】刘勰钟嵘楚辞观审美超越【论文摘要】屈原及其开创的楚辞，在中国历史、文学史上有着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获得重大发展，产生了像《文心雕龙》这样“体大而虑周”和《诗品》这样“思深而意远”的不朽巨著，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独特的传统。

而这两部巨著都涉及到对楚辞的评论，他们是如何评论的？本文试从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和钟嵘《诗品》中涉及楚辞作品及作家之处入手，再结合审美活动中审美体验艺术，分析刘勰的楚辞观和钟嵘的楚辞观形成的思想渊源和审美取向。

屈原及其开创的楚辞，在中国历史、文学史上有着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而楚辞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它抒发了诗人强烈的感情、想象的丰富、语言的华美及表现形式的自然等。

钟嵘和刘勰都重视《楚辞》,并形成各自的楚辞观，表现在他们都强调诗歌抒发真情、怨情，都重视诗歌语言的华美和诗歌表现的“自然美”。

此外，还表现在推论诗歌取法对象时《诗》《骚》并提，强调诗人创作时应兼取《诗》《骚》两者之长等。

他们重视《楚辞》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诗歌本质观相同，又都受儒、道两家影响，另外是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在继承传统之同时又有所突破。

一、刘勰的楚辞观。

通过刘勰生平身世的了解和对《文心雕龙·辨骚》文本的解读，我们了解到刘勰的楚辞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肯定屈原的思想人格，认同屈原作品的艺术方式。

1、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无不崇拜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欲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前后，纷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他以这样诗意的笔调赞美了屈原，赞美了楚辞。

在刘勰看来，屈原是完美的，他不但“固已轩翥诗人前后，纷飞辞家之前”，而且“惊才风逸，壮志烟高”。

2、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进行具体分析，不同于汉代班固、王逸等人的评价，他指出楚辞“同于《风》、《雅》”之处：“典诰之体”、“归讽之旨”、“比兴之义”及“忠怨之辞”四个方面。

钟嵘《诗品》文学思想略论作者：房召义来源：《北方文学》2018年第32期摘要：钟嵘《诗品》是五言诗的专论，对五言诗的批评，系统而独到，理论上达到很高的水平。

它对以往的作品做出了视角独特的批评，具有许多独特的观点，诸如源流说，重“雅”，重文采，重风力，反对因人废言，对物感说的发展，重新变，学民歌，以及“直寻”、“自然英旨”等，这些都对以后的诗歌乃至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关键词：雅；文采；风力；新变；因人废言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人。

其生卒年，《梁书》及《南史》本传都没有明确记载。

颍川长社钟氏自东汉末年就是郡的“著姓”（1），但在《梁书·钟嵘传》中，对钟嵘的家世背景只有这么几个字：“晋侍中雅七世孙也。

父蹈，齐中军参军。

”（2）而对其祖父（虽然在《诗品》中提到其从祖齐正员郎钟宪）、曾祖、高祖，史书都没有记载，可以推知，钟嵘应该是出身世族而非大族。

“卫将军王俭领祭酒，颇赏接之。

”（3）王俭是齐代大儒，《南史·王俭传》曰：“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

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

”（4）梁代也很重视儒教，尤其梁武帝。

他撰有《周易大义》21卷，《周易系辞义疏》1卷，《周易讲疏》35卷，《尚书大义》20卷，《毛诗大义》11卷等（5）。

由于钟嵘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所以儒家的诗教观在《诗品》中占有相当的位置，所以他论诗，“雅”是重要的标准之一。

但同时，他又能持发展的观点，对当时文学各方面的特质已经被重视的事实，给予了充分思考。

这些观点，分布在《诗品》的序里，分布在全部有姓名的122位诗人的评论里（《诗品》中谢混出现两次，有名姓的诗人实122位。

）其中钟嵘源流说，重抒情、风力，“直寻”即直抒所见，“自然英旨”即自然精美等观点（6），“风力华彩”的观点，物感说，溯源析流、三品论诗非《诗品》精华之所在的现实，（7）前人已充分论述，兹不再赘述，本文只拟对前人提出但尚未充分论述的几种思想予以梳理。

钟嵘《诗品》钟嵘《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

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

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等小官。

他的《诗品》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以后于今南京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

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

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

淄渑并泛，朱紫相夺。

喧议并起，准的无依”。

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

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

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

”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

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

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

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

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

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

浅析古代文论中“比”与“兴”的差异作者：黄娥来源：《文艺生活·文艺理论》2011年第09期摘要：“比”与“兴”古典文论中两个重要概念。

从古至今，关于比、兴的论述众说纷纭。

本文通过分析历代文论家关于“比”“兴”阐释，进而探讨二者的差异。

关键词：比与兴；比喻；起兴；触动；韵味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019-01赋、比、兴是中国古代文人根据《诗经》经验总结的三种诗法，历代文人对于赋、比、兴的论述层出不群。

