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醉驾入刑”的法律分析

同时新交法对酒后驾驶规定了更严厉的处罚措施，在处罚酒驾交通违法行为上，扣分标准将和醉酒驾驶等同。凡驾驶员血液中酒精含量超过20mg/100ml将受到扣12分的处罚。普通人喝一杯啤酒血液浓度已经可以达到这个数值。新交法中就加重了对醉酒驾驶的扣分：饮酒后或者醉酒后驾驶机动车扣12分，酒后驾车此前扣6分。
饮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处暂扣三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罚款;醉酒后驾驶营运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千元罚款。
一年内有前两款规定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行为，被处罚两次以上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驾驶营运机动车。
2．《中华人民共和国刑wk.baidu.com》第一百三十三条
三、醉驾入刑以来所面临的现实困顿
（一）
针对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实施以后，各地严查醉酒驾车行为的情况，5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张军在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对醉酒驾驶者追究刑责应慎重，应与行政处罚注意衔接，各级法院要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的构成条件。5月1日后，各地公安机关已陆续查获了一批醉酒驾驶犯罪嫌疑人，很快将起诉到人民法院。而各地法院具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慎重稳妥，不应仅从文意理解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认为只要达到醉酒标准驾驶机动车的，就一律构成刑事犯罪，要与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相衔接。张军此番言论一出遂引起轩然大波，让一直并未冷清下来的醉驾入刑讨论继续升温。
（1）上一保险年度内，每发生一次饮酒后驾驶交通违法的，被驾驶机动车次年交强险费率上浮10%。
（2）上一保险年度内，每发生一次醉酒后驾驶交通违法的，被驾驶机动车次年交强险费率上浮20%.
交强险费率浮动比例计算公式为：与酒后驾驶违法行为联系的比例=饮酒后驾驶违法行为次数*10%+醉酒后驾驶违法行为次数*20%，累计费率上浮不超过60%。
（二）是维护公民切身利益的有力保障
当今网络技术的发达，为民众表达意愿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平台，也为立法者探寻民意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手段。凤凰网曾就醉驾入刑问题对16341人进行了在线调查，结果显示：“支持的”15042票，占92.1%;“不支持的”1059票，占6.5%;“说不清楚的”240票，占1.5%。这种几乎一边倒的调查结果表明，民众普遍对醉驾行为的“风险”难以容忍，对其社会危害性作出了较重的评价。醉驾入刑体现了立法者对民意的正视。醉驾入刑”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有利于交管工作开展。增设“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驶机动车”、“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交通违法行为纳入刑法,体现了立法部门的用心良苦，是立法顺应民意的结果，同时也表明了立法者对醉驾等严重危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危险驾驶行为毫不容忍的决心，为从根本上解决酒后驾驶、醉酒驾驶提供了法律依据，从而维护公民切身利益。
（二）具体实施
2011年2月2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在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了“危险驾驶罪”，将醉酒驾车、飙车等严重危害群众利益行为定为刑事犯罪，醉驾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随着机动车辆和驾驶人的日益增多，人们的交通安全意识没有跟上，对自己和对他人生命不负责任的行为屡见不鲜，严重道路交通事故的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严重的损害。自2011年5月1日起，备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醉酒驾驶行为由原来的违法行为变成了犯罪行为，整个性质意义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加大了醉酒驾驶的惩罚力度。全社会广泛关注“醉驾入刑”能够真正按质按量予以落实，相关执法人员作为“醉驾入刑”法律的执行者和捍卫者，要切实做到公平、公正、公开执法，要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切实做到落到实处、深入人心。“醉驾入刑”法律法规的出台是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必然要求，是一种法律完善、社会进步的表现，意义深远。
（三）比较分析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下午经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车、飙车等严重危害群众利益行为定为犯罪。其明确规定为：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或者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处拘役，并处罚金。”
二、醉驾入刑的现实意义
今年5月1日起，备受公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正式施行。“醉驾入刑”实施以来,各地均取得了明显的效果，道路交通情况平稳,酒后驾驶交通事故数和死亡人数双双下降。据公安部交管局的统计，5月1日至6月30日，全国共查处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犯罪行为4.5万余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9%，其中，醉酒驾驶机动车8756起，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3.6%。全国因酒后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死亡134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0.2%，其中，因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交通事故死亡105人，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3.1%。
(一)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具体表现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社会管理被纳入更完备的体系性框架之中。2009年底全国政法工作电视电话会议提出“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社会管理创新成为摆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共同课题。推进社会管理创新，首要的是搞好制度建设，完善社会管理的一系列政策和法律法规，建立与构建和谐社会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新格局。之前我国立法对于酒后和醉酒驾驶的处罚力度过轻，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一般的酒后驾车处罚只是暂扣一到三个月的驾照。对于醉酒驾车，也只是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如果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不构成犯罪。1997年《刑法典》规定的交通肇事罪仅限于过失犯罪，一般情况下最高也只能处三年有期徒刑。“醉驾入刑”弥补了以往法律空白的缺陷，确保了有法可依，提升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平台。