尤其是比、兴，由于在诗歌创作中两种手法常常融汇交错，所以在论述时很难将二者截然分开，出现了缠夹不清的现象。

一、“三体三用”说比、兴的论述，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毛诗序》提出“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毛诗正义》提出了“三体三用”说：“然则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非别有篇卷也。

”自此，人们一般认为风、雅、颂是诗歌的三种体裁，赋、比、兴是三种表现手法。

但此观点也受到不少质疑。

二、古代文论中“比”与“兴”的差异赋、比、兴提出以后，历代都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和论述。

（一）汉代汉代对于比、兴的解说有代表性的是郑众和郑玄。

《周礼·春官宗伯·大师》引郑众语曰：“比者，比方于物也。

兴者，托事于物。

”《毛诗正义》解此语曰：“‘比者，比方于物。

’诸言如者，皆比辞也。

又‘兴者，托事于物。

’则兴者，起也。

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

”按照郑众和孔颖达的解说，比，即打比方，兴，重在起兴，烘托气氛，这里“兴”带一点比喻的意思，但又很模糊。

钟嵘诗品读后感钟嵘《诗品》读后感钟嵘的《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

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是一篇概括性的评论文。

如史记记录帝王生平一般《诗品》较为全面的描述了这段时期诗人的整体风貌和思想品质活脱脱像极了当今的诗人素质评价。

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

在钟嵘看来对诗而言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二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

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但在另一方面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

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

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

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等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

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藐视他人的原则错误但事实上前人的影响也确实不容否认。

另外就自身文体而言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

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三是重视诗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

对于其对现实文学的不满主要有：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追求声律的两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钟嵘认为诗歌本来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实感的表现大量堆砌典故的风尚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

浅谈刘勰和钟嵘“比兴”观的不同刘勰《文心雕龙》撰成于南齐末年，比《文心雕龙》晚了十多年。

《文心雕龙》广泛论述了各种文体，但最重诗赋；除《明诗》、《乐府》两篇专论诗歌外，其《时序》、《物色》、《才略》以至《体性》等篇也均以诗赋作家作品为主要评论对象；《诗品》则专评五言诗。

《诗品》内容是否受到《文心雕龙》的影响，不能确知。

但两书写作年代相距甚近，两书作者生活在文学风气相同的齐梁之际，都很重视诗歌艺术，因此其诗论内容，很自然地打上时代的烙印，呈现出不少相同之处；同时在若干具体问题上，也表现出一些差异。

以下就两人“比兴”观的不同，略作比较分析。

刘勰对“比兴”的论述，曾受到《毛传》和《郑笺》牵强附会说诗的影响，如他说过“《关雎》有别，故后妃方德；‘尸鸠’（指《召南·鹊巢》贞一，故夫人象义”(《文心雕龙·比兴》)等等。

但他同时又继承了郑众的见解,并作了进一步的发挥,认为:“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又认为“比”的要求是“写物以附意，□言以切事”。

这就概括了“比兴”作为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

他还指出“诗人比兴，触物圆览”。

即认为“比兴”的思维和手法必须建立在对外部事物观察、感触的基础之上。

这些意见，都是很可取的。

刘勰之后，钟嵘对“赋、比、兴”的论述，有了更多的新内容。

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强调“兴”的特点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应该有诗味或“滋味”（《诗品序》），从而把艺术的特殊的感人作用与艺术的思维表现特点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和对传统的突破。

正是由于这一点，后来一些株守传统观念的人对钟嵘的这一贡献不仅不予承认，而且颇加非议，如说他“解比兴，又与诂训殊乖”（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说得不明不白”（黎锦熙《修辞学·比兴篇》）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钟嵘还正确地指出“赋、比、兴”“三义”各有特点，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对待和运用。

2022届新高考语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冲刺训练（4）1.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题。

材料一：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具象类比的思维传统。

据《周易》载，早在上古伏羲时代，就在天、地、人三才万物之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并根据“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的基本思路，始作“八卦”，初创了中华文明。

《诗经》《楚辞》的创作与批判所遵循的“比兴”之义，便是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具体实践。

后来，“比兴”含义逐渐变化，多转指诗篇命意的讽喻作用和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成为《诗经》学的概念。

《礼记·春官》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随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水准不断提升，比兴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也不断扩展，乃至与传统文化多个支系融成一体，致使“比兴”成为学界难以攻破的“堡垒”。

中国最早解释诗歌章句含义的学者当是东汉时期的王逸，其代表作是《楚辞章句》。

他在《离骚经序》中，对楚辞创作中所采用的比兴隐喻手法作了精辟的论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

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

”在这种比兴理论的基础上，王逸建立了一个“香草美人”的楚辞阐释系统。

这个系统虽然沿用儒家对《楚辞》的研究手法，难免有偏颇之见，但对后世直至今天仍有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刘勰和钟嵘在对比兴内涵的认识上突破了旧说，总结了新经验。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并提出了“拟容取心”原则。

所谓“拟容”，即描绘景物形象，略近乎“取境”；所谓“取心”，即在物象中蕴含作者的感情。

这便是后来“意境”说的萌芽。

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

”这些解释都说明他们更多地认识到了比兴方法所构成的中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的艺术特征。

从刘勰到钟嵘－诗歌观念之变迁刘勰的诗歌主张见于他的《文心雕龙》一书中，钟嵘的诗歌主张见于他的《诗品》一文中。

他们生活的时代相隔不远，文论思想同属于南朝文论范畴，就诗歌方面的主张，大同而小异。

其具体的异同，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论述。

从诗的兴起来讲，在刘勰看来，是因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

诗歌的产生在于时序的变替转换，景物的荣衰动静。

诗人有感于自然界的变幻，因而有感于心，“在心为志，发言为诗”。

钟嵘也强调自然界景物对引起诗兴的影响，“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

但他比刘勰的思想又更进一步，同时也认为社会现象、现实生活也能令诗人诗兴勃发，也许这比自然景物的吸引力更大，更能获得诗人的亲睐，“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

至于楚臣去国，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从这里可以看出，钟嵘继承和发展并且极大丰富了刘勰的“物感说”。

虽然刘勰也论及诗歌要反映现代生活，但是没有钟嵘的具体、细致、系统。

从诗歌的功用方面来讲。

刘勰认为，“诗者，持也，持人性情。

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

从他的这一段话来看，刘勰认为诗歌可以抒发人的性情。

但是又有强调“性情”必须宗经，归于“无邪”，就是要做到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

重要的是，刘勰更强调诗歌的社会教化作用，“顺美匡恶，典来久矣”。

就是要突出诗歌的美刺作用，要尊重诗言志和讽谏的传统功效。

而钟嵘似乎更在乎诗歌抒发人性情的作用。

《诗品》开篇便讲“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

在抒发人们性情方面，他着重强调了抒发“群”和“怨”的情感，“负戈外戍，杀气雄边。

塞客衣单，孀闺泪尽。

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认为诗就是要表现被压迫，被损害的人们的痛苦生活。

同时，也这是这些现象，提供了诗歌蓬勃发展的土壤。

但他又认为通过“群”和“怨”等情感的抒发，便可以“使穷贱易安，幽居糜闻”，达到精神胜利，心理安慰，社会也因而稳定夷泰的局面。

以《文心雕龙》的风格论反观刘勰、钟嵘言说风格的差异同时代的刘勰、钟嵘以其《文心雕龙》、《诗品》标榜史册，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两颗璀璨的巨星。

因这同代之缘，自唐代已有人把二者并提。

纵观刘勰钟嵘的比较研究，差异说也好，对立说也好，大多是深入文本内部，从内容层面对二者的文学观、审美标准等展开分析。

但当我们跳出文本，以《文心雕龙》的风格论反观二者的文学主张，便会发现他们在诸多问题上同具慧眼。

至于《文心雕龙》、《诗品》给予阅读者的不同感受，应主要归因于文体、个性、生活背景等因素造成的言说风格的差异。

一、《文心雕龙》的风格论1、风格与文体《体性》篇把作品风格归纳为典雅、运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八种基本类型。

“八体虽殊，会通合数，得其环中，则辐辏相成，故宜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文之司南，因此道也。

”认为八种风格虽然不同，但自有法则贯通其间，为文之道，应当仿效体制风格，端正创作方向，然后根据个性特点锻炼艺术才能。

这就明确提出了文体风格对作品风格的制约作用。

《定势》篇进一步阐述了各体文章的风格要求，指出作家仿效学习的文体不同，风格亦会不同。

“模经为式者”，自然趋向典雅；“效骚命篇者”，当然趋向艳逸。

只有学养深博的大家才能综合各种风格。

融会贯通。

随时而用。

2、风格与个性中国的文论是在品人的才性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体性》篇即阐述了作品风格与作者个性相统一的观点。

强调了文学创作是人思想情感的外现，作品语言与人的思想感情是内外相符的。

将文坛之所以出现如流云之变幻无穷、似波涛之翻滚不定般千姿百态的作品，是作者不同的“才”、“学”、“气”、“习”所致。

他认为文章辞理的庸俊、事义的浅深与作者的才能、学力相统一。

“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

”(《事类》篇)作品风格的刚柔与作者气质的刚柔也是一致的，正所谓“才力居中。

肇自血气”。

作品风格的雅正淫靡。

也很少与作者习尚的雅俗相反，即“习有雅郑”，“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