对“醉驾入刑”的法律分析
大竹县人民法院王亚玲
今年5月1日起，备受公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驾正式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予以施行。据相关数据显示，“醉驾入刑”以来,全国各地因酒后驾驶导致的交通事故件数和死亡人数双双下降，醉驾状况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由此可见，“醉驾入刑”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其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这一时代命题，弥补了以往法律空白的缺陷，确保了有法可依，提升了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持平台，是维护公民切身利益的有力保障，是培植民众良好交通伦理的助推器。但新法的出台只是前提，执法和司法中诸多制度化细节才是关键，鉴于公检法机关在醉驾入刑问题上出现的分歧，以及具体司法过程中处理醉驾案件所面临的诸多困顿，不少人建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三家共同研究而早日出台“司法解释”。笔者现就“醉驾入刑”的有关法律问题进行初步探析。
以前醉驾案件是否该移交司法审判时大多引用的是以下两条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
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一个月以上三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处十五日以下拘留和暂扣三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同时，我省为了整治醉驾问题，在大力开展道路设卡检查之外,根据公安部、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实行酒后驾驶与机动车交强险费率联系浮动制度的通知》（公通[2010] 8号）要求，四川省公安厅、中国保险监督委员会四川监管局结合本省实际，决定从2010年5月1日起，实施酒后驾驶与机动车交强险费率联系浮动制度：
根据自2010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公安部第111号令《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要加大力度处罚。
在没有通过《刑法修正案(八)》之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醉酒驾车犯罪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的内容：刑法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行为人明知酒后驾车违法、醉酒驾车会危害公共安全，却无视法律醉酒驾车，特别是在肇事后继续驾车冲撞，造成重大伤亡，说明行为人主观上对持续发生的危害结果持放任态度，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对此类醉酒驾车造成重大伤亡的，应依法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刑法未将醉酒驾驶所具有的一般公共危险性单独写入刑法，虽然对“醉驾”予以严厉的行政处罚，但仍不足以起到震慑作用，民众平安出行的诉求没有的到根本的解决。此次《刑法修正案(八)》明确地将醉驾单独定为一项罪名，显示了我国在法律建设方面的进步，让人看到了制度性求解之道。虽然这新法规还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但比以前当做一般违法和行政处罚，有了质的飞跃。
一、醉驾入刑的简要概述
（一）出台背景
据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发展中国家，每33分钟就会有一人死于与饮酒有关的交通事故。在如此高的交通事故中因醉酒驾车导致的事故就占到50%-60%之多。另据我国公安部门公布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至今，我国平均每年发生交通事故超过40万起，每年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达数百亿元，而其中酒后驾驶的案件也从2003年的大约2%、死亡人数大约4%，分别增加到2004年的2.32%和4.37%，到2009年，酒后驾驶的案件增加到4%、死亡人数增加到7%。两项数字一直在上升，其中因酒后驾车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长。数据显示，仅2009年全国查处酒后驾车案件31.3万起，其中醉酒驾驶4.2万起。尽管公安部门不断治理，醉驾和飙车等危险驾驶行为仍屡禁不止。近年来的成都“孙伟铭案”、南京“张明宝案”、广东“黎景全案”等因醉驾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频频曝光，屡屡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尤其是2009年杭州“5.7交通肇事案”更是引发了强烈的社会舆论风波。杭州“5.7交通肇事案”案发后不久，杭州警方表示，将“零容忍”酒后驾车、超速行驶等违法行为。令人意料之外的是，杭州 “整治酒驾”风暴逐渐席卷全国。酒后驾驶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太低，缺乏震慑和惩戒作用，驾驶员心存侥幸。由于刑法具有严厉性和威慑力，有助于加强社会管理的有效性，因此如果醉驾有可能蹲大狱，再有“酒量”和“胆量”的驾驶员在以身试法前也会有所顾忌。在全国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之际，使醉驾入刑更是体现了社会管理创新这一时代命题，因此使醉驾入刑便成为大势所趋。
（三）是培植民众良好交通伦理的助推器
众所周知，我国是有着深厚的酒文化传统的国家，饮酒不仅能够满足人们的口欲，更是一种常见的生活和社交方式。“无宴不喝酒、无酒不成宴”，经过千百年的积淀，这已经成为酒文化的核心。在农耕社会，这种酒文化的弊端或许微乎其微，但在汽车社会，其潜在的风险却肆无忌惮地释放出来，并不断地冲击民众惊恐、脆弱的神经。要彻底扭转这种局面，唯有重塑传统的酒文化。也就是说，当传统的酒文化与现代的交通规则相遇时，要坚持交通规则优先，倡导一种“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的交通伦理，使之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醉驾入刑之前，虽有“严打”醉驾的执法政策，对于重塑民众的酒文化，虽也有一定的功效，但仍有较大局限性。这也是各地恶劣的醉驾等危险驾驶事案屡禁不止、不断见诸报端的原因。这是因为，行政违法和犯罪不仅在处罚力度上存在明显差别，更在于社会评价上性质迥异。在民众看来，行政违法只是一种非常轻微的违法行为，道德非难性程度相当低，远非一些学者所说的类似于国外的“违警罪”。受行政处罚的行为，不仅被处罚者本人不具有羞耻感、负疚感，而且执法机构、一般公众也认为这种行为并不具有悖德性。相反，如果一种行为被认定为犯罪，则无论是行为人、司法机构、普通民众都会认为这种行为具有较高的悖德性。这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严格区分“犯罪”和“违法”的做法在社会评价上带来的一种副效应。鉴于此，在重塑社会的酒文化、培植民众的交通规范意识的过程中，如果借助于刑法特有的刚性和强烈的非难性，充分发挥刑事立法对于规范养成的“倒逼”功能，则无疑有助于提升文化重塑的强度，加快文化重塑的速度，增强交通伦理的韧度。